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印度佛教发展来看，大约从公元前370年起，佛教内部发生分裂。到公元150年前后500年间，称为部派佛教时期。佛教先分裂为上座、大众两部，后来又逐渐形成相当多的部派，主要有十八部。公元1、2世纪时形成大小乘佛教，出现了大乘和小乘的对立。佛教在发展过程中，又逐渐形成南传和北传两大支系。我们习惯上把北传佛教称为大乘，把南传佛教称为小乘。六朝时从海路传入中国的佛教经典有小乘佛教经典，也有大乘佛教经典；有北传佛教大小乘经典，也有南传佛教上座部经典。我们看到，经海路往来之僧人带来的佛教经典，起初主要是小乘方面的经典，后来则以大乘佛典为主。
对上座部小乘经典的输入是六朝中国社会及统治者孜孜以求的。最早传入中国的佛教经籍属小乘体系，经海路入华的僧人最早携来并译出的也是小乘经典。孙吴时入华的康僧会译《六度集经》，天竺僧人维祇难携来并译出的《昙钵经》(即《法句经》)都是佛教五部《阿含经》中之《小部》部分内容的翻译，是小乘佛教的基本读物。〔1〕康僧会从安世高弟子南阳韩林、颖川皮业、会稽陈慧学习安世高所传小乘佛教，与陈慧共译《安般守意经》。安世高是最早有系统地翻译小乘经籍、介绍小乘思想的域外入华僧，康僧会等忠实于安世高的佛学见解，“非师不传”。〔2〕
经海路往来的东晋僧人注意传译上座部小乘经典。法显在师子国获得的《弥沙塞律》《长阿含》《杂阿含》及《杂藏本》，并汉土所无之上座部小乘经典。得自中天竺的《萨婆多律》属于小乘佛教戒律，法显携来并与佛陀跋陀罗共译之《摩诃僧祇律》40卷，为印度小乘佛教大众部所传之广律。他在中天竺所获之《方等泥洹经》《摩诃僧祇阿毗昙》《杂阿毗昙心》等，皆属小乘经论。他携来的《弥沙塞律》后由刘宋时佛大什、智胜译出。〔3〕东晋隆安年间来到广州的昙摩耶舍，住白沙寺，善诵《善见毗婆沙律》，人咸号为“大毗婆沙”。昙摩耶舍本来就是信奉小乘佛教的，《善见毗婆沙律》是南传上座部巴利本《一切善见律》的汉译名字。他所翻译的《杂阿含经》之第103经《差摩经》也是小乘经的重要经典。小乘佛教在南朝也有相当的流行。耶舍的弟子法度是商人竺婆勒之子，应当也是从海路而来，又从耶舍“承受经法”，“乃言专学小乘，禁读方等，唯礼释迦，无十方佛。食用铜钵，无别应器。又令诸尼相捉而行，悔罪之日，但伏地相向”。法度的小乘佛教在南朝产生一定影响，“宋故丹阳尹颜竣女法弘尼、交州刺史张牧女普明尼，初受其法。今都下宣业、弘光诸尼，习其遗风，东土尼众，亦时传其法”。〔4〕
但是，当时北传佛教进入中国势力强大，即便在中国南方，主要流行的还是经西域、北方传入的大乘经典，小乘经典的传译相对薄弱。因此，南朝统治者注意从师子国和东南亚地区输入上座部小乘经典。5世纪初，觉音论师至斯里兰卡大寺求学，领导注释巴利三藏。同时代的佛授及稍后护法二人，继续觉音的事业，完成巴利三藏的注释，奠定了大寺派复兴和教学的基础，形成日后及今日流传的南传佛教。〔5〕南朝统治者曾慨叹上座部佛教经典的缺乏，他们知道师子国盛行小乘佛教，因此向师子国提出写送小乘经的要求。宋元嘉五年(428年)，宋文帝回书师子国国王刹利摩诃南，提出“此小乘经甚少，彼国所有，皆可写送”〔6〕。