自20世纪80年代初五凉文学研讨会在武威召开至今，五凉文学的研究日益为学术界所重视，不惟治文学史、文学编年史者，为之增多了篇幅文字，且治五凉历史、五凉文化史者，也对五凉文学，对相关的作家作品倍加关注。但由于研究者切入的角度不同，对涉及的作家作品认识不一，对个别作品的认知评价有较大分歧，今撷取一二，予以评说，以就教于学界同好。
张骏以一方霸主之尊跻身于五凉为数不多的诗人行列，其诗作《薤露行》、《东门行》多为学界关注。但对于《薤露行》一诗，从该诗之作年到创作题旨，大家看法并不一致，甚且观点完全相反。鉴于张骏其人其诗在五凉文化史上的重要地位，有进一步研讨之必要。为了下文论述之便，谨迻录全诗如下：
在晋之二世，皇道昧不明。主暗无良臣，奸乱起朝廷。
七柄失其所，权纲丧典刑。愚猾窃神器，牝鸡又晨鸣。
哲妇逞幽虐，宗祀一朝倾。储君缢新昌，帝执金墉城。
祸衅萌宫掖，胡马动北埛。三方风尘起，猃狁窃上京。
义士扼素腕，感慨怀愤盈。誓心荡众狄，积诚彻昊灵。[1]
关于张骏《薤露行》之作年，据本人寓目之文献资料，大致有三种说法。其一，咸康七年说。此说最早见于《前凉录》。武威县县志编纂办公室编《古诗话凉州》、朱瑜章先生《历代咏河西诗歌选注》均祖述此说。其二，不确指年月，概略为写于东晋说。其说见于韩文奇君载于《甘肃历代诗文词曲鉴赏词典》之赏论文章。其三，曹道衡、刘跃进先生在其所著《南北朝文学编年史》中提出了新的看法，“张骏有《薤露》诗作于是年(晋成帝咸和九年)前后”。咸和九年为公元334年，咸康七年为341年，前后相差有七年之多。曹、刘二位乃治南北朝文学史之专家，《南北朝文学编年史》是继其《南北朝文学史》之后的又一力作。他们引述有关史料为其立论之根据，“又张骏于此时，虽称臣于晋而不奉正朔，犹称建兴二十一年”；“本传又云：‘时骏尽有陇西之地，士马强盛，虽称臣于晋，而不行中兴正朔。舞六佾，建豹尾，所置官僚府寺拟于王者，而微异其名。又州西界三郡置沙州，东界六郡置河州，二府官僚莫不称臣。又于姑臧城南筑城，起谦光殿，画以五色，饰以金玉，穷尽珍巧。殿之四面各起一殿，东曰宜阳青殿，以春三月居之，章服器物皆依方色。南曰朱阳赤殿，夏三月居之。西曰政刑白殿，秋三月居之。北曰玄武黑殿，冬三月居之。其旁皆有直省内官寺署，一同方色’”。[2]之所以不惮辞费，引述上述史料，是因为笔者基本赞同此说。张骏于晋明帝太宁二年(324)承继父祖基业，年方十八岁，至咸和九年前后，正当盛年，经十余年之苦心经营，“时骏尽有陇西之地，士马强盛”，雄心勃勃，仿效魏武，赋诗言志，极为可能。我们之所以如此推论，是因为纵览前凉发展史，张骏、张重华时期是前凉之强盛时期。而张骏在位期间，又以咸和九年前后达到极盛。谨引相关史料以资佐证：
咸和七年，“群僚劝骏称凉王，领秦凉二州牧，署置公卿百官，如魏武晋文故事。”“立子重华为世子”。[3]
咸和八年，贾陵奉东晋诏书，“达凉州，骏受诏”，“上疏称臣，而不奉正朔，犹称建兴二十一年”。[4]
咸和九年，东晋“进骏大将军”，张骏“厉操改节，勤修庶政，总御文武，咸得其用。远近嘉咏，号日‘集贤君’。自骏据凉州，属天下之乱，所在征伐，军无宁岁。之骏，境内渐平。”[5]
咸和十年，用兵西域，“西域并降”。[6]
