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语文书的概念非常广，胡文化曾经对中原文化产生十分明显的影响。胡文化的影响实际上一直保存至今，体现在今天的语言当中。比如，我们常说的“一派胡言”、“胡言乱语”、“胡说八道”实际上是对已消失的胡文化的一种追忆。这些留在语言中的印迹一方面说明，胡人曾比较多地和中原汉人发生过交流，另一方面也反映出人们在潜意识中存在的对胡文化的鄙视。其实，今天我报告的题目，也多少带出汉民族潜意识中对胡文化的轻视。鄙视和轻视还主要因为我们缺乏对胡所代表的文明的了解。胡语文书的概念非常广，我想用这样一个比喻来说明问题，胡语文书所代表的文明犹如浩瀚的大洋。或者这样说：胡语文书所代表的文明犹如大山背面的甘泉，汩汩而流，奔腾不息。而我只能将其中的一杯水奉献给大家。在国内，我们认为胡文化没有博大精深，但在国际上，人家认为我们搞不好胡语文献，因为我们没有语言天赋。他们看不起我们，我们也看不起他们，形成隔阂，反映出中西文化很大的反差。
在介入主题之前，先要问这样一个问题：何谓胡?读过两《唐书》的人只要稍微留意，就会注意到，至少在唐代，“胡”区别于吐蕃、突厥，“胡”实际上特有所指。
例如安禄山对哥舒翰说的一句话：“我父是胡，母是突厥女，尔父是突厥，母是胡。”安禄山的父亲是粟特人，母亲是突厥人，而哥舒翰的母亲是于阗人，父亲是高昌的突厥人。这段话清楚地说明，粟特人和于阗人在“胡”的范围之内，而突厥不在胡的概念范围之内。
又比如：
天宝七载，安西都知兵马使高仙芝奉诏总军，专征勃律，选嗣业与郎将田珍为左右陌刀将。于时吐蕃聚十万众于娑勒城，据山因水，壍断崖谷，编木为城。仙芝夜引军渡信图河，奄至城下。仙芝谓嗣业与田珍曰：“不午时须破此贼。”嗣业引步军持长刀上，山头抛櫑蔽空而下，嗣业独引一旗于绝险处先登，诸将因之齐上。贼不虞汉军暴至，遂大溃，填溪谷，投水溺死，仅十八九。遂长驱至勃律城擒勃律王、吐蕃公主，斩藤桥，以兵三千人戍。于是拂林、大食诸胡七十二国皆归国家，款塞朝献，嗣业之功也。由此拜右威卫将军。
十载，又从平石国，及破九国胡并背叛突骑施，以跳荡加特进，兼本官。初，仙芝绐石国王约为和好，乃将兵袭破之，杀其老弱，虏其丁壮，取金宝瑟瑟驼马等，国人号哭，因掠石国王东献之于阙下。其子逃难奔走，告于诸胡国。群胡忿之，与大食连谋，将欲攻四镇。仙芝惧，领兵二万深入胡地，与大食战，仙芝大败。会夜，两军解，仙芝众为大食所杀，存者不过数千。①
根据两《唐书》的描述，当年的“胡人”，主要包括了操伊朗语的民族，例如于阗人、粟特人。在此之外，“胡”的范围还包括阿拉伯人在内的古代中亚以及西亚的人种，更远的包括东罗马国家。后来“胡”的概念慢慢消失了，宋初时还有“胡”的概念。从“胡”的淡出，也可以看出“胡”概念的范围，因为到了宋朝，于阗国灭了，粟特人也不再出现了，操伊朗语的民族渐渐消亡了，“胡”的概念也就消失了。所以从几个方面可以锁定“胡”的概念，它主要涵盖了操伊朗语的民族。当然史书里也提到“西域胡”、“婆罗门胡”，我就按这个概念的范围给大家介绍一下西域发现的胡语文书。
据西方学者的统计，丝绸之路沿线出土的文献涉及24种语言，17种文字，其中有大家比较熟悉的藏、蒙、西夏、回鹘、汉语等语言和不同的文字，还有多种不为大众所知的语言文字，例如：梵语、于阗语、粟特语、吐火罗语、据史德语、大夏语、叙利亚语、中古波斯语等等。其中藏、蒙、西夏、回鹘、汉语不属于胡语的范围，不在今天讨论话题之中。而其他属于胡语范围的语言，我也只能拣比较熟悉的，亲自研究过的介绍给大家。
一．梵语文书
首先谈谈梵语是怎样一种语言。梵语是印度古代的文学语言。印度古代的所有科学著作，包括天文、数学、医学和哲学都是用梵语写成。梵语主要是书面语言，但这种书面语言无疑是从口语发展而来的。梵语属于印欧语系，准确地说，正是因为近代欧洲人深入了解梵语之后，才确立了印欧语系的存在。从语法体系以及基本词汇看，梵语与古典欧洲语言十分近似。 1786年，孟加拉亚洲学社的创始人英国爵士Williams Jones在比较了哥特语(古日尔曼语)、凯尔特语(中世纪欧洲的一种语言)和波斯语之后，明确指出梵语和古代欧洲人的语言拥有共同的起源。1816年，Franz Bopps写了一篇文章，《梵语的变位体系与希腊、拉丁、波斯语和日尔曼语的比较》②，在此之后，他又发表了一系列详细探讨梵语语法体系的文章，从此一个新的学科诞生了，这就是印欧语比较学。至今在欧洲的许多著名大学中还设有这样的学科。这个学科在19世纪时非常辉煌。鉴于比较语言学诞生的过程，可以说不学习梵语，甚至谈不上比较语言学的研究。
