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辑录

怆怀非外至,沉郁自中肠[1]——李益边塞诗试析

作者: 林春香(福建师范大学文学院)


  李益(748—829)字君虞,陇西姑臧(今甘肃武威)人,代宗大历四年(769)登进士第,授郑县(今陕西华县)尉。久不升迁,遂弃职浪游幽州及河朔一带近20年,给其诗歌创作开拓了新的领域。李益现存诗174首,其中边塞诗约50首,占其全部诗作的三分之一弱,中唐特定的社会现实和长期身临其境的边塞体验,使得李益边塞诗颇具特色。
  一
  边塞是展现国力盛衰的一面镜子。早在初唐,即有不少诗作表现赴边报国之心,透露出积极向上的健康气息。至盛唐,物质基础不断坚实,国力不断强盛,民族自信心逐渐增强,同时,开国以来文人因从征入幕而跻身公侯、边帅自边塞入相的事例,“开元中,天子有吞四夷之志”[2]等现实,大大激发了诗人们驰骋疆场建功立业的热情及对边塞的浪漫想象。虽说除了高适、岑参等人外,大部分边塞诗人并没真正去过边地,但这并不影响他们受时风感染,借用间接经验抒发自己的慷慨意气和功名之心。与此相对应,以描写边塞风光、反映边疆战争、生活等题材的边塞诗蓬勃发展,经过高适、岑参、王昌龄等人的努力,成了盛唐气象的一道亮丽风景线。他们夸耀唐军强大的阵容和声威:“燕台一望客心惊,箫鼓喧喧汉将营。万里寒光生积雪,三边曙色动危旌。”(祖咏的《望蓟门》);他们歌咏侠少的勇敢和浪漫:“偏坐金鞍调白羽,纷纷射杀五单于”、“孰知不向边庭苦,纵死犹闻侠骨香。”(王维《少年行》);时代赋予的强烈自信和激情,使得他们一边快意享受,一边视死如归;在他们眼里,边塞苦寒也变得灿若春光:“忽如一夜春风来,千树万树梨花开。”(岑参《白雪歌送武判官归京》)。他们前所未有的关心时局、朝政,诗歌中时常结合实际,评论边事,针砭时弊,或抨击、或指责,充满了指点江山激扬文字的意气。
  但是八年的安史之乱打破了原有的好梦,之后肃宗又错误地将河北诸地授予安禄山的部将田承嗣,最终导致了藩镇割据局面。他们“擅署吏,以赋税自私,不朝献于廷。效战国,肱髀相依,以土地传子孙。”[3]基本上成为与朝廷离异的政治势力,有的甚至成了对朝廷的威胁。盛唐那种激昂浪漫的激情与理想色彩渐渐褪去,冷峻的现实随之浮现在人们面前。求仕文人依附藩镇不再是人仕捷径,还很可能会有政治嫌疑。李益本人即有此经历,“右唐李益……负才籍士,众不能堪暴。其《献刘济》诗‘不上望京楼’之句,以涉怨望,诏降秩,俄复旧。”[4]
  青年李益处在唐代由盛而衰的历程中,以为繁华还在身边,激情飞扬地尽情抒写其慷慨从戎的昂扬心态:“伏波惟愿裹尸还,定远何须生入关。莫遣只轮归海窟,仍留一箭定天山。”(《塞下曲》);“边头射雕将,走马出中军。远见平原上,翻身向暮云。”(《观骑射》);“腰悬锦带佩吴钩,走马曾防玉塞秋。莫笑关西将家子,只将诗思入凉州。”(《边思》);“身承汉飞将,束发即言兵。侠少何相问,从来事不平。黄山断朔吹,白雪拥沙城。幸应边书募,横戈会取名。”(《赴邠宁留别》)。或抒发文武全才报国立功的壮志,或刻画边塞将士的飒爽英姿,或自言非凡身世,或勉励友人建功边庭,满口豪侠气,视取功名易如反掌。李益此类诗约10首,占其诗歌的五分之一,这些诗歌没有非常具体的时间、地点,场景,不重生活实景的细节描述,而多以提炼典型的方式,以虚括手法表现气概、抒发情怀,多以气势取胜,少了亲见亲闻的生活热度以及反映现实的深度和厚度。李益成就不在于此,而在于其长期在边塞生活后对边塞环境的细心观察,对戍卒心理的深刻把握及对战争本身的拷问。
