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代的西域屯垦开发与社会生活研究

 

    三、佛教在唐代西域的发展
　　 有唐一代，佛教已经成功地根植于中国社会，根深蒂固，激发起民众极大的宗教热情。在西域，佛教已经普及到社会的各个阶层，从高昌、龟兹到于阗，佛教广泛传播，各地广建庙宇，僧尼队伍迅速扩大，佛教占据较高的社会地位。
　　 (一)佛教的盛行区域
　　 唐代是西域佛教的兴盛时期，几乎每一个绿洲小国都有寺院存在，甚至连游牧民族的突厥也信仰佛教。唐代高僧玄奘在记其西行见闻的《大唐西域记》中，对当时西域各地的佛教情况均有记载，佛教在西域的流行是显而易见的。8世纪初，高丽僧慧超在其《往五天竺国传》一书中，记载了西域地区突厥人信仰佛教的情况：“此王虽是突厥，甚敬信三宝。王王妃王子首领等，各各造寺，供养三宝。”①可见佛教在西域之盛。现分别以于阗、疏勒、龟兹、高昌等地来探讨佛教在唐代西域兴盛的情况。
　　 于阗。于阗是佛教从印度传入西域最早的地区，此后的于阗也一直是西域佛教兴盛的地区之一。关于这个地区奉行佛教的情况，史书中不乏记载。就唐史而言，《旧唐书·西域传》云：“于阗国……崇佛教。”②《新唐书·西域传》称“于阗……喜事祆神、浮屠法”③，《大唐西域记》记载：“(于阗)……崇尚佛法”④。除了史书记载以外，一些西行僧人的记述也较为翔实。《法显传》记载，公元5世纪初法显到达于阗时，国中有大僧伽蓝14所，小寺不计，有僧数万，多学大乘学。“家家门前皆起小塔，最小者可高二丈许。作四方僧房，供给客僧及余所须。”⑤200多年之后，唐代玄奘到达此地时，仍然是佛教圣地，语异诸国，崇尚佛法。伽蓝百有余所，僧徒五千余人，并多习学大乘法教⑥。虽以大乘为主，但也不排除小乘，玄奘在于阗时即被安置在城中习学小乘的萨婆多寺居住。玄奘以后，慧超从天竺回国，于唐玄宗开元十五年(727)到达安西(今库车)，在其《往五天竺国传》一书中，记载了于阗地区的佛教情况：“于阗国……足寺足僧，行大乘法”⑦，此外，他还发现于阗有一座汉寺，名叫龙兴寺，有一名汉僧，是此寺的主人，原是河北冀州人士⑧。
　　 寺院是僧人们讲经布道、生活修行的场所，寺院的数量、规模反映了该地区佛教的发展程度。于阗地区遗存的佛教遗迹是很多的，赞摩寺从北魏(甚至更早)到唐初一直是于阗鼎盛的寺院。此外，瞿摩帝寺、牛头山寺、娑摩若寺、毗沙门天王神庙、麻射寺、龙兴寺、护国寺、金轮寺、地迦婆缚那寺等都曾盛极一时。除以上所列寺院外，于阗还有许多其他的寺院，如玄奘到达于阗时曾住留过的萨婆多寺，藏文文献中专门记载于阗佛寺情况的《于阗国授记》中列举的僧尼寺院，如南无佛寺、弥勒寺、伽师尼寺、太后正果寺、公主寺等。从这些佛教遗迹中，可以想象当时于阗地区寺院林立、僧徒数千的佛教流行盛况。
　　 疏勒。疏勒就在今天的喀什地区。在魏晋南北朝时期，疏勒的佛教就比较兴盛，《法显传》中记载了疏勒王崇敬三宝，热心供养，而群臣及百姓也笃信佛法的情形。在法显的记载中，当时疏勒有千余僧，尽为小乘信徒，说明疏勒当时佛教兴旺，并且是一个小乘佛教占主导地位的地区⑨。唐代初年，疏勒地区的佛教也非常兴旺，玄奘到此后见该地“淳信佛法，勤营福利。伽蓝数百所，僧徒万余人，习学小乘教说一切有部。”⑩仅就僧徒人数来看，它比法显时代已经高出十倍，比同时代的于阗的僧徒人数也要多。由此可见唐初疏勒地区佛教的盛况。公元8世纪中叶，慧超行至疏勒时“有寺有僧，行小乘法”(11)，且“有汉大云寺，有一汉僧主持。即是岷州人士”(12)，说明彼时佛教仍在该地流行。
　　 这个地区的佛教遗迹，主要有今喀什地区附近的得库尔曼寺院和佛塔、摩里腾和脱帕腾佛塔、三仙洞石窟以及巴楚的脱库孜萨来依寺庙等。据考察，脱库孜萨来依寺庙的规模比较大，有很多残存的塑像和壁画，仅泥塑头像就有一百多个，而摩里腾和脱帕腾佛塔、三仙洞石窟至今依然矗立在荒漠和山崖之中，向世人诉说着昔日的盛况。
