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前言
随着唐朝经济与政治的发展、交通的便利、人口的增多以及都市纷纷兴起，社会中开始形成一个庞大的有闲阶层，为当时社会的文化建设带来新的动力，对整个国家的文化发展产生了重大影响。由此，唐人的生活质量也得到了明显的提高，他们比任何前代人都更爱玩、更爱享受，不但上层统治者如此，就是市井平民、乡间百姓也不例外。唐代的民间体育活动之丰富多彩、精湛超绝、人才辈出后世也望尘莫及。例如，围棋已经普及到偏远的山村，连普通的农村妇女中也有棋艺极高的强手。其他诸如马戏、寻橦、剑舞、胡旋舞、胡腾舞、蹴鞠、马球、步打球、竞渡、拔河、秋千、角力、相扑、投壶、射箭等都获得了发展，尤其是击鞠已成为一种高尚的宫廷文化活动，并且在贵族和军中十分普及，甚至还出现了妇女组织球队对打的场面。唐代有好几位皇帝，像玄宗、穆宗、敬宗、宣宗等，他们不仅是球迷，而且还是场上好手。我国古代的民间体育继两汉之后，在唐代又得到了一次发展的机遇。而唐代体育，更以其博大精深、绚丽多彩，成为中国体育史上的光辉一页。唐代体育大抵是与社会的文化消费和物质享受相联系的，可以说是为社会和时代增添了丰富多彩的内容。但他们却不仅仅体现了唐人的聪明智慧、旺盛的创造力、强健的体魄，显示了人经过训练能够在各方面达到怎样的高度，更重要的是通过他们的创造，相当程度地反映了时代的文化氛围乃至文化精神。
二、文献记载的唐代马球活动
通唐代是一个尚武的朝代。在国家武备中，马匹占有十分重要的地位。自初唐至盛唐，通过“市马”和“贡马”的途径，大批良马被引进到陇右牧区。入唐的马群包括两大类：大宛种的“胡马”和蒙古种的“蕃马”。而唐太宗李世民又是一位从马上得天下的君主，对突厥战马十分熟悉。贞观二十一年(647)八月，他对骨里干贡献的名马作过一次“伯乐式”的相马，《唐会要》卷二十七对此有详细记述。唐代，在与突厥的“互市”中，绢与马的贸易构成最重要的内容。因此，唐代在种马培育和相马水平等方面得到了迅速的提高，而马伎和马球的发展更是盛况空前。尤其是唐朝的二十余位皇帝都十分酷爱马球，并为马球的发展做出了重要的贡献。由于打马球必须具备健壮的体格，要机智勇敢，骑术精湛，同时还要有一匹驯顺矫健的良马，要有应手的球杖，还要有一块平整的大场地。马球运动是所有运动中最昂贵的一项，所以唐代的马球一般是在皇室、权贵以及军中开展。
唐代马球运动的兴起，应源于唐太宗时期。《封氏闻见记》卷六载：“太宗常御安福门，谓侍臣曰，闻西蕃人好为打球。比亦令习，会一度观之，昨升仙楼有群蕃街里打球，欲令朕见；此蕃疑朕爱此，骋为之。以此思量，帝王举动，岂宜容易，朕已焚此球以自诫。”该史料为我们提供了唐代马球由长安兴起的大致时间和原因。马球在长安出现是贞观十五年(641)，是在文成公主入藏完婚后，由吐蕃传入。引文中唐太宗所说的“西蕃人”是泛指西域诸国或唐朝西面一些国家和地区的人。
