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代的西域屯垦开发与社会生活研究

 

    第四节 西域民众的内迁
　　 当中原王朝以各种方式向边疆地区移民时，周边少数民族也不断以各种途径向中原地区渗进，大批边疆和境外民族内迁。据史书记载，唐朝攻灭东、西突厥后，有数十万人迁入中原地区，其中定居在首都长安的就曾有一万户，河套和今陕西、山西北部都是突厥人安置较为集中的地区。此外，回鹘、铁勒、吐谷浑、吐蕃、党项、契丹、奚等族都有不少人内迁。唐朝的军队中，从将领到士兵，也有大量来自边疆和境外的人员。
　　 唐朝是一个政治开放、经济高度繁荣的国家，在当时世界范围内来看，其国力也是空前强大的。唐朝的统治者以博大的胸怀看待来自四面八方的外国人，唐朝的普通民众也充满着民族自信心，他们以宽广的胸怀和平和的心态接纳这些远道而来的人们。唐朝的长安等城市里住着大量的外国人。他们享受着李唐王朝开放与平等的民族政策带来的自由生活，可以保留自己的宗教信仰、婚姻习惯和丧葬习俗等，西域胡人在唐朝并未受到太多歧视。
　　 一、迁居内地的胡人
　　 唐代史籍中对汉族以外的人们多笼统称作“胡”，如胡人、胡雏、胡儿、胡兵、胡贾、胡僧、胡客等，所谓胡人主要是指来自北方的突厥人和西域的回鹘人、吐火罗人、粟特人、波斯人、大食人和天竺人。
　　 (一)迁居内地的胡人种类
　　 1.粟特人。粟特人是生活在中亚以泽拉夫善河为中心的阿姆河和锡尔河之间地区的一个古代民族，唐代粟特地区以康国为中心，主要包括康、安、曹、石、米、史、何、火寻、戊地等国，汉文载籍谓之昭武九姓。由于得天独厚的地理优势，粟特人成为古代中亚历史上最活跃的民族。在汉唐之际，就开始了向东方的移民运动，他们沿着丝绸之路经过西域进入内地，在敦煌、武威、长安、洛阳等大小城市形成一个个粟特人移民聚落。
　　 唐代敦煌是粟特人汇集之地，许多粟特人在此长期居住，并逐渐着籍与当地人口相混杂。吐鲁番所出文书《武周久视二年(701)沙州敦煌县悬泉乡上柱国康万善牒为以男代赴役事》①中就记载在敦煌悬泉乡有康万善及其子康处琮，从姓氏来判断，此人当为粟特人后裔。从文书反映内容来看，康万善己承担某种力役，当为著籍定居人口无疑。敦煌所出天宝十载敦煌县从化乡科差簿残卷，登记了从化乡居民236人，其中康、安、石、曹、罗、何、米、贺、史等粟特姓氏占总人数的九成以上，而在他们中有四成以上仍然以粟特语起名。
　　 根据敦煌、吐鲁番发现的汉文、粟特文文书和中原各地出土的汉文墓志材料，可以比较清楚地看出粟特人东行所走的道路，这条道路从西域北道的据史德(今新疆巴楚东)、龟兹(库车)、焉耆、高昌(吐鲁番)、伊州(哈密)，或是从南道的于阗(和田)、且末、石城镇(鄯善)，进入河西走廊，经敦煌、酒泉、张掖、武威，再东南经原州(固原)，入长安(西安)、洛阳，或东北向灵州(灵武西南)、并州(太原)、云州(大同东)乃至幽州(北京)、营州(朝阳)，或者从洛阳经卫州(汲县)、相州(安阳)、魏州(大名北)、邢州(邢台)、定州(定县)、幽州(北京)可以到营州。在这条道路上的各个主要城镇，几乎都留下了粟特人的足迹，有的甚至形成了聚落②。
　　 2.波斯人。萨珊波斯是伊朗古代历史上的一个政权。萨珊波斯国很早就与中国内地的政权建立了联系。北魏太武帝太平真君六年左右，北魏遣使者韩羊皮出使波斯，波斯王遣使献驯象及珍物。文成帝太安元年(455)，波斯国又与疏勒等国遣使朝贡。进入唐朝后，往来关系更加紧密。在唐朝时，有数量较多的波斯人，他们或因政治原因、或因商业贸易、或因传播宗教等纷纷来到中原地区。
