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海路来传教的弘法僧东来始于公元3世纪，中亚高僧先是到印度、斯里兰卡，而后经海路入华。康僧会原籍康居，世居天竺，其父经商移居交趾。十余岁父母去世后出家，他是“有史记载的第一个自南而北传播佛教的僧侣”。〔1〕但康僧会是入华后出家的人。以僧人身份经海路入华的中亚高僧，支疆梁接是第一人。吴废帝五凤二年(255年)，支疆梁接曾在交州译出《法华三昧经》。后抵达广州。〔2〕支疆梁接是月氏人，他可能从北印度至东印度，而经海路到交州。此后，中亚僧人沿着这条路线入华的，有昙摩耶舍。昙摩耶舍是罽宾人，“踰历名邦，履践郡国”，于东晋安帝隆安年间(397—401年)初达广州，住白沙寺。罽宾在今克什米尔一带，他到广州应该走的是海路。佛驮什，罽宾人，以宋景平元年(423年)七月，届于扬州。求那跋摩，罽宾人，年二十出家受戒。后到师子国，观风弘教，又至阇婆国，“道化之声，播于遐迩，邻国闻风，皆遣使要请”。元嘉元年九月，建康高僧慧观、慧聪等面启宋文帝，请求迎请跋摩。文帝命交州刺史派船迎接，求那跋摩先已随商人竺难提舶，欲向一小国，被刘宋接到广州，后至建邺。〔3〕
天竺僧人从中天竺、西天竺、师子国经海路至中国。天竺沙门维祇难“以吴黄武三年(224年)与同伴竺律炎来至武昌，赉昙钵经梵本”。〔4〕三国时孙权在今鄂城(今湖北省鄂州市)建都，名武昌。维祇难的行程史书没有明确记载，但他应该经海路而来。耆域，天竺人，自发天竺，至于扶南，经诸海滨，至交州。晋惠帝元康六年(296年)到达广州。又从襄阳过长江，于惠帝末年(306年)至洛阳。洛阳兵乱，辞还天竺。〔5〕耆域是见于记载的第一位经由海道来中国，又由陆路离去的梵僧。求那毗地，中天竺人，齐建元初(479年)来至建康，住毗耶离寺。求那跋陀罗，中天竺人。他先到师子国，而后经沿海各国，皆传送资供。既有缘东方，乃随舶讯海。元嘉十二年(435年)至广州。〔6〕智药三藏，天竺僧人，梁武帝天监元年(502年)自西天竺来广州，于法性寺刘宋时求那跋陀罗所建戒坛之畔，植菩提树一株。又至曹溪口，掬水而饮，以水质甘美，知溪源必有胜地可为兰若。至上源，见山水宛若印度宝林山，劝村人建立一寺，名为宝林寺。〔7〕菩提达磨，南天竺禅僧，初达宋境南越，入梁，末又北度至魏。〔8〕师子国即今斯里兰卡，南传佛教发祥地。宋元嘉五年(428年)，师子国“托四道人遣二白衣送牙台像以为信誓”。开以僧人为使之先河。刘宋时师子国曾两次派遣比丘尼入刘宋。第一次来了9名比丘尼，于元嘉六年(429年)由商船船主竺难提送达建康。佛教戒律规定，至少10位以上尼师才能举行受戒仪式，竺难提又返回师子国，于元嘉十年(433年)又专程送铁萨罗等11名比丘尼至建康，她们为景福寺慧果、慧净等300名中国尼众二部受戒，结束了中国比丘尼没有二部受戒的历史。〔9〕月婆首那，古代中印度优禅尼国(故地在今印度中央邦乌贾因〔Ujjain〕附近一带)王子，于公元第六世纪中期东来中国，在东魏、梁、陈诸代翻译佛经。
东南亚僧人经海路来到南朝较晚。齐武帝永明二年(484年)，扶南国王派天竺僧人那伽仙奉表贡献。〔10〕僧伽婆罗，扶南国人，闻齐国弘法，乘船至建康，住正观寺。值齐历亡坠道教陵夷，静洁身心断绝交往，拥室栖闲养素资业。梁朝天监五年，被敕征召于杨都寿光殿、华林园、正观寺、占云馆、扶南馆等五处传译讫十七年。扶南僧人曼陀罗，梁初大赍梵本远来贡献，梁武帝命他与婆罗共译《大乘宝云经》《法界体性无分别经》《文殊般若经》等共11卷。“时又有扶南国僧须菩提，陈言善吉，于扬都城内至敬寺，为陈主译《大乘宝云经》八卷。”〔11〕这几位高僧都是扶南人，他们到南朝应该是经海路而来。《洛阳伽蓝记》卷4记载，歌营国僧人菩提拔陀，先至南朝梁朝，又到北朝洛阳。歌营国大约在今马来半岛南部。〔12〕拘那罗陀(真谛)，本西天竺优禅尼国人，至扶南。梁武帝大同中，敕直后张汜等送扶南献使返国，并邀请名僧。扶南国乃遣真谛赉经论经海路至南朝，大同十二年(546年)八月十五日到广州。〔13〕