然而，唐与吐蕃有关马球的史料，一是“景龙四年(710)正月，唐中宗宴吐蕃遣使与宛内球场，命驸马都尉杨慎交与吐蕃遣使打球，并率侍臣观之”(《册府元龟》卷一百一十帝王部)。二是“景云中，吐蕃遣使迎金城公主，中宗与梨园亭子赐观打球，吐蕃赞咄奏言，臣部曲有善球者，请与汉敌。上令杖内试之，决数部，吐蕃皆胜”(《封氏闻见录》)。这两次都在710年，一次是正月，一次是二月；一次在宛内球场，一次在梨园亭子。可是一则记为“景龙四年”一则记为“景云中”，实际上同为庚戌年(710)，正是中宗和睿宗交替的一年。这和太宗贞观年间的“比以令习”已差近百年了。
据《国史纂典》和其他一些文献记载，唐中宗李显对于推动唐代马球运动的蓬勃发展曾起过重要作用。《资治通鉴》卷二百零九载：“上(指唐中宗)好击球，由是风俗相尚。”在唐中宗的影响下，许多皇亲国戚、达官显贵、军队将士、平民百姓，都纷纷参加马球活动。据唐代刘馕的《隋唐嘉话》记载，景龙年间，妃主家竞建马球场，驸马杨慎交、武崇训把油洒于地以筑球场，这反映了当时所造球场平滑如砥，质量较高。
唐玄宗李隆基从青少年时起就迷恋马球，当时民谣云：“三郎少时衣不整，迷恋马球忘回宫。”民谣中的“三郎”是李隆基的小名。从王子直到高居帝位，他始终耽乐于马球，于十六宅建造雍和殿，经常去那里与诸王打马球。唐玄宗打球也时常遭人劝谏，王谠《唐语林》卷七载：“玄宗尝三殿打球，荣王坠马，闷绝。黄幡绰奏曰：‘大家年纪不为小，圣体又重，倘马力既极，以至颠踬，天下何望?何不看女婿等与诸色人为之，如人对食盘口眼俱饱，此为乐耳!傍观大家驰逐忙遽，何暇知乐?’上言：‘尔言大有理，后当不复自为也’。”以上文献记载说明，唐玄宗可不像有些皇帝那样，将进谏的人贬至看不见的地方，也可能是他尚受世俗礼仪的影响，不愿失去皇帝应有的体面，答应只是搪塞或暂时的，其实他对自己酷爱的马球活动并未忘怀，直至62岁时，还与御林军将士在骊山行宫的球场上跃马击球。难怪宋代的晃无咎在看了《明皇打球图》后，不无感慨地吟道：“宫殿千门白昼开，三郎沉醉打球回。九龄已老韩休死，明日应无谏疏来。”
唐玄宗当政的前期，任贤与能，从谏如流，曾形成了唐代政治经济的高峰——开元盛世；在他当政的后期，却日益沉迷于酒色、游乐，使盛世剧衰，大唐基业几乎毁于一旦……作为伴随他戏剧性一生的马球活动，后人颇多指责裁抑，自是情理中事。天宝六年(747)，年逾花甲的唐玄宗李隆基，还兴致勃勃地在骊山行宫球场与御林军将士一起跃马挥杖进行马球比赛。当时礼泉县尉闫宽撰写了一篇《温汤御球赋》(载《文苑英华》卷五十九)，真实而生动的记述了这次马球比赛直到日暮时分才结束的热闹场面。文中描写华清宫内的球场“平望若坻，下看犹镜，微露滴而必闻，纤尘起而不映”；当球场裁判将如“星”的圆形木球掷入球场以后，身穿各色球衣、手执偃月形球杖、跨着矫健骏马的参赛军士便摧马舞杖，争先恐后地驰入球场，“先驱分镳，交臂叠迹”，竞相挥杖击球，拼命争得可获重赏的第一筹。有的“未拂地而还作，乍从空而倒回”；有的则“百发百中，如电如雷”。而玄宗却“志气超神，眉目胜画。地祗卫跸，山灵捧靶。众沸渭以纷纭，独雍容而闲暇”。真可谓镇静自若、老当益壮。这场比赛直到日暮时分才告结束。玄宗不但重赏了球技高超的禁军将士，还对这项运动的积极意义作了充分肯定，并下诏说：“武由是存，义不可舍，倾徒习于禁中，今将示于天下。”他对马球运动具有国防和治安双重意义作了充分肯定：“兹艺精炼，古来罕见；宇今斯成，伐谋足擅。可以震叠戎狄，康宁宇县。”