其实在国内从事比较语言学研究的人为数不少，但研究梵文的人不多，我们学校学习比较语言学的学生中也没有学习梵文的。这很遗憾，因为比较语言学的诞生实际上基于梵语的发现。在国内学的人很少，而在德国比较语言学至今还存在，对于选修比较语言学的学生来说梵语是必修课之一。印欧语系的诸多语言中，现在大众比较熟悉的有英语、德语、俄语。在这些印欧语系的语言中，梵语是最古老的，而英语是最年轻的。印度人说，如果天上有神，那么他们交流的语言正是梵语。
书写梵文的字体基本上可分为两种，婆罗米字体和佉卢体，后者也叫做驴唇体。现在印刷出版的梵语书籍采用天城体。这种字体是10世纪以后，从孟加拉的几种字体发展起来的。
在西域地区发现的梵语文书，绝大部分是佛经和与佛教相关的文献，还有部分医书，部分学习梵语用的语法课本等。西域发现的梵文文献与西藏地区所保存的梵文文书具有很大的不同。西域发现的梵语文书里几乎没有婆罗门教的或者印度教的文献，也没有世俗的比如印度比较流行的文学作品。
公元4世纪或5世纪，笈多王朝时期，印度出了个著名梵语作家迦梨陀娑。他的著作部分已经翻译成汉语，如《云使》。季先生翻译的《沙恭达罗》也是他的作品。迦梨陀娑的梵语作品在西藏保存的梵语文献中可以见到，但在西域发现的梵语文书里却没有，这是值得注意的现象。
佛教是从印度传到中国的。但是在早期，佛教主要不是依赖印度本地人身体力行地传过来的，也不是我们中国人直接过去取过来的。在中国和印度之间，曾经有个中间环节，这正是操胡语的诸民族。
人们会以为，随着佛教的传入，印度文化的主流也会传入中国。实际上不是。在古代印度，佛教曾经是弱小的一支宗教，从来没有成为印度的国教，从来没有占过主导地位，印度教始终是在印度古主导地位的宗教。那么，一支弱的宗教传到了中国，而一直占主导地位的印度教为什么没有传到中国呢?这其中的原因可以是多种，但是，有一点是可以肯定的，即和操胡语的诸民族对印度教的排斥有很大的关系。
丝绸之路沿线很多地方都发现过梵语文书。其中发现写本比较集中的地区是：
1.吐鲁番地区。20世纪初，德国的探险队先后4次来到这里挖掘，找到了为数众多的文书。比如在柏孜克里克的千佛洞遗址处，在第15、17、18窟，德国探险队找到文书。第一窟出土的婆罗米文书最多，他们甚至认为，1号窟曾经是图书馆。当然，在这里，以及吐鲁番地区，德国探险队发掘到的并非只有梵语文书。除此之外，这里还出土了大量的其他语言文字的文书。(图一)
2.克什米尔地区西北境，现在是巴基斯坦控制区，离吉尔吉特(Gilgit)大约两公里处。1931年5月1日，斯坦因在这里发现了少量婆罗米文书，并认为这些文书不晚于6世纪。斯坦因的报告发表之后，一支法国探险队来到此处，并发现了大量的梵文文献，其中有大乘经典文献《八万颂般若波罗蜜多经》，也有说一切有部的律。
3.阿富汗，离喀布尔约150英里的巴米扬地区，这里曾是著名的佛教圣地。巴米扬，即唐玄奘记载中的梵衍那国。早在 20世纪30年代，法国探险队就在这里找到了梵文经卷。这里是近年来出土梵文经卷最多的地方。前阿富汗塔利班政府摧毁巴米扬大佛，引起全世界的关注。实际上在此之前，阿富汗的佛教文物已经遭到破坏，一大批梵文经卷从阿富汗流向海外。20世纪90年代末期，一个名叫斯科因(Martin Sch*yen)的挪威收藏家在文物市场买到成捆的梵文经卷，这些经卷大部分是写在桦树皮上的。这批卷子引起挪威大学印度学、藏学系教授Jens Braarvig的注意，在挪威科学院高级研修院的支持下，来自全世界的学者参与了对这批写卷的整理、研究工作。
图二、图三是《商伽经》的片段。这部经，只在巴利语《大藏经》中有对应的文本，没有汉译、藏译。这是反对婆罗门的一部经。字体显示，这是比较老的文书。在巴米扬发现的文书很多都是7世纪以前的，和西藏地区保存的梵文文书在时间上有很大的距离。巴米扬发现的文书相对要早些，而西藏保存的梵文文献从字体看要晚一些，应该是9世纪以后的文献。
图四是《法华经》的片段。大家可以比较一下，这个字体和上边的字体有所不同，上边的更早一些。
图五是《佛说无量寿经》(魏220—265/康僧铠译)的片段。这部经很早便由粟特人译成汉语，而且有各朝代不同的译本，比如：支谦译《佛说阿弥陀三耶三佛萨楼佛檀过度人道经》。直到宋初还有译本《佛说大乘无量寿庄严经》。大部分是胡人翻译的。康某某一般都是粟特人，而名唤支某某的是月氏人。从这些译经人看，最早从事佛经翻译的，是操伊朗语的人。
