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甘肃省文物局主办，甘肃省文物考古研究所、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中国国家博物馆考古部、陕西省考古研究院、西北大学文化遗产学院、兰州大学西部环境与气候变化研究院、甘肃省博物馆等单位联合承办的“早期丝绸之路暨早期秦文化国际学术研讨会”于2012年8月17～22日在甘肃兰州召开。来自美国、英国、俄罗斯、日本、乌兹别克斯坦及中国台湾、香港、内地的120余位专家学者参加了会议。会议由甘肃省文物局局长杨慧福主持，国家文物局副局长童明康、甘肃省人民政府办公厅副秘书长张正峰、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教授李伯谦出席会议并做了重要讲话。
一 开幕式致辞
国家文物局副局长童明康在致辞中，首先肯定了甘肃近年来有关考古工作和相关研究所取得的成绩。甘肃近年来不断涌现的重大考古发现，都荟萃于早期丝绸之路和早期秦文化研究的工作成果中，而且这两项工作都以多家单位联合组队的形式，成功运用了多学科研究及科技考古的保护理念和技术，极大地提升了甘肃乃至我国考古工作的整体质量。并就今后的考古工作提出了几点希望：一、考古学研究应当具备大视野。无论是作为文化线路的古丝绸之路，还是作为地域性文化的早期秦文化，都是中华文明对世界文化发展做出的重要贡献。其中所蕴藏的丰富历史文化信息都是全人类共同的宝贵财富，我们应当以更加开放和包容的心态，以更加多元化的方式、方法，以不同文化背景的广阔视角开展相关的研究，中外学术界应当继续在相互交流中，发扬学术传统，在巩固和拓展既有研究领域及成果的基础上，从世界文明史和文化多样性研究的高度，共同将相关研究推向新的发展阶段，取得更大的成就。二、考古学者应当承担保护文物的大责任。考古学对探索中华文明起源和发展历程，保护祖国珍贵的历史文化遗产，传承和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具有不可替代的重要作用。考古工作者应当积极、稳妥的采用各项新技术，实现考古工作中珍贵文物的有效保护；应当不断总结经验，进一步建立、健全考古工地现场和文物标本库房的各项规章制度，完善各类设施设备、提高安全防护能力，确保文物和人员的安全。另一方面，应当高度关注大遗址保护，积极参与遗址保护规划和保护方案的制订和实施，为地方人民政府和有关部门建言献策，推动文化遗产长期、科学的保护和传承。三、考古工作应当着眼大发展。文化遗产是经济社会发展不可或缺的重要元素，考古工作应当高度关注文化遗产资源的合理利用，同社会各界一道深入发展重要遗产的文化内涵，努力打造地区文化品牌，提升文化形象，为区域经济社会发展提供良好的环境和新的切入点。边疆民族地区的考古工作，尤其对于维护国家文化安全、社会稳定和民族团结，树立中国文化大国和文化强国形象具有重要的意义。考古工作者也应当高度重视考古成果的普及，加强正面的宣传，为和谐社会建设、民族团结做出积极的贡献。