  李益“从军十八载,五在兵间”(李益《从军诗序》),恶劣的边塞环境、凄凉的边塞现实及长期沉沦的坎坷身世,使得他心境渐与广大戍卒感同身受,对长期戍边士卒的厌战情绪和归家愿望有切身体会,从而以更加写实的笔触刻画出边地的苦寒恶劣,以逼真的心理传达出征人面对归期无望的复杂情绪。如:“有日云长惨,无风沙自惊。”(《登长城》),日光常惨淡,沙尘自惊移,不仅写出了现实环境的恶劣,亦折射出诗人身不自安的心境。再如:“莫言塞北无春到,纵有春来何处知。”(《度破讷沙》之二),相对于“羌笛何须怨杨柳,春风不度玉门关。”(王之涣《凉州词》)的大度豁达,愤懑之情溢于言表,而此种心情显然更接近于长期戍边的真实心境。李益对朝廷无能的现实极度不满:“边城已在虏城中,烽火南飞入汉官。汉庭议事先黄老,麟阁何人定战功。”(《赴渭北宿石泉驿南望黄堆峰》);对日趋险恶边境现状担忧:“几处吹笳明月夜,何人倚剑白云天。”(《过五原胡儿饮马泉》);对无休无止的战争的厌恶:“古来征战虏不尽,今日还复天兵来。”(《塞下曲》);对于戍卒的辛苦深表同情:“胡风冻合鸊鹈泉,牧马千群逐暖川。塞外征行无尽日,年年移帐雪中天。”(《暖川》),同是冬日,人的待遇尚且不如马,戍卒之苦可想而知。
  自有战争,就有边愁乡思,早在《诗经》中就有“我徂东山,慆慆不归”(《豳风·东山》)之叹,至唐玄宗时期,始改府兵制为募兵制,兵农分离,兵成为一种专门的职业,同时,在边镇设立长征兵制度,士兵服役的期限被大大延长,思乡之作逐渐增多。如:“故园东望路漫漫,双袖龙钟泪不干。马上相逢无纸笔,凭君传语报平安。”(岑参《逢入京使》),漫漫长途奔波中,忽然遇见入京使匆匆归京,一霎间唤起作者对故乡、对亲人的深切想念,忍不住殷切拜托入京使传语报平安;又:“烽火城西白尺楼,黄昏独坐海风秋。更吹羌笛关山月,无那金闺万里愁。”(王昌龄《从军行七首》其一)高楼独坐时,海风吹拂中,望着山头的月亮,听着悲凉的羌笛声,乡愁就一丝一缕被牵扯出来、荡漾开去,漾到了万里之外的闺房里。
  进入中唐,国力衰弱,边患不息,严酷的自然环境,戍边的孤独凄苦,战争造成的死伤,归期无望的现实,使得士卒们思亲念友之情更强烈,而归期无望的现实使他们备感迷茫、凄苦、无奈甚至绝望。他们的思乡之情不再像盛唐时代那种触景生情有感而发,而是无时无刻无休无止地存在着。李益身处其中,对“仍闻旧兵老,尚在乌兰戍”(《五城道中》)的老兵无限同情,又为“未知朔方道,何年罢兵赋”《五城道中》)而沉重叹息。其边塞诗作重以心理、动作描写,表现连年征战后、藩镇割据时戍边士卒心灵中所留阴影及思乡、厌战情绪的渲染。如:“今朝望乡客,不饮北流泉。”(《军次阳城烽舍北流泉》)看似无理的执拗心理,透露出客子无尽的思乡之念;又如:“回乐烽前沙似雪,受降城外月如霜。不知何处吹芦管,一夜征人尽望乡。”(《夜上受降城闻笛》);“天山雪后海风寒,横笛偏吹行路难。碛里征人三十万,一时回首月中看。”(《从军北征》);“边霜昨夜堕关榆,吹角当城汉月孤。无限塞鸿飞不度,秋风卷入小单于。”(《听晓角》)。他们在笛声里,在月夜中,在北飞雁前,思亲,惆怅;他们对归乡的盼望从昨夜星辰中延续到第二天的早上;他们不仅无望,还隐含了前路不知在何方的迷茫,诗歌弥漫出国势衰微的现实和衰飒的时代气息,因而颇受时人欢迎。唐李肇即云:“李益……有《征人歌且行》一篇,好事者画为图障。又有云:‘回乐峰前沙似雪,受降城外月如霜。不知何处吹芦管,一夜征人尽望乡。’天下亦唱为乐曲。”[5]
  综上所述,李益边塞诗从不同角度“写征戍之情,览关山之胜,极辛苦之状。”[6]虽不乏慷慨激昂的盛唐余绪,但真正代表李益诗歌特色的是其以写实手法对边塞苦寒的现实描绘,对长期戍边士卒内心观照的深度表现。
  二
  盛唐时代,诗人们笔下所描绘的边塞景色是十分阔大壮美的,“大漠孤烟直,长河落日圆。”(王维《使至塞上》),“忽如一夜春风来,千树万树梨花开。”(岑参《白雪歌送武判官归京》),“秋草马蹄轻,角弓持弦急。”(王昌龄《从军行二首》),大漠、长烟、长河、圆日气象恢弘,飞雪如梨花盛开,马蹄踏在秋草上轻快得似乎要凌风飞起,这是多么令人舒心的景象!