经海路往来的还有中土僧人。中土僧人西行求法有的经西域进入天竺诸国，而经海路回国。中国人经陆路至天竺，而后经海路而还者，法显是第一人，此为显例，不赘述。此后便有人循此踪迹，往来于中印间陆海两路。昙无竭仰慕法显躬践佛国，慨然有忘身之誓，于宋永初元年(420年)召集同志沙门僧猛、昙朗等25人，经西域至中天竺，余五人同行。又至舍卫国，后渡恒河，“于南天竺随舶泛海达广州”。〔14〕慧叡，冀州人，游历诸国，乃至南天竺界。后还憩庐山。〔15〕他从南天竺还至庐山，有可能经海路东返。也有从中国南方沿海地区乘船经海路往扶南、师子国和天竺的。慧观法师“志欲重寻《涅槃后分》，乃启宋太祖资给，遣沙门道普将书吏十人西行寻经。至长广郡，舶破伤足，因疾而卒”。〔16〕智严“入道受具足，常疑不得戒，每以为惧。积年禅观而不能自了，遂更泛海，重回天竺，咨诸明达”，后经陆路归国。〔17〕梁武帝大同五年(539年)扶南遣使献生犀，“言其国有佛发长一丈二尺，诏遣沙门释云宝随使往迎之”。〔18〕中土僧人西行求法有特殊的贡献，他们往往携来中土所缺而又特需的经籍，填补了汉译佛典的某些空白。
从海路入华的僧人，其译经的地方主要在交州、广州、建康和荆州。六朝时，交州、广州是重要的国际贸易港，从东南亚、南亚经海路入华的高僧往往在交州、广州登岸，有的在这里驻足，从事宗教活动，有的分散到其他各大佛教中心。建康是六朝诸王朝的都城，是六朝的政治文化中心，从东汉末年以来就是佛教的南方中心。从海路入华的僧人大部分辗转进入建康，在这里从事建寺、译经和传法活动。荆州辛寺是佛经翻译的一个中心，也有僧人经海路入华，登陆后赴荆州。如昙摩耶舍初达广州，住白沙寺。后入长安，又南游江陵，止于荆州辛寺。求那跋陀罗，随舶讯海至广州，谯王镇荆州，请与俱行，安止辛寺。法显从师子国归来，于山东登陆，辗转至荆辛寺译经。
僧人们能够冒风波之险，往来于中印之间，固然与他们求法忘身的宗教精神有关，而中国六朝与东南亚、南亚间使节往来及商业贸易活动的开展在客观上提供了便利。在从天竺、师子国经东南亚至中国南方的广大地区，佛教的普遍流行也是他们能够克服种种困难到达目的地的重要原因。当时僧人们能够到达目的地，有两种情况，一是搭乘商船，二是官方迎送，这都以佛教广泛流行为前提。
六朝时由于海上交通的发展，中国南方沿海地区与东南亚、南亚间的贸易是很兴盛的。晋之南海官吏侵侮外商，建立在外商来华贸易的基础上。法显在师子国见到佛像边“商人以晋地一白绢扇”供养，说明当时中国商人已经泛海来到师子国贸易。当时僧人主要搭乘商船从海上往来。法显自师子国乘商船回国，从海道东返，说明当时师子国有商舶东来。法显自耶婆提国(今爪哇或苏门答腊)至广州，“复随他商人大船”，“商人议言，常行时正可五十日便到”，说明两地之间频有商舶往来。法显就是得到商人资助，乘商船从师子国到摄婆提国，又从摄婆提国回国。〔19〕天竺僧人僧伽跋摩于元嘉十九年(442年)乘西域商人舶返天竺。〔20〕刘宋元嘉年间，师子国商舶两次来到刘宋都城建康，载来师子国比丘尼。刘宋遣使迎请之前，求那跋摩先已随商人竺难提舶，欲向一小国。宋末，扶南王姓侨陈如名阇耶跋摩遣商货至广州，天竺道人那伽仙附载归国。〔21〕