图六是《大众部说出世部律》的片段。
总之，这批写卷的内容非常丰富，有大、小乘的经典，有律，也有对法等。
除了以上集中发现梵语写卷的地方以外，在丝路南道、北道都发现过梵文的写本。敦煌发现的梵文写本相对比较少。最近在敦煌莫高窟北区也发现了少数梵文写本残卷。它很有特点，字体与丝路北道的一脉相承。丝路北道和南道的婆罗米字体有明显的差别，通过字体可以断定这文书来自何方。另外，根据某些字的用法，可以断定文书的属性，即属于佛教的哪一部派。比如说“posatha”布萨，同样这个字，在其他佛教派别的文献中则拼写不同。
我曾做过的一个残片，没有汉译，也没有藏译。可能大家会以为，拿来一件梵文残片，读一读便可知它讲的是什么。其实不然，为释读这么一件残片我前后花了半年的功夫。先要断定在汉语佛经里有没有相应的译文。现在当然很方便，寻找几个专业术语，在电子版《大藏经》中一检索，很容易便可断定在汉语佛经里有没有。但是藏文文献海一样多，数量比汉文《大藏经》还要多，该如何判断藏文里有没有相应的译文呢?这就需要多年的积累和有些判断的手段。即使在判断出大约的方向以后，也还要拿放大镜一页一页地去找，看有没有相同的文字。经过这样的工作，我可以断定，没有与这份残片相应的汉译和藏译。这一段文字属于一部论疏，属于对法的文献范围。大家知道《俱舍论》便是一部宣讲对法的佛教著作。这件残片是敦煌北区发现的，敦煌北区发现的文献一般比较晚，大体上是元代的。元朝时在敦煌可能还有佛教僧团存在，是从吐鲁番迁移到敦煌的僧团。
这件小小的残片讲到三种不同的历法，讲到了“岁分三时”、“岁分六时”等。其中一种历法和藏文《翻译名义大集》里的记载是一致的。这件残片中出现了两个人的名字，一个人是佛教史上著名的世亲，即《俱舍论》的作者。这里面直接引用了《俱舍论》的一句话。另一个人是《大唐西域记》里谈到的德光，玄奘到达印度时他已不在了，大概比玄奘早100年。德光在律的方面造诣很深，他的著作还保留在藏文《大藏经》中。现在北京大学已经立项，对原民族宫藏西藏贝叶经根据照片进行整理。在这些收藏中有德光的著作《律经》，这部著作在汉文《大藏经》中是没有的。
其实梵语的文书够大家研究一辈子，梵语文书的山很高，刚才只是从金山上抠下了一点点金渣让大家了解一下大概情况。
二．于阗语文书
我们来看图七所示的一张地图。
从这张图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丝绸之路曾经是几大文明相互交流的必经之路：埃及文明、希腊文明；现在属于土耳其的地方，公元一二世纪时是在希腊文明的覆盖范围内。还有印度文明和中原文明。这几种文明的交流主要通过丝路。公元1世纪，世界上发生了对后来时代产生巨大影响的事件。此时在西亚，基督教诞生，在印度，大乘佛教诞生。这些发生在异域的宗教思想，沿丝绸之路先后传到中国。而居住在丝路沿线的，主要是操伊朗语的居民。古代丝路沿线操伊朗语的民族为中西文化的交流做出了巨大的贡献，他们的贡献曾经被彻底地忽视了。这些民族后来融入了其他民族之中，他们的祖先创造出的非凡的文明却是不可磨灭的。随着考古的新发现，比如安伽墓和虞弘墓的发现，学界越来越认识到这些民族在创造历史中的贡献。
有关中印交流，陈寅恪先生、鲁迅先生、季羡林先生都做过比较深入的研究。大家知道，一说佛经就想起它是来自印度，还有些中国民间故事受了印度佛教的影响。其实，印度文明传到中国时，中间是通过了胡语族。当然，玄奘、义净、法显是直接从印度取经的，但直接去取经者毕竟是少数，特别是在早期。早期大部分佛经的传入主要是通过操伊朗语的民族。这个中间环节是不容忽略的。
于阗语属于东伊朗语族，也就是中国史书中著名的塞种人的一支。印欧语系实际上是一个很大的概念，现在的英、德、法、西班牙、意大利、俄、罗马尼亚等等语言都属于印欧语系的范畴。印欧语系分成东支和西支，可以各根据一个字来判断东支和西支，即取拉丁语的“一百”centum，以及梵语的“一百”satam。centum代表了西支。根据“百”字的形态，与s atam有关系的属于东支，与centum有关系的是西支。印欧语系东支分出伊朗语族和印度语族，印度语族包括吠陀梵语、古典梵文、现代孟加拉语等等。伊朗语族中有古代东部的阿维斯塔语和西部的古波斯语。中古伊朗语又可以分东和西，东边指的是我们所说的于阗和粟特，是属于塞种人的语言。西支就是巴列维语等。波斯语是从中古波斯语演变而来的，属于伊朗语的西支。东伊朗语一脉传至今日的是奥塞梯语(0ssetic)。有人认为他们是粟特人的后裔。我曾经在国家图书馆查过奥塞梯语的辞书，遗憾的是没有查到。国图倒是有一套《毛泽东选集》是奥塞梯语的。但奇怪的是，至今没有一个中国人懂得这门语言，我可能是惟一学过奥塞梯语的中国人。那么是谁翻译的这套《毛选》呢?这令我迷惑不解。