这篇赋文不但妙笔生花，跌宕有致，极富文采，而且是记载唐代宫廷开展马球运动的重要文献，具有极高的史料价值。唐代李濬《松窗杂录》载：“上(玄宗)好马上击球，内廏所饲者意犹未甚适。会黄幡绰戏语相解，因曰：‘吾意欲良马久之。’且曰：‘今三丞相悉善马经。’上曰：‘吾与三丞相语政事之外，悉究其旁学，不闻有通于马经者，尔焉得知之?’幡绰曰：‘臣日日沙堤上见丞相所乘马皆良马也，以是知必通马经。’上因大笑而语他。”这表明唐代对打马球所用之马要求较高，不能只视其高大，而要视其灵活。如元稹《进马状》载：“解击球者，每嘉其环回斗转，动必惬心。”徐寅《尚书打球小步骤最奇因有所赠》也载：“步骤最能随手转，性灵多恐会人言。”元代诗人张昱在《赵仲穆人马图》一诗中写道“开元球马尽龙材”，龙材——唐朝所用打马球的专用马，很可能是由西域引入的良马。开元五年(717)，于阗就向唐朝进贡过两匹用于打马球的良种马。由于马在马球比赛中的重要性，所以唐王朝历代帝王都十分重视培育良马，供打球专用。
唐德宗时，徐州刺史、徐泗濠节度使张建封原本系一儒生，当节度使后，热心马球，尽管其幕僚韩愈曾劝他从事一些安全平静的活动，但他依然迷恋马球并著有《酬韩校书愈打球歌》，论及军中打马球的益处。
由宦官担任最高统帅的唐代禁军之一的左右神策军，实际上已变成宦官攫取权势、控制朝庭的工具。在神策军中有许多擅长马球的高手，并专门设有“打球军将”的官职，他们经常陪同皇帝打马球或者为皇帝作马球表演，让皇帝在马球场上“悦不知息，荒废朝政”。继玄宗之后，唐室帝王中酷爱打马球的有德宗、穆宗、敬宗、宣宗、僖宗和昭宗等。贞元元年(785)二月寒食，德宗与诸将击鞠于内殿。元和十五年(820)十二月壬午，穆宗到神策军驻地打马球，“幸右军击球”(《唐会要》卷二十七)，打球后到城南狩猎；长庆二年(822)十一月庚辰，他在和内宫击球于禁中，有一个太监从马上坠落，穆宗受惊过度，“足不能履地，风眩就床”(《旧唐书·穆宗本纪》)；长庆四年(824)正月，穆宗驾崩。
《新唐书》卷八“穆宗敬宗纪”载：“(元和十五年)十二月庚辰，壬午，击鞠于右神策军，遂猎于城西”“长庆元年……二月……辛卯，击鞠于麟德殿”“敬宗……穆宗长子也。……长庆二年十二月，穆宗因击球暴得疾”。
据《通鉴纪事本末》卷二百零二记载：“是夕(长庆四年正月壬申)，上崩于寝殿……丙子，敬宗即位于太极东序。……二月，丁未，上幸中和殿击球，自是数游宴击球，赏赐宦臣乐人不可悉记。……夏四月，卜者苏玄明与染坊供人张韶善。玄明谓韶曰：‘我与子卜，当升殿坐，与我共食，令主人尽夜球猎，多不在宫中，大事可图也。’韶以为然，乃与玄明谋，结染工无赖者百余人……挥兵大呼，趣禁庭。上时在清思殿击球，诸宦者见之惊骇，急入闭门，走白上。”其意是，长庆四年(824)的一天，宫内染坊匠人张韶与一个占卜的朋友苏玄明，密谋暗杀敬宗皇帝。此时，敬宗正在清思殿打球，得知张韶谋害他的消息之后，敬宗带领宦官逃往左神策军。而张韶等人一路杀进清思殿，发现敬宗已逃跑。但这时左右神策军包围了清思殿，张韶和苏玄明等人全部被杀死。事隔两年，敬宗在一次夜猎狐狸归来，正在宫中饮酒，被一名击球的军将杀死在宫中。文献记载：“(宝历)二年(826)，夏六月，甲子，上卸三殿，令左右军教坊内园为击球手搏戏……上游戏无度，狎暱群小，善击球，好手搏。十二月辛丑，上夜猎还宫，与宦官刘克明、田务澄、许文瑞及击球将苏佐明、王嘉宪、石从宽、阎惟直等二十八人饮酒。上酒酣，入室更衣，殿上烛忽灭，苏佐明等弑上于室内。”
