粟特人是中古时期活跃在丝绸之路上的重要身影，包括敦煌在内的丝路沿线均有他们留下的丰富文化遗存，更有粟特人聚落的绵延分布，构成了我们今天研究中古历史文化的重要景观。特别是近年来中国国内粟特人墓葬不断被考古发现，使得这种研究的热潮持续高涨。敦煌是丝路重镇，当然更是粟特商队的必经之路和他们聚落的中心之一。对此，以向达先生①、池田温先生②的研究为契机，学界的研究可谓硕果累累，陈国灿③、姜伯勤④、荣新江⑥等先生的研究已清楚地揭示出中西交通史上这一至关重要的现象。
早在三国时期，敦煌就有大量的“西域杂胡”生活于此，对此《三国志》卷十六《仓慈传》有记：
又常日西域杂胡欲来贡献，而诸豪族多逆断绝；既与贸迁，欺诈侮易，多不得分明。胡常怨望，慈皆劳之。欲诣洛者，为封过所，欲从郡还者，官为平取，辄以府见物与共交市，使吏民护送道路，由是民夷翕然称其德惠。数年卒官，吏民悲感如丧亲戚，图画其形，思其遗像。及西域诸胡闻慈死，悉共会聚於戊己校尉及长吏治下发哀，或有以刀画面，以明血诚，又为立祠，遥共祠之。
相同记载另见于敦煌藏经洞写本P.3636⑥。
1907年斯坦因在敦煌西北的长城烽燧遗址获取的粟特文古信札，研究的成果颇多，透过这些重要的资料，说明西晋永嘉六年⑦左右，有为数不少的以康国胡商为代表的九姓胡人在河西敦煌活动。
使我们更感兴趣的是，在敦煌这样一个粟特人活动的重镇与中心地区，构成中古敦煌人最重要活动和记载他们历史的佛教石窟艺术中，粟特人的贡献是什么?
著名的历史学家和艺术史家姜伯勤先生指出：“由于粟特队商的强大财力，由于他们往来于丝绸之路商道，他们无论作为艺术赞助人，还是作为外来艺术纹样的推荐者，在中国艺术史上都有重要的地位。”⑧如此，敦煌当不能例外。姜先生身体力行，根据莫高窟初唐第322窟龛内“畏兽”图像、史姓供养人、发愿文不称“辰年”而称“龙年”等现象推断：“窟主史氏或为突厥裔，或为粟特裔。”⑨郑炳林先生长期致力于敦煌粟特人的研究，有大量的成果问世，涉及敦煌粟特人研究方方面面的问题，他也曾就唐五代粟特人在莫高窟画佛开窟作过考察，为我们勾勒出一条大概的线索⑩。荣新江先生详细考察了敦煌壁画中在“萨保”率领下来往于丝绸之路的粟特商队的形象(11)。雷闻先生发表论文，指出了莫高窟第158窟各国王子举哀图所反映出的粟特文化对唐代社会的影响(12)。刘永增先生发现了莫高窟158窟壁画中粟特纳骨瓮(13)。张元林先生研究指出，莫高窟西魏第285窟即为入华在敦煌的粟特人为主营建的洞窟(14)。
姜伯勤先生的《中国祆教艺术史》，无疑是研究入华粟特人文化与艺术的巨著，有集大成之功(15)。而先生对敦煌石窟美术中包括莫高窟西魏第285窟顶“天”图像、隋代第244窟说法图中的龙王与象王图像、隋代出现的大量波斯萨珊风格的联珠纹、初唐第322窟畏兽图像等受粟特美术影响的诸图像的系列研究(16)、另有关友惠先生、薄小莹先生、梁银景博士对隋代联珠纹的研究(17)，安加瑶先生对敦煌壁画中玻璃器的研究(18)，让我们看到了唐代中叶以前敦煌美术中粟特美术的营养成分。
陆庆夫先生、郑炳林先生、荣新江先生、冯培红博士、王腾氏等对晚唐五代宋归义军时期敦煌地区粟特九姓胡人方方面面的研究，则更是从文献资料的角度，深入分析了流寓敦煌地区的粟特九姓胡人后裔对归义军历史、政治、经济、文化所做出的不可磨灭的贡献(19)。
