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于地理位置和政治形势的影响，两晋南朝的对外关系主要是利用海路与海外国家交往，当时与中国交通之海南国家和地区主要有林邑、典逊、句稚、扶南、诃罗陀、诃罗单、媻皇、媻达、阇婆达(一作“阇婆婆达”)、盘盘、丹丹、干陁利、狼牙修、婆利(一作婆黎)、头和国、中天竺、北天竺、迦毗黎、师子国。前辈学者对这些地名方位进行过认真考索，现在可以确定这些国家皆在今东南亚和南亚地区，这一带正是汉文化圈与印度文化圈相交重合、两种文化相激相荡之地。研究这一时期海上交通发展，对我们认识中国与东南亚、南亚文化的互传具有重要意义，因此本节对两晋南朝与东南亚、南亚海上交通的盛衰及其原因进行探讨。
3.2.1 两晋海上交通的衰落
西汉时中国使节已经经南海至今印度和斯里兰卡，东汉时罗马人走通了经扶南、日南而至洛阳的道路，南亚、东南亚诸国亦经日南、交趾至洛阳。三国时大秦人秦论曾至吴国都城，东吴的使节亦通过海路远行至扶南。这些都反映了早期中国与南海国家海上交通的兴盛。西晋初承两汉以来海上交通的余绪，仍与南海诸国频繁交往，据史书记载，在南方，西晋王朝初年与林邑、扶南等国皆有官方交往。“林邑国……至武帝太康中，始来贡献。”林邑王范文“遣使通表入贡于帝，其书皆胡字”。〔1〕扶南国“武帝泰始初，遣使贡献。太康中，又频来”。〔2〕甚至大秦国人亦通过海路入贡，经广州至洛阳〔3〕。惠帝元康六年(296年)天竺高僧耆域由海路到达广州，光熙年间，又前往京师洛阳。除了官方和佛教的交往之外，彼此间的贸易仍然存在，《晋书·南蛮传》“林邑”条记载，范文“随商贾往来，见上国制度，至林邑，遂教(范)逸作宫室、城邑及器械”，反映了在林邑与中国之间商贾的活动。
但西晋立国时间甚短，通过海路与南海各国交往的活动材料很少，尤其惠帝以后，这种交往活动顿然衰落，史书上几乎看不到相关的记载。东晋立国江南，长达百余年，有关彼此间交通的记载也很少。《南史·夷貊传》云，海南诸国“晋代通中国者盖鲜，故不载史官”。这大约与西晋后期战乱有关，《晋书》卷97《四夷传》云：
武帝受终衰魏，廓境全吴，威略既申，招携斯广，迷乱华之议，矜来远之名，抚旧怀新，岁时无怠，凡四夷入贡者，有二十三国。既而惠皇失德，中宗迁播，凶徒分据，天邑倾沦，朝化所覃，江外而已，琛贡之礼，于兹殆绝，殊俗异风，所未能详。
更可能由于两晋南方沿海地区官吏贪污与对外商的侵渔所致。同书同卷“林邑”条又记载：
初，徼外诸国尝赍宝物自海路来贸货贿，而交州刺史、日南太守多贪利侵侮，十折二三。至刺史姜壮时，使韩戢领日南太守，戢估较太半，又发船调炮，声云征伐。由是诸国恚愤。
由于两晋官吏的贪利侵剋，林邑国又贪日南之地，两晋与林邑频年发生战事。这些因素造成了海外贸易势减。除了两晋交州官吏贪残造成双方的战争之外，林邑国内的动乱也是造成中国晋时海上交通衰落的原因。据《南史》卷78《夷貊传》“林邑国”条记载：
汉末大乱，功曹区连杀县令自立为王数世，其后王无嗣，外甥范熊代立，死，子逸嗣。晋成帝咸康三年，逸死，奴文篡立。文本日南西卷县夷帅范稚家奴……范稚尝使之商贾至林邑……遂胁国人自立。时交州刺史姜壮使其亲韩戢、谢稚前后监日南郡，并贪残，诸国患之。穆帝永和三年，台遣夏侯览为太守，侵刻尤甚。林邑素无田土，贪日南地肥沃，常欲略有之。至是因人之怨，袭杀览，以其尸祭天，留日南三年，乃还林邑。交州刺史朱藩后遣都护刘雄戍日南，文复灭之。