早在西汉王朝统治河西走廊之后，便开始在这片土地上设郡、移民、屯田、修筑边塞，用心经营着这块战略要地。
因河西走廊是汉王朝西部门户的重要战略基地，汉武帝在河西走廊先后设置了武威郡、张掖郡、酒泉郡、敦煌郡。为了进一步把这块战略要地控制在自己手里，武帝实行“移民实边”的政策，将大量的中原人民迁徙到走廊进行屯田，用以增强走廊的实力。这样一来，使河西地区得到大规模地开发。根据张掖黑水国附近和武威乱礅子滩、磨咀子等地发现的大量汉代墓群，曾出土了大量的木简，还有测量天文的木质仪器式盘，铜饰木轺车、木马、木牛以及花纹精致的锦、绢纱、罗、丝织品等文物，充分说明了河西走廊当时的经济是比较发达的。
东汉前期，武威太守任延在郡内“置水官吏，修理沟渠”，有力地促进了农业生产的发展。明帝以后，这种发展的局面遭到破坏，河西陷入了战乱之中。战争破坏了渠道，直接影响了走廊农业生产的发展。后来在凉州刺史兼护羌校尉徐邈、敦煌太守仓慈、敦煌太守皇甫隆的苦心经营下，使战乱后的河西经济逐渐得到了恢复。
一、河西走廊的地理基础
河西走廊，地处黄河以西，东起乌鞘岭，西至甘肃、新疆交界的安西、敦煌一带，整个地区狭长，犹如一条长廊。祁连山是走廊南边的天然屏障，北边从东到西有龙首山、合黎山以及马鬃山构成北山，中间还夹着腾格里和巴丹吉林两个大沙漠。
从地形上看，走廊东面有乌鞘岭，南面有祁连山，整个地带是东南高、西北低，导致走廊内部河流都是由东南向西北流淌，这与我国总体地形西高东低，河流自西向东流的大方向相反。走廊内河道纵横，著名的氐置水(今敦煌党河)、籍端水(今安西、敦煌间疏勒河)、呼蚕水(今酒泉北大河)、羌谷水(今张掖黑河)、谷水(今武威、民勤间石羊河)等五条河流交错回流。祁连山的冰雪融水顺着这些河流滋润着整个河西走廊，使这块干旱的土地充满了无限生机，成为一块宜农宜牧的风水宝地。加上走廊地势平坦，引水灌溉方便。元封以后，西汉朝廷自上而下兴起一股水利热，推动了河西水利灌溉事业的勃兴：“用事者争言水利，朔方、西河、河西、酒泉皆引河及川谷以溉田。”[1]从而使之成为古代以来西北的一个著名的农业区。
河西远离中原，地域辽阔，具有良好的农耕和畜牧条件，又地接西域，成为东西交通咽喉，丝绸之路上的绝大多数贸易都是通过河西走廊来完成其中西交往的。河西走廊之所以成为中西交往的重要通道，也与它自身优越的自然地理条件分不开的。同时，北方蒙古高原上的游牧民族与西南兄弟民族的交往，也是通过河西走廊进行的。因此，具有优越的地理优势。
二、五凉时期的河西经济
1．人口的不断增长。
自西晋后期开始，中原地区陷入了空前的政治动荡之中，致使“百姓饥馑，白骨敝野，百无一存”[2]。“及惠帝之后，政教陵夷。至于永嘉，丧乱弥甚。雍州以东，人多饥乏，更相鬻卖，奔迸流移，不可胜数。幽、并、司、翼、秦、雍六州大蝗，草木及牛马毛皆尽。又大疾疫，兼以饥馑，百姓又为寇贼所杀，流尸满河，白骨敝野”[3]。而河西远离中原，中原战乱与灾荒不易波及，社会环境相对稳定，因此“中州避乱来者，日月相继”[1]。与此同时，西晋秦雍一带的败兵，也大量溃散到河西境内。据记载，太兴三年(320年)刘曜攻陇右，驻在上邽一带的西晋南阳王司马保所部溃败，“其众散奔凉州者万余人”[5]。在前秦时期，也有大规模的移民。“初，苻坚建元之末，徙江汉之人万余户于敦煌。中州之人有田畴不辟者，亦徙七千余户”[6]。面对如此庞大的人口迁徙，前凉张轨和西凉李暠设置了侨郡县以安置流民。张轨设立了武兴郡(在今甘肃武威西北)，后又分西平郡设立了晋兴郡(今青海西宁东)。张寔时，分金城郡设立了广武郡(在今甘肃永登县东南)。张骏以后，又有建康郡(在今甘肃高台县骆驼城)、祁连郡(在今甘肃张掖县西南)、湟河郡(在今青海西宁东南)、临松郡(在今张掖县南)等。尽管如此，前凉中期的武威郡还是出现了土地问题，以致张骏与群僚商讨改造戈壁，增加垦田。
