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蒙出使南粤与汉始通西南夷
汉武帝时官方使节始终未能越过哀牢王国到达缅甸，西汉时西南方面的国际商路始终没有打通，那时只能通过西南各部族的中介，与印度商人进行间接贸易。西南各部族，从汉代起被中原政权称为“西南夷”。〔1〕“西南夷”是公元前3至5世纪对分布于今云南、贵州、四川西南部和甘肃南部广大地区少数民族的总称。诸族经济发展不平衡，夜郎、靡莫、滇、邛都等部族定居，主要从事农耕；昆明从事游牧；其余各族或农或牧，与巴蜀有商业来往。
根据《史记·西南夷列传》记载，战国时楚国曾经完成一次对西南夷的征服：“楚威王时，使将军庄蹻将兵循江上，略巴、黔中以西。庄蹻者，楚庄王苗裔也。蹻至滇池，地方三百里，旁平地，肥饶数千里，以兵威定属楚。”秦军出兵占领了楚国的巴、黔中郡，阻断了庄蹻的归路，庄蹻遂称王于滇，其部众“变服，从其俗，以长之”。〔2〕秦时曾进军西南夷，并开通了五尺道，置巴、蜀、汉中三郡，在西南夷各部落置吏管理。秦朝维持了十几年的统治后灭亡，汉朝建立后放弃了对西南夷的治理，关闭了蜀地关隘，从此道绝不通。但巴蜀之地的商民不断偷渡出境从事商贸活动，“窃出商贾”。他们获得西南夷之莋马、僰僮、旄牛并贩卖，因而致富。这说明在汉武帝遣使探查这条商道之前，民间的走私商业活动便在进行。
西南夷引起汉朝的关注，始于唐蒙出使南粤(南越国)。汉武帝建元六年，王恢统军击东粤(东越国)，东粤人杀其王郢归附汉朝，王恢乘势欲讽劝南粤王降汉，派番阳令唐蒙出使南粤。唐蒙在南粤吃到蜀枸酱，问南粤人这种食物从哪里来，南粤人告知：“道西北牂牁江，江广数里，出番禺城下。”即从西北方向经水路而来。唐蒙回到长安，问蜀地商人，知道只有蜀地出枸酱，蜀人偷渡至夜郎国贩卖，夜郎国临牂牁江，江广百余步，足以行船。于是唐蒙向汉武帝建议，通夜郎道，从夜郎沿牂牁江进军南粤。汉武帝接受了唐蒙的建议，派他率兵千人出使夜郎国，夜郎国和周围小国都“贪汉缯帛”，皆听从夜郎国的指令，愿意接受汉使的和约，唐蒙归报，汉朝在此置犍为郡，并“发巴界卒治道，自僰道指牂舸江”。〔3〕司马相如向汉武帝建议，在西夷邛、莋可置郡，汉武帝任命司马相如为郎中将，往谕西夷，亦设都尉，辖十余县，属蜀郡。
但汉朝开通西南夷道的事业颇不顺利。一是工程艰难，“巴蜀四郡通西南夷道，载转相饟。数岁，道不通，士疲饿餧，离暑湿，死者甚重”；二是西南夷不肯接受汉通此道，“数反”，汉朝发兵兴击，耗费无功；三是汉朝正在北方朔方筑城，抗击匈奴，公孙弘建议暂时放弃通西南夷，“专力事匈奴”，〔4〕汉武帝采纳了他的意见，罢西夷，独留南夷两县一都尉，而令犍为自保，修成其郡县城。
张骞的信息和汉朝对蜀-身毒道的探查
西南夷和通西南夷道再次引起汉朝的重视，起始于张骞出使西域的发现和建议。《史记·大宛列传》记载：