怎么区分伊朗语族和印度语族?首先是从发音分辨，有些音在伊朗语中特有，而在印度语中没有。然后是语法和词汇的差别。
于阗语写卷主要集中发现在两处：1.在和田附近。2.敦煌千佛洞。于阗语文书集中地收藏在几个国家：英国、法国和俄罗斯，在日本也有些零散的，是大谷探险队带回去的，印度也有一部分，斯坦因把一部分文书留在了印度。英国藏的于阗语的文书主要是斯坦因在敦煌藏经洞发现的；法国藏的当然是伯希和带回去的；俄藏的部分主要是当年在喀什的俄罗斯领事馆买走的于阗语文书。
书写于阗语的文字是婆罗米字，分为正体和草体。
敦煌发现大量《无量寿宗要经》，汉语文献大概有300多号。藏文也有很多，还有于阗语的。于阗语正体写成的《无量寿宗要经》尺寸有较大的差异，上面两页长于下面的两页。上面的是正体，下面的是草体。尺寸长的是当年于阗人从于阗带到敦煌的，等他们到了敦煌后发现这部经少了两张纸的内容，就在敦煌请人又写了两张。后写的两张尺寸略短。从纸型的变化可以看出文书背后曾经发生的故事。当时后晋王朝册封大宝于阗国王，于阗国王迎接后晋派来的天使团，其中一个人把这份文书从于阗带到了敦煌。这个人后来跟随天使团又到了于阗，文书就留在了敦煌。
有一张长卷，写在汉文佛经的背后，非常长的卷子，分成两半，一半藏在英国，一半藏在法国。当时斯坦因觉得后半好就拿剪刀剪掉拿走了，后采伯希和觉得剩下的也不错，就把那一半也带回了法国。这就造成同一部文书却存于两地的现象。
敦煌藏经洞发现的于阗语写卷数量十分庞大，内容也十分丰富，有佛经、民间故事、书信往来等。于阗王国在9、10，直到11世纪和敦煌的地方政权存在着十分密切的往来，两地之间不但使者来往频繁，更有联姻关系。后晋天福三年(938)十月，晋高祖石敬塘册封李圣天为大宝于阗国王，敦煌莫高窟第98窟至今还有这位国王的画像，他娶的王后便是敦煌王曹议金的女儿。于阗公主也嫁到曹家。于阗文献中，都有他们留下的印记。例如P.2027就是于阗公主的发愿文。从这篇发愿文可以读出，于阗公主曾生下一子，但她的儿子可能患上疾病，这篇发愿文正是于阗公主为了他的儿子而供养僧人，请僧人为他写下的。后来，她的儿子去世了。在于阗文献中，还有一篇文献同样是发愿文，是为了祈求诸神保佑她死去的儿子，发愿文写得如泣如诉。
于阗文书还有著名的民间故事，例如《罗摩衍那》，也都保存在于阗文书之中。故事讲得特别逗，其中的猴子已经有了翻跟头的本事，读于阗文的《罗摩衍那》，感觉其中的猴子和后来《西游记》的孙悟空有了衔接。在这之前，孙悟空的原型应该是印度《罗摩衍那》猴子将军的形象。但是那只猴子没那么大的本事，它从印度本土跳到楞伽岛时，要退后三步，才跳过去。而孙悟空一个跟头就十万八千里。如果缺少中间环节，无法想像，《西游记》的孙悟空怎么会是印度的猴子的翻版呢?于阗语《罗摩衍那》故事弥补了中间环节，它的故事中的猴子已经能翻跟头了。其中一处情节描写，罗刹升到天上云间，这时猴子一转，上去把罗刹打下来了。这一转，便是翻跟头。这个故事说明了中间环节能够弥补中西文化交流中被忽略的地方。
于阗语文书可讲的东西很多，在藏经洞发现的最多的文书之一就是于阗语文书。从此可以推论藏经洞不是放置垃圾的地方。它是藏真品的地方，藏神圣的文献的地方。这些文书都是和尚们写的。从于阗语文书大量的存在还可推断出，当年有一个大的于阗僧团在敦煌。这些题目都没人做，都是未开发的题目。
以上讲到敦煌发现了大量的于阗语文书，俄罗斯也买走了一批于阗语文书。建国以来我们也零散地发现了一些于阗语文书。比如70年代文化大革命的时候，新疆考古所所长王炳华来到和田，在文管所的一张桌子上的报纸堆中发现了一件木函。王炳华具备学术眼光，感觉到这是件很重要的文物，就把它带到乌鲁木齐考古所，存在考古所。但是具体这个木函是从什么地方找到的，没人说的清楚，可能是有人刨什么东西刨出来后上交的。这是于阗著名的瞿摩帝寺的遗物。当年瞿摩帝寺的僧众了结了一桩民事案，僧众们大有现在的法官的味道。文件书写在木匣子里面，写在盖子的背面。然后把盖子盖上，拿绳子捆上，上面用泥糊住，再盖上印。上面有两行字，说明此文书是于阗瞿摩帝寺的僧众加印封上的，这件文书便起到法律的作用。