五凉时期河西人口稠密。439年，北魏灭北凉时，“仅姑臧一城，就收得户口二十万”[7]。而东汉时，武威郡全郡仅有户一万零四十三，总人口为三万四千二百一十六[8]。就连小小的临松郡，440年沮渠无讳收集宗族也“得四万户”[9]。
前凉时，许多官僚携家眷投靠张轨。如陈留江琼，原任晋冯翊太守，“永嘉大乱，琼弃官西投张轨，子孙因居凉土”[10]。又如杜翼，“京兆杜陵人也。高祖预，晋征南将军；曾祖耽，避地河西，因任张氏。”[11]杜预是西晋著名的政治家、军事家、文学家和学者。因其博学多才，尤善谋略，故有“杜武库”之称[12]。在晋灭吴统一中国的战争中功勋卓著，是一位曾影响中国历史发展进程的名人，像杜预这样的家庭，无论其族姓阀阅的高贵，还是官爵势力的显赫，抑或是文韬武略的成就，在西晋朝野都属一流。官僚的入迁，不仅带来了他们的万贯家财，还将中原的先进生产技术及管理技术科学文化也带入西北，这无疑对前西凉的社会政治、经济起到了极大的推动作用。
西凉时，由于敦煌有良好的地理环境，人口也一直比较兴旺。据《十六国春秋辑补·西凉录》载：“苻坚建元之末，徙江汉之人万余户于敦煌，中州之人有田畴不辟者，亦徙七千余户。郭黁之寇武威，武威、张掖以东人西奔敦煌、晋昌者数千户。”仅十几年间，迁入敦煌的外地居民就有二万余户再加上敦煌原有的居民，那应该是一个很大的数字，所以李暠也说敦煌“郡大众殷”，“实是名邦”[13]。
西凉有组织地安置大量侨民在敦煌，晋昌一带，对开发边疆，活跃东西贸易有积极意义。后又迁徙移民到酒泉，使酒泉一带的人口大大增加，使这里的经济文化也繁荣起来，也使劳动力资源布局趋于均衡合理。
南凉在短短的十八年中，见于记载的掠迁人户就达十次之多：400年，傉檀掳后凉姑臧城周围各族八千余户而归[14]。401年，利鹿孤与吕隆战，破之，徙后凉二千户而归[15]。401年，蒙逊许以子挐为质，利鹿孤还其所掠北凉万岁临松民户六千余户[16]。402年，傉檀克后凉昌松徙后凉显美丽靬民户二千余家而归之[17]。402年，傉檀援后凉，至昌松，蒙逊退兵，掠后凉凉泽段冢民户五百余家而归[18]。402年，傉檀攻魏安焦朗，朗降，徙其民于乐都[19]。406年，傉檀据姑臧后，袭西平，湟河羌，徙三万余户于武兴、番禾、武威、昌松四郡。[20]409年，傉檀遣左将军枯木击北凉，掠北凉临松民户千余家而还[21]。411年，蒙逊围乐都，傉檀遣将袭番禾、徙户三千余家至西平[22]。411年，傉檀掠北凉番禾、苕民户五千余户，于途中为北凉所败[23]。由上述可见，南凉通过战争掠迁人口的次数及人数都是相当大的，这对南凉的经济无疑是有益的。
在古代，人口的增减是社会发展的一个重要标志。因此，五凉诸政权中，人口的多寡对其经济的发展起了很重要的作用。
2．发达的农业。
河西远离中原，地域辽阔，具有良好的农业和畜牧业条件，又地接西域，为东西交通咽喉，早在西汉以后，经济自给自足的能力就已经很强了。窦融曾讲“河西殷富，带河为固”，“一旦缓急，杜绝河津，足以自守”[24]。五凉时期，河西与内地交通基本中断，这足以说明河西自给自足经济实力的强大。
从前凉和西凉大量安置中原流民以及溃军的实力来看，五凉时期的农业是很发达的。面对如此庞大的移民队伍，首先要解决的是粮食问题。在起初的几年内政府要供给衣食，由消费者变为生产者，这需要一个过程，在此期间，如果没有很强大的农业作基础，是无法养活这么多移民的。前凉和西凉不但接收而且妥善安置了这些移民，说明当时的经济实力还是相当强大的。同时，中原流民大量迁徙到河西，对河西的经济开发，带来了积极的影响。随着人口的骤增，劳动力在不断加强，社会消费也在不断增长，从而促进了经济的不断向前发展。