甘肃省人民政府办公厅副秘书长张正峰在致辞中指出，甘肃经济的发展和全面小康社会建设目标的实现，离不开文化建设的发展和学术研究的支撑与引领。特别是文物考古工作，肩负着深入推进中华文明探源工程，提出文物保护管理决策依据，加强基础建设中的文物保护，促进经济建设和文物保护双赢的重任。对深入挖掘文物价值内涵、推动学术研究繁荣、丰富甘肃文化的底蕴、加快建设文化大省具有无可替代的作用。此次会议的召开，对提高甘肃省文物学术研究水平和拓宽研究领域将产生积极的影响。通过国内外学者的交流，一定会对甘肃文物学术研究和文化遗产保护起到强有力的推动作用。
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教授李伯谦在致辞中指出，丝绸之路的开通打通了内地、西域、西亚和中亚的交流孔道，秦人的崛起以及秦灭六国建立秦帝国、统一中国，对中国历史发展的进程都发生了深刻的影响。如果没有当时丝绸之路的开通，我们很难同外部的世界建立密切的沟通、联系、交流。如果没有秦人的崛起和建立秦帝国，把中国文明的进程由邦国阶段推向帝国阶段，我们还不知道中国以后的发展会是什么样子。所以，丝绸之路的开通和秦文化的研究，对于我们现在文明的发展还会有直接的、积极的作用。
二 主题发言
主题发言首先由英国牛津大学考古系教授卡西杰·罗森做了题为“珠子、金和铁——草原地带上层社会的‘配套组合’”的报告。指出配套组合不仅仅是特定物质材料的组合，还涉及制作这些物化材料背后的提炼技术和加工技术等工艺。并以张家川马家塬战国墓地和秦安王洼墓地的随葬饰件为对象，结合草原地带邻近蒙古的南西伯利亚图瓦阿尔然2号墓所出以配套组合形式出现的上层社会饰件材料——珠子、金和铁进行分析。认为这些草原地带的上层社会展示形式，是由草原地带被张家川马家塬和秦安王洼的墓主人引入到甘肃。而宝鸡益门遗址和陕西韩城梁带村芮国墓地发现的红玛瑙珠及组合随葬饰件，则表明其与草原地区的关系十分密切。这些物质材料没有一种是作为典型在中国的中心地区使用的，但这三种材料是一起在草原地带使用的，并出现在甘肃和陕西几个有特色的墓葬当中。得出的观点是，当这些材料在中国这几个省份使用时，我们不应仅仅认识到对于技术的引进，还同时应当考虑到对这些材料的使用是一种对于上层社会的展示。这种展示是作为一种文化由草原地带引入的。
中国科学院院士干福熹在“玻璃和玉石之路——兼谈古代草原之路硅酸盐质文物的中、外文化和技术交流”的报告中，重点介绍了中国古代玻璃的产生与发展和参与中、外文化和技术的交流。出土于西周早期内蒙古西北(额齐纳族)和甘肃西北的釉砂来源于西方，而出土于西周中、晚期的山西、陕西的釉砂是中国自制的。列举了出土于新疆拜城克孜尔的中国境内最早的玻璃珠是属于吸收古代西方制造玻璃的方法和玻璃的成分配方在当地制造的，时间在西周末和春秋初(公元前1000～前800年)。中国最早的镶嵌(蜻蜒眼)玻璃珠是出土于河南淅川徐家岭和湖北随县擂鼓墩墓地，年代属战国初期(公元前500年)。从最近的分析研究表明，属于从西方引进的。它促进了200年后中国古代自制的镶嵌玻璃的产生。中国自制的钾(钙)硅酸盐玻璃和铅钡硅酸盐玻璃起源于战国中、晚期(公元前400～前200年)。文中又讨论了中国古代玉石和颜料的来源与中外交往的关系，分析了古代绿松石、软玉和作颜料的金青石的中国和国外的产地和来源以及历史上使用的情况，认为中国的古代绿松石有可能来自波斯(古代伊朗)，时间在西周以前(公元前1500年以前)；而青金石来自阿富汗，时间在汉代之际(公元前200～公元200年)。指出中国中原在夏、商之间玉器的玉料突然以透闪石型软玉为主，认为玉料来自新疆和田。北方古代玉器也有可能采用俄罗斯西伯利亚贝加尔湖畔的透闪石型软玉。最后讨论了原史时期欧亚间的游牧部落的来往和技术交流的作用。