文宗称帝之后，虽也十分喜爱打马球，但是他吸取了教训，下诏将球场退还武军，提出了克己复礼，修政安人的主张。在他颁布的一系列去奢从俭的条令中，就有一条是针对马球的：“东头御马坊球场，并却还左龙武军。其殿及亭子，令所司拆毁，余舍并赐龙武军收管。”“两军球鞠之会什减六七”(《资治通鉴·唐文宗开成元年》)，仅偶尔观看角抵、蹴鞠之类的游戏。但文宗当时也受宦官仇士良以球猎声色的蛊惑，窃取了权柄。唐代帝王为什么如此热爱马球呢?我们不妨从宦官仇士良在告老还乡时对前去送行的宦官所讲的一番话去思考一番。《新唐书·宦官传》载；“士良之老，中人(即宦官)举选还第。谢曰：‘诸君事善天子，能听老夫语乎?’众唯唯。士良曰：‘天子不可令闲暇，暇必观书，见儒臣，则又纳谏，智深虑远，减玩好，省游幸，吾属恩且荡而权轻矣。为诸君计，莫若殖财货，盛鹰马，日以球猎声色蛊其心，极侈靡，使悦不知息，则必斥经术，暗外事，万机在我，恩泽权力欲焉往哉?’”仇士良指的是做宦官的要想攫取权利，就不能让皇帝闲着读书，近亲儒臣，倾听不同意见，知道深思远虑，而应该让他整天忙着打球、狩猎，沉迷酒色，纵情享乐。仇士良讲的这些话，是他40年宦官生涯的经验总结，也是唐代宦官控制朝政的基本权术。
武宗继位之后，酷爱马球。《新唐书·周宝传》载：“(宝)曾昌时迁方镇才校，入宿卫，与高骈皆隶右神策军，历良原滇使。以善击球，俱备军将军。骈以兄事宝，宝强毅，未尝语诎于人，官不进。自请以球见，武宗称其能，擢金吾将军。以球丧一目，进检校工部尚书，泾原节度使。”镇海军节度使周宝和剑南西川节度使高骈，都跻身神策军士，以善击球而进烳军将，因球艺高超，累官至节度使，成为专制一方的最高军政长官。文献中记载，周宝在军中不得志，后以“击拂之妙，天下知名”。他曾在润州(今江苏镇江)参加过一次精彩的马球比赛，唐武宗称其能，迁金吾将军。后来在一次马球比赛中，“以球丧一目，进检校工部尚书”，官至镇海节度使。这是周宝和高骈利用与唐武宗对马球的共同爱好，迎合皇帝之兴趣而进取高官的真实写照。唐武宗重用周宝、高骈，反映了唐武宗对马球的酷嗜和迷恋。据《唐语林》卷七记载，宣宗李忱马球技艺娴熟，“宣宗弧矢击鞠皆尽其妙。所御马，御勒之处，不加雕饰，而马尤矫捷。每持鞠杖，乘势奔跃，运鞠于空中，连击至数百而马驰不止，迅若流电。二军老手咸服其能”。宣宗每月都约皇室成员于雍和殿打几次马球“以娱圣心”。裴廷裕的《东观奏记》载：“上(宣宗)敦睦九族，于诸侯王，尤尽友爱，即位后，于十六宅起雍和殿，每月三两幸，与诸侯王击鞠合乐，锡有差。”据《资治通鉴》卷二百四十三《僖宗纪》载：“广明元年(880)二月，杀左拾遗候昌业；昌业以上专务游戏，上疏极谏，上大怒，召昌业至内侍省赐死。上好蹴鞠斗鸡，尤善击球。尝谓优人石野猪曰：‘朕若应击球进士举，须为状元。’对曰：‘若遇尧、舜作礼部侍郎，恐陛下不免驳放。’上笑而已。”唐僖宗自认为他精通马球，尤其擅长击球，曾向人夸耀自己的球术。他对戏剧演员石野猪说：“我假使应考‘打球进士’应取得第一名(状元)。”