此后的元嘉七年(430年)七月，师子国遣使献方物。元嘉十二年(435年)六月，师子国又“遣使献方物”。刘宋元嘉年间，师子国商舶两次来到刘宋都城建康，有比丘尼多名乘商舶来到中国，流行于师子国的南传佛教小乘经论应该通过海路传来。求那跋陀罗译《般泥洹经》20卷是早期传入的佛涅槃类经典，属小乘《涅槃经》。他译出《杂阿含经》50卷，是小乘经藏的一大部类，是杂阿含类经典中的根本经、大本和主本。他所译《四人出现世间经》《佛说鹦鹉经》《十一想思念如来经》《阿遬达经》《十二品生死经》《罪福报应经》《摩诃迦叶度贫母经》《树提迦经》《过去现在因果经》各1卷，皆属小乘经藏。昙摩耶舍善诵之《善见毗婆沙律》后来也得到翻译，据《历代三宝纪》卷11记载，有三藏法师曾携律藏至广州，付予弟子僧伽跋陀罗。齐永明六年(488年)，僧伽跋陀罗与沙门僧猗共译《善见毗婆沙律》于竹林寺。公元1世纪时巴利语佛教传灯祖师之一优波底沙造《解脱道论》12卷，是南传上座部里程碑式人物觉音著《清净道论》的先驱，由从海路入华的扶南国僧人僧伽婆罗译出。梁陈时期在南朝活动的扶南高僧真谛译介的佛教典籍有的属大乘，也有的属小乘。他创翻《摄论》《俱舍》，其译之《阿毗达磨俱舍释论》22卷，乃《大毗婆沙论》之纲要书。法泰、智恺传其业，开大乘之“摄论宗”与小乘之“俱舍宗”。他翻译的还有属小乘正量部律的《律二十二明了论》、属于印度数论派的论著《金七十论》等。
南传上座部小乘经典在魏晋南北朝时期基本上被介绍过来，而且经律论并重，其中从海路入华或经海路东归的僧人功不可没。正如学者们已经指出的，这一时期“小乘经论的传译，日趋完备。作为小乘经典丛书的四《阿含》，自苻秦开译《增一阿含》以来，至南朝宋译出《杂阿含》，即全部完成”。〔6〕这一巨大工程是以海路入华僧人昙摩耶舍最后画上句号的。小乘部派的论著也大规模涌进来，一般称为“阿毗昙”，绝大多数属一切有部。如前所述，这些论著的翻译有的也出于经海路入华僧人之手，如僧伽婆罗译《解脱道论》，真谛译《立世阿毗昙》《俱舍论》《随相论》等。
通常认为，斯里兰卡和东南亚各国为小乘流行的地区，经海道传入的这里的经典属上座部小乘经典。〔8〕这种认识颇为片面，更不符合六朝时状况。大乘佛教经典的传译从汉末已经开始，东晋南北朝时越来越多，经海路往来的僧人的译著也多大乘经典。经海路入华者有的是来自中亚、罽宾和天竺的僧人，大多通梵文，携来之佛经亦多为梵本，属大乘系佛典。来自罽宾的高僧求那跋摩所讲《法华经》《十地经》乃大乘佛教初期重要经典，所译《菩萨善戒经》为大乘菩萨所持之戒本。大乘经典更适应中国文化土壤，即便译介部派时期佛教经典时，往往也倾向于具有大乘倾向的经籍，注意大乘意旨的发挥。康僧会译上座部经典之《六度集经》，主旨却在于阐扬大乘佛教的菩萨行。法显携来，并与佛陀跋陀罗共译之《摩诃僧祇律》为大众部所奉持，其中多处含有大乘经意，为大乘说法的萌芽。法显与觉贤共译之6卷《大般泥洹经》为大乘《涅槃经》的初译，是宣传大乘涅槃佛性学说的基本经典。求那跋陀罗译、慧观笔受之《胜鬘经》记述胜鬘夫人劝信佛法的说教，经中提出的“一乘真实”“如来藏法身”“自性清净心”“三乘归于一乘”“四谛归于灭谛”等理论，曾对印度佛教大乘瑜伽行派有重要影响。他所译《楞伽经》则为多种宗派所信奉。