  但到中唐,情况发生了显著变化。政治的腐败,国力的衰落,战争的败多胜少,战争带给人们的痛苦和灾难,使得诗人们再也焕发不出盛唐那样豪迈奔放的诗情,高昂明快的歌唱被压抑、凄苦的低吟所取代,表现出一种落寞孤寂、哀怨凄苦的情感,这在李益笔下有集中体现,其边塞诗歌多数表现得缠绵悱恻,哀婉动人,具有明显的个性特征。
  1.偏爱以一些具有强烈感情色彩的形容词传递心中情感。其中“寒”、“暗”、“孤”三个形容词使用频率极高,不断强化其诗歌意境的凄冷、悲凉气氛。如“陇月暗悠悠”(《观回军三韵》)、“空山月暗闻鼙鼓”(《从军夜次六胡北饮马磨剑石为祝殇辞》)、“天寒白登道”(《五城道中》)、“满碛寒光生铁衣”(《度破讷沙》其二)、“暗水入寒塘”(《月下喜邢校书至自洛》)、“沙头牧马孤雁飞”(《登夏州城观送行人赋得六州胡儿歌》)、“吹角当城汉月孤”(《听晓角》),气氛如此肃杀、苍凉,情感那么的低沉、忧郁且迷茫。
  2.喜欢以寒月意象激发人们的思乡念旧之情。望月怀人是中国诗歌常用的表现手法,这在李益边塞诗中表现得尤为明显。“回乐峰前沙似雪,受降城外月如霜”(《夜上受降城闻笛》),“碛里征人三十万,一时回向月明看”(《从军北征从》),“边霜晓夜堕关榆,吹角当城汉月孤”(《听晓角》),静寂凄清中,一轮明月当空泻下的光辉,使人备感清冷;艰难行进中,偏偏吹着那么凄凉的《行路难》,愁绪一积再积,大有决堤之势!
  3.就季节而言,李益最常用的即为“秋”,其次为“春”。伤春悲秋亦是中国诗歌传统,李益喜用“秋季”这清冷的季节、容易让人感怀的时间来营造抑闷、孤寂气氛。“秋风卷入小单于”(《听晓角》)、“回旌陇戍秋”(《观回军三韵》)、“白草胡沙西塞秋”(《夜宴观石将军舞》)、“穷秋首边路”(《将赴朔方早发汉武泉》)。李益涉及“春”非为突出春天的景致,而是以“春”来反衬内心的感慨:“雁归天北畔,春尽海西头。”(《献刘济》)、“伤心更见庭前柳,忽有千条欲占春”(《邠宁春日》)、“莫言塞北无春到,总有春来何处知。”(《度破讷沙二首》其一)情至于此,情何以堪。
  4.以“天”为单位,李益最喜选取夜晚,尤其是有月亮的晚上。这样的晚上,总让人思绪万端,内心翻滚。而在诗人李益的眼里,边塞的明月那么清冷,那么令人失落。“回乐烽前沙似雪,受降城外月如霜”(《夜上受降城闻笛》)、“行行上陇头,陇月暗悠悠。万里将军没,回旌陇戍秋”(《观回军三韵》)、“关寒塞榆落,月白胡天风”(《送柳判官赴振武》)。所谓一切景语皆情语,句句写景,又处处关情,不仅有效烘托了边塞的气氛,且隐隐透露出作者自己内心凄凉的感受,别有一番动人的滋味。
  5.李益善于用边地特有的横笛、芦管、笳、萧等边塞乐器之声来烘托气氛。这些乐声或凄婉动人,或苍凉沉郁,“天山雪后海风寒,横笛偏吹行路难”(《从军北征》)、“更闻横笛关山远,白草胡沙西塞秋”(《夜宴观石将军舞》)、“几处吹笳明月夜,何人倚剑白云天”(《盐州过胡儿饮马泉》)、“桂满天西月,芦吹塞北笳”(《送客归振武》)、“不知何处吹芦管,一夜征人尽望乡”(《夜上受降城闻笛》),在横笛声声里,边笳阵阵中,士卒长期戍边的苦楚、幽怨沉重得让人喘不过气。
  总之,李益在长期边塞生活中,对边塞环境有深刻体会,对戍卒痛苦感同身受,加上其深厚的文学修养,故其诗歌选取意象既是边地实有景象,又往往是传统诗歌中的经典意象,同时熔铸了诗人自己内心的悸动,他在诗作中营造的情感氛围就像一道强大的漩涡,往往使得诵读其诗的人一下即被卷吸进去,欲罢不能。明人胡震亨谓其“所作从军诗,悲壮婉转,乐人谱入声歌,至今诵之,令人凄断”[7],评价可谓中肯。
  三
  面对中唐衰飒现实,大部分诗人不再崇尚边功,而开始“从此甘贫坐,体言更到边”[8]。李益却选择了“从军十八载,五在兵间”的生活,原因何在?