　　 高宗时期，波斯为大食所灭，萨珊朝末代国王伊嗣俟之子卑路斯避居西域。高宗上元元年(674)，在大食的侵逼之下，卑路斯在西域无法立足，移入唐朝，并最终客死于中土。卑路斯去世之后，唐朝册立卑路斯之子泥涅师为波斯王，客居长安。高宗永隆元年(680)左右，泥涅师在唐朝军队的护送下回到了吐火罗。景龙二年(708)复返唐，授左威卫将军，后病死于长安。
　　 在长期的经济、文化交往过程中，有些波斯人进入中原地区学习汉文化并取得了很高的成就，成为双方文化交流的使者。唐末五代波斯人李珣一家就是其中的突出代表。李珣是唐代入华的波斯人后裔，即所谓的“土生波斯”。据载，当黄巢攻陷关中后，李珣的父祖在广明元年(880)随僖宗入蜀，授率府率。率府率是东宫侍卫之官，可知他的祖先曾经充任宫廷侍从。李珣的家族有两点非常值得注意，一是与“香药业”的关系，一是高深的汉文化修养。李珣的弟弟李玹“举止温雅，颇有节行”，是一位专门从事香药买卖的商人，后来以“金丹延驻”为务。李玹修炼长生之术，当与他从事药物贸易有关。不仅如此，李珣本人也写过一本名为《海药本草》的药物学著作，主要叙述唐朝的外来药物。香料和药物是唐朝进口的重要物品，而且主要由胡人经营，李玹“以鬻香药为业”，李珣研究外来药物，必定都与他们的家族世代经营香药贸易有直接关系。除了谙熟外来药物之外，李珣在历史上主要是以诗词知名于世。由他创作的《琼瑶集》，是已知最早的词人专集，在中国文学史上占有突出的地位。因为具有高深的汉文化修养，李珣以宾贡及第，成为少数取得进士资格的胡人之一。李珣虽然汉文诗名甚著，但是在当时人的心目中，他仍然被看做是波斯胡人。
　　 3.大食人。波斯灭亡后，大食帝国势力东移，唐朝与大食的接触日渐频繁。往来中原地区的大食人以经商居多，其次还有传教以及学习唐朝文化的使者。
　　 8世纪中叶，鉴真和尚在广州港亲眼见到过“大石国”的商船，而阿拉伯人阿布—塞义德也记载黄巢曾在广州杀害了伊斯兰教徒等12万人。田神功在扬州劫掠时，也杀了几千名商胡大食、波斯等商旅。唐朝境内大食商人之多，可以想见。有名可查的大食商人除了《中国印度闻见录》中闻名的苏莱曼外，还有曾在785年以前某时期从事与中国的沉香木贸易的阿卜·乌拜达，八九世纪之交因从事对华居间贸易而致富的纳扎尔·本·来伊蒙等。
　　 往来中原的大食人中，有些长期居住在唐朝境内，具备了很高深的汉文化修养。宣宗大中元年(847)，唐宣武军节度使卢钧向朝廷推荐大食国人李彦升，次年，李彦升宾贡及第，成为唯一取得进士资格的大食人。
　　 (二)迁移方式
　　 唐朝的外来人中，大多是通过官方途径进入唐朝的。这主要包括使臣、质子、贡人等。他们有的是王室成员甚至是国王本人，有些是身居高位的外交使臣，还有的是打着使节旗号的商人，更多的是作为物品贡献给唐朝的各色伎艺人或奴婢等。
　　 1.使臣、质子和贡人。使臣、质子和贡人的身份悬殊，在唐朝享受的待遇也各不相同。比如唐朝将有贡使关系的国家分为五个等级，不同等级国家的使节有不同的待遇。使节初至，先由典客署“辨其等位”③，确定不同的接待礼节。对使节的食物供应有不同的名目，“常食料”之外，还有“设食料”和“设会料”，都按使节所在国不同等第配给。陆路使节有“度碛程粮”，海路使节有“入海程粮”，程粮的供应主要依据路途远近，根据旅途所需时间的长短来供给，而且据唐代政书记载，从唐初到玄宗开元年间，曾向唐朝朝贡，即与唐朝有过外交使节来往的“四蕃之国”近四百，其中自相诛绝及有罪见灭者三百余国，开元年间尚存者还有70国。