兰州大学西部环境与气候变化研究院教授陈发虎做了“人类逐步定居青藏高原东北缘的过程与动力机制”的报告。通过对青藏高原东北缘137处考古遗址的调查，使用浮选法获得了50个遗址的植物和作物遗存，测定了59个遗址炭化植物种子的AMS14C年代。结果发现，距今5200～3900年随着农业的发展，古人群已大规模扩张至青藏高原东北缘平均海拔2400米的河湟谷地，距今3600年开始，人类较大规模可定居到海拔3000米以上高度，扩散到青藏高原东北缘柴达木盆东部、青海湖盆地和黄河上游高海拔谷地。证据显示，古人经过了一个逐步适应青藏高原高海拔环境的较长过程。温暖气候条件和粟黍农业的发展可能是导致古人向青藏高原河湟谷底较高海拔扩散的重要原因，而羊和青稞的引入和利用，是人类成功定居青藏高原东北缘海拔3000米以上地区的最重要因素。
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教授赵化成在“早期秦文化研究项目开展以来取得的主要成果和认识”的报告中，首先总结了早期秦文化研究项目开展以来所做的主要工作，包括对礼县西汉水上游及其支流的考古调查，对礼县西山早期秦文化遗址、鸾亭山汉代祭天遗址的调查、钻探和发掘，礼县大堡子山遗址的调查、钻探和发掘，渭河上游支流牛头河流域的调查及清水李崖遗址的发掘，张家川马家塬战国西戎贵族墓地及秦安王洼战国西戎墓地的发掘和正在进行的甘谷毛家坪遗址的钻探和发掘等。其次，在上述工作的基础上得出了关于秦人及秦文化来源的几点认识：(1)西汉水流域的早期秦文化与渭河上游甘谷毛家坪发现的早期秦文化面貌基本一致，其陶器的基本形态与周文化相似，而与甘青地区大体同时期的青铜文化，如辛店文化、卡约文化、寺洼文化明显不同，这说明早期秦文化并不是在当地土著文化基础上发展起来的。(2)李崖遗址发现的西周时期秦墓属于秦宗族成员的墓葬，头向西、直肢葬、腰坑殉狗，大量商式风格的分裆鬲、簋等，显示出与商文化有着某种联系。再从秦文化的整体特质看，国君墓葬规模巨大、腰坑较多见、殉人发达、高等级贵族用直肢葬等，似乎与商文化有着某种历史渊源关系。由此证明，司马迁的记载有根据的，也就是说秦族、秦文化是东来的。诚然，秦国从东西迁后，与周人关系密切，并受到周文化的巨大影响，因而，也表现出浓厚的周文化因素。(3)毛家坪西周秦墓是周文化风格更明显一些，而李崖西周秦墓的商式文化风格更突出。毛家坪西周秦墓、西山坪西周秦墓年代最早为西周中期偏晚，多为西周晚期。而李崖遗址西周秦墓的年代可至西周中期偏早，甚至到西周早期，较毛家坪、西山坪西周秦墓要早一段。两者的不同可能是年代上的差别，也可能另有原因，还有待于探讨。(4)秦族、秦文化东来已经没有悬念，但究竟什么时间，从什么地方，是如何来的?仍需探讨。最后，就早期秦文化与西戎文化的关系问题进行了论证。认为渭河上游、西汉水流域与早期秦文化大体同时还有丰富的寺洼文化遗存，其分布有一定的规律性。