盖子打开以后，其中的文字写了案子的来龙去脉。讲的是奴隶买卖的案子，一个人把家奴和家奴的儿子一块卖掉，卖了多少牟拉(货币单位)，等等。木匣子的背面也有字。简略地介绍了整个文书的内容。当年可能有很多这样的卷宗，一个木函便记载了一个案子。为了方便寻找，背面书写文字，说明匣子内书写的是什么内容，起到提示的作用。
三．关于粟特语文献
粟特人属于塞种人的一支。粟特语一共有四种书写字体。粟特语属于伊朗语族，也是塞种人的语言。粟特语文字是从阿拉米字母派生出来的，那么阿拉米语是什么样的语言呢?阿拉米语属于闪含语系，也分东、西语支，东支是叙利亚语，西支是耶稣讲的语言。粟特语文字便是从阿拉米字母派生出来的。后来的回鹘人、蒙古人和满人，又从粟特人那里学来字体，也就是说，蒙文、满文字体是间接地从阿拉米字体演化而来的。刚才说粟特文主要是用四种字体写的，一种是古书信字体。在嘉峪关外一座古烽火台下，曾经发现了数篇粟特语文书，这是最早发现的粟特语文书，即著名的Ancient letter。这些粟特语文书信使用的字体，现称为古书信字体。
所发现的粟特语文献主要是佛教文献和基督教文献。佛教文献和基督教文献使用的字体是不一样的。粟特语文献里还有摩尼教的文献，它也有独特的书写方式，它吸收了中古波斯语的书写特征，形成摩尼教特殊的字体。通过字体完全可以判断出是佛教文献还是基督教、摩尼教文献。粟特语的基督教文献使用的是叙利亚字体，更确切地说是东叙利亚语字体。
图八就是刚才说的烽火台下发现的古书信。内容是旅居中原的一个粟特人写给老家的一封信。
还有摩尼教文献，是在柏孜克里克发现的。刚才提到过，在柏孜克里克的洞窟中不仅仅发现了梵语文书。1号窟出土的文书量很大，德国人甚至认为这里曾是一个图书馆，其中有梵语文书、摩尼教文书，还有吐火罗语文书。
图九、图十是粟特语写成的佛经，是《金刚经》。
图十一是基督教文献。从这些图片可以看出它们之间的差异。这件文书也是在吐鲁番地区发现的，书写体跟东叙利亚语教会文献的很接近。
四．吐火罗语文献
下面简单给大家介绍一下吐火罗语文献，这是季羡林先生的强项。我个人以为，季先生最为了不起的是对吐火罗语研究的贡献。他在这一领域的贡献，堪称世界一流。长时期以来，所发现的吐火罗语文书有限，西方对吐火罗语进行研究的速度很慢，不如于阗语的研究。于阗语的研究取得长足进展，主要归功于剑桥大学的贝利先生，继而是埃默里克先生。经过大约两代人的破译，于阗语文献中有梵语相对应的文献的，基本上已经破译过了。但吐火罗语不同，在西方有些学者有这种特点，投有研究到一定程度，不会把研究结果公布出来。相对于于阗语，吐火罗语的进步是非常缓慢的。后来新疆发现了《弥勒会见记》，这些文书被送到季先生的手上，季先生把这些文书破译了。季先生说，在释读《弥勒会见记》的过程中，新发现的词汇达50多个。这些发现是对这门语言非常重大的贡献。对于搞古代语言破译的人来说，时常是能破解一个或两个词就很了不起了。没有任何人告诉你，或者在没有任何工具书的情况下破解一个词义是很不容易的，必须通过大量的阅读相关文献，进行周密的推理论证。如果存在对译本，当然要相对容易一些。没有对译本怎么办，就得靠各种各样的手段把它破译。我常常这样比喻，破译一个词汇，不亚于物理界发现一个新粒子，是很了不起的工作。季先生通过破译《弥勒会见记》，为吐火罗语贡献了50多个词汇，这太伟大了。季先生的贡献是世界上公认的一流。
图十二、图十三是吐火罗语文书。有心的朋友会发现，这种字体和刚才演示的敦煌的梵语文书的字体近似。这是因为，这两种不同语言所使用的字体都是属于丝路北道系列的字体，互相之间有一些关系，但个别地方不同。
五．叙利亚语文书
在敦煌北区曾发现了一件叙利亚语文书。下面向大家汇报释读这件文书的过程。首先声明，我在拿到这份文书之前并不懂得这门语言。释读出来之后，很多人问是怎么做出来的，我总是回答我经过训练。这种训练指的是学习多种语言的强化训练。当年季先生把我推荐到德国，学习于阗语。当时很高兴地去读了，但掉到了伊朗语的坑里，因为于阗语属于伊朗语的范畴。在德国学习语言与在中国的大学有很大的不同，不能够说学习梵语便只学梵语，学印尼语就只学印尼语。德国大学的语言系和中国的有很大的不同，所安排的课程涉及从古至今的多门语言。我刚去德国，一个礼拜七天学六门语言，包括学古代的伊朗语、现代的波斯语和奥塞梯语，以及于阗语等。除了主科的几门语言外，还要学习两门副课，即梵语和藏语。一个礼拜要学这么多的语言，一门接一门的全部都是语言，都是强化训练。这些学习过的语言，现在不能说全忘了，也基本上忘得差不多了。但是有一种本事却是留下了，这就是面对一门新的语言不会发怵。