以上的历史背景和前贤们开拓性的探索，提醒我们敦煌艺术研究中一个重要课题，及一个美妙的前景，同时也促使我们不得不重新检讨敦煌艺术的营养成分与影响因素。在此视野下，在敦煌石窟艺术当中，我们的确看到了更多更为生动的与粟特九姓胡人有密切关联的实例。笔者曾就以下几个具体的实例和问题，以敦煌石窟中的粟特美术图像为切入点，围绕粟特人及其美术与敦煌石窟的关系，作过一些尝试，基本上看到了敦煌石窟营建过程中粟特九姓胡人的积极参与，及粟特美术对洞窟图像的深刻影响，提示我们敦煌美术史研究一个复杂而有趣的历史背景。
无疑，供养人的探讨构成此问题研究的首要问题，如果没有粟特九姓胡人供养人的存在，离开洞窟和图像产生的基本前提，其他的问题就无从谈起。经过我们对敦煌石窟中的粟特九姓胡人供养像的检索，发现了一些有趣的现象，如这些供养人画像的时代特点、原创性特点、面貌写真特点、性别特点、职业特点等，同时揭示出粟特胡人供养人洞窟整体观念差、突出供养功德、以重修洞窟功德为主等供养特征(20)。
涉及具体的洞窟营建和图像的考察，主要是对以下几个洞窟的考察：
1．对姜伯勤先生(21)曾经有过精彩论述的莫高窟初唐第322窟图像艺术所表现出的与粟特九姓胡人的关系问题，结合敦煌文物研究所专家们对第322窟窟主“胡人”身份的推测(22)，通过大量的带有浓厚粟特美术因素图像的考察，联系洞窟的画工类题记，考察结果认为莫高窟第322窟很有可能是属唐代初年活跃在河西的中亚移民粟特九姓胡人安氏集团主导下的功德窟(23)，正是唐代初年河西的实际社会状况、人员构成及政治面貌在图像方面的有力佐证，也为8世纪中叶敦煌沙州城东300余户、1400余口粟特九姓胡人聚居地“从化乡”的出现在莫高窟洞窟营建方面提供合乎情理的逻辑思考。
2．敦煌的历史进入吐蕃统治时期(瓜州776—848年，沙州786—848年)，随着吐蕃人的进入，敦煌的社会发生重大的变化，单就粟特人而言，吐蕃的战争和统治虽然使得“从化乡”解体，但并没有影响粟特人力量的减少，随着石城镇康艳典率部迁入敦煌，敦煌的粟特九姓胡人反增未减，加上一部分粟特人的升迁，一部分人并入寺院为寺户等现象的推动，粟特人对洞窟的营建在继续，粟特美术对敦煌石窟图像的影响仍可看到蛛丝马迹，集中体现在莫高窟中唐代表大窟第158窟，其中像各国王子举哀图所反映出的民族属性、佛枕装饰画中出现的波斯萨珊风格的联珠雁衔珠纹、举哀弟子像手捧的两件粟特纳骨瓮所表现的祆教文化涵义、洞窟建筑形制与入华粟特人的丧葬习俗、对涅槃经变和经光明最胜王经变的选择性等，均表现出与粟特人密切的关系(24)。
3.莫高窟中唐第359窟属粟特人营建的功德窟，则得到了洞窟中新发现的“石”氏家族供养像题记的有力佐证，特别是东壁门上出现的带有鲜明胡人特征面貌的窟主已故祖先供养像，更是敦煌壁画粟特人画像的典型例证，而其服饰及在洞窟供养人画像中其他现象的出现，也让我们看到了吐蕃统治时期粟特人对吐蕃统治的态度，从一个有趣的侧面以形象的资料说明了流寓敦煌的粟特九姓胡人对唐文化的民族认同(25)。
4．除洞窟营建之外，另如从隋代洞窟中出现的大量的联珠翼马纹图像，以及像莫高窟第244、390窟图像构图形式的粟特美术样式特征，莫高窟北区洞窟出土的波斯银币(26)、胡人木俑，敦煌唐墓中出土的胡商牵驼砖等，均属粟特美术影响下敦煌地区反映中西文化交流的重要文物图像。而像在莫高窟初唐第220窟经变画中的“胡旋舞”则是唐长安洛阳两京地区胡风影响下的最具代表性的粟特美术流行的真实反映，随着两京及内地类似图像的历史消失，保存在敦煌洞窟中的此类图像无疑成为我们了解唐长安城作为国际性都市最佳的形象资料(27)。