一般干流和较大的支流比较开阔平坦的河谷地多为早期秦文化遗址分布，而干流或支流中河谷狭窄、地形较为险峻处多寺洼文化分布。诚然，某些遗址既有寺洼文化遗存，也有早期秦文化遗存，如甘肃礼县西山遗址，清水李崖遗址等。我们曾认为寺洼文化可能是西戎之一的犬戎的遗存。文献记载，早期秦人是在与西戎不断斗争的过程中壮大起来的。同一遗址早期秦文化与寺洼文化同时存在的现象，反映了秦族与西戎此消彼长的历史事实，但也存在着早期秦人与寺洼人和睦相处并且通婚的可能性。
甘肃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研究员王辉在“近年来甘肃考古新发现概况”的报告中，总结概括了近年来甘肃开展的主要考古工作，重点介绍了张掖黑水国遗址、临潭陈旗磨沟墓地和张家川马家塬墓地的基本情况和所反映的文化信息。这些遗址和墓地的发现为我们了解甘肃青铜文化的文化面貌和发展序列、探索秦文化的起源以及中西文化交流具有重要意义。而新的发现表明，早在公元前2000年左右，作为丝绸之路上的重要通道的甘肃就和欧亚草原存在着文化交流，随着环境变化引起的欧亚草原游牧化进程的发展，人们的活动范围不断扩大，交流也日益频繁。在文化交流的过程中，羌戎系民族扮演了重要的角色。从公元前2000年左右开始的文化交流也对中华文明的形成和发展起了推动作用。
三 分组发言
分组发言分早期丝绸之路和早期秦文化两个主题进行。
1.早期丝绸之路
早期丝绸之路研究讨论议题可归纳为甘青地区新发现考古遗存研究和旧有考古资料的整理及东西方早期丝绸之路文化交流两大方面，内容涉及科技考古、冶金考古、动物考古、植物考古等。
(1)甘青地区新发现考古遗存研究和旧有考古资料的整理
新发现考古遗存研究主要围绕甘肃张掖黑水国遗址、临潭陈旗磨沟墓地和新疆小河墓地进行。陈国科“张掖黑水国遗址发掘的主要收获”，系统介绍了该遗址2010～2012年发掘所获材料和初步认识，获得了马厂晚期—“过渡类型”∥齐家—四坝文化这一完整的地层序列，为开展四坝文化的来源研究及其与齐家文化关系等诸方面研究提供了翔实的资料。张良仁“张掖黑水国遗址的彩陶”，将该遗址的建筑遗迹和遗物分为三期，一期为马厂类型、二、三期分别为四坝文化的一、二期。认为马厂晚期与四坝文化的彩陶是一个延续、渐变的过程。朱延平“河西走廊西部区汉以前的考古学文化”，以张掖黑水国遗址为中心，就四坝文化分期、河西西部汉以前的文化序列、马家窑到四坝和四坝到沙井的承续关系进行了新的认识和分析。吴小红“考古遗址出土建筑遗物的研究——以甘肃黑水国遗址和土耳其Asagi Pinar遗址为例”，介绍了黑水国遗址出土土坯的矿物和微结构分析结果和土耳其伊斯坦布尔大学在Kirklareli的Asagi Pi-nar遗址所做的工作，认为土耳其的史前建筑以土木建筑为主，这与中国北方地区的情况相似。而其研究方法则为我们提供了值得借鉴的经验。赵志军“河西走廊早期农业的特点——张掖西城驿遗址浮选结果及分析”，对黑水国遗址浮选，物种子进行了量化分析，揭示了河西走廊早期农业的特点。结果表明，黑水国遗址先民的生业模式属于农业经济，农作物组合反映出典型的北方旱作农业生产特点。李延祥“黑水河流域早期冶金遗址的初步研究”，汇报了2007年至今黑水河流域早期铜矿冶遗址考察与初步分析结果。