进寇九德郡，害吏人，遣使告藩，愿以日南北境横山为界。藩不许。文归林邑，寻复屯日南。文死，子佛立，犹屯日南。征西将军桓温遣都护滕畯、九真太守灌邃讨之，追至林邑，佛乃请降。安帝隆安三年，佛孙须达复寇日南、九德诸郡，无岁不至，杀伤甚多，交州遂至虚弱。须达死，子敌真立，其弟敌恺携母出奔。敌真追恨不能容其母弟，舍国而之天竺，禅位于其甥，国相藏磷固谏不从，其甥立而杀藏磷，藏磷子又攻杀之而立敌恺同母异父弟曰文敌。文敌复为扶南王子当根纯所杀。大臣范诸农平其乱，自立为王。诸农死，子阳迈立。
《梁书·诸夷传》有同样记载。这段记载反映了两晋与林邑的矛盾和林邑国内的动乱，林邑地当中西海上交通要道，这些都会直接影响到彼此间的往来和贸易。
但有人认为晋时海外交通和贸易“因而中断”，〔4〕则未免强调过分。即便在西晋后期和东晋时，彼此间的交通仍然是存在的。晋之南海官吏侵侮外商本身便是建立在外商来华贸易的基础之上。干宝《搜神记》卷2云：“晋永嘉中，有天竺胡人，来渡江南。”当经海路而来。《法显传》记载，中国高僧法显于东晋义熙六年至七年(410—411年)自天竺至师子国，在师子国见到佛像边“商人以晋地一白绢扇”供养，说明在法显以前，两国商人进行着贸易往来。法显自师子国乘商船回国，从海道东返，说明当时师子国与东晋间不仅存在使节通交，而且有商舶往还。法显自耶婆提(今爪哇或苏门答腊)至广州，“复随他商人大船”，“商人议言，常行时正可五十日便到”，说明两地之间频有商舶往来。《晋书》卷97《四夷传》记载，扶南国，“穆帝升平初，复有竺旃檀称王，遣使贡驯象。帝以殊方异兽，恐为人患，诏还之”。《梁书》卷54《诸夷传》记载，安帝义熙(405—418年)初，师子国始遣使来“献玉像，经十载乃至。像高四尺二寸，五色洁润，形制殊特，殆非人工”。义熙年间，师子国(今斯里兰卡)国王为优婆帝沙一世，其遣使为沙门昙摩抑，所携为玉质佛像〔5〕，这是中斯之间关系史上的重大事例。师子国使者当通过海路来中国。西域僧人也有经海路来华者。安帝隆安年间(397—401年)，罽宾僧人昙摩耶舍在广州白沙寺译经传教，后又往长安、江陵。〔6〕
刘宋时的兴盛局面
东晋灭亡以后，继之而起的南朝刘宋王朝，与海南诸国进行交往的活动又频繁起来。所以《梁书·海南诸国传序》云：“晋代，通中国者盖少，故不载史官。及宋、齐至者有十余国，始为之传。”
刘宋时疆界延及今越南中部，与东南亚和印度洋诸国关系十分密切。据《宋书》卷97《夷蛮传》记载，与刘宋政权交往的海外国家有：林邑、扶南、诃罗陁、诃罗单(一般认为在今苏门答腊岛)、媻皇(又称媻皇，一般认为在今马来西亚的彭亨一带)、媻达(又称媻达，一般认为是苏门答腊岛上北部的巴达人国家)、阇婆婆达(又作阇婆娑达、阇婆达，一般认为在今爪哇岛上)、师子国、迦毗黎国(位于印度南部科佛里河一带)、盘盘(在马来半岛北端泰国境内的万伦湾)。
林邑地处中国南朝与南海诸国交通的要道，因此与林邑的关系决定着与其他各国的关系。刘宋建立之初，与林邑关系有所改善，据《梁书·诸夷传》“林邑”条记载，宋永初二年(421年)，林邑王范阳迈“遣使贡献”，宋武帝则以阳迈为林邑王。后阳迈死，其子咄篡其名号自立。自宋文帝永嘉初，宋与林邑关系开始恶化，范咄屡犯宋之日南、九德诸郡，元嘉十二年、十五年、十六年、十八年，林邑一边遣使贡献，一边“寇盗不已，所贡皆陋薄”，元嘉后期发生宋大举攻伐林邑的战争。直到宋孝武帝即位，刘宋与林邑的关系重新趋于缓和，在刘宋的军事打击下，林邑于孝武帝孝建二年(455年)遣长史范龙跋贡献，刘宋封范龙跋为扬武将军。两国关系得到改善。《梁书·诸夷传》云：“孝武(孝)建[元](元字衍)、大明中，林邑王范神成累遣长史奉表贡献。明帝泰豫元年，又遣使献方物。”