以上之外，在敦煌石窟中，还有更多粟特人参与洞窟的营建活动，以及受粟特美术影响的图像保存于洞窟壁画中，构成敦煌石窟粟特美术研究课题新的延伸。
附记：本文为国家973计划项目(2012CB725300)，2013年度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13BKG017)阶段性成果。
①向达《唐代长安与西域文明》，北京：三联书店，1957年；石家庄：河北教育出版社，2001年。
②[日]池田温《八世纪中叶敦煌的粟特人聚落》，《欧亚文化研究》第1期，1965年；收入池田温《唐研究论文集》，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9年，页3—67。
③陈国灿《魏晋至隋唐河西胡人的聚居与火祆教》，《西北民族研究》1988年第1期，页198—282；又载氏著《敦煌学史事新证》，兰州：甘肃教育出版社，2002年，页73—97。
④姜伯勤《敦煌吐鲁番文书与丝绸之路》，北京：文物出版社，1994年。
⑤荣新江《胡人迁徙与聚落》，《中古中国与外来文明》，北京：三联书店，2001年，页54—59。
⑥施萍婷《敦煌随笔之二》，《敦煌研究》1987年第1期，页47。
⑦陈国灿《敦煌所出粟特文信札的书写地点和时间问题》，《魏晋南北朝隋唐史资料》第7辑，1985年。另载《敦煌学史事新证》，兰州：甘肃教育出版社，2002年，页56—72。
⑧姜伯勤《中国祆教艺术史研究》“引论”，北京：三联书店，2004年，页7。
⑨姜伯勤《莫高窟322窟持动物畏兽图像——兼论敦煌佛窟畏兽天神图像与唐初突厥祆神崇拜的关联》，《中国祆教艺术史研究》，北京：三联书店，2004年，页217—224。
(10)郑炳林《唐五代敦煌的粟特人与佛教》，兰州大学敦煌学研究所编《敦煌归义军史专题研究》，兰州：兰州大学出版社，1997年，页433—465。
(11)荣新江《萨保与萨薄：佛教石窟壁画中的粟特商队首领》，《法国汉学》丛书编辑委员会编《粟特人在中国——历史、考古、语言的新探索》(即《法国汉学》第10辑)，北京：中华书局，2005年，页49—71。
(12)雷闻《割耳嫠面与刺心剖腹——粟特对唐代社会风俗的影响》，荣新江、张志清主编《从撒马儿罕到中国——粟特人在中国》，北京：国家图书馆出版社，2004年，页41—48。
(13)刘永增《莫高窟第158窟的纳骨器与粟特人的丧葬习俗》，《敦煌研究》2004年第2期，页13—18。
(14)张元林《粟特人与莫高窟第285窟的营建——粟特人及其艺术对敦煌艺术的贡献》，云冈石窟研究院编《2005年云冈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集·研究卷》，北京：文物出版社，2005年，页394—406。
(15)姜伯勤《中国祆教艺术史》，北京：三联书店，2004年。
(16)分别参见姜伯勤《敦煌艺术宗教与礼乐文明》(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6年)、《中国祆教艺术史研究》(三联书店，2004年)相关文章。
