石峁遗址位于陕西省榆林市神木县高家堡镇洞川沟附近黄河支流秃尾河北侧的山梁上。这个遗址的文物，特别是玉器很早就被发现，而且很多流失海外。1976年1月，戴应新先生根据公社提供的线索发现了石峁遗址，并于同年9月作了复查，征集到了一批极具特色的陶器文物和百余件精美的玉器①。1981年，西安半坡博物馆在此发掘了房址、灰坑以及土坑墓、石椁墓、瓮棺葬②。
2011年，陕西省考古研究院和榆林市、神木县相关部门组成联合考古队，对石峁遗址进行了系统、全面的考古调查，了解到石峁遗址的分布范围和保存现状，发现了保存相当完整、基本可以闭合的石砌城墙及城门、角楼和疑似“马面”等附属设施。调查表明，石峁石城分为外城、内城，内城墙体残长2000米，面积约235万平方米；外城墙体残长2840米，面积约425万平方米。结合新石器时代晚期内蒙古中南部及陕北地区石城修建的传统，考虑到城墙范围及遗址主要文化遗存分布范围的高度一致性，考古队初步判断石墙与石峁遗址和龙山晚期至夏代早期遗存年代一致，其规模远大于年代相近的良渚遗址(300多万平方米)、陶寺遗址(270万平方米)等已知城址，是目前所知我国规模最大的新石器晚期城址。考古发掘初步认定石峁城址最早修建于龙山中期或略晚，兴盛于龙山晚期，夏时期毁弃，属于我国北方地区一个超大型中心聚落。
2012年10月15日，国家文物局、中国考古学会、中国国家博物馆、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陕西省文物局、陕西省考古研究院等部分省级考古研究机构和北京大学等高校的40余位考古专家，考察了石峁遗址发掘现场。2013年1月，石峁遗址的考古工作入选中国社会科学院主办的“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学论坛：2012年中国考古新发现”全国六大重大考古发现之一。4月9日，此项工作又被国家文物局评为“2012年全国十大考古新发现”之一。
专家们认为，规模宏大的石砌城墙与以往发现的数量庞大的石峁玉器，显示出石峁遗址在北方文化圈中的核心地位，石峁石城是北方石筑城址考古的重大突破，是目前所见中国史前时期最大的城址，这对进一步理解“古国、方国、帝国”框架下的早期文明格局具有重要意义，也为中国文明起源的探索提供了全新的资料和视野。
龙山时代晚期的欧亚草原社会，已经掌握了很多重要的技术，比如牛、羊、马的畜养、小麦的栽种、铜器的制造、使用权杖头等。开始出现大型的聚落遗址，特别是乌拉尔山南部东侧的辛塔什塔文化拥有大型的城镇群，目前已发掘多处城址和墓葬，圆形和方形的城址规划严谨，有多重防御墙，研究者认为属于“原始”城市，并形象地称其为“城邦之国”③。
从迄今的发现看，这些新的物种、新的发明均可能影响到中国，但是现在还缺少比较直接的证据，特别是从欧亚草原向中国黄河流域传播的中间环节。石峁遗址所跨的时代正好是这样一个关键的文化传播时期，而且从地理位置上看，石峁遗址位于中国北方农牧交错地带中心位置，朝北更靠近欧亚草原地带，朝南离中国古代文明中心不远，因此，为研究龙山时代中西文化的交流提供了一个更好的可能性。
根据考古工作者的介绍，我们注意到石峁遗址发现的一种遗物，可能为我们探索龙山时代中西文化的交流提供了一个线索，就是2013年1月陕西考古研究院孙周勇先生在“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学论坛”上展示了二十多件据说从石峁遗址皇城台发现的石人像。2009年榆林学院陕北历史文化博物馆征集到一件，砂石质、黄褐色、单面高浮雕。宽60、厚25、高50厘米。人头的脸部形象上至眉骨，下巴齐平，隆鼻、半张口，呈微笑状，两颊颧骨稍凸出，扁方脸和大眼睛较为夸张④(图一)。