　　 外国使节来唐，大多都名义上接受唐朝官职，最常授予的官职为果毅都尉、折冲都尉、中郎将、太仆卿以及诸卫将军等职。出于对唐朝文化钦仰和其他原因，外国使节中有些自愿留在了唐朝境内定居。如康国大首领康某，“因使入朝”，留在唐境内任检校折冲都尉，并娶翟氏为妻，于天宝八载(749)终于东都福善坊，留有嗣子康从远。有些人后来甚至代表唐朝出使本国。如波斯人阿罗憾(Abraham)，在高宗显庆年间(656—661年)充使入唐，仕唐为右屯卫将军，并曾代表唐朝为“拂林国诸蕃招慰大使”，出使西域诸国，在拂林西界立碑。后于景云元年(710)卒于东都私宅。其子俱罗(Korah)仍然保留了胡语的名字。
　　 此外，还有一些来长安朝贡的外国使臣由于其他原因滞留于长安，《资治通鉴》有这样一条史料：
　　 初，河、陇既没于吐蕃，自天宝以来，安西、北庭奏事及西域使人在长安者，归路既绝，人马皆仰给于鸿胪，礼宾委府、县供之，于度支受直。……李泌知胡客留长安久者，或四十余年，皆有妻子，买田宅，举质取利，安居不欲归，命检括胡客有田宅者停其给。凡得四千人，将停其给。胡客皆诣政府诉之，泌曰：“此皆从来宰相之过，岂有外国朝贡使者留京师数十年不听归乎!今当假道于回纥，或自海道各遣归国。有不愿归，当于鸿胪自陈，授以职位，给俸禄为唐臣。人生当乘时展用，岂可终身客死邪!”于是胡客无一人愿归者，泌皆分隶神策两军，王子、使者为散兵马使或押牙，余皆为卒，禁旅益壮。④
　　 本条史料所记为唐代宗初年，由于吐蕃攻陷河西及陇右地区，通往西域的交通中断，一些安西、北庭的奏事和西域使者滞留在长安的时间长达40余年，人数大概四千多人。这些使者已经适应了中原地区的生存环境，接受了中原地区的文化。他们娶妻生子，购置田宅，并且还做起了高利贷生意，不想再回原居住地。由于他们人数众多，居留时间又较长，给唐朝管理机构带来诸多不便，唐朝政府根据不同情况作了处理，对于有田宅的停止供给，不愿回去的还授以官职，供给俸禄为唐臣。唐朝以一个大国的胸襟接纳了来自西域的使臣，给予他们妥善安置，使他们无一人愿意回原居住地，彰显出唐朝统治者“汉一家”的治国思想。
　　 质子制度，是一种将人作为抵押的制度。唐朝时期西域各国向唐统治者派送质子主要是为了维护双方的友好关系或贸易关系。据史书记载，康国、何国、石国、米国、天竺诸国、波斯国等西域和西亚、南亚一些国家，都曾向唐朝派遣人质。充当质子者主要是诸国国王的儿子、弟弟、子侄，个别还有以国王本人为质者。质子承担的官职主要为中郎将、果毅、折冲等职。充任质子的时间一般都很长，有些甚至是世代为质。米国质子米继芬，其父米突骑施“遐质京师，永通国好”，历任辅国大将军、行左领卫大将军。米继芬“承袭质子”，继续在禁军宿卫，永贞元年(805)死于长安礼泉里私第，终年92岁。何文哲是何国国王的后裔，因祖先在永徽年间入唐为质，遂留在了长安，卒于太和三年(827)，何氏后裔世代居唐已接近二百年。
　　 所谓“贡人”，是将人作为“方物”，即地方土产的一种献给唐朝廷，供皇室或贵族官僚玩赏。一般而言，这些人大都具有迥异于常人的特点。唐代最常见的贡人是一些从事歌舞或音乐职业的伎人，此外还包括一些骇人耳目的杂技艺人和魔术师。《册府元龟》对唐代贡人的记载较为详细，现列表如下⑤：
　　 除了西域各国献给唐庭贡人外，设在西域的唐朝安西都护府也向朝廷贡献舞狮伎人，白居易在《西凉伎》诗中说：“西凉伎，西凉伎，假面胡人假狮子。刻木为头丝作尾，金镀眼睛银帖齿。奋迅毛衣摆双耳，如从流沙来万里。紫髯深目两胡儿，鼓舞跳梁前致辞，应似凉州未陷日，安西都护进来时。”⑥
　　 2.经商。唐代的经济繁荣和政治稳定吸引大批西域胡商东来。西域胡人多数善于经商，如康国人，“善商贾，争分铣之利……利之所在，无所不到。”⑦长安、洛阳都是重要的经济中心，因此这里集聚了大量进行贸易的胡人。