大夏在大宛西南二千馀里妫水南。其俗土著，有城屋，与大宛同俗。无大长，往往城邑置小长。其兵弱，畏战。善贾市。及大月氏西徙，攻败之，皆臣畜大夏。大夏民多，可百馀万。其都曰蓝市城，有市贩贾诸物。其东南有身毒国。骞曰：“臣在大夏时，见邛竹杖、蜀布。问曰：‘安得此?’大夏国人曰：‘吾贾人往市之身毒。身毒在大夏东南可数千里。其俗土著，大与大夏同，而卑湿暑热云。其人民乘象以战。其国临大水焉。’以骞度之，大夏去汉万二千里，居汉西南。今身毒国又居大夏东南数千里，有蜀物，此其去蜀不远矣。今使大夏，从羌中，险，羌人恶之；少北，则为匈奴所得；从蜀宜径，又无寇。”天子既闻大宛及大夏、安息之属皆大国，多奇物，土著，颇与中国同业，而兵弱，贵汉财物；其北有大月氏、康居之属，兵疆，可以赂遗设利朝也。且诚得而以义属之，则广地万里，重九译，致殊俗，威德遍於四海。天子欣然，以骞言为然，乃令骞因蜀犍为发间使，四道并出，出駹，出厓，出徙，出邛、僰，皆各行一二千里。其北方闭氏、筰，南方闭巂、昆明。昆明之属无君长，善寇盗，辄杀略汉使，终莫得通。然闻其西可千馀里有乘象国，名曰滇越，而蜀贾奸出物者或至焉，於是汉以求大夏道始通滇国。初，汉欲通西南夷，费多，道不通，罢之。及张骞言可以通大夏，乃复事西南夷。〔5〕
《史记·西南夷传》记载：
及元狩元年，博望侯张骞使大夏来，言居大夏时见蜀布、邛竹杖，使问所从来，曰：“从东南身毒国，可数千里，得蜀贾人市。”或闻邛西可二千里有身毒国。骞因盛言大夏在汉西南，慕中国，患匈奴隔其道，诚通蜀，身毒国道便近，有利无害。于是天子乃令王然于、柏始昌、吕越人等，使间出西夷西，指求身毒国。至滇，滇王尝羌乃留，为求道西十余辈。岁余，皆闭昆明，莫能通身毒国。滇王与汉使者言曰：“汉孰与我大?”及夜郎侯亦然。以道不通故，各自以为一州主，不知汉广大。使者还，因盛言滇大国，足事亲附。天子注意焉。〔6〕
汉使探查自蜀通身毒道的目的没有实现，但从这些记载中可以知道，自蜀至滇越之间，蜀地商人的贸易活动却一直存在，即“蜀贾奸出物者或至焉”。濮水(今红河)流域居民鸠僚就是西汉初的滇越。
汉平南越与西南夷的归顺
汉朝与西南夷的关系，由于汉平南越发生了变化。汉平南越后，对西南夷展开了军事征服，《史记·西南夷列传》记载：
及至南越反，上使驰义侯因犍为发南夷兵。且兰君恐远行，旁国虏其老弱，乃与其众反，杀使者及犍为太守。汉乃发巴蜀罪人尝击南越者八校尉击破之。会越已破，汉八校尉不下，即引兵还，行诛头兰。头兰，常隔滇道者也。已平头兰，遂平南夷为牂牁郡。夜郎侯始倚南越，南越已灭，会还诛反者，夜郎遂入朝。上以为夜郎王。南越破后，及汉诛且兰、邛君，并杀筰侯，厓駹皆振恐，请臣置吏。乃以邛都为越巂郡，筰都为沈犁郡，厓駹为汶山郡，广汉西白马为武都郡。上使王然于以越破及诛南夷兵威风喻滇王入朝。滇王者，其众数万人，其旁东北有劳洸、靡莫，皆同姓相扶，未肯听。劳洸、靡莫数侵犯使者吏卒。元封二年，天子发巴蜀兵击灭劳洸、靡莫，以兵临滇。滇王始首善，以故弗诛。滇王离难西南夷，举国降，请置吏入朝。於是以为益州郡，赐滇王王印，复长其民。〔7〕
《史记·大宛列传》记载：
是时汉既灭越，而蜀、西南夷皆震，请吏入朝。于是置益州、越巂、牂牁、沈黎、汶山郡，欲地接以前通大夏。乃遣使柏始昌、吕越人等岁十馀辈，出此初郡抵大夏，皆复闭昆明，为所杀，夺币财，终莫能通至大夏焉。于是汉发三辅罪人，因巴蜀士数万人，遣两将军郭昌、卫广等往击昆明之遮汉使者，斩首虏数万人而去。其后遣使，昆明复为寇，竟莫能得通。而北道酒泉抵大夏，使者既多，而外国益厌汉币，不贵其物。〔8〕