面对一门不认识的语言，该如何入手呢?首先判断这是什么语言。判断语言要从字体入手，判断字体有相应的工具书，是德国人写的，把世界上的主要文种都列了出来。一查便知这文书上的字是叙利亚语。当然，字体是可以互借的，比如说于阗语用的是婆罗米字母，刚才说的吐火罗语用的也是婆罗米字母，波斯语和新疆的维吾尔语用的都是阿拉伯字母。同样的基本字母因为语言的不同必然有书写方式的不同，有些音标的不同，这是必然的。从这些特殊音符，可以进一步判断出语言。
通过比较，我首先断定这件文书是叙利亚语的。然后去寻找有关书籍，看有没有能够帮助读通这门语言的语法、词典类书籍。北大东语系的图书馆是个藏宝的地方，过去老一代的学者具备学术眼光，即使是自己不懂的语言，相应的书籍还是要购进。我在东语系图书馆一个落满尘埃的地方找到一本文法书。只要有文法书，这门语言就不能算难。难的是从前没有人写过文法的语言，比如于阗语、吐火罗语，这两门语言曾经就是两门很难的语言。但是只要有了文法，也就无所谓难了。
这件文书是《圣经》的一部分，再进一步说是《诗篇》中的节选。国内没有叙利亚语的版本，但是英语、汉语的《圣经》却是案头的书籍。读出几句以后，经过检索，发现这件文书涉及《诗篇》第五到第二十八章的内容。至此，工作并没有完结，要进行下一步的研究，这些《诗篇》节选有什么实际用途呢?为什么是一节一节的?为了解决这些问题，就需要大量地阅读，去了解它在宗教仪式中起到的作用。这件文书把我带入了新的领域。
具体说来，这件文书曾是东叙利亚基督教礼拜仪式的用书，是从一部名曰《前后书》的书中脱落的。简单地说，东叙利亚教会的基督徒每年有固定的宗教节日，每天要进行四次祷告。这件文书的年代大约属于元代，因为敦煌北区其他出土文书，大抵上是元代的，这件叙利亚文书大约也是这个时代的。但从字体看，这件文书抄写下来的时间应该更早一些。而且从文书的纸型判断，这件文书不是在敦煌地区书写的，而是来自外域。根据文书的提示，当时东叙利亚基督教的信徒们每天做四次祈祷，每次祷告都要遵守一定的程序。文书上的《诗篇》节选是黄昏祷告时唱的一部分，属于shuraya类。根据礼仪形式，这些《诗篇》分别两次在黄昏祷告时唱出，先由唱诗班唱上一段，然后是诵经，诵经之后，再唱。在照片上有红字的标记，其中bar，zaugeh，意思是“一对”，用在这里，表示以下是第二组应唱的诗。文书上一些句子没有写完整，因为shuraya的歌词是基督教徒非常熟悉的，每周都在重复，所以不必写完整。关于这件文书，简单介绍这些。
问：我有两个问题，一个是我以前看文献时说咱们西藏地区有于阗文的《大藏经》，请问段老师有没有确实的认定?还有一个问题是您在一篇论文里论证汉语词汇“作茧自缚”在于阗语的渊源，现在能不能讲于阗文对汉文化的影响和现在有没有一些直接的留存?
答：你这问题很有意思，西藏地区是否有于阗语的《大藏经》一直是个谜。当年于阗受到阿拉伯帝国的威胁，当地的僧团逃往他方，主要往两个地方逃亡，一些有身份的僧侣逃向敦煌。在敦煌会发现那么多的于阗语文献，这和僧团迁移到敦煌有关。还有一部分是沿着从和阗地区通向阿里的路进入了西藏。逃到西藏的僧众写下了《于阗国授记》，保存在藏语文献中。布顿大师也提到，说曾经有些于阗语文书到达了西藏，但是目前在西藏还没有发现于阗语文书。在西藏寻找于阗语文书，这是我们需要做的工作。
“作茧自缚”是个非常好的例子，这个成语不是中国人的发明。在很早的梵语佛经中即已出现这样的比喻，但是，使这个成语汉化的，应该是《楞伽经》。《楞伽经》在于阗早有传播。于阗语文献《赞巴斯特之书》中有《楞伽经》的蛛丝马迹。武则天曾经邀请于阗人把《楞伽经》译成汉语，后来白居易很喜欢读《楞伽经》。“作茧自缚”这个成语就出在《楞伽经》里，这是有据可查的。白居易读过《楞伽经》，曾经在一首诗中最早使用了“作茧自缚”的比喻，随着他的诗的流传，这个成语也流传开了。
很长一段时间，我的主要精力投入在梵语上。我们国家教梵语的人很少，梵语也是很难的语言，所以很多年来，梵语是我主要教授的对象。下一步，我会把精力慢慢地移到于阗语。很多题目还在发现当中。于阗对敦煌壁画的影响就有很多可讲的，比如敦煌壁画里有一个大龙王、两个小龙王，这百分之百属于于阗的文化，因为只有于阗语的相关文献记载，于阗的庙宇由一个大龙王领着两个小龙王看守。这两个小龙王都有名字，叫做dasa和dara。我想哪吒三太子的诞生跟于阗有一定的关系，现在还没论证出来。
问：您最后讲的那个叙利亚语的《诗篇》，您只讲了怎么判断它是哪种文字，没讲怎么判断它的内容就是基督教的内容，还有您根据什么判断它的内容就是每日祷告的内容?