咸和十一年，前凉尽有陇西之地，士马强盛[7]，有僭越之种种举措，上文已引，此不赘述。但此年张骏上晋帝疏值得我们特别注意。该疏文洋洋洒洒千余言，既有张骏输诚东晋王朝的表白，也有他“宵吟荒漠，痛心长路”的感叹，更有他希望东晋政权理解其光复中原的雄心，给予配合支援，一展他“势极秦陇”的宏愿。此篇疏文可与其《薤露行》相互印证。均为盛时之作。且个人认为其《东门行》也应作与此时。因此，曹道衡、刘跃进认为张骏《薤露行》约作于咸和九年前后的说法是很有见地的。
较之于张骏《薤露行》之作年问题，学术界关于该诗之内容争议更大。我们将其概括为基本否定和完全肯定两类。早在20世纪80年代初，就有一些学者关注五凉文学，发表的代表性论著有赵以武先生的《略论五凉文学》、武守志先生的《五凉文学探颐》、武威县志编纂委员会所编《古诗话凉州》所选篇目题解。其中赵以武多赞许之语，而武守志先生则基本否定。赵先生认为：
《薤露行》以西晋灭亡的历史为材，概括并总结了西晋王朝在内乱外祸中“宗祀一朝倾”的过程及其沉痛教训。抒发了作者愤激难扼的情绪，是一首很好的咏史诗。[8]
该文发表于1985年。此后，赵先生在发表于1989年的《关于五凉文学的评价问题》和出版于同一年的《五凉文化述论》中进一步申述了自己的观点。
武守志先生的《五凉文学探颐》发表于1986年，该文对张骏《薤露行》持否定态度。他认为“前凉张骏的诗，虽比宗钦写得较好，但仍是一种非艺术的生产，是按照政治尺度制造出来的”。武先生具体分析道：
诗以十六句直述晋惠帝时朝政黑暗，八王乱起，晋室倾覆的情形，后四句是表白政治心迹，突出言志。尽管有“扼素腕”式的激动、振奋，但却没有鲜明的“义士”个性和根植于时代生活深处的激情。这与其说是乐府诗，倒不如说是政治韵文，它和东汉末文人模仿乐府民歌而创造的佳作比较，倒退的何止一大步!和较早的文人五言诗班固的《咏史》比较，何止是“质木无文”![9]
20世纪90年代之后，五凉文化史的研讨越来越受到学界的重视，持论亦愈趋平和公允。收录于匡扶先生主编的《甘肃历代诗文词曲鉴赏词典》中韩文奇君所撰关于张骏《薤露行》一诗的赏论文章，是迄今为止评赏此诗最为详尽的文字。韩文认为：
这首诗以挽歌的曲调来写时事，继承民歌“感于哀乐，缘事而发”的传统，简练真实地讲述了西晋二世后的历史事实、国家灾难，慷慨沉郁，苍凉激越，有壮士之风。——其诗颂扬文士，表现出难能可贵的奋发精神，质朴凝重，不同凡响。[10]。
此后，慕容浩在《论十六国时期的五凉文学》一文中，认为张骏《薤露行》“反映的是西晋末晋室昏丧，祸乱起于萧墙，进而五胡乱华，社稷不保，旧都沦丧的一派乱世之象。接着作者抒发欲荡夷狄、复中华，澄清乾坤的志向”。“从内容到语言风格来看，带有建安风骨的精神，仍然属于汉魏传统的延续，但缺乏苍健的气质，显得文弱。”[11]
出版于2007年6月的《历代咏河西诗歌选注》选录了张骏《薤露行》一诗。朱瑜章先生在题解中十分精要地分析了《薤露行》，在长期以来正面评价《薤露行》的著述中具有代表性。其说曰：
张骏的这首《薤露行》，模仿曹操之作，以此题赋晋室覆亡、义士怀愤等重大历史事件，充满志在靖难的壮怀之音，风格明朗刚健，与建安风骨一脉相承。诗可分两部分。前十六句是对西晋王朝覆灭历史过程的回顾，扼要地勾勒了西晋时期宫廷之变、藩王之乱、胡族入侵等重大历史的基本面貌，显示了作者高超的概括力与驾驭诗歌语言的能力。在客观的叙述中，融入作者的主观感情色彩，鲜明地表现了作者对制造祸乱者的抨击和愤激之情。诗的后四句，抒发作者忠于晋室、誓死克复中原的靖难爱国之情。[12]