雕凿、使用石人像在中国东部地区的史前文化中非常罕见，而在南西伯利亚和新疆地区则是一个突出的文化现象，石峁遗址发现的这些石人像可以让我们讨论陕北地区同新疆北疆、南西伯利亚等欧亚草原的文化关系。
这个时期的石人像流行于南西伯利亚的奥库涅夫文化。这个青铜文化分布于俄罗斯叶尼塞河中游米努辛斯克盆地。年代约为公元前2500～前1700年。该文化经济以畜牧为基础，发现绵羊距骨和刻在墓穴石板上的牛图。渔猎起辅助作用，出土有骨制鱼镖、红铜鱼钩、结网用的匕首形骨器以及鸟骨制品和石镞等。金属加工在经济活动中占有重要地位，红铜或青铜器物相当常见，有锻制的鱼钩、刀、锥、针筒、鬓环及铸造的红铜斧。石器则有斧、杵、臼等。陶器多平底，主要有两大类：一类是大小不一的桶形器，纹饰较简单，有压捺的窝纹、杉针纹、纵列篦纹等；另一类是罐形器，纹饰多样，有棋盘纹、波浪纹、弦纹等。此外，还有香炉形器、多棱形器和圈足器。艺术品有石、骨雕刻的人像、鸟兽等，一般是写实的圆雕和线刻。墓地多靠近河流。坟墓表面有石构方形围垣，高度一般为0.3～0.5米，面积最大者达400平方米。垣内西或西南部有石板墓穴，一般一个或数个，有的多达23个。每个墓穴埋葬死者1～3人，常见男女或妇幼合葬，葬式仰身屈膝，头多向西，头下一般垫以石“枕”，脚下墓底略倾斜。人骨有身首分离现象。各墓随葬品不多，没有明显的财产分化迹象，一般随葬陶罐和生产工具，女性骨架近旁则发现有青铜或骨制的针筒及骨针、红铜丝鬓环。居民属短颅型蒙古人种。
根据文化因素的类比，有人推测奥库涅夫文化来自北方森林地带⑤。有学者认为整个奥库涅夫文化可能来源于叶尼塞河中游的乌斯特—别拉雅文化(Ust-Belaya)，可以分为四个阶段：第一个阶段属于铜石并用时代，文化上更多保留了乌斯特—别拉雅文化的传统；第二阶段与阿凡纳谢沃文化共存；第三阶段则完全是自身的传统；第四阶段逐渐融入了安德罗诺沃文化中⑥。
奥库涅夫文化主要有两种石人。一种是小型的，一端为圆雕人头的石棒，一般发现于墓葬中，或称为随葬石人(图二)；另外是大型墓葬立石，一般立于墓葬的东边，朝向太阳升起的方向。这些石雕有的原来应当涂有红色的颜料，颜料溶于血。
奥库涅夫的大型石人早期雕出完整的形象，没有脖子，头好像陷在石柱中。也没有表现手，有的雕出鸟翼。人脸眼睛为两条曲线或者半椭圆形，前额有倒三角形或者竖线，眼睛和嘴之间通常有一条横线。前额有一条曲线或者两条垂直的曲线，一个高的三角形或者外凸的半椭圆形通常代表头饰，有时为垂直的一对线条。有时是猛禽的头，有一个例子是马，这些动物可能代表神灵。猛禽在奥库涅夫文化早期是非常重要的神灵。
中期，两条平行线把脸分为三个圆圈。顶上的圆圈有两个眼睛，前额还有一个眼睛。一般两眼中间有两条弓形的竖线表示鼻子，下部有两个半圆表示鼻孔。两侧有牛角。石碑表现为人形，脖子被表现出来，还表现牛、蛇和神秘掠食动物。虽然有共性，但每个石像都不相同。
晚期的石像没有鼻孔和脸的轮廓，只有眼睛，眼睛和嘴之间的横线末端像蛇的舌。这个时期由于安德罗诺沃文化进入盆地北部，石像不像前两个阶段在米努辛斯克到处都有，只有盆地南部发现，但最晚阶段的石像迄今还不太清楚⑦(图三)。
从展示的图片看，石峁遗址发现的石人和奥库涅夫早期的石人较为接近，和中晚期比较繁复神秘的石人像有一些差距。