答：要回答这个问题，说来话长。第一个是判断它的文字，第二个是判断它的内容。判断它是叙利亚文字后，根据最基本的知识背景，叙利亚语主要是聂斯脱里基督教会使用的语言。罗马教会使用拉丁语，聂斯脱里派基督教会的语言是叙利亚语。基于这个知识背景，基本可以断定，这件文书是基督教的文献。判断出大致的方向之后，便开始硬读。不过我很幸运，因为这件文书的内容来自《圣经》，可以有所参照。读出内容后，基本上锁定为基督教会宗教礼仪使用的文献。宗教仪式上使用的文献，主要分为几种，一部分选自《圣经》，根据每天、每个宗教节日的不同，诵读《圣经》的内容也有所不同，但是一年复一年，都是一样的。还有一部分是颂诗，这部分主要是牧师们自己写的。如果我遇到的是牧师们自己写作的作品，就会遇到更大的挑战，因为没有可参考的其他文本。但是，这件文书恰恰是《诗篇》的内容，所以很幸运。简单地说，基督教仪式一年一个周期，每年都是重复的，象征着基督的一生。每年读的经文也是重复的，是经过东叙利亚基督教会规定的文献。总之，有文献可查，有规律可循。
问：您说的意思是，仪式上的活动不是直接通过这文字来判断的，而是通过其他文字关于基督教仪式的描写。首先判断它可能也属于是大类里的具体的内容。其他语言里也有描述您所研究的语言民族活动的情况。
答：首先是可能的范围，然后要确切。刚才说过，在明确了叙利亚语之后，在读出内容之后，还有一个大量的阅读阶段。我记得当时首先列出16本书的书单，因为国内没有这些书。后来朋友们帮忙从美国、欧洲寄给我，也通过北大图书馆与英国博物馆的互借系统，借到一些。
在18世纪，英国的传教士曾到达库尔德地区，对那里的聂斯脱里派基督教会进行考察，写下著作详细地描写了聂派的教会礼仪的情况。英国人也曾翻译东叙利亚基督教会的礼仪书籍，其中有shuraya的内容。这部书记载的shuraya与敦煌出土的叙利亚语文书完全能够对应。提到星期几唱什么等，和这件文书上的内容完全吻合。
问：您是通过查，判断它是语言里的哪个支，然后具体判断出它的语法是什么?
答：我不是判断出它的语法是什么，而是先看出它的文字，然后找它的文法。
问：找到文法后那具体的词是什么意思，怎么判断呢?
答：查字典。叙利亚语有字典，刚才说叙利亚语不是一门很难的语言，和于阗文不同。于阗语的词汇需要重新发现、重新确定词义。而叙利亚语却不是。这门语言可以说在西方已经是成熟的语言。对它研究的程度当然不如英语、德语和法语，但是它是一门为人熟知的语言。它是阿拉米语的东支，而西支曾经是耶稣说过的语言。在中国是没人懂，非常冷门，但是在西方它是比较热的学科，这是相对于中国来说的。
问：判断出一个新的语言后，有没有办法判断出真正的新的语言的词义?
答：词义的判断是有办法的，首先找到对译的文本。比如于阗语的破译过程是首先找到对译的过程，首先找到相应的汉译本或者是梵文本，这样就可以确定其中的一些词汇。这需要功底比较深厚一些，需要学好多种语言。
问：刚才段老师讲了许多西域胡语的种类，当时在西域不同的胡语有没有一种统一的趋势?或者是哪种语言比较占上风?有没有把梵语当作通用语?
答：没有。各讲各的语言，反正我没有这种感觉，粟特语好像用的更多一些。于阗建国之前，在于阗地区曾经流行过一种西北印度方言，叫作Gandharī语，即犍陀罗语，使用佉卢文书写。这是一种印度的西北方言，好像是比较流行比较统一的语言。今天没有给大家介绍大夏语，Bactrian，是阿富汗北部曾经流行的一种语言，是大月氏建的贵霜王朝的语言。大夏语用希腊字母书写。西域胡语，基本上属于东印欧语系的伊朗语支和印度语支，交流起来有些字是可以互用的，很多字很相似。比如说最近我琢磨“筋斗”一词，认为这是一个根据伊朗语词汇而来的音译词。相同的词在于阗语叫hamggails-，来自词根gei'ls-，粟特语叫wrt，与梵文“旋转”一词同源。有些词汇互相能听懂的，比如讲乌尔都语的人和讲印地语的人之间可以互相交流，但乌尔都语和印地语是两种语言。
问：意思是中亚很多国家都使用不同的语言，又是一个语系，还要进行交流，也没能形成统一吗?
答：当时中亚地区确实是有很多国家，但是当时的交通是很不便利的，从发现的文字看，各个绿洲拥有相对的独立性。丝路北道和南道之间有交流，当时的和阗河在春夏季可以贯穿塔克拉玛干大沙漠，一直流到塔里木河，当年法显正是沿这条河道从北道走到南道的。南北是有交流的，但是从字体上看，南道、北道是相对独立的。虽然用的都是婆罗米字，南道的字体和北道的字体明显不同。
问：您说于阗文书《罗摩衍那》里的猴子会翻筋斗，这个文书大概是什么时候的?
答：藏经洞闭洞大概是11世纪的时候。但是根据具体文书无法判断准确的年代。文书使用的是草体。敦煌藏经洞发现的于阗语文书是比较后期的，一般写于9或者10世纪。
问：您认为于阗语《罗摩衍那》的故事中说猴子会翻筋斗，是不是对原梵文的一种误译呢?会翻筋斗的猴子是于阗自己的特色吗?那么比于阗文更早的文书里有没有原形象?