　　 吐鲁番阿斯塔那二九号墓所出《唐垂拱元年(公元六八五年)康尾义罗施等请过所案卷》，⑧计58行1000字，是唐过所文书较长案卷之一，亦是吐鲁番所获十余件公验过所文书中仅见记载兴胡商队自西域往长安市易的文书，为研究唐代丝绸之路贸易、中西交通史所罕见的资料。从案卷中可以反映出康纥槎等昭武九姓商胡常来往于安西、西州、长安之间，以兴贩为业，他们主要贩运牲畜，或经营突厥奴婢买卖，或经营丝绸珠宝香料之类。他们籍居西域，或寓居长安，或两地都有家宅。这类九姓商胡还见于曹禄山与其兄曹炎延结伴赴弓月城的二胡，皆“客京师，有家口在”，住弓月城、龟兹经商。
　　 我们不难看出这些胡商长期从事商贸活动，从中赚取利润，很多人较为富有，他们可以在京城(长安)购置房产，将“家口”安置在京城，自己为了贸易而居住在西域，形成“两地分居”的状况。《太平广记》中对于西域胡商的记载有些较为零散的资料，可以使我们对唐代胡商在内地的活动范围有较清楚地认识和了解⑨。
　　 《太平广记》资料一：
　　 卷四百二李勉：(波斯胡老)因曰：“我本王贵种也，商贩于此，已逾二十年。”⑩
　　 卷四百二李灌：李灌者，……常次洪州建昌县，倚舟于岸。岸有小蓬室，下有一病波斯。(11)
　　 卷四百三紫*(左羊右末)羯：有一僧人，请率百万。乃于腋下取一小瓶……有波斯胡人见之，如其价以市之而去。(12)
　　 卷四百四岑氏：临川人岑氏，尝游山(得两白石)。……后至豫章，有波斯胡人，邀而问之，君有宝乎?曰：“然。”即出二石示之，胡人求以三万为币。(13)
　　 资料二：
　　 卷三十四崔炜：老胡人自称大食国人，买宝后，“胡人遂泛舶归大食去”。(14)
　　 卷四百二水珠：胡人曰：“吾大食国人也。”(15)
　　 资料三：
　　 卷三十五王四郎：(王四郎得金，到长安去卖)(张)蓬子曰：“此王四郎所货化金也。西域商胡，专此伺买，且无定价。”(16)
　　 卷四百二水珠：大安国寺……开元十年，寺僧造功德，开柜阅宝物，将货之。(汉人无有识货者。)月余，有西域胡人，阅市求宝，见珠大喜。(17)
　　 卷四百二十一刘贯词：临宾国(古西域国)“西市店忽有胡客来，视之大喜，问其价。”(18)
　　 卷四百二：冯翊严生者，家于汉南，(得一宝珠。)其后生游长安，乃于春明门逢一胡人，……胡人曰：“我西国人，此乃吾国之至宝。”生于是以珠与胡，获其价而去。(19)
　　 上述资料一记载的是波斯商人，资料二是大食商人，资料三是西域商人。这里的西域泛指西亚、中亚地区的国家，概念不甚清晰。有的有国名，有的只称之为西国。从上述资料可以看出，胡商主要是来源于西亚和中亚地区，其所反映的情况与正史资料相印证，充分展现了胡商大量入中原从事商业活动的经历，他们为唐代的商业发展作出了很大的贡献。
　　 3.从事翻译。中国古代历代王朝政府为便于与外国及周边各族交往，往往在中央及地方设有翻书译语一类的官职。唐代长安的译语人就是这样一种官职，主要见于鸿胪寺及中书省两个机构中，职位虽不显，但在各个接待环节却不可少。由于语言上的优势，常由胡人担任，其在处理外交事务的过程中起着十分重要的作用。
　　 根据学者们的研究，可以考证的唐代中书译语共有三人。他们是揖怛然纥、史诃耽和石佛庆。揖怛然纥在贞观年间担任折冲都尉、直中书译语，他曾受太宗所遣出使西域。根据姓名推测，揖怛然纥应当属于胡人血统。当时回纥尚未兴起，北方唯有突厥称雄，因此揖怛然纥为突厥的可能性较大。由于精通“蕃语”，故以折冲都尉的身份权摄中书译语，从事各种“蕃语”的翻译工作，因而有“直中书译语”的说法。
　　 史诃耽，出于昭武九姓之一的史国，也是胡人。据固原南郊出土《史诃耽墓志》(20)载，武德九年(626)史诃耽奉敕“直中书省翻译朝令”，此后终太宗朝，他一直在中书省任职，并在京城长安购置地产，安土定居。永徽四年(653)，高宗授史诃耽“游击将军、直中书省如故”。至乾封元年(666)改授虢州军事、虢州刺史为止，史诃耽任中书译语长达40余年之久。