结果显示，黑水河流域大约从距今4000年形成了较大规模的冶铜业，涉及不同来源的铜矿石与一种铜锡铅砷共生矿石，构成了独特的青铜产业格局。毛瑞林“甘肃临潭陈旗磨沟墓地2008～2012年发掘成果”，介绍和公布了磨沟墓地的一批材料和初步研究成果，为研究齐家文化的社会结构和形态、家庭及婚姻关系、社会复杂性和文明进程及甘青地区史前葬俗、甘青地区的复杂化进程及其与中原地区的文化关系等问题提供了新资料。王华“磨沟墓地出土动物遗存的初步研究”，对磨沟墓地出土动物遗存进行了初步的鉴定、统计和分析，深入探讨该现象背后蕴藏的人类行为模式及其发展变化，并理解其发生的背景、过程及动因，进而更好地阐释其反映的文化内涵。李文瑛“小河文化及其多学科研究的最新进展”，对以小河墓地为代表的小河文化遗存有了进一步的认识，通过多学科研究的方法，为我们继续探讨小河文化的结构、源流等问题提供了新思路。
在旧有考古材料的整理上，对单个考古学文化和考古学现象的研究有：任晓燕“共和盆地早期青铜文化的墓葬习俗”，认为已发掘的尕马台齐家文化氏族墓地，代表了共和盆地早期青铜文化的文化特点。其墓地文化特征、埋葬习俗表明了本地区不同于他处的宗教观念，也是齐家文化时期居住在青海共和盆地部族与其他区域部族的区分标志之一。阮秋荣“新疆安德罗诺沃文化遗存的考古发现与研究”，认为新疆发现的安德罗诺沃文化遗存与“安德罗诺沃文化共同体”显示出强烈的一致性，表明两者之间存在明显的文化联系及渊源关系。为深化新疆以及中亚地区早期青铜时代考古文化探索，尤其是安德罗诺沃文化时期考古文化比较研究，提供了极为宝贵的资料。尤悦“新疆东黑沟遗址出土动物骨骼研究”，通过对遗址动物遗存的种类、数量比例、年龄结构及用途的分析，揭示出遗址的经济形态与游牧经济有关，并探讨了破碎度不同的羊骨反映出的古代人类的日常行为和特殊行为。董广辉“中国甘青地区齐家文化时期的农业双向传播”，对28个齐家文化遗址浮选所获炭化作物种子的37个样本进行了AMS测年。揭示了齐家文化时期甘青地区出现了农业的双向传播及其传播路线。于志勇“新疆考古发现的‘山’字纹铜镜及相关问题”，主要就新疆考古所见“山”字纹铜镜的类型、年代、价值和意义等方面，进行了详细论证，对促进与之相关的考古课题研究起到了积极的推动作用。宏观方向的考古学文化考察和同类考古学文化现象的归纳研究有：李水城“史前甘肃及其周边地区的文化格局及其相关问题”，进一步总结了中国西部史前文化的发展变化以及与周边地区的交互及其影响，并对该区域的史前文化(汉以前)格局作了新的构建。马健“东天山地区公元前一千纪古代游牧民族考古学文化观察”，认为巴里坤盆地与北部蒙古高原西北部、阿尔泰山地区，与南部哈密盆地，与东南部的吐鲁番盆地，与西部河西走廊地区都存在一定的文化交流。丝绸之路开通以前的巴里坤盆地是草原之路上多支游牧、半游牧部族繁衍生息、文化交流、冲突竞争的重要区域之一。陈洪海“甘青地区偏洞墓”，系统梳理了甘肃、青海、新疆等地发现的偏洞墓，并依其不同形制，进行了类型的比对分析，总结出了其各自的流行特点和反映的文化属性。
(2)东西方早期丝绸之路文化交流