而石野猪却认为“那可不一定，如果遇到像尧舜禹那样圣明的人做礼部侍郎，陛下可就是名落孙山了。”由于僖宗迷恋马球而荒废朝政，左拾遗候昌业冒死上疏极谏，因此触怒僖宗而被赐死。僖宗时，不仅皇亲国戚、权贵重臣喜爱马球，就连儒生之间也开展马球活动。《唐摭言》卷三载：“乾符四年(877)，诸先辈月灯阁打球之会，时同年悉集。无何，为两军打球军将数辈私较，于是，新人排比既盛，勉强迟留，用抑其锐。刘覃谓同年曰：‘仆能为群公小挫彼骄，必令解去，如何？’状元已下应声请之。覃因跨马执杖，跃而揖之曰：‘新进士刘覃拟陪奉，可乎?’诸辈皆喜。覃驰骤击拂，风驱雷逝，彼皆愕视。俄策得球子，向空磔之，莫知所在。数辈惭沮，*(左亻右黽)俯而去。时阁下数千人因之大呼笑，久而方止。”唐代，每当新进士发榜后都要到曲江集会游赏，并在月灯阁举行马球比赛，比赛结束之后，再到佛阁饮酒。每当此时，“四面为棚，鳞次栉比”，热闹非凡。从以上记载中可以看出唐代的进士不仅能与两军老手进行马球对抗赛，而且在文人学士中也有马球高手。
唐代从高宗李治到昭宗李晔，至少有15个皇帝都是马球爱好者，甚至是身怀绝技的球场高手。
三、唐代的女子马球活动
在唐代，不仅男子喜爱打马球，就连宫廷内的宫女也参与了这项对抗性极强的运动，且有众多身手不凡者。张籍的《寒食内宴二首》中“廊下御厨分冷食，殿前香骑逐飞球”一句就描述了宫女们于寒食节进行马球比赛的盛况。王建在《又送裴相公上太原诗》中写道：“千群白刃柄还节，十对红妆妓打球。”后蜀花蕊夫人作诗云：“小球坊近曲池头，宣唤勋臣试打球。先向画楼排御幄，管弦声动立浮油。”她还在《宫词》中写道：“自教宫娥学打球，玉鞍初跨柳腰柔。上棚知是官家队，遍遍长赢第一球。”女子由于身体条件等方面原因，一般是骑驴击鞠。《李林甫外传》载：“唐右丞相李公林甫。年二十尚未读书，在东都，好游猎打球，驰逐鹰狗。每于城下槐坛骑驴击鞠，略无休日。”这说的是唐代权臣李林甫年轻时终日逐狗放鹰，游猎打球无所不好，这其中他最喜欢的是在槐树林边的土台上打驴鞠。这也反映了当时骑驴击鞠的不光是女子，有些胆小的男子也喜欢打驴鞠。唐敬宗就十分喜欢观看骑驴击鞠，当时为投皇上的所好，郓州(山东郓城)地方向朝廷进贡了石定宽等四个驴鞠高手。《旧唐书》载：“……上御三殿，观两军、教坊、内园分明驴鞠、角抵。戏酣，有碎首折臂者，至一更二更方罢。”宫里的两支球队进行驴鞠比赛，一直玩到两更才结束，而且比赛十分激烈，竟然有打破脑袋、摔断胳膊的情况。这也意味着驴鞠比赛的运动幅度很大，而且危险系数较高。
《旧唐书》中说到，唐代宗时的剑南节度使、成都尹郭英义骄恣狂荡，经常集起一群女子玩驴鞠，并亲自训练，为了使打球更引人入胜，他不惜花钱数万，特意让人制作精美的驴鞍，又给众位女选手制作了华丽的服饰和雕花球杖，个个浓妆艳抹，花枝招展，驱驴挥杖，驰骋球场，进行角逐。这种驴上击球运动激烈程度比骑马击球的运动强度要小，然而女子击球时那纤柔婀娜的身姿、轻盈灵活的举止都比马上击球更有观赏性和审美性，因此深得王公贵族的青睐。郭英义如此奢靡的玩驴鞠，也引来了众人的怨怒，并最终丢掉了性命。
驴鞠所使用的设备几乎与马球相同。球是用坚韧的木料制成，中间挖空，外面涂彩，球场两端各有一个球门，参加者分两队进行比赛，将球打入对方球门的一方得一筹，累计得筹多者为胜。球杖的杖头上包裹着牛皮，球场必须平整。