西南夷请吏入朝，汉朝在西南夷置郡治理。但汉通蜀-身毒道的活动仍受到昆明夷的顽强抵制，终西汉之世，官方利用此道交通身毒和西域的目的都没有实现。汉武帝在夜郎(今贵州省西、北部及与云南、四川二省邻接地区)置牂牁郡，是彝人聚居地区。彝族英雄史诗《铜鼓王》中有用铜鼓作为葬具埋葬彝族古代首领的记载，〔9〕这与其他彝族经籍《禳占星解经》的记载相符，并且与贵州省赫章县可乐乡考古发现的“铜鼓套头葬”式相互印证了夜郎与彝族先民有十分密切的关系。
西汉时的西南夷，据《史记·西南夷列传》记载：“西南夷君长以什数，夜郎最大；其西靡莫之属以什数，滇最大；自滇以北君长以什数，邛都最大：此皆魋结，耕田，有邑聚。其外西自同师以东，北至楪榆，名为巂、昆明，皆编发，随畜迁徙，毋常处，毋君长，地方可数千里。自巂以东北，君长以什数，徙、笮都最大；自笮以东北，君长以什数，冉駹最大。其俗或土著，或移徙，在蜀之西。自冉駹以东北，君长以什数，白马最大，皆氐类也。此皆巴蜀西南外蛮夷也。”〔10〕
南方丝绸之路的走向和路线
南方丝绸之路在中国境内由灵关道、五尺道、永昌道、牂牁四大干线组成。
五尺道开通于秦，但为时不久。《史记·西南夷列传》云：“秦时常頞略通五尺道，诸此国颇置吏焉。十余岁，秦灭。及汉兴，皆弃此国而开蜀故徼。”〔11〕此道从成都出发南向，为东道。从今宜宾南下，经盐津石门关、朱提、汉阳、味县、滇、楚雄至叶檐，因地处险隘，栈道宽五尺而得名。大多依山临空凿石而建，一路崎岖入云，岩石磊落，脚下万丈深渊，山风劲吹，使人影颤魂栗。
灵关道又称零关道、旄牛道，乃汉武帝时所开，从成都出发南向，为西道。其开辟过程，见《史记·司马相如传》记载：
相如为郎数岁，会唐蒙使略通夜郎西僰中，发巴蜀吏卒千人，郡又多为发转漕万馀人，用兴法诛其渠帅，巴蜀民大惊恐。上闻之，乃使相如责唐蒙，因喻告巴蜀民以非上意……相如还报。唐蒙已略通夜郎，因通西南夷道，发巴、蜀、广汉卒，作者数万人。治道二岁，道不成，士卒多物故，费以巨万计。蜀民及汉用事者多言其不便。是时邛笮之君长闻南夷与汉通，得赏赐多，多欲愿为内臣妾，请吏，比南夷。天子问相如，相如曰：“邛、笮、冉、駹者近蜀，道亦易通，秦时尝通为郡县，至汉兴而罢。今诚复通，为置郡县，愈于南夷。”天子以为然，乃拜相如为中郎将，建节往使。副使王然于、壶充国、吕越人驰四乘之传，因巴蜀吏币物以赂西夷。至蜀，蜀太守以下郊迎，县令负弩矢先驱，蜀人以为宠……司马长卿便略定西夷，邛、笮、冉、駹、斯榆之君皆请为内臣。除边关，关益斥，西至沫、若水，南至牂柯为徼，通零关道，桥孙水以通邛都。〔12〕
灵关道自今四川大渡河南岸通向西昌平原。经临邛、灵关、笮都、泸沽、登相营古堡、邛都、盐源、青岭、大勃弄到叶榆。道路奇险，一路或峰巅嵯峨，道路盘折；或溪河密布，山高谷深；或江流滚滚，白浪腾空，天险难越。
永昌道又称博南道，由叶榆出发西向，经永昌、滇越、古永、掸国(在今缅甸)至身毒，川广山高，路途险恶，更有热瘴，毒蛇出没。此道要跨越水流湍急、咆哮怒吼的怒江，翻越终年云雾围绕、寒气袭人的高黎贡山，秋天阴雨绵绵，洪水泛滥，无法渡津，冬季雪虐风寒，不可涉岭。五尺道和灵关道至永昌会合，把中国西南地区与缅甸、印度以及海上丝路联结起来。自然艰险挡不住人类互相交通的脚步，通过此道早有先民为牟利而从事商贸活动。