受宋与林邑关系的影响，元嘉十八年至二十六年是中西间海上交通的一度衰落时期，以此为界，刘宋朝与海南诸国的交通往来大致可分为此前和此后两个时期。
刘宋建立，便通过海上与海南诸国建立起密切联系。南亚天竺、师子国频遣使奉献，《宋书》卷97《夷蛮传》记载，宋元嘉五年(428年)，天竺国迦毗黎国王月爱遣使奉表，其表有云：“大王若有所须，珍奇异物，悉当奉送。此之境土，便是王国；王之法令，治国善道，悉当承用。愿二国信使往来不绝。此反使还，愿赐一使，具宣圣命，备敕所宜。款至之诚，望不空反。所白如是，愿加哀愍。奉献金刚指环、摩勒金环诸宝物，赤白鹞鹉各一头。”〔7〕《宋书》同卷记载，元嘉十八年，天竺苏摩黎国王那邻那罗跋摩遣使献方物。
《宋书》同卷记载，元嘉五年，师子国王刹利摩诃南奉表曰：“谨白大宋明主，虽山海殊隔，而音信时通。伏承皇帝道德高远，覆载同于天地，明照齐乎日月。四海之外，无往不伏；方国诸王，莫不遣信(当为‘使’)奉献，以表归德之诚。或浮海三年，陆行千日，畏威怀德，无远不至。我先王以来，唯以修德为正，不严而治，奉事三宝，道济天下，欣人为善，庆若在己。欲与天子共弘正法，以度难化，故托四道人，遣二白衣，送牙台像以为信誓。信还，愿垂音告。”从“山海殊隔，而音信时通”之语可知两国间保持着经常的官方联系。宋文帝回书，提出“此小乘经甚少，彼国所有，皆可写送”。〔8〕《宋书》卷5《文帝本纪》云：“元嘉七年秋七月甲寅，师子国遣使献方物。”元嘉十二年(435年)六月，师子国又“遣使献方物”。据《高僧传》卷3《求那跋摩传》、《比丘尼传》卷2《僧果传》记载，刘宋元嘉年间(424—453年)，有师子国商舶两次来到刘宋都城建康。
由于海道的通畅和佛教的兴盛，僧人亦经海道往还，宋初极一时之盛。生活在公元4世纪后半叶和5世纪上半叶的希腊作家巴拉迪尤斯到过印度，在其《论婆罗门教》中说：“沿恒河两岸居住有来自印度和赛里斯国的婆罗门。”〔9〕他所谓赛里斯的婆罗门大约指从中国来印度的佛教徒。《高僧传》卷2记载，“沙门道普将书吏十人西行寻经。至长广郡，舶破伤足，因疾而卒”。同书卷3记载，智严“入道受具足，常疑不得戒，每以为惧。积年禅观而不能自了，遂更泛海，重到天竺，咨诸明达”。同书同卷记载，昙无竭等二十五人于宋永初元年(420年)经陆路往天竺求法，“后于南天竺随舶泛海达广州”。同卷记载，求那跋摩自西域至师子国，自师子国泛海至阇婆〔10〕。建康沙门慧观等“以元嘉元年(424年)九月，而启文帝，求迎请跋摩，帝即敕交州刺史，令泛舶延致”。求那跋摩“先已随商人竺难提舶，欲向一小国，会值便风，遂至广州”。求那跋陀罗，中天竺人，先至师子国，元嘉十二年(435年)乘船至广州。
大约在刘宋时期，中国商船西行已至波斯湾头。据阿拉伯古代旅行家马苏弟《黄金草原》一书中记载，在5世纪上半叶，幼发拉底河还可上航至巴比伦西南的希拉时，经常有人看见印度的船舶和中国的船舶停泊在该城的房屋前边，〔11〕“中国和印度的船只溯流而上去见希拉王”。〔12〕希拉国是3世纪至7世纪初叶的阿拉伯古国，其首都希拉城在距古巴比伦废墟三公里处。希拉国极盛时的拉克米德王朝在5、6世纪之交，当时幼发拉底河的支流阿蒂河流经希拉城，由于海道的畅通，中国的商船远航至此。