学术界对张骏《薤露行》之研讨，大要如上。而一阅曹道衡、刘跃进《南北朝文学编年史》，则启人思致。该书言及张诗时说：
《乐府诗集》卷二十六载张骏《薤露》诗，颇以效忠晋室自命，此犹魏武之哀汉室，未必无取而代之之意。至张祚，遂称帝，未始非张骏有以启之也。[13]
限及体制篇幅，《南北朝文学编年史》未对其说细加探讨，但引起笔者研味该诗蕴涵的极大兴趣。
首先，从张骏此诗之诗题及传统挽歌之沿革看，我们认为张骏《薤露》诗当另有蕴涵。综前所述，学术界前此发表之相关文章，不论是肯定还是否定此诗的，都认为此诗之内容乃是“咏史”，甚至有论者将之与班固《咏史》比较，斥之为“何止是质木无文”者，也正由于此，我们的疑问是，如果诗人之意为单纯“咏史”，那么诗题何不径曰《咏史》，而是选择了反映传统哀婉内容的诗题《薤露》呢?
其次，《薤露》、《蒿里》泣丧歌也，源远流长，在春秋战国之时即有，“不自田横始也”，其意“言人命奄息，如薤上之露，易晞灭也。亦谓人死魂魄归于蒿里。至汉武帝时，李延年分为二曲，《薤露》送王公贵人，《蒿里》送士大夫庶人。使挽柩者歌之，亦谓之挽歌”。[14]郭茂倩《乐府诗集》言之甚祥，此不赘述。
但细检《乐府诗集》所收同类24首诗作，内中曹操《薤露》、《蒿里》二诗，均“借古题写时事”，为感时伤怀之作；曹植《薤露》、《惟汉行》二诗则为感叹人生苦短，抒写及时建功立业的抒怀之作；傅玄之诗的内容则吟咏鸿门之会，歌颂樊哙。余下的十九首诗作中，除张骏诗作外，包括陶渊明三首自挽诗，均不离哀婉伤悼之挽歌本义。而张骏之诗，又有明显的学习借鉴曹操之指意。用乐府古题以写时事，曹操张骏之诗一脉相承；从措辞用语上看，曹操《薤露》诗曰，“惟汉廿二世”，张骏诗亦曰“在晋之二世”；曹操《蒿里》诗曰“关东有义士”，张骏诗亦曰“义士扼素腕”。从对曹操之诗字面内容之承袭，可见张骏之志趣所向。此外，详味张骏之诗，其诗作内容叙写西晋之丧亡，自不待言，但指斥抨击之意远过于哀挽伤悼之情，也是显而易见的。
除了诗歌创作之承袭之外，我们说张骏之诗别有蕴涵，从前凉张氏集团时逢世乱，保据河西，称霸一方，待机而动的政权性质，也可略窥一斑。
前凉张氏集团具有保据一方称霸秦陇的政权性质，是不容讳言的。专门研治凉州政治史和五凉文化史的张灿辉和赵向群先生均有专著论述。择其要者，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张轨作为前凉的奠基者，“以时方多难，阴图保据河西，筮之，遇《泰》之《观》，乃投筮喜曰：‘霸者兆也。’于是求为凉州。”[15]尽管赵翼在《廿二史札记》卷3据以批评《晋书》“好采诡谬碎事以广异闻”，但相对理性公允的司马光在《资治通鉴》卷84中仍这样写道：
轨以时方多难，阴有保据河西之志。[16]
张寔以张轨世子继位，在西晋灭亡之际，已在施行保据一方的策略，有两件事可以证明张氏集团对晋室的态度，一是阻止张肃为晋赴难，致使张肃“悲愤而卒”；二是阴拒司马保，致使司马保为部下所杀。史家所谓“寔自恃险远，颇有骄恣”[17]即是据张寔种种实施政治割据措施而言的。