前凉时，为了提高地域内人力资源和土地资源的利用率，增强每户的实物资料的自给能力，张轨实行“课农桑”举措。按照今天的话讲就是政府将垦荒及耕种两个责任目标依照劳动者的性别及劳动力状况进行分解，责任到人。劳动者只要按自己所耕种的土地多少交纳租税，其余所剩皆归己有。这样一来，在很大程度上提高了劳动者的生产积极性。“课农桑”举措不仅符合自然经济内部运行规律，还与当时河西实际情况相符合；不仅给诸凉政权提供了大量的军事和行政机构急需的财政经费供给，也促进了社会经济的发展。因此，前凉时的“劝课农桑”成为整个五凉时期一贯性的经济措施。南凉还设了像成公绪那样的大司农官，以便“劝课农桑”。
后凉吕光时，不重视农业生产，以致后凉政权始终存在着经济上的极大困难。387年，姑臧发生严重饥荒，“谷价踊贵，斗直五百，人相食，死者太半”[25]。
西凉李暠除由国家出面组织大规模屯田外，还鼓励百姓进行农耕，发展生产。据《晋书·李玄盛传》云：“玄盛既迁酒泉，乃敦劝稼樯”；又云：“群僚以年谷频登，百姓乐业，请勒铭酒泉”，于是“刻石颂德”，表现了一幅经济繁荣的兴旺景象。
1977年发掘的酒泉丁家闸五号墓，据一些研究者认为，很可能就是西凉的墓葬。墓中壁画表现出一幅繁荣的生产画面：农、牧、林、桑等兴旺发达，五谷丰登，坞壁，园林相望。还有屯田放牧的场面，这同史书中所记的李暠“慎刑重农，勤恤民隐”，“故年谷频熟，百姓乐业”[26]相吻合。
南凉秃发乌孤采取了“养民务农，修结邻好”[27]的政策。南凉时，整个社会处于混乱状态。这一政策的实行与利鹿孤时大将勿说的用晋人“劝课农桑”，“我则习战法”是一致的。在南凉与诸政权的不断混战中，河西水利失修，农业生产遭到极大的破坏。尽管南凉通过徙民掠户来维持境内农业生产，但这并不能从根本上解决农业问题。被强制迁徙来的晋民并不能安心生产，一有机会就逃离而去，从而也阻碍了南凉经济的发展。
北凉沮渠蒙逊下诏劝课农桑。他在诏书中说：“戎车屡动，干戈末戢，农失三时之业，百姓户不粒粮。可蠲省百徭，专功南亩，明设科条，务尽地利”[28]。根据地1975年在吐鲁番哈喇和卓古墓群中发现的一件《兵曹下八幢符为屯兵值夜守水事》[29]文书可见，北凉曾经实行过军屯制度。又据永安二年(402)，姑臧饥荒，北凉一次就送粮食万余斛“以振饥人”[30]。在同西秦战争中，北凉世子兴国被捉，蒙逊曾派人送谷三十万斛到西秦，欲赎回兴国[31]。当时北凉能拿出这么多粮食，可见其农业生产还是比较发达的。
五凉政权中，除后凉和南凉在农业经济中发展滞后外，其他政权都很重视农业生产，从而推动了整个社会经济的向前发展。
五凉时，河西粮食品种很丰富。粮食品种有大麦、小麦、谷、豆类等。“卢水麦”是麦类中的优良品种。此外，蔬菜瓜果等产量也很大。武威和敦煌的瓜，敦煌的李广杏，高昌一带的葡萄，张掖和酒泉的柰等优良水果品种，均已闻名于世[32]。
尽管五凉时期也有饥馑发生，但多半是由于战争而围困城池或有意摧毁对方农田、抢夺农田中已成熟的粮食所造成的。当然也不排除因水、旱、风、霜、地震等自然灾害造成的局部地区农田受损。但总体上讲，当时的农业经济是强大的。
3．畜牧业的兴旺。
五凉时期的畜牧业，在生产规模和产品数量上，都超过了汉代。
五凉时期，除湟中到敦煌的整个祁连山麓的连绵数千里之地仍是主要牧场外，又在今张掖与山丹一带设立官牧场，进行驻牧，又设行政机构加以管理和保护。西平为南凉的牧业基地。武威以东至黄河以西的牧场资源也得到利用。早在汉武帝开发河西起，“自朔方以西至令居，往往通渠”[33]。因此，这里的生态条件很好，北凉在这里放养了大量牲畜，致使北魏军队刚渡河便“获河西畜产二十余万”。北凉时，太武帝拓跋焘目睹姑臧城外水草丰饶，非常兴奋，给他儿子写信说：“姑臧城西门外，涌泉合于城北，其大如河。自余沟渠流入漠中，其间乃无燥地。”南凉时，居于敦煌以南至吐谷浑以北的乙弗部，畜牧业经济尤为发达。河西以外的一些强大的畜牧民族，也不时游牧到河西境内，在弱水至居延一带进行放牧。总之，五凉诸政权高度重视畜牧业生产，他们挖掘牧场潜力，大力增强畜牧业生产，进一步发展了河西畜牧业经济的优势。