　　 龟兹。龟兹即今天的库车地区，在魏晋南北朝时期，龟兹就已经成为西域的佛教中心，著名的佛学大师鸠摩罗什就是龟兹人。据《晋书·四夷传》记载，“龟兹国……有城郭，其城三重，中有佛塔庙千所”(13)。可见当时龟兹佛教已经进入了鼎盛时期，而且这个时期延续时间很长，到唐初，龟兹佛教仍然处在兴盛时期。《旧唐书·西戎传》载：“龟兹国……尤重佛法。”(14)《新唐书·西域上》则云：“龟兹……贵浮图法。”(15)可以说，佛教一直在其社会中占有重要地位。
　　 7世纪上半叶，玄奘抵达龟兹时，见该地“伽蓝百余所，僧徒五千余人，习学小乘教说一切有部。经教律仪，取则印度，其习读者，即本文矣。尚拘渐教，食杂三净。”(16)龟兹地区有伽蓝一百多所，僧徒五千多人，规模与佛教大国于阗相当，是丝绸之路北道的佛教之冠。他还记述了当时龟兹国有昭怙釐和阿奢理贰寺庙，前者“佛像庄饰，殆越人工”(17)，后者“庭宇显敞，佛像工饰，僧徒肃穆，精勤匪怠”(18)。龟兹国都城西门外左右两侧各立佛塑像，高达90余尺，在立像前建有国王每五年举行一次的大斋会场所，玄奘还描述了这里五年举行一次的佛教盛会，“每岁秋分数十日间，举国僧徒皆来会集。上自君主，下至士庶，捐废俗务，奉持斋戒，受经听法，渴日忘疲”(19)，各寺庙“诸僧伽蓝庄严佛像，莹以珍宝，饰之锦绮，载诸辇舆谓之行像，动以千数，云集会所”(20)，不仅如此，佛教已经渗入到国家的行政决策中来，“常以月十五日晦日，国王大臣谋议国事，访及高僧，然后宣布”(21)，由此可以看出，在龟兹，佛教已经深入到社会的各个阶层，并深得人心。到8世纪上半叶，慧超到达龟兹时，见到这里的佛教情况仍然是盛极一时，“足寺足僧，行小乘法，食肉及葱韭”(22)，他还提到“汉僧行大乘法”(23)，可见，汉僧到达过龟兹，这反映了当时龟兹作为西域佛教的一个中心地区，过往僧人非常多，大量内地汉僧也在此传经布道，并能与龟兹本地的小乘佛法和睦相处。
　　 龟兹的佛教盛行情况和于阗相比，可以说是有过之而无不及。根据文献记载，龟兹地区有大量的寺院遗迹，主要有昭怙厘大寺、阿奢理贰寺、初一寺、莲花寺、耶婆瑟鸡寺、大云寺、龙兴寺等。大云寺是武则天时期特有的佛教寺院，武则天正式称帝后，她便下令在西京诸州各置大云寺一座，并派高僧往此讲经。西域地区的大云寺就是在这种情况下建立的。当时西域的碎叶及龟兹地区，都建有大云寺。除了文献中记载的一些寺院外，至今在新疆境内的库车县、拜城县等原龟兹国领地之内，仍存留着大量的魏晋南北朝至隋唐时期修凿的石窟寺群，如克孜尔石窟、库木吐拉石窟、森木塞姆石窟等。在今新疆库车县库木吐拉千佛洞的第76号、77号、78号窟的摩崖上有游方僧智月、惠增、惠灵、法崖、思光、任光等汉文题名，据学者们的研究，这些大概是在唐朝安西都护府移迁龟兹以后，大量来自中原的汉僧在这里修习禅定时所留下来的遗迹。这些大量的寺院和石窟以及佛教遗迹，均反映了龟兹地区佛教广泛传播的盛况。
　　 高昌。高昌在今天的吐鲁番地区，佛教在这里同样盛行。日本大谷探险队在吐鲁番吐峪沟发现了公元296年书写的《诸佛要集经》，这是西域地区迄今见到的最早的有纪年的佛经写本(24)。《魏书·高昌传》和《北史·西域传》及《隋书·西域传》对高昌地区的佛教盛况均有记载，当时的高昌“俗事天神，兼信佛法”(25)，北凉时代，经统治者提倡，高昌佛教已初具规模。麹氏高昌笃信佛教，并且与中原地区回传的中国北方佛教碰撞融合，形成了具有高昌本土特色的佛教信仰习俗。