邵会秋“欧亚草原和中国新疆与北方地区的有銎战斧”，以欧亚草原各地流行的有銎战斧综合分析为基础，从欧亚草原的视角阐述有銎战斧的发展和传布进程，进而揭示了公元前5千纪到前1千纪中国新疆和北方地区与欧亚草原的联系与交流。林梅村“中国与近东文明的最初接触”，通过锡亚勒克山的通灵塔、天山岩画所见近东古文明宗教舞蹈、亚述文明的天籁之音、鄂尔多斯青铜器的近东文化来源、波斯城垛艺术之东传、中国艺术中的波斯战马等六个方面，说明了中国与近东地区的文化艺术交流和影响。郭物“重新认识萨彦—阿尔泰地区的早期游牧文化及其同中国北方的互动关系”，通过对俄罗斯南西伯利亚米努辛斯克盆地、图瓦及其俄罗斯一些博物馆的考察，认识到这些地区在公元前3世纪以前分布的早期游牧文化非常强大，使我们对欧亚草原东部地区各文化的互动、文化中心的转移以及同中国新疆、北方长城地带人群和文化的互动有更加不一样的深入认识。邵小龙“黑水长人考论——兼论西周至战国时期斯基泰文化在中国西北地区的传播”，利用新发现简牍材料结合史籍文献，以全新的视角和方法考证了西周至战国时期斯基泰文化在中国西北地区的传播。此外，俄罗斯学者分别以“丝绸之路上的马车”、“丝绸之路和中亚东北地区”及“早期丝绸之路新疆交河斯基泰晚期(战国时代)的国家王冢及其与俄罗斯阿尔泰文化的相互影响”为题，分析论述了丝绸之路与中亚、俄罗斯地区间的文化、技术交流和影响。谢尔盖·米鸟耶夫“俄罗斯境内的匈奴考古——最新发现”，对贝加尔湖匈奴大墓的材料进行了详尽介绍，认为其随葬饰品有许多鄂尔多斯风格，部分文化因素也显示出了与中国内地的联系。
2.早期秦文化
早期丝秦文化研究的议题可归纳为围绕张家川马家塬战国墓地的相关研究、秦人及秦文化研究、秦与戎狄、斯基泰文化的研究、文物制作技术探讨与研究、史前饮食文化研究、陕西秦陵及城址考古发现等几个方面。
(1)围绕张家川马家塬战国墓地的相关研究
梅建军“铜镜、金项饰、贴金铁器——由马家塬墓地出土金属器看欧亚草原文化因素的存在”，重点关注了带钮铜镜、金银项饰和贴金铁器这三类器物。通过列举欧亚草原地带的相关考古发现，追溯了这三类器物的兴起源流或流行地域，并就马家塬墓地与欧亚草原文化发生联系的通道和机制提出了新见解。谢焱“马家塬战国墓地出土车辆解剖发掘中了解的几点新情况”，通过对马家塬战国墓地的M14、M16两座墓葬内车辆的解剖发掘，对车辆的装饰、结构和个别部件有了几点新的发现。并就轮牙、辐、毂的装饰和结构，辀、轴的装饰和形制，舆板的装饰和制作方式，轸与荐板，当兔与伏兔进行了细致说明。刘羽阳“马家塬遗址出土动物骨骼研究”，对遗址所出动物骨骼进行了鉴定，特别是对该遗址出土的大量马牙进行了详细的测量、分析，并总结出了这一地区墓葬埋葬动物习俗的总体特征。赵吴成“甘肃马家塬战国墓牛车复原及设计思想”，对马家塬战国墓地发掘出的陪葬牛车，进行了复原及设计思想，并分析了其车架结构展示出的从独辀车向双辕车进化演变的过程。赵西晨“实验室微型发掘技术与方法的探索与实践——以马家塬战国墓地M4的清理保护为例”，系统展示了其工作方法和步骤，为实验室清理保护提供了新的借鉴和经验。
(2)秦人及秦文化研究