五凉时期，除了发展自身的畜牧业经济以外，还通过战争掳获大量驼、马、牛、羊等牲畜。如：
前凉永乐二年(347)，谢艾出征：“讨叛虏斯骨真万余落，破之”，“获牛羊十余万头”[34]。西秦更始三年(411)，乞伏炽磐攻南凉：“济河，败傉檀太子武台(虎台)于岭南，获牛马十余万而还”[35]。
南凉嘉平六年(413)，北凉攻南凉：“蒙逊侵西平，徙户掠牛马而还”[36]。南凉嘉平七年(414)，南凉掠鲜卑小种：“傉檀乃率骑七千袭乙弗，大破之，获牛马羊四十余万”[37]。
西秦永康六年(417)，河西鲜卑乙弗部降西秦，西秦主乞伏炽磐“税其部戎马六万匹”[38]，仅税就达六万匹，可想当时乙弗部的畜牧业规模有多大了。
五凉政权中除前凉和西凉为汉族人建立以外，后凉为氐人所建，北凉由卢水胡所建，南凉为鲜卑人所建。各少数民族的优势就在于畜牧业，所以五凉时期的畜牧业兴旺也就在情理之中了。
畜牧业的兴旺，不仅为五凉诸政权提供了优良的装备，同时，在西晋时凉州把大量马匹送入洛阳，后凉州骑兵远赴晋难，获“凉州大马，横行天下”的美誉。
由畜牧业的兴旺带动起来的手工业如毡毯制造、纺织等，也达到了相应水平。外加河西盐业资源丰富，冶铁和铸铜业都达到了自给自足。当然，这也与河西独特的地理位置、气候、产业以及多民族聚居有很大关系。
4．恢复货币流通，发展商业贸易。
自西汉末年开始，中国社会逐渐进入了自然经济占统治地位的时期。由于战乱与灾荒的影响；王莽改制，使货币制度更加紊乱；董卓又“坏五铢钱”，致使曹魏黄初二年(221)，政府最终下令停止五铢钱的行用。从此开始了“百姓以谷帛为市”[39]的时代。而河西地区却例外。因河西远离中原，在社会政治与经济总体背景与中原相同的情况下，也存在着自己地域的特殊性。从地理位置上讲，河西处于东西方商业贸易的枢纽和咽喉地段，“以谷帛为市”不适合商贸的基本要求。从居住民族方面讲，这里是多民族聚居地区，各民族之间的经济交往频繁，“以谷帛为市”很难具有公平性。
西晋初期，河西商品货币经济完全进入萧条，直到建兴元年(313)，河西才恢复了货币流通。在河西地区恢复货币流通与此前的河西社会安定商业发达，民间贮藏的货币数量十分庞大，一些官僚和诸姓人家，藏钱往往以数十万计有密切关系。同时，河西金、银、铜的贮藏量也很大。因此，索辅建议张轨“今中州虽乱，此方安全。宜复五铢，以济通变之会”[40]。“轨纳之。立制准布用钱”。[41]就是说将缣布的购买力折算为五铢钱，用钱代替缣布来作为交换媒介。于是“钱逐大行，人赖其利”[42]。
在武威发现的凉造新泉，有些专家认为其为前凉张轨所铸，有的则认为系北凉沮渠蒙逊所铸。无论其为张轨所铸，还是沮渠蒙逊所铸，其为五凉时期钱币是无疑的。
张轨恢复货币经济，使河西市场大门对外打开。五铢钱作为前凉的法定货币，在东起陇西，西到西域的广大地域内流通。货币经济的流通，结束了这里自然经济完全占统治地位的局面，使河西诸城的经济地位也日见突出。商品货币经济的活跃使姑臧，敦煌等城市发挥了更大的作用。作为河西商业的中心，它们沟通了东西经济联系，发展了东西商品贸易。尤其是姑臧，很快成为西域商人和使者常来常往的地方。西域诸国也多次到这里通贡，贡献汗血马、火浣布、封牛、孔雀、巨象及诸珍异二百余品。后凉吕篡时，胡人安据盗发张骏墓，“得真珠麓、琉璃、白玉樽、紫玉笛、珊瑚鞭、玛瑙钟，水陆珍奇不可胜纪”[43]。
西晋时，姑臧还驻有来自中亚的粟特国的大型商团。他们以姑臧、酒泉、敦煌为据点，销售他们的毛麻纺织品、毛毡(毯)、香料等，收购麝香、丝绸等中国商品。其规模大、经济实力雄厚，并拥有自己的武装[44]。