扶南受印度文化及宗教影响，流行婆罗门教和佛教，而大乘佛教占优势。南朝统治者知道这一点，所以梁武帝派张氾至扶南，明确要求“大乘经论”。〔9〕来自扶南国的僧人也是“大赉梵本”，携来大乘经典。真谛、曼陀罗、僧伽婆罗、须菩提等“持来多种梵文佛经献上”，并进行了认真的翻译。从他们“所译出的经典看，是梵文系大乘经论占最多”，曼陀罗、僧伽婆罗的译著“只有一部《解脱道论》属巴利语上座部佛教系统”。〔10〕师子国是南传佛教的发源地和中心，但这里流传的佛教既有上座部小乘佛教，也容纳大乘佛教各派。〔11〕从大寺派分化出来的无畏山寺派与印度佛教各部派交流，接受大乘佛教，形成法喜部；公元2、3世纪，印度佛教方广部传入师子国，虽遭驱除，但留下的影响很大。公元4世纪时，印度杰出的上座僧友到师子国，实现了他弘扬大乘的计划。法显到师子国时，正值无畏山寺派隆盛之时，大乘佛教得到传扬。直到觉音等将佛典全部译为巴利文完成，巴利文系小乘佛教才占主导地位。因此，从师子国传来之佛经，未必只有小乘经典，亦当有大乘教义及经典。中天竺优禅尼国王子月婆首那译《胜天王般若波罗蜜经》，亦属大乘经典。〔12〕
总之，六朝时经海路入华域外僧人和经海路往还的中土僧人在数量上都比不上往来中亚、西域和中国北方的中外僧人，他们翻译佛教典籍的数量和影响也不及后者。但是他们独特的贡献却是值得重视的，在魏晋南北朝这个佛教的输入时期，经海路往来的僧人取得了杰出的成就。真谛是与北方的鸠摩罗什并称的中国佛教三大译师之一。法显陆去海还，创辟荒途，是接续朱土行，下启玄奘求法的伟大创举。由海路传入的佛教经籍，规模不及北方，但也及时地反映了国外新兴的佛教思潮，特别是流行于师子国、扶南的佛教，其大小乘经典，包括新的论著比较及时地被译介过来，尤其是小乘佛经、戒律和论著方面经籍的译介。当时佛教僧团日益扩大，对戒律的输入和对律学的研究日渐紧迫，法显等人就是为了寻求戒律而远赴异域的，他们的成就及时填补了这一空白，对佛教的发展和巩固佛教僧侣队伍起了重要作用。魏晋南北朝时佛教形成专门讲习和研究某种经典的风气，并由此形成各种学派，至隋唐更出现不少宗派，这方面北路传入之佛教经籍可能发挥了更大作用，例如鸠摩罗什的译著，往往成为后来的佛教徒立论成宗的权威根据，但经海路传入之经籍也起了领导潮流、立派创宗、拾遗补阙或推波助澜的作用。法显等译的《大般泥洹经》启发了竺道生佛性说的提出，开辟了佛教哲学研究的新方向；他携回并译出的戒律方面的著作对律学的开展和律宗的产生起了奠基作用。南朝刘宋译出之《观世音受记经》等对传扬净土思想发挥了作用，为净土信仰奠定了基础。求那跋陀罗译、慧观笔受之《胜鬘经》“对佛教的推广、孳蔓影响极大，由此形成了所谓‘如来藏缘起’的理论体系，构成了一类经典”。〔13〕《楞伽经》《十二头陀经》的译出反响极大，《楞伽经》形成了影响后世最大的禅法系统，而《胜鬘经》《十二头陀经》则是这一禅法系统的理论和践行的组成部分，实开唐代禅宗的先声。真谛主要译介的是印度大乘瑜珈行派无著、世亲和陈那的论著，包括《十地经论》《摄大乘论》等，影响过一代思潮。经海路入华僧人的译籍还涉及密宗早期经典、佛教逻辑思想、佛教史料的译介等，如求那跋陀罗和真谛的若干译著。经海路入华僧人的毗昙学的译著在佛教发展中还起过极为重要的作用，即佛教知识的普及。这些成就与北方输入的佛教经籍互相补充，互相辉映，共同造就了佛教东传的辉煌，形成魏晋南北朝时期中土佛教发展生动壮观的景象。东晋十六国和南北朝时期，中国处于大分裂和大动荡局面，但南北方佛教的交流不曾中断，经海路入华的僧人译介的佛教典籍和佛教思想也传入北方，例如真谛译介的成果，通过他的助手和弟子的北传，产生了深远影响。隋唐时国家恢复统一，南传佛教汇入佛教发展的洪流中，大小乘佛教互相吸收，佛教在南北文化交流中进入新的发展阶段。