当时，中国与东南亚各国通过海上丝路进行交往的活动也屡见载籍。地处今爪哇的诸王国频繁遣使贡献。《宋书》卷97《夷蛮传》记载，呵罗陁国“元嘉七年，遣使奉表”，“呵罗单国治阇婆洲，元嘉七年(430年)遣使献金刚指环、赤鹦鹉鸟、天竺国白叠古贝、叶波国古贝等物。十年(433年)，呵罗单国王毗沙跋摩奉表、……十三年又上表”。《宋元嘉起居注》记载：“诃罗单国奉孔雀盖一具。”〔13〕又有阇婆婆达国，元嘉十二年(435年)，阇婆婆达王师黎婆达陁阿罗跋摩遣使奉表，有“虽隔巨海，常遥臣属”之语，〔14〕则其归附中国，当在南朝刘宋之前。阇婆婆达在今爪哇。〔15〕《宋书·夷蛮传》记载：“扶南国，太祖元嘉十一、十二、十五年国王持黎跋摩遗使奉献。”《梁书·诸夷传》记载，扶南王桥陈如死，“后王持梨陁跋摩，宋文帝世奉表献方物”。地处今苏门答腊的诸王国亦有通贡之举，《南史》卷78记载：“元嘉十八年(441年)，苏摩黎国王那罗跋摩遣使献方物。”
经历了一段低落之后，元嘉后期，随着刘宋与林邑关系的改善，与南海诸国的关系又活跃起来。盘盘国、诃罗单、媻皇、媻达、干陁利、师子国、天竺、婆利等复与宋通交。
据《梁书·诸夷传》：“盘盘国，宋文帝元嘉、孝武孝建、大明中并遣使贡献。”〔16〕一般认为，盘盘在今泰国南部万伦湾一带。《宋书·夷蛮传》引元嘉二十六年(449年)太祖诏曰：“诃罗单、媻皇、媻达三国，频越遐海，款化纳贡，远诚宜甄，可并加除授。”并遣使策命曰：“惟汝慕义款化，效诚荒遐，恩之所洽，殊远必甄；用敷典章，显兹策授，尔其钦奉凝命，永固厥职，可不慎与!”表明宋与地处今爪哇诸王国重新建立友好关系。媻皇国于元嘉二十六年遣使献方物四十一种，二十八年复贡献；孝建三年又献方物，大明三年、八年，泰始二年皆遣使贡献。媻达国于元嘉二十六年两次遣使献方物，二十八年又来。诃罗单国于元嘉二十六年遣使贡献，二十九年(452年)，又遣长史媻和沙弥献方物。
《梁书·诸夷传》记载，宋孝武之世，干(《宋书》作“斤”)陁利国王释婆罗那怜陁遣长使竺留陁献金银宝器。据《宋书·夷蛮传》，其事在孝建二年(455年)，干陁利在今马来西亚吉打。同书记载，后废帝元徽元年(473年)“婆黎国遣使贡献”。“婆黎”，《南史》作“婆利”。〔17〕据《宋书·夷蛮传》，泰始二年(466年)，天竺国又遣使贡献。《南史·夷貊传》记载，明帝泰始二年，中天竺国又遣使贡献，以其使主竺扶大、竺阿珍并为建威将军。
萧齐时的衰落
南齐时通过海路通交，比之刘宋有所衰退。这种衰退是从刘宋末年开始的，南齐武帝给扶南国王的报书中说，林邑“旧修藩贡，宋季多难，海译致壅”。〔18〕见于记载，南海之国与南齐通使者仅扶南和林邑二国。《梁书·诸夷传》云：“齐永明中，(林邑王)范文赞累遣使贡献。”僧人亦经海道至齐，据《高僧传》卷3，中天竺高僧求那毗地于齐建元(479—482年)初，“来至京师”，止毗耶离寺。《续高僧传》卷1，扶南僧人僧伽婆罗“闻齐国宏法，随舶至都”。南齐初年，海南国家也有商舶至齐，《南齐书》卷31《荀伯玉传》记载，高帝建元年间，萧赜为太子，“度丝锦与昆仑舶营货”。这种“昆仑舶”是来自马来西亚一带的商船，说明当时与海南诸国保持着商贸方面的联系。但总的倾向是呈衰落趋势，其原因与刘宋和林邑的战事、林邑的内乱、刘宋末年以来扶南与林邑的战争和交州的叛乱有关。
