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代的西域屯垦开发与社会生活研究

 

    三、唐代西域气候环境变化概况
　　 通过一些科学手段(如冰芯、树轮、沉积物、考古资料和文献记载等)研究表明，历史上的西域地区与现在比较，气候及水资源状况曾发生过阶段性的变化。例如，一万年以来的全新世，塔里木盆地基本为持续干旱的气候环境。但在据现今7000～3000年的全新世中期，是水资源量相对充沛的时期，绿洲生态环境稳定，适合人类生息繁衍。
　　 同时，进入全新世以后，西域地区的气候迅速转暖，气温波动式上升。而在大暖期结束后，气温又开始波动式下降。3世纪的东汉后期，西域地区气候转向寒冷，直至整个南北朝时期，气候都是普遍寒冷的。7世纪气候迅速转暖并持续至10世纪，而这一温暖时期正是唐代的三百年间。而对于主要靠冰雪融水补给和灌溉的唐代西域绿洲来说，气温的升高有利于水资源供给的增加和农业生产的顺利进行。同时，年积温的增加也有利于农作物的生长发育和成熟收获。
　　 如上所述，隋唐时期西域正处于一个较为温暖的气候时期。这一温暖趋势在7世纪尤为显著。对此，竺可桢先生通过对梅树、柑橘和农作物生长期的对比，从物候学角度研究认为，7世纪对于中国来说是一个温暖湿润的时代①。而有关资料也表明，在650年、669年和678年的冬季长安无冰、雪。在七八世纪，长安冬季气候愈加温和，现存资料中只提及其间少数几个冬季相对严寒。这种温和的气候与9世纪的气候形成反差，9世纪出现严冬的次数是8世纪的两倍。9世纪后期以后气候逐渐趋于转寒②。另外，中国台湾省的刘昭民先生在《中国历史上之气候变迁》中研究也认为：“在唐代三百年中，大雪奇寒和下霜下雪的年数都比较少，而冬天无雪的年份竟达十九次之多，居中国历史上各朝代之冠。”③而有关专家根据物候分布研究甚至表明，唐代年平均气温较之公元4世纪时，高出2℃左右，即使较之现代，也要高出1℃左右。由此，唐、五代时期农作物的生长期比现在长10天以上④。可见，在唐代的大部分时间里，西域和内地的气候都是相对温暖湿润的。
　　 由于气候处于温暖时期，唐代农牧分界线较之魏晋时期显著北移，这样不仅扩大了唐代的农耕区，而且使农业区与游牧区有了一个缓冲的地带。例如唐代沙州、敦煌、同州以及河套等地区，由于气候相对温暖适宜，也成为唐代重要的农业产区，在唐代农业经济中占有重要的地位。如《资治通鉴》所述：“是时中国盛强，自安远门西尽唐境凡万二千里，闾阎相望，桑麻翳野，天下称富庶者无如陇右”⑤。此时，西北丝绸之路也十分顺畅，为唐代经济的发展和西域屯垦开发创造了良好条件。另一方面，气候转暖使唐代农作物生长周期增长、熟制增加及复种指数提高，相应地增加了农作物的单产和总产。据郑学檬先生研究，唐代在4月收麦，而宋代多在5月，同样，唐代两税征收的时间比宋代提早一个多月⑥。单季农作物因气候湿热而本身生长期缩短，在单季产量得到提高的同时，也为提高复种指数提供了更多的时间。同时，由于唐代气候温暖湿润，黄河流域水稻田得到普遍开发，水稻种植西起河西走廊，北抵河套、燕山南麓，南至秦岭、淮河，东至于海，相较南北朝和宋元时期北线分布比都靠北一些，分布面积也更广一些⑦。
　　 唐代之后，西域气候在11世纪又一次开始转寒，12—13世纪早期有短暂的转暖现象，15—19世纪进入小冰期，20世纪后气候再度转暖，气温迅速上升。因此，西域地区的气候基本上呈现波动式变化的趋势，期间曾有多次冷暖干湿阶段的交替出现。西域的湖泊是气候湿润状况变化的良好指示器。降水是这些湖泊的主要水量来源之一，蒸发则是其主要消耗。据有关专家研究，全新世中期塔里木盆地周边湖泊进入高水位时期时，昆仑山乌鲁库勒湖面水位比现今高出22米。这表明塔里木盆地在全新世中期曾是湿润多雨的时期。在唐代，随着气候转向温暖，使西域高山冰雪融水大量增加和河、湖水资源补给充沛，这自然有利于改善西域绿洲的生态状况甚至扩大绿洲面积。
　　 总之，在一个较长的历史时期内，西域地区的气候环境呈现出波动式的阶段性变化，并深刻影响到西域地区的生产生活方式及其经济状况。每当气候进入温暖湿润期，西域地区的社会经济发展加快，农业生产规模扩大，畜牧经济繁荣，而当气候转入干燥寒冷的冰期后，西域经济社会发展受到较大影响和制约，农业生产规模缩小，畜牧经济萎缩。因此，气候环境状况对西域经济社会发展和民众生产生活影响巨大。同时，对于西域屯垦和丝路贸易来说，气候环境的影响制约作用也不容忽视。汉、唐时期西域气候正处于温暖湿润期，因此其屯垦开发策略才更容易取得辉煌的成就。这不仅推动了西域社会经济的发展，增进了中原与西域文化、贸易的交流，而且通过西域把这种交流扩展到了遥远的西方世界，造就了闻名中外、绵亘万里的“丝绸之路”。
　　 ① 竺可桢：《中国近五千年来气候变迁初步研究》，《中国科学》，1973年第2期。
　　 ② 布雷特·辛斯基：《气候变迁和中国历史》(蓝勇等译)，载《中国历史地理论丛》，2003年第18卷第2辑。
　　 ③ 刘昭民：《中国历史上之气候变迁》，引自Shen wenhsiung，changes in China’s climate，Bulletin American Meteo log ical society Vol.55，No.11，Nov，1974。
　　 ④ 龚高法等：《气候寒暖变化及其对农业生产的影响》，载《纪念科学家竺可桢论文集》，科学普及出版社1982年版，第195～212页。
　　 ⑤ 《资治通鉴》卷二百一十六。
　　 ⑥ 郑学檬：《中国古代经济重心南移和唐宋江南经济研究》，岳麓书社1996年版，第39页。
　　 ⑦ 邹逸麟：《历史时期黄河流域水稻生产的地域分布和环境制约》，《复旦大学学报》，1985年第3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