  首先,是李益的家世使然。李益为陇西姑臧人,陇西李氏自北魏以降世为西州大姓。其十世祖李宝颇有才干,《北史·列传·序传》称魏太武帝“别遣使授宝使持节、侍中、都督西垂诸军事、镇西大将军、开府仪同三司,领护西戎校尉、沙州牧、敦煌公,仍镇敦煌,四品以下,听承制假授”。其十二世祖李暠为十六国时期西凉国的建立者,被唐李氏追尊为其先祖,又追赠为“兴圣皇帝”;二十七世祖则是家喻户晓的“飞将军”李广。“关西将家子”(《边思》)的身份认同感,使得李益对于从军出塞不仅有种历史责任感和自豪感,且在潜意识里有了视功名易如反掌的资本。其次,李益籍贯姑臧是河西节度使理所,属于边防重镇。此地处于草原民族与农耕民族的交界地带,自古即有尚武任侠、好大见奇之风,李益从小生长于此,胡汉杂处、军旗猎猎的生活给了他很大的影响。再次,盛唐边塞诗人的耀眼光环及李益深厚的文学修养给了他现实的动力。李益本人诗名早著,“丽词嘉句,时谓无双”[9]生活在唐朝由盛而衰的转折过程中,盛唐慷慨激昂的意气尚在耳边回响,边塞却一步一步衰落,叫他怎能不发愿追随前辈成就一番功业?最后,李益八岁遭遇安史之乱,十七岁时吐蕃尽取河西、陇右之地,直至李益去世前三年唐军才收复。此种经历必然使他对收复失地的愿望更强烈。
  这些原因,使得他成了一个“慷慨意气,武毅犷厉”的诗人,他在《从军诗序》中说:“吾自兵间,故为文多军旅之思。或军中酒酣,塞上兵寝,投剑秉笔,散怀于斯文,率皆出乎慷慨意气。”他不仅“束发即言兵”,在“年发已从书剑老”下还“心期紫阁山中月,身过黄堆烽上云”、“戎衣更逐霍将军”(《上黄堆烽》),对“万里关山今不闭,汉家频许郅支和”的局面如此欢欣鼓舞(《临滹沱见蕃使列名》)。这里面有他“功名只向马上取”的豪侠之气、“以天下为己任”的责任感,也有属于他的一份故乡之念。可是岁月蹉跎,出塞渐渐沦为生存手段[10],使得他心态发生了巨大的变化,风格也发生了巨大变化。李益的身世、学养及个人遭遇,使得他在描绘客观景物、刻画戍卒情感的同时还渗透了他自己的情感。其边塞诗有时自表心迹,非为阐述其对边战的具体策略,而多表明自己建功立业收复边疆之心、希望边疆安定等立场;其优秀之作多为代言体,重在多层面多角度刻画长期戍边士卒的思乡、厌战之情,透露其对戍卒的仁爱之心。中唐现实和李益的个性和才华,使得他不可能成为像其远祖李广那样声名赫赫的一代将帅,却成了中唐最著名的边塞诗人,其边塞诗歌既有盛唐余响,更有属于自己的时代特色和个性特色,成了映射当时社会变化和世人心态变化过程的一面镜子。
  【注释】
  [1]王亦军、裴豫敏:《李益集注》,甘肃人民出版社1989年版,第54页。
  [2]司马光:《资治通鉴》卷216《唐纪·三十三》“天宝六载”条,岳麓书社1990年版,第849页。
  [3]欧阳修、宋祁:《新唐书》卷210,中华书局2003年版,第6542页。
  [4]晁公武撰,孙猛整理:《郡斋读书志校证》,上海古籍出版社1990年版。
  [5]李肇:《唐国史补》,上海古籍出版社1979年版。
  [6]李益撰,张澍编辑:《李尚书诗集》,武威张氏二酉堂本,清道光元年(1821)。
  [7]胡震亨:《唐音癸签》,中华书局1962年版。
  [8]曹寅等:《全唐诗》(下),卷606,中华书局1960年版,第7002页。
  [9]张友鹤选注:《唐宋传奇选》,人民文学出版社1979年版,第20页。
  [10]王亦军、裴豫敏:《李益集注》,甘肃人民出版社1989年版,第183页。

丝路文化与五凉文学研究/庆振轩.-北京: 人民出版社, 2012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