林邑国本秦时林邑县，汉末称王立国，西晋太康五年(284年)开始入朝贡献。刘宋元嘉年间，由于林邑王侵扰刘宋南境，造成双方关系紧张，交州刺史檀和之曾发兵征伐。孝武帝孝建二年(455年)以林邑长史范龙跋为扬武将军，而以林邑故王范杨迈之子孙相传为正。此后林邑发生范当根纯之乱，夺王位。至南齐永明九年(491年)遣使入南齐贡献，南齐以根纯为持节都督缘海诸军事、安南将军、林邑王。但范杨迈后人范诸农率族人攻根纯，复国。永明十年(492年)，南齐又以范诸农为持节都督缘海诸军事、安南将军、林邑王。齐明帝建武二年(495年)进号镇南将军。永泰元年(498年)范诸农入朝南齐，但在海中遭风溺死。以其子嗣其位。
扶南自东吴、两晋、刘宋时便与中国交通，《梁书·诸夷传》记载，齐“永明中，王阇耶跋摩遣使贡献”。但扶南与中国地隔林邑，与中国的交通受到林邑的阻隔。据《南齐书》卷59《东南夷传》记载：“宋末，扶南王姓侨陈如名阇耶跋摩遣商货至广州，天竺道人那伽仙附载欲归国，遭风至林邑，掠其财物皆尽。那伽仙间道得达扶南。具说中国有圣主受命。”于是齐永明二年(484年)，扶南王阇耶跋摩遣释那伽仙至南齐上表，请南齐发兵助讨林邑。南齐武帝曾“诏交部随宜应接”。但自刘宋末年，林邑国与扶南国不断发生战争，又交州所在悬远，常常发生叛乱，这次扶南与南齐夹击林邑的计划并没有实现。据同书同传记载，扶南人“如中国人，性善不便战，常为林邑所侵击，不得与交州通，故其使罕至”。本传又云：“交州斗绝海岛，控带外国，故恃险数不宾。”宋泰始初年，交州又发生李长仁之乱，李长仁卒，其弟李叔献继之。萧齐建立，高帝萧道成任命李叔献为交州刺史，而李叔献却“断割外国，贡献寡少”。齐武帝永明元年(483年)，南齐以刘楷为交州刺史，统兵征讨，李叔献被迫贡献，武帝不纳。继而刘楷复叛，南齐又委法乘讨伐，法乘又被部将伏登之所囚。这些情况一度造成中国南朝萧齐与扶南及南海诸国交通的衰落。
南齐时中西间海上交通的衰落，也与海道西端的政治形势以及中国中原地区与西域交通的开展有关。当时中西间取道红海的海上交通由阿克苏姆王国所控制，阿克苏姆王国是非洲东北部古国，约公元1世纪前后建国，其红海沿岸的阿杜利斯港是出入亚丁湾东西方海上交通的要道。3世纪后半叶，处于极盛时期的阿克苏姆国还统治着阿拉伯西部的部分地区，控制了红海的航运。公元4至6世纪，阿克苏姆王国一直保持强盛国势。罗马和后来的拜占庭人经海道进行东方贸易必须经阿克苏姆人转手以与中国和印度交流，这是罗马人一直不甘心的，而阿克苏姆人还常攻劫商船，造成红海航线海盗猖獗。但在东罗马与安息长期的战争中，陆上与东方的交往受到阻碍，罗马人不得不以阿克苏姆为中介。至公元5世纪中叶，贯通西亚的陆路出现了转机，经过两个世纪的战争和对抗，东罗马和萨珊波斯终于达成了和平协议，东罗马与中国加强了经过丝绸之路的陆上贸易关系。当罗马人走通了东方的陆上丝路时，对于他们来说，无论西端和东端都充满危机的海上交通线就不那么重要了。我们看到5世纪中叶以后，中国中原地区的北魏政权与普岚即拜占庭有频繁的外交往来。罗马分裂以后，中国南朝与罗马世界海上交通的衰落当与此有关。
梁、陈盛衰
梁时海上交通呈现出前所未有的兴盛局面，前来通交的国家更多，除了东亚的高句丽、百济、新罗、倭国等，东南亚、南亚的林邑、扶南、狼牙修、盘盘、丹丹〔19〕、干陁利〔20〕、婆利、中天竺、北天竺、师子同等都与梁有频繁交往。故《梁书·海南诸国传序》云：“自梁革运，其奉正朔，修贡职，航海岁至，逾于前代矣。”《梁书》卷33《王僧孺传》记载：
天监初，除临川王后军记室参军，侍诏文德省。寻出为南海太守，郡常有高凉生口及海舶，每岁数至，外国贾人，以通货易。旧时州郡以半价就市，又买而即卖，其利数倍，历政以为常。僧孺乃叹曰：“昔人为蜀部长史，终身无蜀物，吾欲遗子孙者，不在越装。”并无所取。