答：不是，这是于阗人自己的发明。当然，《罗摩》的故事最早来自印度，但是到了于阗以后明显的加了一些本地的东西，所以它已经是于阗化的民间传说。这是惟一的于阗语《罗摩衍那》的故事，没有其他更早的原型。但是于阗地方出土了很多陶制的猴子形象，猴子在于阗好像很受欢迎。
问：我曾经在一本书里读到，于阗语也分前后两期，第一期是比较古的，约为张骞出使西域以后的，相当于两汉时期的，而第二阶段是后来突然冒出来的，直到于阗灭国突厥化后才结束。请问这两期用的字体是不是不一样?前一期是佉卢文，后一期是于阗文吗?
答：这种说法不准确。使用佉卢文的年代，没有发现于阗语的文书。用佉卢文字体写的文书是印度西北方言，所谓犍陀罗语。于阗建国以后，开始划分早期和晚期的语言形态。这是学者们在研究于阗语写卷时发现的。其实早期和晚期于阗语一直都在同时使用，如同我们的古汉语和现代汉语的关系。现在也还是有人用古汉语来写东西。我认为，早期于阗语一般用来写佛经，其他类文书使用晚期于阗语，比如刚才说到的《罗摩衍那》的故事，正是用晚期的于阗语写的。
敦煌发现的佛经文献很多是用早期于阗语写的。刚才所说的那个木匣子是很早的，晚期于阗文书都是写在纸上的，用纸写的相对来说晚一些，而写在木头上的肯定是早期的。但木匣子上使用的语言属于晚期于阗语，书写字体为草体。大概是于阗人对佛教怀着崇敬的心情，所以佛经一般使用正体书写，使用相对早期的语言。早期语言的语法比较规范。其他的世俗文书使用晚期于阗语，使用草体，包括那个木匣子。这木匣子当是后晋以后四五世纪时的遗物。使用草体，而且是晚期的于阗语，这就很说明问题。
问：那粟特语也分前后期，第一期是那件烽燧发现的文书，是汉代的，后来普遍发现的文献已经是6到9、10世纪的了，中间也有很长的中断，这个中断体现在哪里?
答：这个中断体现在字体上，粟特语有多种书写方式。而且粟特文献很有意思，根据信仰的不同，所使用的字体也不同。好像各个教派都有自己的书法，摩尼教有摩尼教的书法，基督教有基督教的书法，佛教有佛教的，这是很有意思的现象。
问：这种现象是不是后来连带影响了回鹘了?我看牛汝极写的《维吾尔古文字》，也是这样，信奉不同宗教的回鹘人用不同字体，信摩尼教的用摩尼字体。
答：是这样，包括有一部分叙利亚字体、阿拉米字体的回鹘文献。根据字体，可以判断出文书的基督教属性或是其他类别。
问：看刚才您演示的于阗文的字母，有的看起来确实很像藏文，很多书本上也说吞弥·桑布扎创造藏文时候，他的老师中有个于阗人，那么藏文字母有于阗文的影响，是吗?
答：我也这么认为，但是字母是一回事，语言是另一回事。记得有一次在研讨会上，我曾演示敦煌发现的梵语残卷。会上有人说那是古藏语文书，根本不是梵语。当时我哭笑不得，不知如何回答。字体的模样似乎相似，不代表语言是一致的，就像看见两个模样差不多的人，他们却是毫不相干的两个人一样。
问：刚才您说在德国的时候学的语言种类非常之多，基本上除了伊朗语的普什图语外其他语言都包括了，但后来研究的也不是这方面的。当初陈寅恪先生精通20多种文字，但是现在看来研究所用的很透的也就是梵文和个别的文字而已。有点可惜，当时花的精力和时间好像和现在的收获不成比例，您觉得这是好事还是坏事?
答：这当然是非常坏的事情，是很遗憾的。我回来以后身体力行地做了教梵语的工作。梵语本来已是很难的语言，要花毕生的精力去学、去教。我们在座的有几个学梵语的，他们会有深刻的体会。当年汉堡大学有两个教授，一个专门教佛教文献，另一个专门教古典梵语。这里又可分出很多支派，比如说梵语传统语法、波尼你语法，从古至今在中国很少有人碰过它。玄奘、义净懂波你尼语法，但后来忙着译经没有去传授，因为这部语法很深奥，属于阳春白雪。我现在能够体会到玄奘和义净的无奈，他们没有办法教。要学通传统语法系统，非得十年功夫才成。美国有个叫Cardona的大学者，一辈子就研究波尼你，就读那本经。
我这么多年一直在教梵语，我一直想回到于阗语上，现在慢慢往那边走，一直没有忘。
问：中国对印欧语系的研究是很薄弱的，相对于梵语，叙利亚语、克里特语和阿卡德语等的研究是不是更薄弱?
答：是的，特薄弱。梵语有季先生最初开辟出天地，季先生带着，还好一些。如果你们真的有志，不怕吃苦，那我愿意带你们。
注释：
①《旧唐书》卷一〇九，中华书局1975年版，第3298页。
②“Uber das Conjugationssystem der Sanskritsprache und Vergleichung mit jenem da griechischen, lateinisschen, persischen und germanischen Sprache”，转引自《印度学入门》(Heinz Bechert und Georg von Simson, in: Einführung in die Indologie, Darmstadt 1979,S.16)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