考证出鄯善国国王名字
斯坦因根据在楼兰遗址发现的一件矩形双简佉卢文文书，考证出古鄯善国一个国王的名字叫“安归迦”。这件文书与从正式文书中观察到的统一惯例一致，准确地以帝王的年号注明日期。但只有这一件文书能够确定地辨认出在位的帝王的名字。这件文书的内容涉及一桩土地转让，是一个叫施伽伊陀(Sigayita)的人将土地转让给叫柯犀那耶的妇女。统治者的名字被称呼为“大王安归迦天子”(Maharaya Am goka Devaputra)。这个名字和称呼让斯坦因回想起尼雅遗址发现的两件矩形木简日期中提到大王侍中安没瞿迦天子。考虑到以尼雅为中心的精绝国并属鄯善或罗布版图，斯坦因推断两个遗址文书中提到的这个统治者可能是同一个人。精绝国并属鄯善，得到成书于公元239—265年年间的《魏略》的证明。这个时期就在楼兰遗址纪年文书所涵盖年代之前。〔1〕
关于中国中原政权对楼兰要道的管理和护守
楼兰遗址出土的文书反映了3世纪后半叶至4世纪初叶，中原政权对楼兰要道的管理和护守情况。有一封纸信保存较好，信中以半官方的形式报告了解决某些高官的调动这类行政事务。有一件文书提到某次军事行动，报告一支军队调到可能很远但现在还不明确的地方。又一件文书报告从烽燧顶上观看到的一场战斗。大多数官方记录只是些从办公室扔到垃圾堆中的“废纸”(即木片)，所记只是说明了那些人的职责范围和性质。可以清楚地发现，他们的工作主要与某个中国军事要塞的食品供应、军队和可耕地的维持有关。虽然记录的是非常琐碎的行政事务，这些文书却具有显著的历史意义，因为它们详细地反映了实际的组织机构，这个机构在中国越过中亚地区的政治扩张过程中起过重要作用，并显然曾有助于使这种政治扩张在广阔而巨大的自然障碍面前维持数世纪。
楼兰遗址维持丝路通畅的功能还反映在文书中关于生活用品供应方面的内容。大多数文书是当地谷仓官员关于谷类的储藏和发放的报告和命令。大量木简提到主簿人员和其他官员，表明了有关此仓物资供应的对象与相关物资的供应量。他们也表明采用了详尽的管理制度，如必须出示要核对的存货清单和确认发给的序号或收据的那些人的名单。详细叙述中记录着给每个士兵、小职员或小分队的配给。据此可知批准给每人每天的谷类定额。有件文书内容很长，介绍了保存和核对粮食配给账目的方法。特别是这些文书不仅详细记录当地要塞的供应品，还提到给过往官员和其他人员提供供给。这个拓居地位于并不适于持久耕作的三角洲，因此资源有限，供给方面遇到了困难，这一点在有的文书的内容中得到了证明，例如有一件文书中领受者被指令“今权复减省督将吏兵所食条所减”。另一件残木简，命令“宜渐节省使相周接”。
楼兰文书也反映了当地军队屯田的情况，屯田是汉代以来满足贸易大道交通提出的供给要求、维持丝路通畅的重要措施之一。有些有关农业活动的文书记录着不管是已经灌溉或待灌溉的还是尚待开垦的土地的分配情况，就是指某指定屯田部队的耕作情况。文书中还有下面一些内容，包含有关播种的特别命令；提到一位主管农业劳工的官员，即督田掾；特令某部长官给北河的一顷田进行灌溉；命令大量种菜以供冬储。还有劳动工具诸如锄头、铲刀、锯子等的存货清单，明确证明进行这些活动所用的家具是从一中心仓库发给士兵的。在一件文书中提到一种“胡锄”，可能是叫作砍土曼(Ketmans)的广肩锄，这种工具现在仍被塔里木盆地各个地方的当地农民所使用，而汉族农民却对此很陌生。
楼兰遗址出土的文书还表明，主管楼兰要塞的那些人虽然采取了和平优先的原则，但并没放弃军事手段以维持丝路交通。文书中有的是关于武器的报告，例如弩或刀剑不能再用于，以及关于备战的甲胄和头盔用的皮件，关于用来铐牢战俘用的黄铜铐的报告。大量存货清单中提到药品，似乎来自某军用品店店主的办公室。值得注意的是，在大量指明单个土兵的实例中，他们被描述为“胡”，所有那些指明族别的士兵，都被说成是“大月氏”，即印度—斯基泰人(Indo-Scythians)。说明在此要塞的雇佣兵相当比例是外族人。有的文书内容涉及军事事件，往往是关于个别士兵的小事，如一位军官严重失职而遭到惩罚，因他未与某位不幸的士兵相伴，使该士兵落水淹死；一位胡兵带来的口信，以作为预先的通知；有人中途逃跑，或者某胡兵的装备等〔2〕。