“每岁数至”，反映了当时外国商人通过海路来华之盛况。《梁书·诸夷传》和《南史·夷貊传》的记载，反映了南海诸国通过海路与梁交往的盛况。
林邑 梁朝建立，林邑与梁保持着自萧齐以来的友好关系，《梁书·诸夷传》记载，梁武帝“天监九年，(范)文赞子(林邑王)天凯奉献白猴”。武帝下诏册封褒奖云：“林邑王范天凯介在海表，乃心款至，远修职贡，良有可嘉，宜班爵号，被以荣泽，可持节督缘海诸军事、威南将军、林邑王。”天监十年(511年)、十三年(514年)，范天凯多次“遣使献方物”。同书卷3《武帝纪》记载，大通元年三月，林邑遣使献方物。此后至中大通六年(534年)，林邑诸王皆频遣使贡献。梁与林邑的友好关系保证了梁与更远诸国关系的进一步发展。据《梁书·诸夷传》记载，与梁通交的南海国家还有如下一些。
扶南 《梁书·诸夷传》记载：“天监二年，(扶南王)跋摩复遣使送珊瑚佛像并献方物。”梁武帝下诏封赠。“十年、十三年，跋摩累遣使贡献。其年死，庶子留陁跋摩杀其嫡弟自立。十六年，遣使竺当抱老奉表贡献。十八年，复遣使送天竺旃檀瑞像、婆罗树叶，并献火齐珠、郁金、苏合等香。普通元年、中大通二年、大同元年累遣使献方物。五年，复遣使献生犀。又言其国有佛发长一丈二尺，诏遣沙门释云宝随使往迎之。”据《通典》卷188《边防》四，扶南有属国毗骞国，“梁时闻焉”，又有诸薄国、马五洲、燃火洲。
干陁利 《梁书·诸夷传》记载，天监元年(502年)，干陁利国王瞿昙修跋陀罗遣使并画工，奉献玉盘等物，模写高祖形象。十七年，子毗邪跋摩遣长史毗员跋摩奉表，献金芙蓉、杂香药等。普通元年(520年)，复遣使献方物。
狼牙修 据《梁书·诸夷传》，天监十四年，遣使阿撤多奉表贡献。狼牙修在今泰国南部北大年一带。《通典》卷188《边防》四“狼牙修”条云：“梁时通焉……武帝天监中，遣使献方物。其使云，立国以来四百余年。”
婆利 《宋书》作“婆黎”，《北史》记载有婆利国，自交趾浮海，南过赤土、丹丹而至其国。据《梁书·诸夷传》，天监十六年(517年)，遣使奉表，并献金席。普通三年(522年)又献白鹦鹉、青虫、兜鍪、琉璃器、吉贝、螺杯、杂香药等方物数十种。
丹丹 据《梁书·诸夷传》，中大通二年(530年)，其王遣使奉表，奉牙像及塔各二躯，并献火齐珠、吉贝、杂香药等。大同元年(535年)又遣使献金银、琉璃、杂宝、香药等物。
盘盘 《梁书·诸夷传》云：“大通元年，其王使使奉表曰：‘……今奉薄献，愿垂哀受。’中大通元年五月，累遣使贡牙像及塔，并献沉、檀等香数十种。六年八月，复使送菩提国真舍利及画塔，并献菩提树叶、詹糖等香。”
典逊 南海又有典逊国。〔21〕《梁书·诸夷传》云：扶南“南界三千余里有典逊国，在海崎上，地方千里，城去海十里，有五王，并羁属扶南。典逊之东界通交州，其西界接天竺、安息，徼外诸国往还交市。所以然者，典逊回入海中千余里，涨海无涯岸，船舶未曾得径过也。其市东西交会，日有万余人，珍物宝货，无所不有。又有酒树，似安石榴，采其花汁停瓮中，数日成酒。”
中天竺 据《梁书》卷2《武帝本纪》，“天监二年秋七月，扶南……中天竺国各遣使献方物”。《梁书·诸夷传》，天监初，其王屈多遣长史竺罗达奉表，并献琉璃唾壶、杂香、吉贝等物。
北天竺 据《梁书》卷2《武帝本纪》，“天监三年九月壬子……北天竺国遣使献方物”。
师子国 据《梁书》卷3《武帝本纪》，大通元年三月，师子国遣使献方物。同书《诸夷传》记载，梁大通元年(527年)，师子国“后王伽叶伽罗诃梨邪使奉表”，表文有云：“欲与大梁共弘三宝，以度难化，信还伏听告敕；今奉薄献，愿垂纳受。”《南史》卷78记载与《梁书》同，但将中天竺与迦毗离误为二国。国王屈多与月爱亦被误为二王。