武则天不仅是位具有较高执政水平的女皇帝，她也是提倡尚武精神，开设武举制度的女强人。武则天擅长修持调养，还能骑马、射箭、秋千、弈棋等，尤其具有较高的击球水平。当武则天还是才人时，就参加了宫中的马球活动，开始她还不是宫廷的女子马球手，但她身体条件和运动素质较好，在接受训练后，她的骑术迅速提高，很快便成了宫廷女子马球队的队长。
唐代宫廷盛行的女子马球活动，还可以在现藏于北京故宫博物院中的一件唐代铜镜上得以印证。铜镜呈八棱形，镜纽周围即刻铸有四位女子驱马疾驰、挥杖击球的婀娜姿态，亦当是以正在击球的宫女为原型而铸造的一件珍贵的艺术品。在西安和临潼等唐墓中曾出土了多件精致的彩绘打马球俑，生动地再现了唐代宫廷女子进行马球比赛的勃勃英姿。
四、唐代军中的马球活动
初唐时期，马球运动逐渐在宫廷和市井间流行。由于受突厥骑兵的影响，唐代比较重视轻装骑兵和个人骑术的训练。随着府兵制的衰败与募兵制的兴起，唐代实行长行官建制。因此，唐玄宗于747年发布诏书，将马球运动推广到军中，这既可提高将士的身体素质，培养机智灵敏的反应能力，又能提高策马作战的能力，有利于较高作战水平的发挥。因此，唐代军队对马球运动是高度重视的，注重从马球运动中培养军事人才，在宿卫两宫的禁卫军和左右神策军的将士以及各地驻军中，经常开展马球比赛。唐代诸皇帝对马球技艺出众的军队将士，除赏赐金帛钱物以外，还往往破格提拔，甚至特设“击球将军”之职，对其进行表彰、奖励，这使得马球运动在军队中异常兴盛。《资治通鉴》卷六十九载：“凡击球，立球门于球场，设赏格……。各立马于球场之两偏以俟命，神策军吏读赏格讫，都教练使放球于场中，诸将皆駷马趋之，以先得球而击过球门者为胜，先胜者得第一筹，其余诸将再入场击球，其胜者得第二筹焉。”
据唐代封演在《封氏闻见记》中考证，唐太宗李世民下令习打马球的时间，在贞观十五年(641)左右，这标志着马球运动在唐朝的兴起。为了抵御突厥骑兵的侵犯，唐朝十分重视加强骑兵训练，马球运动成为当时提高官兵骑马作战技能的有效手段。《新唐书·兵志》载：“自贞观至麟德四十年间，马增至七十万六千。”军队在各地修筑的马球场地很多，有的可容纳上万士兵住宿。太宗以后的唐朝历代皇帝也都十分重视马球运动所具有的军事训练的特殊意义和作用。
唐代军队中有许多精于马球的人物。《酉阳杂徂》中记载有一位姓夏的河北将军，马球技艺高超。他的绝技是：在球场上叠放十几枚铜钱，夏将军从远处打马飞驰过来，挥动手中的球杖，挥身一击恰好把最上面的一枚铜钱打出去，一直飞到六七丈远的地方，然后他折马再飞奔回来，又击一杖，依然只把最上面的一枚铜钱打出去。由此可见这位将军的击鞠技艺之娴熟。
马球风行于唐朝全国诸军兵营，历经盛唐、中唐、晚唐，成为“军中常戏”。盛唐时期，随着募兵制的兴起，练兵方式有了新的变化。《封氏闻见记》卷六载：“永泰(765—766)中，苏门山人刘钢于邺下，上书于刑部尚书薛公云：‘打球一则损人，二则损马，为乐之方甚众，何必乘兹至危，以邀晷刻之叹耶?’薛公悦其言，图钢之形置于座右，命掌书记陆长源为文赞美之。然打球乃军中常戏，虽不能废，时复为耳。”这说明了在唐代，马球的确是军队训练骑术的一种有效方法。