〔1〕任继愈主编：《中国佛教史》卷1，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5年，第174页。
〔2〕康僧会：《安般守意经序》，见《出二藏记集》卷6，中华书局，1995年，第244页。
〔3〕释僧祐：《弥沙塞律序》：“法显……众经多译，唯《弥沙塞》一部未及译出而亡，到宋景平元年七月……请外国沙门佛大什出之。”《出三藏记集》卷3，第120页。
〔4〕〔南朝·梁〕释慧皎：《高僧传》卷1《昙摩耶舍传》。
〔5〕净海：《南传佛教史》绪论，同上，第4页。
〔6〕《宋元嘉起居注》，《艺文类聚》卷76《内典部》引，上海古籍出版社，1965年，第1294页。
〔7〕杜继文主编：《佛教史》，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1年，第197页。
〔8〕如汤用彤先生说：”锡兰、缅甸、暹罗、马来半岛、南洋群岛为小乘佛教通行之地，其经典属上座部(或其支流)，今日所谓巴利文佛教是也。以故关于此项之经典，应多山此传入。”“经西域传来之佛教，与由海道所达者比较，亦有不同。印度西北为大乘盛行之地，故传至北方之佛教，多《般若》《方等》。而迦湿弥罗为一切有部发祥之区，以是《发智》《毗婆沙》诸要籍均在北方传译。”《汉魏两晋南北朝佛教史》第十二章《传译求法与南北朝之佛教》，北京大学出版社，1997年，第264、265页。
〔9〕〔唐〕道宣：《续高僧传》卷1《拘那罗陀传》。
〔10〕净海：《南传佛教史》，宗教文化出版社，2002年，第264页。
〔11〕净海云：“公元前247年顷。摩哂陀长老往斯里兰卡传教，佛教发展很迅速，经过二百年，以大寺为统一教团中心。至公元前29-前17年，教团分裂为大寺派与无畏山寺派，这两派佛教形成对抗，历时有十世纪之久。大寺派坚持保守上座部佛教传统精神；而无畏山寺派采取开放的态度，与印度各派佛教进行交流，更容纳大乘佛教。至公元四世纪初，从无畏山寺派之中又再分裂一派为海部。自此三派鼎立，而无畏山寺派最盛。”《南传佛教史》，宗教文化出版社，2002年，第4页。
〔12〕陈宣帝《胜天王般若忏文》：“粤以天嘉六年，外国王子月婆首那来游匡岭，慧解深妙，靡测圣凡，奉持《胜天王般若经》一部，于彼翻译，表献京师。”《广明集》卷28下。《全陈文》卷3，见严可均：《全上古三代秦汉二国六朝文》，中华书局，1958年，第3419页。
〔13〕任继愈主编：《中国佛教史》第3卷，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8年，第143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