南海诸国朝贡多经广州，因此广州成为舶商番货云集之处。《南史·吴平侯景传》附子励传记载，梁时由于“外国舶至，多为刺史所侵，每年舶至不过三数”，后来萧励任广州刺史，“纤毫不犯”，于是每年至广州之外国船舶多至十余艘。“励征讨所获生口、宝物，军资之外，悉送还台。前后刺史，皆营私蓄，方物之贡，少登天府。自励在州，岁中数献，军国所须，相继不绝，武帝叹曰：‘朝廷便是更有广州’。”
在梁朝中西间海上交通与佛教兴盛之时，域外僧人经海道来中国，据《续高僧传》卷1，扶南僧人曼陀罗“大赍梵本，远来贡献”。西天竺优禅尼国僧人拘那陀罗(真谛)于大同十二年(546年)八月十五日达于南海。梁武帝普通元年(520年)，南天竺菩提达摩来到广州西来庵传教。梁武帝兴佛，推动了梁与海南佛教世界的交往和交流，当时与海南诸国交换的物品中有不少是佛事用品，如扶南进贡珊瑚佛像，天竺旃檀佛像、婆罗树叶等。宗教比较容易突破国家民族界限而相传播，佛教僧人的活动也说明了这一点，梁时南亚、东南亚僧人有经南朝而入北魏者。《洛阳伽蓝记》卷4记载：
南中有歌营国，去京师甚远，风土隔绝，世不与中国交通。虽二汉及魏亦未曾至也。今始有沙门菩提拔陀至焉。自云：“北行一月日，至勾稚国。北行十一日，至孙典国(即典逊国)。从孙典国北行三十日，至扶南国，方五千里，南夷之国，最为强大……从扶南北行一月，至林邑国。出林邑，入萧衍国。”拔陀至扬州岁余，随扬州比丘法融来至京师。
歌营，一作加营，学者们认为，此地当在东南亚，或南印度东海岸〔22〕。这件事反映当时佛教与海外交通之兴盛。
由于梁时通过海道与南海诸国交往的频繁，造成西方世界对中国的了解进一步深入。公元530年(梁武帝时)希腊人科斯马斯年轻时经商至波斯、古印度西海滨和锡兰岛等地，年老时居埃及亚历山大里亚，于545年(梁武帝大同十一年)著《基督教国家风土记》，其中讲到中国，他称之为秦尼斯坦(Tzinista)，说秦尼斯坦与锡兰相去甚远，由秦尼斯坦和其他地区运至锡兰之货物有丝绸、芦荟、丁子花香蕾、檀香木等〔23〕。张星烺说其书“记述中国由于真正事实，脱离古代半神话之风者也。记载虽不详，然已示大进步矣”。〔24〕这种对中国了解的进一步翔实，应当与当时中西间海道的通畅有关。
陈时这种海外交通仍然存在，据《陈书》《册府元龟》记载，陈朝与干陁利、扶南、林邑、狼牙修、丹丹、盘盘、头和、天竺等国仍有往来。《陈书》卷3《世祖纪》记载，天嘉四年“正月丙子，干陁利国遣使献方物”。同书卷4《废帝纪》记载，光大二年(568年)“九月甲辰，林邑国遣使献方物。丙午，狼牙修国遣使献方物”。同书卷5《宣帝纪》记载，太建十三年(581年)月“壬寅，丹丹国遣使献方物”。同书卷6《后主纪》记载，至德元年(583年)，“十二月丙辰，头和国遣使献方物”。〔25〕二年十一月“壬申，盘盘国遣使献方物”。据《续高僧传》卷1，扶南僧人须菩提陈时在扬州至敬寺为陈主译经。但经侯景之乱，中西间海上交通呈衰退局面，境况大不如前。《南史》卷79《夷貊传》下追述南朝海外交通的发展云：“自晋氏南度，介居江左，北荒西裔，隔碍莫通。至于南徼东边，界壤所接，洎宋元嘉抚运，爰命干戈，象浦之绝，威振溟海。于是鞮译相系，无绝岁时。以洎齐、梁，职贡有序。及侯景之乱，边鄙日蹙，陈氏基命，衰微已甚，救首救尾，身其几何。故西赆南琛，无闻竹素，岂所谓有德则来无道则去者也!”