石峁遗址发现的石人和新疆北疆的石人也有相似之处。新疆类似的石人一般认为属于切木尔切克文化(约公元前2500～前1500年?)⑧。切木尔切克文化的特点之一是：多数墓建有块石围成的矩形坟院，坟院的东侧栽立石人，早期人像表现方式的特点是脸部周围被圈起来，两边颧骨至耳部各雕出一个三角形，可能是护颌。有的人形石雕近于腰的位置，正面刻有牛的形象，有的一头，有的两头，有一例刻有双轮牛车⑨。石雕人像根据是否有胡须、胸部特征能分出男性和女性，女性胸部为倒长三角形，表示乳房。牛一般刻于男性的石雕人像上。可能晚一阶段，出现了一种简化的石人，有点近似奥库涅夫文化的小型随葬石人，即简单地在一石柱的上部浅雕出一个人面。在阿勒泰地区博物馆收藏一个完整的长方形石棺，由四块石板围成，在窄的一侧石棺板上刻着四个人面，圆脸，短颅，眉弓突出，连成一条弧线，鼻子窄条形，上部连着眉弓，小嘴，这些特点和早期的石人一脉相承，不同之处是没有雕出圆形的眼睛(图四)。从人面的特征看，切木尔切克文化晚期的石人像比较接近石峁遗址发现的石人。石峁遗存存在着两组时代略有早晚的文化遗物，晚期晚于龙山晚期⑩。
石人在欧亚草原西部源远流长，在黑海北岸地区颜那亚文化之前的密卡洛伏喀下层文化(Lower Mikhaylovka Culture)和凯米-奥巴文化墓葬石板上绘有几何形的图案，使用石人(11)。颜那亚文化再次利用这些人形石板作为盖墓的石板。这种石人在小亚和意大利也有发现，可能和当时刚刚开始的海上交通网的形成有关系(12)。石人是新疆早期文化切木尔切克文化中重要的构成因素，颜那亚文化有可能是新疆早期石人的渊源之一，也不排除奥库涅夫对切木尔切克文化出现石人的影响。新西伯利亚东南地区分布着耶鲁尼诺文化(约公元前2250～前1550年)，这个文化使用带戳印纹的平底陶器、石人棒和动物头棒，最有特点的是刻有动物纹的石罐。这些器物和切木尔切克文化的同类器非常相似，两个文化相距不远，时代有重合，应当有一定的关系。
切木尔切克文化的分布范围很大，从现在的考古发现看，阿勒泰地区是切木尔切克文化的核心区域，分布于天山北部整个准噶尔盆地周缘地区，阿尔泰山东麓蒙古地区也有其文化的分布(13)。
值得指出的是，在内蒙古东南部地区的发现需要关注。比如兴隆洼文化中，有骨雕人像，白音长汗遗址房址中有石雕人像，红山文化有陶人像，夏家店下层文化有大型石雕(图五)。夏家店下层文化位于山顶的石构遗址也和石峁遗址相似。这些因素也是值得我们考虑石峁遗址石人渊源的线索。
内蒙古东南部地区有的考古学文化因素可能也是奥库涅夫文化的来源之一。奥库涅夫文化的石构聚落发现几十处，一般位于山脊的顶部。比如哈卡斯Shirinskiy地区Chebaki村有一处最壮观的石构聚落，门道两翼有两道墙，外面的墙长210米，房间连着城墙。墙用砂岩石板垒砌，没有使用泥。石墙有的地方残高1.6米。出土陶器、包括香炉及石箭头、斧头等，还有超过32000块动物的骨头，其主要是獐鹿(Roe Deer)。一般认为这种遗址是用来祭祀的(14)。内蒙古中南部老虎山文化(公元前2800～前2000年)非常流行这种石构聚落遗址(15)。这可能是受到红山文化石构祭祀建筑的启发(16)。夏家店下层文化和李家崖文化都延续了在山顶或者山坡建筑石构聚落遗址的传统(17)。夏家店下层文化还有建于山坡、祭祀性质的石构遗址(18)。兴隆洼文化中，有不少因素和奥库涅夫文化相近，比如头下枕石、白音长汗遗址房址中的石雕人像、红山文化的石板墓以及陶人像。奥库涅夫文化出现类似文化因素的原因之一是否可以理解为欧亚大陆东部地区的农业文化向外贝加尔、蒙古北部和南西伯利亚扩散的结果。不过，这个推论还需要今后更多材料的证明。