　　 石佛庆的事迹见于会昌三年(843)李德裕《论译语人状》。文中记载：
　　 右缘石佛庆等皆是回鹘种类，必与本国有情。纥扢斯专使到京后，恐语有不便于回鹘者，不为翻译，兼潜将言语辄报在京回鹘。望赐刘沔、忠顺诏，各择解译蕃语人不是与回鹘亲族者，令乘递赴京。冀得互相参验，免有欺蔽。未审可否?(21)
　　 唐代译官的构成，论者以为充任者多为胡人血统，更多的则为中亚粟特人。(22)他们长期居住于京城，尽管译语的地位不高，但他们在对外交往中所承担的翻译工作却相当重要。
　　 除了在对外交往中有译语人之外，与翻译有关的还有一些从事佛经翻译的西域胡僧，他们笃定自己的宗教信仰，到中原来传教。《宋高僧传》记载了许多这样的僧人，如西域僧满月，“务在翻传瑜伽法门”。僧人般若，来自端宾国，“在京师，充义学沙门”。其他还有于阗僧戒法、提石般若，龟兹僧莲华精进，高昌僧玄觉等。除了佛教之外，还有祅教、景教、摩尼教等僧侣。可见，来到中原地区的僧侣数量相当大。现将《续高僧传》和《宋高僧传》记载的唐代来华的佛教僧人具列如下(23)：
　　 根据吴玉贵先生的研究，《高僧传》中所见唐代外来僧42人，其中3人国别不明、5人被笼统称作西域人，记载具体国别34人中，来自天竺者30人、吐火罗2人、何国1人、康居1人，天竺僧人占唐朝外来僧人的88％，可知唐朝外来僧人仍以天竺僧为主。由上表可以看出，唐初至玄宗前(618—711)来唐佛僧为21人，占总数的50％；玄宗时期只有7人，占16.7％；安史之乱至唐末(752—907)来唐者为14人，占33.3％。在上文中曾统计了西域各国对唐朝遣使情况，以上三个时期的比例分别是33.5％、57.8％和8.7％。两相比较，最显著的区别是，玄宗时期来唐佛僧所占比例明显下降，其他两个时期的比例则相应提高。以上僧人中，明确记载下落者12人，只有4人返回了故乡，其他8人则长眠在了唐朝的土地上。可见入华僧人留居唐朝的比例是相当高的。
　　 这些外来佛僧绝大多数都是从事译经工作，而且许多僧人是携经而来，他们或是介绍传译中国未流行的佛经，或重新根据梵本翻译旧有的经典，为唐代佛教文化增添了新的内容。为适应译事的需要，唐朝在都市名刹广设译场，设官分职，各有所司，译场中一般由译主总其责，其余有笔受、译语、证梵本、读梵本、润文、证义、梵呗、校勘、正字及监护大使等职，译主、证梵本、读梵本等工作大多都是由外来僧人负责，这大大推动了天竺与唐朝的文化交流(24)。
　　 4.助唐平叛。唐朝后期，进入中原的胡人还有兴兵助唐朝平叛的胡兵。他们在帮助唐朝平定叛乱之后，获得了唐朝统治者的奖励，有些胡兵便定居在内地。至德元年(756)肃宗在征发拔汗那兵马的同时，又使拔汗那晓谕西域诸国，许以厚赏，使从安西兵入援。明确见于记载的有于阗王尉迟胜率领的本国兵马五千(25)。最晚到至德二年(757)正月以前，他们就已经行进到了河西地区。到了乾元元年(758)秋天，吐火罗叶护乌利多并西域九国首领来朝，请求“助国讨贼”(26)，肃宗派他们赴朔方行营效力。与拔汗那一起发兵的还有大食等国。安史之乱后，大批受到阿拔斯王朝迫害的物麦叶王朝余党，博西林忠实党羽等都以大食军的名义逃难内地，参与了助唐平叛战争，与汉女结婚，衍生后代，仍然传承伊斯兰教，这批大食人别隶于朔方军。如此多的西域国家派兵踊跃为唐廷出力，从一个侧面反映出唐朝在西域的民族政策是比较成功的。西域大批胡兵进入关内，对平定安史之乱起了重要的作用，同时他们将独特的西域文化带入内地，丰富了唐朝内地军旅文化的内涵。
　　 (三)分布范围