王占奎“秦子与礼县秦公大墓墓主”，以史籍文献和出土文物相结合的研究方法，认为秦子是新君称谓，静公很难成为大堡子山大墓墓主。究竟谁是墓主，仍需进一步研究。梁云“嬴秦西迁及秦文化年代探讨”，以考古学材料为依托，将李崖、毛家坪、西山坪三处遗址的秦文化遗存统分为七期，年代从西周中期偏早延续至战国早期。提出了“李崖型”和“西山型”陶器的概念，认为从“李崖型”到“西山型”的转变，反映出早期秦文化经历的一次文化转型。侯宏伟“礼县发现周代城址蠡测”，集中探讨了李崖遗址、大堡子山城址、山坪城址、四角坪城址的性质，为我们就礼县发现城址的性质和相关研究指明了方向。赵丛苍“西山遗址考古发现五题”，分别就关于西山城址、关于畤祭遗迹、关于M2003、随葬陶器所展现的秦文化特点之形成、周秦墓葬所反映的秦人屈肢葬仪五个方面，对西山遗址进行了重新认识和分析，并提出西山遗址M2003的墓主可能是秦仲的结论。杨建华“略论秦文化中的北方文化因素”，以花格剑和三叉护手剑为例，通过类型学的分析，从中探讨秦文化中的北方文化因素以及它在北方文化因素中的传承作用。马智全“清华简<系年>秦人起源章与早期秦人在陇上的活动”，利用清华简简牍材料考证了飞廉东逃于商盖氏，成王伐商盖、杀飞廉，西迁商盖之民于朱圉，以御奴虘之戎，是秦之先等四方面内容，并以文献记载和考古材料相结合的方式，论证了秦人在陇上的活动，其时代主要在西周后期和春秋前期，有一些涉及西周中期，在西周中后期早期秦人在陇上已经形成了自己的文化风格。Irina V.Rukavishnikova“欧亚大陆早期铁器时代的盔甲及其对秦文化中的护臂的影响”，通过欧亚大陆发现盔甲的材质、制作工艺、设计形式等方面，认为其有斯基泰的传统。中国盔甲可能是文化交流或边界战争等方式传来，与欧亚草原有所不同，有自己的风格和特征。
(3)秦与戎狄、斯基泰文化的研究
孙占伟“陕西黄陵寨头河战国戎人墓地考古新发现及初步认识”，经过对墓地材料的初步分析，认为寨头河墓地包括的文化因素主要为中原的三晋文化因素、陇东西戎文化因素以及少量的欧亚草原东部的中国北方系青铜文化的因素。为我们探讨早期秦文化和秦与西戎的关系问题，提供了新的材料和见解。戴向明“戎狄与华夏分异的史前背景”，以裴李岗时期、仰韶早期、仰韶中期、仰韶晚期、庙底沟二期、龙山时期、夏商周时期几个大的时段为界限，对应其时段内史前考古学文化的发展及分布地域，并最终勾勒出戎、狄与华夏的大致分界，理清了戎、狄、华夏分异前的史前脉络。董珊“出土文献所见秦与夷、夏、戎、蛮的关系”，系统考察了西周、春秋时期出土文献中的社会语言习惯，讨论了“秦夷”、“秦戎”、“*(左犭右严)狁与戎”、“赤戎”、“蛮王”、“夏四方”、“蛮夏”等概念；并指出，在秦文化的研究中，需要慎重使用相关的概念。Sergey Komissarov“戎、秦和斯基泰：早期铁器时代中国西北地区的文化交流”，认为在中国早期编年史中，戎部落亦称羌族，他们是藏族人的直系祖先，但不像其他藏缅族(如纳西族)关系那么亲近，但与斯基泰人有着密切的联系，曾在黄河流域积极活动。后一部分进入青藏高原，一部分被秦人同化。被同化的成为中国文化的一部分，并对秦文化施以影响。Alexey Kovalev“夏家店上层文化中的欧亚大陆西部中国西北部的文化因素及北戎—山戎的起源和扩散问题”，就夏家店上层文化的来源问题、北戎—山戎的迁徙路线问题作了全面论述。Shulga P.I.“阿尔泰游牧人与北中国接触的新研究(公元前8世纪至前3世纪)”，探讨了古代中国与阿尔泰山区的接触与商业路径。最早的一个可能用了传统的接触，先从鄂尔多斯，顺着戈壁阿尔泰山区和蒙古阿尔泰山区的北方山前地带，然后到容易穿过的塞柳格姆山。第二条道路从吐鲁番开始，穿过准噶尔盆地的北部后分岔两路到蒙古和东哈萨克斯坦。