中国中原地区和西方的埃及、两河流域等古代文明有一个显著的不同点，就是没有大型偶像崇拜的传统，无论是一般人、社会精英还是首领，或者是神，都没有留下大型的偶像，即使有，也多和北方游牧民族有关，或是沦为帝王陵墓前用作仪卫的“翁仲”(19)。除了一些小型的偶像外，史前时期只有红山文化可能存在大型的偶像崇拜。三星堆文化中的大型铜偶神像是先秦时期非常罕见的例外，这个时期，在新疆流行大型石人，蒙古高原开始流行拟人的典型鹿石，因此，不排除三星堆的偶像崇拜受到草原文化启发的可能性。秦人似乎也有造像的做法，比如文献记载李冰治水筑都江堰，为了便于观测水位而“作三石人，立于三水中”。秦始皇销天下兵，铸十二金人，秦始皇所铸金人却不是为了偶像崇拜，主要为“收天下兵”，而且金人皆以夷狄服的长人(匈奴)为原型。秦始皇陵虽然发现了秦兵马俑，但非常写实，没有宗教的含义，迄今尚没有发现秦始皇的大型偶像。汉唐时期真正的偶像崇拜只有屈指可数的几例，主要是利用佛教对偶像的崇拜，比如云冈昙曜五窟和龙门石窟奉先寺卢舍那佛。两者都有特殊的原因，前者为入主北方的游牧民族——拓跋鲜卑把五位国王雕成佛像，后者取的是武则天仪容。可以说，从中原龙山，经夏商周至明清，中国文明中没有对王者的偶像崇拜艺术，特别是大型的石雕或者金属铸造偶像。
从积累的资料看，中国北方农牧交错地带自史前至商周时期断断续续有石人的存在，但数量很少，时代和样式上也没有明确的衔接关系。可能自石峁遗址开始，陕北地区形成了一个使用雕刻人像的中心，可能对晚期的文化还有一定的影响，比如商周时期的李家崖文化中曾发现一块刻有人形的石块，1983年发现于陕西清涧县李家崖古城的一个灰坑(20)。根据文献记载，秦昭王(昭襄王)时，义渠王使用“金人”。这些线索隐隐约约，并不是很连贯，如果没有石峁遗址为数不少的石人像发现，我们无法来考虑其间可能存在的关系，而且现在我们对石峁遗址这些石人的性质也尚未认识。哈萨克斯坦以东地区，龙山时代主要还是南西伯利亚的奥库涅夫文化和新疆的切木尔切克文化真正流行使用石人。考虑到奥库涅夫文化和切木尔切克文化早期的石人时代较石峁遗址所出的时代可能早一阶段，而且在欧亚草原的西部地区有其发展的源头，加之，石峁遗址所出的石人的确和奥库涅夫文化和切木尔切克文化的石人有相似之处，因此，石峁遗址出土的这些石人有可能和其西北部的文化有关系。通过对玉器的研究可知，龙山时代晚期至夏代以来在陕北地区乃至河套地区范围内所形成的一个高度发达玉器的消费中心(21)。就是说，这里是一个权力中心，使用大型的石人自然也是在情理之中。
观察奥库涅夫文化的石人或者石碑，还有一个特点值得注意，就是很多石碑上遍布小的人工雕琢出的小凹窝(图六)。属于切木尔切克文化的阿勒泰切木尔切克乡海依那尔村AQH1石围墓葬中间有一块较大的黑石头，石头表面也是布满了小凹窝(22)。在哈萨克斯坦阿拉木图以西170千米的Tamgaly峡谷发现的一些岩画上也有体现。这对于中国文明的研究具有重要的意义，河南禹县具茨山发现大量的类似岩刻(23)。具茨山岩画、奥库涅夫文化、切木尔切克文化三者在时代上有重合的部分，空间距离也不算遥远，这个小小的特征似乎说明，其间可能存在的关系，这值得今后深入研究。