楼兰出土文物体现出中外文化交流的盛况
楼兰古城所出文书和文物表明，魏晋前凉时期，楼兰城商业比较繁荣，是当时丝路贸易的中心之一。1906年12月，斯坦因在楼兰遗址考古，在L.A.I废墟房间的一角，发现两块毛绒片，属于同一绒毯。斯坦因这样描述：“大部分地方很旧，但其他处仍保持着其相当明亮的浓厚的深紫红色、两处褐色、暗黄色和淡蓝色等色彩。它是我迄今为止成功发现的、证明和田地区从很早时代起就有工业的第一件古代标本，并在那里保存至今。这些地毯是否事实上来自和田，当然不可能断言。但考虑到和田地毯工业很久以前就在中国新疆享有事实上的垄断地位，而历史证据又证明这些地毯相当古老，因此我认为这个推测已经得到了证明。”据同一废墟发现的标明年代的文书，斯坦因断定这一废墟年代为330年。在该遗址的其他废墟中，斯坦因还发现大量小片丝绸残片，他说：“当然是从中国内地出口到这里的。”〔3〕斯坦因的发现说明其时楼兰在沟通于阗与内地间的贸易联系上所起的中介作用。在L.A.Ⅲ、L.A.Ⅴ和L.A.Ⅵ三处废墟之间积聚的垃圾堆中，斯坦因发现许多古代钱币，在19枚中国铜钱中，有7枚五铢钱，1枚货泉钱和11枚剪轮钱。这处垃圾堆在时间上被归于公元3世纪下半叶和4世纪初期。他说：“从发现的数量异常多的钱币中，我们可以看到伟大的中国贸易之路给这个古代城堡带来了多么繁忙的交通。”〔4〕在L.B.Ⅱ寺庙废址发现的一只小笤帚曾使斯坦因感慨不已。那只草制的小笤帚是在那个建筑遗迹的沙子中发现的，它不仅使斯坦因遥想许久之前最后一位侍者拿着这只小笤帚尽力清扫崇拜物身上的尘埃和沙子，还使他联想到“这件粗陋的家庭工具，构造原理与后来在敦煌古代边境上的一个烽燧发现的扫帚相同”，“说明在经楼兰的这条古道上中国的影响相当广泛”〔5〕。
斯坦因在楼兰遗址发现的木简文书和纸文书，包括汉文、佉卢文、粟特文、婆罗谜文等文字和语言，也反映了那个时代中西交通和交流的盛况。特别是这些文书中的私人信件，提供了经楼兰东来西往的证据，它们弥补了楼兰遗址贸易文书的缺乏。有一封署为公元312年的信，写信人提到从玉门关出发，玉门关位于前往敦煌的路上。另一信的残片，提到敦煌的贸易。再看那些与楼兰以西地区有关的信件，有趣地发现它们一再提到焉耆的事情。一个叫玄的焉耆土人，给两位做官的朋友带来相当详细的消息，报告包括长史在内的某些高级官员的行踪。有一则报告中提到了一些牵涉焉耆王臧的政治事件，还提到了龟兹。这些信件提到的地名透露出楼兰在当年沟通敦煌与新疆境内北道之间丝路贸易的重要中转作用。在纯属个人内容的私人信件中，有一封令斯坦因感到有意思，因为它很完整，发现时还保持其原形，卷起来准备寄出。信中，一个西行旅途中的未婚年轻妇女，给留在后面，也许是在楼兰的叔父寄去消息和祝愿。在另一封信的较大的残片里，一位妻子流露出对不忠诚的丈夫放荡行为的抱怨。这些可能都是经商旅途中生活和心情的反映〔6〕。
斯文赫定和斯坦因的考古发现，说明楼兰当年佛教的兴盛，反映出楼兰在东西方文化交流中的重要地位。鄯善王国佛教事业兴盛，该国僧侣兼任官职，允许娶妻，过着富裕的生活，占有土地和奴隶。其境内尼雅遗址、米兰和楼兰遗址都发现大量佛塔和寺院遗迹。在楼兰遗址，斯坦因发现佛寺和窣堵波多处。许多文书和文物就是从这些佛教建筑中发掘所得。第三寺院遗址中发现有希腊罗马风格的带翅天使像和绘有弗里吉亚(小亚细亚)式帽子的壁画，反映了东西方文化的交流情况和西方文化对西域地区的影响。
〔1〕〔英〕斯坦因：《路经楼兰》，第120-121页。
〔2〕〔英〕斯坦因：《路经楼兰》，第113-117页。
〔3〕〔英〕斯坦因：《路经楼兰》，第40-41页。
〔4〕〔英〕斯坦因：《路经楼兰》，第62、79页。
〔5〕〔英〕斯坦因：《路经楼兰》，第92页。
〔6〕〔英〕斯坦因：《路经楼兰》，第117-118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