牂牁道是连接南方丝路与地南海丝路的路线，又称为夜郎道。早在2000多年前的西汉时代，就有一条从夜郎国流经广西直达番禺的水上通道曰“牂牁江”。从谷昌(昆明)出发，从此以后一途经牂牁入越南。根据目前所能见到的文献资料，最早走这条线路的古蜀先民的知名人物是秦灭蜀后南迁的蜀王子安阳王。安阳王率领兵将3万人，沿着这条线路进入了越南北部红河地区，建立了瓯骆国，越南历史上又称之为“蜀朝”。在越南东山文化遗址考古发现的铜鼓有20多个，形制粗糙，其代表作品是精致的收集品“玉镂铜鼓”。截至20世纪70年代中期，越南保存和新发现的铜鼓有186件，其形制花纹与中国云南晋宁石寨山汉墓出土的鹭羽、羽人竞渡铜鼓非常相似。西方学者曾提出铜鼓起源于越南，是因为他们所见资料有限，对中国出土铜鼓不了解。越南发现的铜鼓数量是中国的七分之一，〔13〕说明越南不可能是铜鼓的故乡。云南铜鼓文化传入越南地区，应该通过这条道路。
考古工作者探查了汉晋时期云南与四川之间的交通，即所谓“西南丝绸之路”的走向和径行之地，沿途有若干考古发现。其起点是当时四川经济文化发达的成都地区，经临邛(今邛莱)，翻越镇西山出盆地而进入青衣江的支流芦山河并沿河而下，途经蜀郡属国治汉嘉(今芦山)，涉青衣江，溯青衣江的另一条支流荥经河而上，到严道(今荥经)后，再翻越邛崃山(今大相岭)。下山后到达大渡河支流流沙河边的牦牛(今汉源九襄)，再沿流沙河而下至大渡河边。渡大渡河后通过灵关(今汉源与甘洛交界的深沟)继续南下，至孙水河边，然后再沿孙水河而下进入古孙水(今安宁河)边，然后顺水而下，途经越隽郡治邛都(今西昌)，再沿孙水南行出越隽郡，转陆路经会无(今会理)至今会理黎溪一带渡金沙江。渡江后继续南下至弄栋(今姚安，汉代属越隽郡)，再转西行经云南(今祥云)到达楪榆(今大理)。然后从楪榆向西经今洱海而达博南山，然后翻山，渡兰仓水(今澜沧江)抵达当时的边陲重镇永昌郡治不韦(今保山)，继续向西渡今怒江，越今高黎贡山进入滇越地区(西汉时滇越活动的今腾冲一带)。再穿过永昌西境(今缅甸境内)而最终抵达今缅甸内地和身毒。在今腾冲分两路，北路经今永古、今缅甸的密支那而至身毒；南路顺今大盈江、伊洛瓦底江而下抵掸国(今缅甸内地)〔14〕。在这条道路上的洱海西海岸的喜洲文阁，考古工作者发现有西晋时期的砖室墓，出有“太康六年赵氏作”的纪年铭文砖。在大理大展屯村西北面的荷花村也发现过西晋砖室墓，出有“太康十三年”纪年铭文砖。在祥云县红州曾发现过“太康元年”的西晋砖室墓，出有陶人物俑和陶马等。文物工作者在大理市还收集到“太康八年王氏”的纪年铭文砖。南距保山城5.5公里的汪官营蜀汉墓出土的铭文砖，有“延熙十六年(253年)七月”“官吏建”等字。