大约相当于龙山时代至夏代早期，就欧亚大陆中、东部而言，出现了几个社会飞跃发展的中心，这些中心都发现大型的遗址或者墓葬，或者有大型的纪念碑式人造物，出现一些新的技术、新的思想，社会发展跃上一个新的台阶。比如乌拉尔山东南麓前的草原上兴起了辛塔什塔文化，南西伯利亚则是奥库涅夫文化，新疆北疆的切木尔切克文化，内蒙古东南部的夏家店下层文化，规模庞大的石峁遗址也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中，成为中国北方农牧交错地带一个中心。与欧业草原地带对应的，中亚出现了阿姆河文明(巴克特里亚—马尔吉亚纳考古文化体，英文简写为BMAC，即Margiana-Bac-tria Archaeological Complex)，中国黄河中下游流域的陶寺文化、二里头文化相继兴起，中原文明的发展进入一个新的阶段。虽然有一定山川、戈壁的阻隔，这些人群和文化在相同的时段中，相继达到社会发展类似的高度。这些现象值得我们怀疑，其间可能存在着直接或者间接的信息和物品的交流与互动。
石峁遗址的考古工作刚刚开始，与石峁遗址关系密切的陶寺遗址也有很多重要的考古发现，其中铜器、天象台的发现引人注目。就早期中西文化交流而言，石峁遗址发现的石人可能是初露的端倪，随着工作的深入开展，相信会发现更多和南西伯利亚、新疆地区，甚至更远地区有文化联系的器物和现象，到那时，我们对于牛、羊、小麦，甚至铜器制造等物种和技术来源问题的认识将得到更深入了解。
①戴应新：《陕西神木县石峁龙山文化遗址调查》，《考古》1977年第3期。
②西安半坡博物馆：《陕西神木石峁遗址调查试掘简报》，《史前研究》1983年第2期。
③居地由几十座木结构的房屋组成，浅半地穴，平面呈矩形，长宽60～95米或70～120米。四周绕以双层围墙和一道壕沟。辛塔什塔的加强型聚落(阿尔凯姆和辛塔什塔遗址)有圆形围墙和护城壕，房子聚集在一起。发明了轮辐式的马车，在墓葬中都发现了轻型战车的遗物，其车轮直径1米，每个轮子有十根辐条。Gening，V.F.，G.B.Zdanovich＆V.V.Gening.1992，Sintashta：Arheologicheskiye Pamyatniki Ariyskikh Plemen Uralo-Kazzahstanskikh Stepei.Chelyabinsk：South Ural Press.Zdanovich，G.B.，ed.1995.Arkaim：Issledovaniya，Poiski，Otkrytiya.Chelyabinsk：“Kammennyi Poyas”.Jones-Bley，K.；Zdanovich，D.G.(eds.)，Complex Societies of Central Eurasia from the 3rd to the 1st Millennium BC： Re-gional Specifics in Light of Global Models，2 Vols，Journal of Indo-European Studies Monograph Series Nos.45，46，Institute for the Study of Man，Washington D.C，2002.
④杜洁芳、谢雅萍：《石城遗址玉器均出土于墙体内》，《中国文化报》2013年1月25日；罗宏才：《陕西神木石峁遗址石雕像群组的调查与研究》，《西部美术考古丛书——从中亚到长安》，上海大学出版社，2011年。
⑤Sokolova L.A.Pogrebenie v Kolybeli Okunevskogo Mogil’nika Ujbat V.In：Archeologitsheskie vesti(S.-Peterburg)，No.4，1995，pp.44-51.