军队中除了日常性的马球活动之外，每年还利用冬闲时节，在临潼组织军士举行大规模的马球表演，以此作为全国性的示范。蔡孚作《打球篇》一诗，其在序言中说：“打球者，……以练武士，知有才也。”其诗中云：“共道用兵如断蔗，俱能走马入长揪。”马球赛的马为精选的“騄骥”、“紫骝”。球似“奔星乱下”，杖似“初月飞来”。唐玄宗亲临现场“薄暮汉宫愉乐罢，还归尧室晓垂旒。”唐代学者李濬《松窗杂录》云：“上好马，击球，内厩所饲者，意犹未甚适。”皇帝因此诏令精通《马经》的人索求骏马，以备军队将士进行马球赛时骑乘。
唐德宗李适在位时，武宁节度使张建封率军驻守徐州，每天黎明时分，组织好士兵和百来匹军马，在方圆千步、平坦如砥的球场上进行马球比赛，场面惊心动魄。韩愈在诗中曰：“分曹决胜约前定，百马攒蹄近相映。球惊杖奋合且离，……霹雳应手神珠驰。……发难得巧意气粗，欢声四合壮士呼。……”诗中既生动的描写了军中马球比赛激烈、精彩、惊险的壮观场面和马球高手的高超技艺，同时也逼真地反映了球场四周众多士兵欢呼赞好的场景。但是，韩愈写这首诗的目的却在最后的两句上：“此诚习战非为别，岂若安坐行良图?当今忠臣不可得，公马莫走须杀贼。”这句使得张建封十分不自在，不得已写下了《酬韩校书愈打球歌》为自己辩白。唐代像韩愈和张建封一样用诗描写马球的人不少，从他们的诗中可见当时马球比赛的盛况。如，沈佺期的《幸梨园亭观打球应制》一诗云：“今春芳苑游，接武上琼楼。宛转萦香骑，飘飖拂画球。俯身迎未落，回辔逐傍流。只为看花鸟，时时误失筹。”
《太平广记》卷一九五引沈亚之《冯燕传》云：“唐冯燕者，魏豪人……少以意气任侠，专为击球争鸡戏……亡涓，益于滑军中少年鸡球相得。时相国贾耽镇滑，知燕材，留属军中。”在唐代打马球的规模最壮观，比赛次数最多，技艺最高的应属军队。例如，打球军将周宝即是其一。刘崇远在《金华子》卷上载：“周侍中宝与高中令骈，起家神策打毬军将，而击拂之妙，天下知名。李相国公领盐铁在江南，驻泊润州万花楼观春。时酒乐方作，乃使人传语曰：‘在京国久闻相公盛名，如何得一见?’宝乃辄辍乐命马，不换公服，驰骤于彩场中。都凭城楼下瞰，见其怀挟星弹，挥击应手，称叹者久之，曰：‘若今日之所，即从来之闻，犹未尽此之善也。’”
唐代在全国各地的驻军中都广泛开展马球运动。例如：地处河西走廊最西端的军事重镇——敦煌，是古代丝绸之路上的历史名城，唐朝在敦煌地区驻守有大量军队，修筑了多处军用马球场。敦煌遗书P.3239《甲戌年邓弘嗣改补充第五将头牒》记载：“领步卒虽到球场，列阵排军，更宜尽忠而效节。”在敦煌遗书中还有许多关于归义军时期马球场管理中所支出的账目单。
在唐代，马球活动由于与古代以骑兵为主的作战形式极为相似，既可锻炼人的体力，培养人的反应力，又能提高策马作战的技能、技巧，因此，马球运动在唐代一直是军中习武和娱乐的重要内容。
唐代皇室对宫廷和军中马球运动的重视在某种程度上也对马球由娱乐走向竞技的质变产生影响。且不说唐代宫廷有了专职的马球手，还设有专门机构，蓄养了专为马球比赛伴奏的乐工，并在多层的物质——精神结构的交汇，宫廷文化和军队文化的交汇影响下，马球发展成为具有明显竞技特征的体育运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