　　 史籍及考古材料表明，唐代西域胡人主要分布在京兆(长安)、河南(洛阳)、六胡州河北、代北等北方地区，但在南方的商业经济较为发达的中小城镇以及海上交通便利的港口城市也能觅到胡人的身影。
　　 1.长安。长安是唐朝政治、经济、文化中心，也是达官贵人集中地区，尤其是贵重商品主要聚集地和消耗地，自然就是胡商活动的主要地区，同时也是胡人在中原的最集中地区。《太平广记》中关于胡商在长安活动记载很多，如卷四百三“宝骨”条载：“长安平康坊菩提寺，……(存有一些宝物，一个僧人)遂携至西市，示于胡商，索价一千。”(27)卷四百二“水珠”条载：“大安国寺，……开元十年，寺僧造功德，开柜阅宝物，将货之。(汉人无有识货者。)月余，有西域胡人，阅市求宝，见珠大喜，……(最后)纳钱四千万贯，市之而去。”(28)卷四百二“严生”条载：“冯翊严生者，家于汉南，(得一宝珠。)其后生游长安，乃于春明门逢一胡人……生于是以珠与胡，获其价而去。”(29)卷四百五十七“至相寺贤者”条载：“长安至相寺有贤者，……开元中(得到一夜光珠。)至市高举价，冀其识者。数日，有胡人交市，定还百万。”(30)如此记载比比皆是。
　　 据向达先生统计：贞观五年(631)，突厥“降人入长安者乃近万家。……其数诚可惊人。”贞元三年(787)唐朝政府检括长安胡客田宅，共有四千家在长安置有田产，“由此推测，在长安的胡人应在五万人以上，甚至可能超过十万”(31)。此外，长安周围地区也都可以见到胡人的身影。例如长安西北的原州就有胡人家族，根据近年来对两个史氏家族墓地的发掘得知，他们在北魏、北周时期就已迁居原州。
　　 由此可见，隋唐时期，在中原的广大区域，尤其是地区政治、经济的中心，都有相当多的西域胡人，尽管他们进入中原地区的原因不尽相同，但此后他们逐渐在此区域繁衍生息，其所承袭的西域文明也在中原地区社会展现出独特的魅力。
　　 2.洛阳。隋唐以降一直到唐中前期，洛阳作为陪都，经济地位更加重要。利润所在，就是胡商所在，因之来此的胡人数量更多。如《太平广记》卷四百二十一“刘贯词”条载：“大历中，洛阳刘贯词(得到一宝物)执鬻于市。……及岁余，西市店忽有胡客来，视之大喜，问其价。”(32)可见，在当时洛阳城里经常可以见到胡人的身影。此外，从发现的石刻资料可知：这一时期自西域来到洛阳的胡人有疏勒国的裴沙，月支胡的支氏，昭武九姓中的康、安、史姓等粟特人，还有吐火罗国罗甑生、僧人宝隆，波斯国酋长阿岁憾与其子俱岁等。另外，洛阳周边的新安、偃师等地也有粟特胡人的踪迹。
　　 3.河北地区。唐代河北道主要包括今北京、天津、河北和东北地区。安姓胡人进入河北地区，最晚在南北朝时已见诸记载。唐代河北地区的安姓胡人，主要是来自昭武九姓中的安国人，对此，陈寅恪先生的大作《唐代政治史述论稿》中有较为详尽的论述。陈先生所举的昭武九姓胡人中，有安禄山和史思明两个杂种胡人。
　　 关于河北地区昭武九姓胡人的来源，陈寅恪先生认为似有三因：“其远因为隋际之丧乱，其中因为东突厥之败亡，其近因或主因为东突厥之复兴。”(33)陈先生指出河北地区的昭武九姓胡人与突厥有着密切的关系，所言极是。
　　 4.代北地区。代北地区包括今山西北部、河北西部以及内蒙古中部一带地区，唐代在这里设置了代、朔、云、蔚等州及振武节度使等机构。代北地区胡人的出现，主要在唐末五代时期。见于记载的如安叔千、安重、安金全、安彦威、安重诲、安重霸以及沙陀人安仁义等。代北地区安姓胡人的来源，主要是从六胡州地区迁徙而来。
　　 5.番禺(今广州)。除了北方之外，南方也有胡人分布，他们大都以经商为主。