货币经济的恢复和发展，使河西经济呈现出繁荣态势，商业贸易出现新的活跃。西域的黄金也大量流入河西。
从以上人口资源、农业、畜牧业、货币经济等各方面综合情况来看，五凉时期河西的经济自给自足能力是相当大的。作为五凉诸政权赖以存在的物质基础，它也为各政权推行其施政纲领提供了依据。同时也使河西诸城的经济地位日见突出。它们利用便利的交通网络，沟通了中西经济联系，同时也不断发展壮大了自己的实力，推动了河西地区内部经济结构及布局进一步趋于合理，也给后来的北朝以及各朝确定西部经济战略目标提供了依据，为以后隋唐盛世奠定了基础。
【注释】
[1]班固撰，颜师古注：《汉书·沟洫志》，中华书局1960年版，第1684页。
[2]房玄龄等：《晋书·贾疋传》，中华书局1974年版，第1652页。
[3][39]房玄龄等：《晋书·食货志》，中华书局1971年版，第779、782页。
[4][40][41][42]房玄龄等：《晋书·张轨传》，中华书局1974年版，第2221、2226、2226、2226页。
[5]房玄龄等；《晋书·张寔传》，中华书局1974年版，第2226页。
[6][13]房玄龄等：《晋书·凉武昭王李玄盛传》，中华书局1974年版，第2257、2262页。
[7]魏收：《魏书·世祖纪》，中华书局1974年版，第69页。
[8]范晔：《后汉书·郡国志·郡国五》，中华书局1965年版，第3520页。
[9]沈约：《宋书·氐胡传》，中华书局1974年版，第2403页。
[10][11]魏收：《魏书·术艺传》，中华书局1974年版，第1943、1944页。
[12]房玄龄等：《晋书·杜预传》，中华书局1974年版，第1025页。
[14][17][18][20][21][22][23]房玄龄等：《晋书·秃发利鹿孤载记》，中华书局1974年版，第3144、3144、3145、3145、3145、3147、3147页。
[15][16][19][31]司马光：《资治通鉴》，中华书局1956年版，第2650，2651、2661，3798页。
[24]范晔：《后汉书·窦融传》，中华书局1965年版，第795页。
[25]房玄龄等：《晋书·吕光载记》，中华书局1974年版，第3053页。
[26]房玄龄等：《晋书·国传十·西凉李氏》，中华书局1974年版，第2257页。
[27]汤球：《十六国春秋辑补·南凉录》，齐鲁书社2000年版，第609页。
[28]房玄龄等：《晋书·沮渠蒙逊载记》，中华书局1974年版，第3189页。
[29]中国文物研究所等编：《吐鲁番出土文书》，文物出版社1992年版。
[30]房玄龄等：《晋书·吕隆载记》，中华书局1974年版，第3069页。
[32]贾思勰：《齐民要术》，转引自张力仁；《文化交流与空间整合——河西走廊文化地理研究》，科学出版社2006年版，第49页。
[33]班固撰，颜师古注：《汉书·匈奴传》，中华书局1962年版，第3743页。
[34]房玄龄等：《晋书·张重华传》，中华书局1974年版，第2240页。
[35]房玄龄等：《晋书·乞伏乾归载记》，中华书局1974年版，第3116页。
[36][37]房玄龄等：《晋书·秃发傉檀载记》，中华书局1974年版，第3154、3155页。
[38]汤球：《十六国春秋辑补·西秦录》，齐鲁书社2000年版，第600页。
[43]房玄龄等：《晋书·吕篡记》，中华书局1974年版，第3064页。
[44]陈国灿：《魏晋至隋唐河西人的聚居与火祆教》，《西北民族研究》1988年第1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