张茂嗣位后，进一步强化家族政治，发展割据事业。一方面他仍然“遥尊晋室”，而另一方面又采用权变策略向强邻刘曜“遣使称藩，献马、牛、羊、珍宝不可胜纪”。“曜拜茂侍中、都督凉、南、北秦；梁、益、巴、汉、陇右、西域杂夷；匈奴诸军事、太师、凉州牧，封凉王，加九锡。”[18]因此，在张骏之前，“遥尊晋室”已是一种政治作秀，是笼络人心的需要；权变外交是一种策略，是巩固政权，发展家族事业之所需。
与之相应的是前凉张氏集团对东晋王朝所授官爵的态度，张灿辉先生《两汉魏晋凉州政治史研究》列举有关史书中所载十一条相关资料对之加以论述，认为“就其所授官爵而言，前凉张氏多以‘冲让’、‘固辞’、‘不拜’而据之，而这一固让并非中国古代‘礼让’风气使然，它是有深刻的社会现实因素的。”[19]所谓社会现实因素即为其保踞一方、称雄秦陇的政治目的。《十六国春秋辑补》卷71的两处记载足以印证这一问题：
永乐三年，九月，晋遣使者侍御史俞归，拜重华侍中、大都督陇右诸军事、大将军、凉州刺史、领护羌校尉、假节西平公。重华以位号未称，怒不受诏。群僚上重华为丞相、凉王、雍秦凉三州牧。
永乐六年……于是康献皇后诏报，遣使进重华为凉州牧……重华方谋为凉州王，不肯受诏。[20]
“以位号未称”，没有达到前凉张氏的心理需求，而不肯受诏，是自张轨以来张氏割据政权的一贯做法。
可以进一步论证此一问题的是，从前凉张氏几代宗主对所奉年号的取舍可见其对东晋王朝的基本态度。张灿辉先生在其著作中列举了相关的十条史料后评说道：
从以上材料看，前凉张氏政权从张轨、张寔、张茂、张骏等主皆从西晋愍帝建兴年号。张祚僭位，曾经短暂自建和平年号，行用不到二年。至玄靓即位，复用建兴年号，前后共计五十八年有余。至张天锡时期，才奉行东晋穆帝升平年号，然东晋升平年号仅有五年，而前凉奉用东晋穆帝年号却从升平五年开始，大约到十五年结束，以后便从东晋简文帝咸安年号。但总共只有十五载。[21]
因此，与其说张骏“有以启”张祚僭伪之心，倒不如说，保踞一方，称霸秦陇乃前凉几位嗣主一贯的政治目标，只是前凉政权发展到张骏时期，方届盛期，在政治举措上加快了建邦命氏的步伐。其继位之初，即利用晋愍帝派来的使臣史淑，指示汜祎和马谟暗示史淑封拜自己为持节大都督、大将军、凉州牧、领护羌都尉、西平公[22]。去除了其父临终之际“官非王命，位由私议”，以致死后只能以平民礼仪入葬的遗憾。待到刑清国富、士马强盛之后，张骏建邦命氏时机已自成熟，333年，群僚劝张骏称凉王，领秦、凉二州牧，“置公卿百官，如魏武晋文故事”，张骏虽推辞了这次劝进，“然境内皆称之为王”；不久，即听从中坚将军朱辑的劝谏立张重华为世子。339年，张骏“立辟雍、明堂以行礼。以世子重华行凉州事”[23]；345年，“始置祭酒、郎中、大夫、舍人等官，官号皆仿天朝，而微变其名，车服旌旗拟于王者。”[24]由此可见，张祚之僭伪，非由骏启之，张骏已实行之矣。