小结
根据上述考察，两晋南朝海上交通相当活跃，特别是刘宋和萧梁等朝，彼此间的交往和交流主要表现为使节、贸易和佛教等三个方面。在政治上东南亚诸国皆以中国南朝诸朝为宗主国，所谓“奉正朔，修贡职”，反映了当时中国在东南亚地区的广泛影响，同时自南亚至中国南朝这一广大地区，佛教广泛传播，日渐昌盛。3至6世纪是中华文化形成的重要时期，佛教的传入为中华文化传统注入了新的内容。
中印间文化交流与诸国间使节往还和海上贸易相辅相成，当时海上贸易的兴盛和发展，从下列文献史官评述略见一斑。《宋书·夷蛮传》史臣云：“若夫大秦、天竺，迥出西溟；二汉衔役，特艰斯路。而商货所资，或出交部；泛海陵波，因风远至。又重峻参差，氏众非一；殊名诡号，种别类殊，山琛水宝，由兹自出。通犀翠羽之珍，蛇珠火布之异，千名万品，并世主之所虚心。故舟舶继路，商使交属。”《南齐书·蛮夷传》史臣曰：“书称蛮夷猾夏，盖总而为言矣至于南夷杂种，分屿建国，四方珍怪，莫此为先。藏山隐海，环宝溢目。商舶远届，委输南州。故交、广富实，牣积王府。”
两晋南朝与南海诸国的海上交通，比较两汉、孙吴有新的发展，但这种发展是时有盛衰、断续进行的，而且在有所发展的同时，又存在某种衰退。其发展表现为比之汉代以来交通的南海之国从数量上大有增加，与东南亚诸国交往比之前代更加频繁；其衰退则表现在空间上由交通遥远的大秦收缩为西止天竺的南亚，西方文献中虽有中国船只至波斯湾的记录，中国文献中便有“少有至者”的明确记载。尽管东汉时自大秦至洛阳已经为罗马人所走通，西晋初亦有大秦人东来的记载，但此后便不再见中国与罗马或拜占庭之间海上交通的记录，据我们考察，南朝诸朝交往的南海国家最远便是天竺、师子国。两晋南朝中西间海上交通的盛衰与东西方政治形势密切相关，又与中西间陆上交通的盛衰遥相呼应，呈此起彼伏之态势。
〔1〕《晋书》卷97《南蛮传》，第2545、2546页。
〔2〕《晋书》卷97《南蛮传》，第2547页。
〔3〕晋殷巨奇《布赋序》，晋太康二年(281年)，“大秦国奉献琛，来经于(广)州，众宝既丽，火布尤奇”。其赋云：”伊荒服之外国，逮大秦以为名，仰皇风而悦化，超重译而来庭；贡方物之奇丽，亦受气于妙灵。”见《艺文类聚》卷85引，上海古籍出版社，1982年，第1463页。
〔4〕方豪：《中西交通史》，岳麓书社，1987年，第198页。
〔5〕耿引曾：《以佛教为中心的中斯文化交流》，见周一良主编：《中外文化交流史》，河南人民出版社，1987年，第475页。
〔6〕〔南朝·梁〕释慧皎：《高僧传》卷1《昙摩耶舍传》，中华书局，1992年，第41-43页。
〔7〕月爱王即笈多王朝旃陀罗(月)笈多(爱)二世(Chandragupta)。《梁书》卷54亦录此表文，迦毗黎国王改称：“屈多王”，即笈多(爱)之异译；使臣名竺罗达；表文亦略有不同。文末所列贡献方物亦不同，为“琉璃唾壶、杂香、吉贝等物”。
〔8〕《艺文类聚》卷76《内典部》引。
〔9〕〔法〕戈岱司编：《希腊拉丁作家远东古文献辑录》，耿昇译，中华书局，1987年，第74页。
〔10〕冯承钧疑即苏门答腊，见《中国南洋交通史》，商务印书馆，1998年，第36页。
〔11〕邓端本：《广州与海上丝绸之路的兴起和发展》，见《论广州与海上丝绸之路》，中山大学出版社，1993年。
〔12〕孙光圻：《中国航海技术的发展与“海上丝绸之路”的演进》，见《中国与海上丝绸之路》，福建人民出版社，1991年。
〔13〕《北堂书钞》卷134《服饰部》二，学苑出版社，1998年，第375页。
〔14〕《宋书》卷97《南蛮传》，第2383-2384页。
〔15〕冯承钧以为“南海诸洲与中国通，以此岛为最古”。即《后汉书》叶调国，《中国南洋交通史》，第3页。
〔16〕《通典》卷188《边防》四云：“盘盘国，隋时通焉。”不确。
〔17〕婆利，一说在苏门答腊北之萨马浪加，见方豪：《中西交通史》；一说即婆罗洲，见刘迎胜：《丝绸之路》(海上卷)，浙江人民出版社，第31页。《通典》卷188《边防》四以为“自古未通中国”，“梁时通焉”，不确。
〔18〕《南齐书》卷58《蛮传》，中华书局，1972年，第1016页。
〔19〕丹丹，一般认为在今马来西亚的吉兰丹一带。
〔20〕干陁利，一般认为在今苏门答腊岛的巨港(Palembang)一带。
〔21〕康泰《吴时外国传》和万震《南洲异物志》已提及此国，《通典》卷188《边防》四云：“梁时闻焉”，不确。
〔22〕韩振华：《魏晋南北朝时期海上丝绸之路的航线研究》，见《中国与海上丝绸之路》，福建人民出版社，1991年，第238页。
〔23〕〔法〕戈岱司编：《希腊拉丁作家远东古文献辑录》，第100-101页。
〔24〕张星烺：《中西交通史料汇编》第一册“古代中国与欧洲之交通”，上海书店据辅仁大学图书馆，影印1930年版，第79页。
〔25〕据《通典》卷188《边防》四，投和国“在海南大洲中，真腊之南”。但云“隋时间焉”，不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