Vadeckaja E.B.，Leont’ev N.V.，Maksimenkov G.A.Pamjatniki Okunevskoj Kul’tury.Leningrad，1980.
⑥L.A.Sokolova，Okunev Cultural Tradition in the Stratigraphic Aspect，Archaeology，Ethnology and An-thropology of Eurasia，Vol.30，No.2(1 July 2007)，pp.41-51.
⑦Esin Yu.N.，2002，Mystery of the Ancient Steppe Cods，Krasnoyarsk：Polikor，171-172.
⑧Alexxei Kovalev，Diealtesten Stelen am Ertix：Das Kulturphanomen Xemirxek，Eurasia Antiqua，pp.135-178，1999/5.王博：《切木尔切克文化初探》，《考古与文物研究》，三秦出版社，1996年；林沄：《关于新疆北部切尔木切克类型遗存的几个问题——从布尔津县出土的陶器说起》，《庆祝何炳棣先生九十华诞论文集》，三秦出版社，2008年(收入林沄：《林沄学术文集》(二)，科学出版社，2008年)。
⑨Kovalev，Alexxei.Diealtesten Stelen am Ertix：Das Kulturphanomen Xemirxek，Eurasia Antiqua，1999/5.
⑩张宏彦、孙周勇：《石峁遗存试析》，《考古与文物》2002年第1期。
(11)Telegin，D.2002.A Discussion on Some of the Problems Arising from the Study of Neolithic and Eneolith-ic Culture in the Azov Black Sea region，Katie Boyle，Colin Renfrew＆Marsha Levine Edited，Ancient Interactions：East and West in Eurasia，McDonald Institute for Archaeological Research，pp.36-38.
(12)Anthony，David W.2007，The horse，the Wheel，and Language：How Bronze-Age Riders from the Eura-sian Steppes Shaped the Modern World，Princeton，N.J.：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339.
(13)Kovalev，A.A.2008.Discovery of New Cultures of the Bronze Age in Mongolia(According to the data ob-tained by the International Central Asiatic Archaeological Expedition).In Proceedings of Third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of Turpan，Study in the Origins and Migration of Eurasian，Nomads.Turpan，Xinjiang：The Institute of Turpan Study.郭物：《新疆史前晚期社会的考古学研究》第263页，上海古籍出版社，2012年。
(14)Esin Yu.N.2009，Mystery of the Ancient Steppe Gods.Krasnoyarsk：Polikor，170.
(15)田广金、郭素新：《北方考古论文集》第57～73页，科学出版社，2004年。
(16)田广金、郭素新：《北方考古论文集》第116页，科学出版社，2004年。
(17)田广金、郭素新：《北方考古论文集》第279～282页，科学出版社，2004年。
(18)朱延平：《辽西区古文化中的祭祀遗存》，《中国考古学跨世纪的回顾与前瞻》，科学出版社，2000年。
(19)李零：《秦汉礼仪中的宗教》，《中国方术续考》，东方出版社，2000年；李零：《翁仲考》，《入山与出塞》，文物出版社，2004年；林梅村：《古道西风——考古新发现所见中外文化交流》(哈佛燕京学术丛书第六辑)第99～165页，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0年。
(20)张映文、吕智荣：《陕西清涧李家崖古城址发掘简报》图一，7，《考古与文物》1988年第1期；吕智荣：《李家崖文化的石雕骷髅像》，《文物天地》1991年第6期第19～20页附照片；吕智荣：《陕西清涧李家崖古城址陶文考释》，《文博》1987年第3期；吕智荣：《鬼方文化及相关问题初探》，《文博》1990年第1期。
(21)王炜林、孙周勇：《石峁玉器的年代及相关问题》，《考古与文物》2011年第4期。
(22)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文物局编：《新疆维吾尔自治区第三次全国文物普查成果集成——阿勒泰地区卷》第23页，科学出版社，2011年。
(23)刘五一：《具茨山岩画》，中州古籍出版社，2010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