在六朝诸王朝与东南亚、南亚各国的官方交往中，佛教方面的交流是重要内容，迎送僧人和写译佛经是其中的重要活动。宋文帝曾回信扶南国王，要求写送小乘经；求那跋摩到师子国，观风弘教，又至阇婆国。道化之声，播于遐迩，邻国闻风，皆遣使要请。南京高僧慧观、慧聪等面启文帝，请求迎请跋摩。文帝敕交州刺史，令泛舶延至。求那跋摩遂至广州，经始兴至建邺。中天竺求那跋陀罗，先到师子国，而后经沿海各国到中国，沿途各国皆“传送资供”。拘那罗陀(真谛)到中国，是梁武帝下敕，命直后张汜等送扶南献使返国，仍请名德。扶南国“乃屈真谛并赉经论，恭膺帝旨”，是在双方最高统治者的安排下来到中国。从这里可以看出使节往来、商贸活动和佛教交流之间密不可分的关系。
比较起来，从海路入华僧人数量远远少于经中亚、西域陆上丝路入华的僧人，即便来到南方的域外僧人也以自陆路而来的为多，“佛教的传译主要通道，则是经西域进入河西走廊，传入内地”。〔22〕其原因主要是海上航行的危险，这一时期造船技术和航海水平虽有提高，但是海上交通人为的灾难和自然风波之险客观存在。法显从师子国归国之路上九死一生，林邑国王入贡刘宋王朝海上遇险。佛驮跋陀罗(觉贤)至交趾，“附舶循海而行”，中途忽遇大风，将船吹回200余里。“于暗夜之中，忽令众舶俱发，无肯从者，贤自起收缆，一舶独发，俄而贼至，留者悉被抄害。”〔23〕《法显传》云：“若遇伏石，则无活路。”这些都说明当时海上航行的危险程度。
〔1〕杜继文主编：《佛教史》，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1年，第155页。
〔2〕据《开元释教录》卷2，唐沙门释靖迈《古今译经图记》卷1。
〔3〕〔南朝·梁〕释慧皎：《高僧传》卷3《昙摩耶舍传》《佛驮什传》《求那跋摩传》，中华书局，1992年。
〔4〕〔南朝·梁〕释慧皎：《高僧传》卷1《维祇难传》，第22页。
〔5〕〔南朝·梁〕释慧皎：《高僧传》卷9《耆域传》，第365-366页。
〔6〕〔南朝·梁〕释慧皎：《高僧传》卷3《求那跋陀罗传》，第131页。
〔7〕虚云：《增订佛祖道影》卷4，慈怡主编：《佛光大辞典》引，台湾佛光山出版社，1993年，第5037页。
〔8〕道宣：《续高僧传》卷19《菩提达磨传》。
〔9〕《比丘尼传》卷2《僧果传》；释慧皎：《高僧传》卷3《求那跋摩传》有同样记载。
〔10〕《南齐书·东南夷传》。
〔11〕道宣：《续高僧传》卷1《僧伽婆罗传》《拘那罗陀传》。
〔12〕参拙文《三至六世纪中西间海上航线的变化》，载《海交史研究》2004年第2期。
〔13〕道宣：《续高僧传》卷1《拘那罗陀传》。
〔14〕〔南朝·梁〕释慧皎：《高僧传》卷3《昙无竭传》，中华书局，1992年，第94页。
〔15〕〔南朝·梁〕释慧皎：《高僧传》卷7《慧叡传》。
〔16〕〔南朝·梁〕释慧皎：《高僧传》卷2《慧观传》。
〔17〕〔南朝·梁〕释慧皎：《高僧传》卷3《智严传》，第100页。
〔18〕《梁书》卷54《诸夷传》，第790页。
〔19〕〔南朝·梁〕释慧皎：《高僧传》卷3《法显传》，第89-90页。
〔20〕〔南朝·梁〕释慧皎：《高僧传》卷3《僧伽跋摩传》，第119页。
〔21〕《南齐书》卷59《东南夷传》，第1014页。
〔22〕任继愈主编：《中国佛教史》第3卷，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8年，第129页。
〔23〕〔南朝·梁〕释慧皎：《高僧传》卷2《佛驮跋陀罗传》，第70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