除了上述主要路线外，可能还存在一些局部的支线。例如当时存在着一条从成都顺岷江而下，然后翻山经今凉山东部山地而至邛都的小路。在东汉中晚期和蜀汉时期，这条道曾一度成为从成都到邛都的主道。《三国志·蜀书·张嶷传》记载，张嶷任越隽太守时，“郡有旧道经牦牛中至成都，既平且近。自牦牛绝道已百余年，更由安上，既险且远”。诸葛亮南征“自字上由水路入越隽”，也是走这条路。今在昭觉、美姑一带发现许多汉晋砖室墓，其分布有一定规律，从东北至西南走向，列于道路附近，说明当时的“安上之道”即经由这一地段。在昭觉好谷发现东汉初平三年(192年)的石表，表文中有“缮治邮亭”字样，说明当时官方在此道上曾设邮置亭；在昭觉县发现有东汉晚期至蜀汉时期的军屯遗址。这些都可以证明这条道在当时的重要性以及这条道经由昭觉、美姑一带。但从美姑至岷江边的这一段路线尚不清楚，有待进一步考察。当时可能还存在着一条从南安(今乐山市)沿青衣江至今雅安对岩乡，再到严道的小路。在雅安对岩乡以下的青衣江河谷地带，也发现不少的东汉崖墓和砖室墓。
根据文献资料和考古成果，有学者指出，西南丝路沿线地区与内地的商业文化交流，主要是通过巴蜀地区进行的，尤其是成都平原地区。丝路沿线出土的许多铁器、漆器和铜器，尤其是年代稍早的，显然多为蜀地的产品。它可能是直接通过蜀地商人的商业活动而到达这些地区的。在沿线发现的众多墓葬，尤其是砖室墓中，无论是墓葬形制还是随葬品，表现出来的文化特征与同时代巴蜀地区墓葬中的几乎完全相同。同时还可以看出，这种文化交往在这时期内具有单向性倾向，即当时的汉文化对沿线地区的土著文化产生了强烈的影响，交流的结果是加速了沿线地区的汉化过程〔15〕。《魏略》所记与《后汉书》可相参证，确知古罗马(大秦)由海道通缅甸，经云南以达四川直至洛阳的交通情况，很有道理。这里所谓“水道”，当指伊洛瓦底江而言，并不入古代印度境内。出伊洛瓦底江与南方海路联结，方可至印度或斯里兰卡。
〔1〕《史记》卷116《西安南夷列传》，第2991页。
〔2〕《史记》卷116《西南夷列传》，第2993页。
〔3〕《史记》卷116《西南夷列传》，第2994页。
〔4〕《史记》卷116《西南夷列传》，第2995页。
〔5〕《史记》卷123《大宛列传》，第3164-3166页。
〔6〕《史记》卷116《西南夷列传》，第2995-2996页。
〔7〕《史记》卷116《西南夷列传》，第2996-2997页。
〔8〕《史记》卷123《大宛列传》，第3170-3171页。
〔9〕参李贵恩等搜集整理：《铜鼓王》，云南人民出版社，1991年。
〔10〕《史记》卷116《西南夷列传》，第2991页。
〔11〕《史记·西南夷列传》，第2993页。一般认为，秦五尺道由常頞所开，时间在秦始皇时期，即公元前221年前后。葛剑雄认为五尺道开通时间不能确定，但可以肯定要比公元前221年早得多。参氏著：《关于古代西南交通的几个问题》，见四川大学历史系编：《中国西南的古代交通与文化》，四川大学出版社，1994年，第2-4页。
〔12〕《史记》卷117《司马相如传》，第3044-3047页。
〔13〕广西壮族自治区博物馆：《古代铜鼓学术讨论会纪要》，载《文物》1980年第9期，第36页。
〔14〕罗二虎：《西南丝绸之路的初步考察》，见江玉祥主编：《古代西南丝绸之路研究》(第二辑)，四川大学出版社，1995年，第224-225页，附图见同书第262页。
〔15〕罗二虎：《西南丝绸之路的初步考察》，见江玉祥主编：《古代西南丝绸之路研究》(第二辑)，第187-234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