(4)文物制作技术探讨与研究
陈建立“新发现早期秦、戎人金属文物的制作技术研究”，通过对礼县大堡子山等秦人墓地、张家川马家塬、秦安王洼和清水刘坪等戎人墓地出土文物的考古学研究以及科技检测分析，较为系统地揭示出土文物制作技术的特点，进一步完善或发展了考古学与自然科学的协同研究新方法，为进一步提高对西北地区战国时期文化传播与交流等问题的认识，深入探讨秦戎文化关系、秦汉帝国的形成过程、东西方文化交流状况等提供了科学依据。金正耀“秦汉时期增强溃散性特殊内芯技术的新发现及初步探讨”，以东周至汉的扁壶和蒜头壶为对象，结合新近在云南李家山青铜铸造技术的研究，揭示出铜瓠壶、扁壶和蒜头壶这类器物的铸造生产，确有可能使用特殊内芯技术以获得较高生产效率，并进一步解读扁壶和蒜头壶何以较多出现在秦人墓中。周卫荣“‘失蜡失织法’商榷”，对艾玛·邦克推导“失蜡失织法”的工艺过程进行仔细研究后发现，所谓的“失蜡失织”工艺是不成立的，结合近年来对鄂尔多斯式青铜器的研究结果和北方系动物纹牌饰陶模的考古出土，指出北方系动物纹金属牌饰应是陶范工艺铸造。
(5)史前饮食文化研究
吕宗力“狗与先秦中国人的日常生活——从战国秦墓最近出土的狗肉汤谈起”，从考古发现和文献记载对狗与先秦人们的关系进行细致剖析，认为咸阳战国秦墓狗肉汤的出土，再次证明狗与先秦时代中国人的物质、精神生活有着密切关系。刘歆益“食物网络，生产与消费：史前时代的食物全球化”，认为在公元前第二纪，驯化于西南亚洲的麦类作物已经来到中国的几个地区；本土于中国的谷子和荞麦则出现在欧洲。上溯几千年(公元前5000年前)，可能是驯化于中国的糜子同时出现在欧亚大陆两端的考古证据中。文章不仅讨论农作物本身，也关注利用这些植物的社会组织，进而探讨一个长时间尺度的新石器时代的本质。
(6)陕西秦陵及城址考古发现
焦南峰“咸阳秦陵的考古新发现”，对在咸阳塬上新发现的七座西汉帝陵、三座王级陵园进行考证，认为“周王陵”应是秦悼武王及其夫人的“永陵”，严家沟陵园可能是秦惠文王及其夫人的“公陵”。司家庄陵园，可能是一座时代相当或略早于“公陵”、“永陵”的秦王、公陵墓。田亚岐“秦雍城遗址2011～2012年主要考古发现”，主要介绍了宫城区道路与排水系统考古工作取得重要收获及下一步工作的具体方法。
除上述研究外，还有张天恩“试论新发现的寺洼文化遗存”，主要分析了磨沟齐家文化墓地中发现的带有明显寺洼文化特色的一类陶器遗存。雷兴山“周原地区西周时期东西向墓葬的特征与族属”，分析了东西向墓葬的墓地特征主要有聚落主体墓地、聚落中一个墓地整体或一个墓地中的一个墓区、南北向墓葬为主的墓地三种形式。王子今“放马滩秦地图林业史料研究”，通过放马滩秦地图林业史料和交通史料的考察，推进了对秦史和秦文化的认识和理解。
发言讨论结束后，部分与会代表对甘谷毛家坪遗址、天水市博物馆、伏羲庙、麦积山石窟、清水李崖遗址、马家塬战国墓地进行了实地考察。
此次会议的成功召开，是对近年来甘肃省文物考古工作，特别是对结合学术研究的主动性考古发掘成果的全面检阅和系统总结。同时，也是为今后开展早期丝路文明和早期秦文化研究的一个方向性部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