　　 番禺是唐朝海外贸易的主要港口之一，海外商船大部分都停泊在这里，“有婆罗门、波斯、昆仑诸舶，不知其数；并载香药、珍宝，积载如山。”(34)唐朝政府还在广州设立专门管理外商的机构“市舶使”。在这座繁华的港口城市中，自然少不了胡商的身影。黄巢攻破广州城时，传言被杀的胡商多达12万人(35)。这一数字可能有些夸大，但也从一个侧面说明在广州经商的胡人数量相当可观。
　　 6.扬州。扬州也是唐朝主要对外贸易港口城市，当时有“扬一益二”之说，经济十分发达。扬州优越的地理位置，即处于长江与大运河的结合部，使它成为唐朝庞大的水路运输网络的中枢。由唐朝和外商运来的商品都要在扬州中转，所以扬州成为重要商品的集散地和商人聚集的中心。胡商云集于扬州，进行各种各样的贸易。如卷四百二“守船者”条载：元和初，某盐船的守船者获得宝珠，“至扬州胡店卖之”(36)。再如卷二百二十“句容佐史”条载：句容县佐史因食麂吐出一物，“状如麻鞋底”，当地“医人术士”无人能识，于是派人到扬州出售。有胡人认出是“销鱼精”(37)，并出高价买下来。卷三十三“韦弇”条载：韦弇“开元中，举进士下第。游蜀，(遇到神仙，得到碧瑶杯、红蕤枕、紫玉函三件宝物。)东游广陵(扬州)，胡商诣弇，……以数十万金易而求之。”(38)卷六十五“赵旭”条载：“天水赵旭，少孤介好学，……家于广陵。(遭遇神仙，得到宝物)，旭奴盗琉璃珠鬻于市，适值胡人，捧而礼之，酬价百万。”(39)卷四百二十一“任顼”条载：唐建中初，有乐安任顼者，好读书……(后得到一珠)。顼后到广陵市。有胡人见之曰：“此真骊龙之宝也，而世人莫可得。”以数千万为价而市之(40)。
　　 居于南方的胡人不仅云集于大的港口城市，而且也遍布内陆中小城市，如：
　　 豫章(今江西南昌)：
　　 卷四百四“岑氏”条载：临川人岑氏，尝游山，(得到二块宝石。)后至豫章。有波斯胡人，邀而问之。……胡人求以三万为市(41)。
　　 洪州(今江西南昌一带)：
　　 洪州也是当时规模较大的城市之一，卷四百三“紫*（左羊右末）羯”条称：洪州，“江淮之间一都会也”，方便的水陆交通使胡商活动于此。如有一僧人，“请率百万。乃于腋下取一小瓶……有波斯胡人见之如其价以市之而去。”(42)卷四百四十一“阆州莫徭”条载：“(阆州莫徭手头上有颗象牙)其牙酷大，载至洪州，有商胡求买，累自加直，至四十万。”(43)卷四百二“李灌”条载：“李灌者，……常次洪州建昌县，倚舟于岸。岸有小蓬室，下有一病波斯。”(44)
　　 义兴县(今江苏宜兴)：
　　 卷四百二十四“张公洞”条载：义兴县山水秀绝，张公洞尤奇丽。(姚生在洞中得宝)，以访市肆。偶胡贾见，惊曰：“此龙食也，何方而得?”(45)
　　 陈留(今河南开封东南陈留)：
　　 卷四百二“宝珠”条载：咸阳岳寺后，有周武帝冠，其上缀冠珠，大如瑞梅，历代不以为宝。天后时，有士人过寺，见珠，戏而取之。……翼日，便往扬州收债。途次陈留，宿于旅邸。夜闻胡斗宝，摄衣从而视之。因说冠上缀珠。……群胡合钱市之(46)。
　　 魏郡(治所在邺县，今河北临漳西南)：
　　 卷二十八“郗鉴”条载：(定襄令段之子段)天宝五载，行过魏郡，舍于逆旅。逆旅有客焉，自驾一驴，市药数十斤，皆养生辟谷之物也，而其药有难求未备者，日日于市邸谒胡商觅之(47)。
　　 东州：
　　 卷六十三“崔书生”条载：唐开元天宝中，有崔书生，于东州逻谷口居。(从女神仙处得到一个盒子，回家后，)忽有胡僧扣门求食曰：“君有至宝，乞相示也。”……僧起，请以百万市之(48)。
　　 从上述资料可以看出，唐代胡商在中国境内活动的范围大，不仅有沿海的港口城市，还有江河口岸城市和内陆城市，甚至是小县城，都有他们活动的身影。他们活动范围之广，人数之多，构成一个不可忽视的社会群体，为唐朝商品经济的繁荣作出了杰出的贡献。
　　 ① 《吐鲁番出土文书》(叁)，图文对照本。