(17)关友慧《莫高窟隋代图案初探》，《敦煌研究》创刊号，1983年，页26—37；姜伯勤《敦煌与波斯》，《敦煌研究》1990年第3期，页1—15；薄小莹《敦煌莫高窟六世纪末至九世纪中叶的装饰图案》，北京大学中古史研究中心《敦煌吐鲁番研究论集》，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0年，页355—432；梁银景《隋代佛教窟龛研究》，北京：文物出版社，2004年，页181—210。
(18)安家瑶《莫高窟壁画上的玻璃器皿》图六，北京大学中国史研究中心编《敦煌吐鲁番研究论集》第2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83年，页425—464。
(19)分别参见陆庆夫《唐宋间敦煌佛教人之汉化》，《历史研究》1996年第6期，页25—34；郑炳林《唐五代敦煌粟特人与归义军政权》，《敦煌研究》1996年第4期，页80—96；郑炳林《唐五代敦煌的粟特人与佛教》，《敦煌研究》1997年第2期，页151—168；郑炳林、王尚达《吐蕃统治下的敦煌粟特人》，《中国藏学》1996年第4期，页43—53，以上各文又收入《敦煌归义军史专题研究》，兰州：兰州大学出版社，1997年。荣新江《敦煌归义军曹氏统治者为粟特人后裔说》，《历史研究》2001年第1期，页65—72；冯培红《敦煌曹氏族属与曹氏归义军政权》，《历史研究》2001年第1期，页73—86；王腾《隋唐五代西域罗氏流寓中国敦煌罗氏家族研究》，载《敦煌归义军史专题研究三编》，兰州：甘肃文化出版社，2005年。
(20)沙武田《敦煌石窟粟特九姓胡人供养像研究》，《敦煌学辑刊》2008年第4期，页132—144。
(21)姜伯勤《莫高窟322窟持动物畏兽图像——兼论敦煌佛窟畏兽天神图像与唐初突厥祆神崇拜的关联》，《中国祆教艺术史研究》，北京：三联书店，2004年，页217—224。
(22)敦煌文物研究所编《中国石窟·敦煌莫高窟》(三)，图版17说明，北京：文物出版社，1987年，页223。
(23)沙武田《莫高窟第322窟图像的胡化因素——兼谈洞窟功德主的粟特九姓胡人属性》，《故宫博物院院刊》2011年第3期，页71—96。
(24)沙武田《敦煌莫高窟第158窟与粟特人关系考(上、下)》，《艺术设计研究》2010年第1、2期，页16—22、29—36。
(25)沙武田《莫高窟吐蕃期洞窟第359窟供养人画像研究——兼谈粟特九姓胡人对吐蕃统治敦煌的态度》，《敦煌研究》2010年第5期，页12—24。《莫高窟吐蕃期洞窟第359窟供养人画像研究——兼谈粟特九姓胡人对吐蕃统治敦煌的态度》，《中国美术研究所度报告2010》，北京：人民美术出版社，2011年，页3—25。另见沙武田《敦煌的粟特胡人画像——莫高窟第359窟主室东壁门上新释读一身石姓男供养像札记》，樊锦诗、荣新江、林世田主编“敦煌文献、考古、艺术综合研究——纪念向达教授诞辰110周年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集》，北京：中华书局，2011年，页262—276。
(26)沙武田《由敦煌莫高窟北区洞窟随葬波斯银币看中古敦煌佛教》，《西夏研究》2013年第4期，页76—83。
(27)沙武田《唐韵胡风——敦煌莫高窟第220窟舞蹈图与唐长安风气》，《陕西历史博物馆馆刊》第20辑，西安：三秦出版社，2013年，页189—205。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