综上所述，从张骏有意效仿曹操为诗，到前凉张氏对待东晋王朝授爵、所奉年号的态度，以及几代潜袭，志在建邦命氏的种种举措，再具体到奠定张氏政权强盛的张骏之种种作为，个人认为，张骏之《薤露行》一诗，别有寄意。检索有关史料令人不能不提的是，张骏之僚属大概也是洞悉了他内心的想法，所以一再将张骏和曹操相提并论。从事刘庆谏止其兵讨辛晏时说“昔周武回戈以须亡殷之期，曹公缓袁氏使自毙，何独殿下以旋兵为耻乎?”333年，群僚劝张骏置百官，“如魏武、晋文故事”，由是而论，不惟其写诗言志，其欲仿效魏武帝曹操的政治意图，群僚皆知。因之曹道衡、刘跃进所谓张骏《薤露》诗，“此犹魏武之哀汉室，未必无取而代之之意”，实在是有识之言。而比较张骏在十六国时期的地位和曹操在建安时期“挟天子以令诸侯”，立国秉钧，纵横天下，无疑有极大之差别，所以张骏仿效曹操为诗，企慕曹氏风采当发自内心，此其一；然细加比较以古题写时事之曹、张的《薤露》诗，内中之差异也引发我们的兴趣。曹操之《薤露》、《蒿里》诗，诗题虽源于挽歌，但均为写感慨时事之代表作。其中，曹操作为一个政治家，其感时哀世，对老百姓在乱世中苦难的哀伤之情，历来为人们关注。其《薤露》诗在叙写东汉末之乱象后，长叹“瞻彼洛城郭，微子为哀伤”，其《蒿里》诗更是在历数伐董卓之役中，人各异志，群雄并起，连年征战，给老百姓带来的巨大灾难：“铠甲生虮虱，万姓以死亡。白骨露于野，千里无鸡鸣。生民百遗一，念之断人肠。”不唯写实，其悲悯情怀，感动人心。而张骏《薤露》一诗，在指斥叙写西晋败亡之后，仅仅抒发了一个“义士”怀愤靖难效诚王朝之心。所以一个是被人称为“乱世之奸雄，治世之能臣”的政治家，一个是称雄一方的霸主，还是有高下之分的。若再细加比较，我们发现曹诗在叙写汉末动乱、群雄并起，人各异心之历史史实对祸乱天下的“贼臣”的指责是愤激的，但对东汉末世帝业荡覆，君王被执、被杀、播越是哀婉的。而张骏《薤露》一诗，则对西晋之二世的祸乱起朝廷之“皇道昧不明”，“主暗无良臣”，“牝鸡又司鸣”，“哲妇逞幽虐”，显言直斥。当然，我们这样说，并不是说张骏之诗这样反映现实有什么不对，但还是从这些诗句中，我们可以洞见，其对于晋王朝之态度，可以见出其雄踞一方的枭雄之心。
泛泛之说，皆为读时贤高论启之，有不妥之处，切望批评指正。
【注释】
[1][14]郭茂倩：《乐府诗集》，中华书局1979年版，第397、396页。
[2][13]曹道衡、刘跃进：《南北朝文学编年史》，人民文学出版社2000年版，第14—15页。
[3][22]房玄龄等：《晋书·张骏传》，中华书局1994年版，第2235—2236、2233页。
[4][5][6][7][20]汤球：《十六国春秋辑补》，齐鲁书社1999年版，第502—503、511—512页。
[8]赵以武：《略论五凉文学》，《兰州学刊》1985年第1期，第79页。
[9]武守志：《五凉文学探颐》，《兰州教育学院学报》1986年第2期，第76—77页。
[10]匡扶：《甘肃历代诗文词曲鉴赏辞典》，敦煌文艺出版社1994年版，第33页。
[11]慕容浩：《论十六国时期的五凉文学》，《语文学刊》2007年第5期，第33页。
[12]朱瑜章：《历代咏河西诗歌选》，中国文史出版社2007年版，第29页。
[15]房玄龄等：《晋书·张轨传》，中华书局1994年版，第2221页。
[16][18][23][24]司马光：《资治通鉴》，中华书局1992年版，第2650、2915、3030、3068页。
[17]房玄龄等：《晋书·张寔传》，中华书局1994年版，第2230页。
[19][21]张灿辉：《两汉魏晋凉州政治史研究》，岳麓书社2006年版，第211、210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