　　 ② 荣新江：《北朝隋唐粟特人之迁徙及其聚落》，载《国学研究》第6卷，北京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第27～85页；收入《中古中国与外来文明》，北京三联书店2001年版，第37～110页。
　　 ③ 《旧唐书》卷四十四，职官三。
　　 ④ 《资治通鉴》卷二百三十二。
　　 ⑤ 此表参考吴玉贵：《唐代文化》，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2年版，第217页。
　　 ⑥ 白居易：《西凉伎》，《全唐诗》(增订本)卷四二七，中华书局1999年版，第4712页。
　　 ⑦ 《旧唐书》卷一百九十八，西戎。
　　 ⑧ 程喜霖：《唐代公验与过所案卷所见的经济资料——部曲奴婢》，《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1986年第2期。
　　 ⑨ 黄云鹤、吕方达：《<太平广记>中的唐代胡商文化》，《古籍整理研究学刊》2005年第6期。
　　 ⑩(11)(15) 《太平广记》卷第四百二。
　　 (12) 《太平广记》卷第四百三。
　　 (13) 《太平广记》卷第四百四。
　　 (14) 《太平广记》卷第三十四。
　　 (16) 《太平广记》卷第三十五。
　　 (17)(18) 《太平广记》卷第四百二。
　　 (19) 《太平广记》卷第四百二十一。
　　 (20) 罗丰：《固原南郊隋唐墓地》，文物出版社1996年版，第121页。
　　 (21) 《全唐文》卷七〇一。
　　 (22) 韩香：《唐代长安译语人》，《史学月刊》，2003年第1期。
　　 (23) 此表参考吴玉贵：《唐代文化》，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2年版。
　　 (24) 此据吴玉贵先生的研究，可参看吴玉贵：《唐代文化》，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2年版。
　　 (25) 《旧唐书》卷一百四十四。
　　 (26) 《旧唐书》卷十，肃宗本纪。
　　 (27) 《太平广记》卷第四百三。
　　 (28)(29) 《太平广记》卷第四百二。
　　 (30) 《太平广记》卷第四百五十七。
　　 (31) 向达：《唐代长安与西域文明》，河北教育出版社2001年版，第7～8页。
　　 (32) 《太平广记》卷第四百二十一。
　　 (33) 陈寅恪：《唐代政治史述论稿》，上海古籍出版社1980年版，第44～45页。
　　 (34) [美]谢弗：《唐代的外来文明》(吴玉贵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5年版，第318页。
　　 (35) 《中国印度见闻录》卷二。
　　 (36) 《太平广记》卷第四百二。
　　 (37) 《太平广记》卷第四百二十。
　　 (38) 《太平广记》卷第三十三。
　　 (39) 《太平广记》卷第六十五。
　　 (40) 《太平广记》卷第四百二十一。
　　 (41) 《太平广记》卷第四百四。
　　 (42) 《太平广记》卷第四百三。
　　 (43) 《太平广记》卷第四百四十一。
　　 (44) 《太平广记》卷第四百二。
　　 (45) 《太平广记》卷第四百二十四。
　　 (46) 《太平广记》卷第四百二。
　　 (47) 《太平广记》卷第二十八。
　　 (48) 《太平广记》卷第六十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