　　 根据大量出土的吐鲁番文书文献可知，高昌地区当时佛教仍然在广泛传播，它深刻影响着民众的日常生活。在阿斯塔那一七〇号墓中，《高昌章和十三年(543)孝姿随葬衣物疏》记载“敬移五道大神，佛弟子孝姿持佛五戒，专修十善。”(26)《高昌章和十八年(548)光妃随葬衣物疏》记载“章和十八年戊辰岁二月廿三日佛弟子比丘果愿，敬移五道大神，佛弟子光妃於高昌大城内命过。持佛五戒，专修十善”(27)等，这些资料不胜枚举。此外，据出土的吐鲁番文书表明，在已经刊布的高昌汉文佛教经典中，有大乘经典49种，如《摩诃般若波罗蜜经》、《道行般若波罗蜜经》、《大般涅槃经》；小乘经典8种，如《妙法莲花经》等。可见，高昌民众既信仰大乘佛教，又信仰小乘佛教，佛教在高昌地区得到充分发展。公元9世纪以后，西迁至高昌地区的回鹘人也逐渐改信了佛教。在高昌回鹘时代，高昌地区的佛教仍然兴旺发达。在交河故城和高昌故城中有佛教寺院及佛塔遗址，佛教寺院中有公共寺院及家庭寺院，可以反映出当时信仰佛教的情况。后来天平兴国六年(981)，北宋使臣王延德出使高昌时，见到这里仍有佛寺50余座，匾额均为唐朝所赐。敦煌出土的S.6551号文书也反映出当时的情况：
　　 “天王乃名传四海，得(德)布乾坤，卅余年，国安人泰。早授诸佛之记，赖蒙贤圣加持，权称帝主人王，实乃化身菩萨。……善男善女擅越，信心奉戒持裔，精修不倦，更有诸都统毗尼法师、三藏法律、僧政、寺主、禅师、头陀、尼众等，不一一称名，并乃戒珠朗耀，法水澄清，作人天师，为国中宝。”(28)
　　 可见，在9世纪中叶至10世纪初，佛教在高昌回鹘社会中仍然占主导地位。
　　 这个地区的佛教遗迹如今吐鲁番的吐峪沟、胜金口、木头口、雅尔湖的石窟和胜金口寺庙、交河故城和高昌故城中的佛教寺院及佛塔等，在这些石窟和寺庙中有很多残存的壁画；在高昌城内也曾出土过许多泥塑、木雕、石雕等佛像残体。这些都充分反映了当时佛教兴盛的情况。
　　 (二)佛教的社会地位
　　 根据上面所述，我们可以看出唐代西域时期佛教流行的概况，当时的西域，可谓是寺庙塔窟林立，佛像庄严辉煌，僧徒众多，法教肃穆，特别是各地定期举行的佛教大会，举国上下，异常隆重。在西域诸国中，佛教不仅在宗教文化领域大为兴盛，而且在政治、经济中也逐渐占有举足轻重的地位。
　　 1.政治地位。地方统治者对佛教人士非常尊崇，佛教的社会地位之高从中可窥见一斑。现举一例，高昌王麹文泰是一位虔诚的佛教徒，《大慈恩寺三藏法师传》中记载，玄奘西行到达高昌王城的时候，已是半夜，麹文泰与妻子“皆未眠，读经敬待”(29)，亲自迎接玄奘进宫，拜问甚厚。次日，玄奘未起，麹文泰携妻子已至门礼问，礼遇甚重。玄奘在高昌停十余日，欲行，麹文泰又苦留玄奘久留高昌，“拟师至止，受弟子供养以终一身，令一国人皆为师弟子，望师讲授”(30)，劝留未果之后，麹文泰仍要求玄奘再停留一个月在高昌讲经，并与玄奘结拜为兄弟。玄奘讲经之时，麹文泰躬执香炉亲自迎引，将开法座，麹文泰又低跪为蹬，令玄奘登上，日日如此。临行，麹文泰又为玄奘度四小沙弥，以充给侍，因西土多寒，又制30具法服，造面衣、手衣、靴、袜各数十，另备黄金100两、银钱3万、绫及绢等500匹，以充往返20年所用之资。考虑到西行路上多为西突厥控制，麹文泰还给以西诸国写了24封信，并备以厚重之礼，以求玄奘顺利过境。当玄奘离开高昌之时，麹文泰与众僧、大臣、百姓都送出城外，自己又亲送玄奘数十里，礼遇之重，前所未有。麹文泰对玄奘的厚重之礼遇，喻示了整个高昌王朝对佛教的重视以及佛教在高昌至高的社会地位。
　　 又如在前文提到的龟兹，佛教更与王族生活息息相关。龟兹王室信仰佛教非常虔诚，在王宫内设佛坛，行法事。据传，佛学大师鸠摩罗什就是龟兹人，其父原是天竺国相，为避相位出家至龟兹，被龟兹王请为国师，并嫁以王妹，是为罗什的母亲。后来罗什学成归国，暂停留在龟兹北面的温宿国，龟兹王亲往温宿，迎其回国，并为其造金狮子座，以大秦锦褥铺之，请罗什升座讲法。后来，罗什的母亲、龟兹王的女儿皆出家为尼。可见，佛教与王室关系之密切。佛教在龟兹国政治文化生活中也发挥着重要作用，除了重大的法事活动，国王和大臣常常在每月的十五日和月末商议国事，在咨询了高僧的意见之后，才予以宣布。由此可见佛教在龟兹上层社会中特殊的地位。
　　 2.经济地位。西域地区出现的大量的寺院经济反映了佛教在经济地位上的优越性。唐代对僧尼进行授田，并且免除他们的徭役赋税。吐鲁番出土文书中有许多寺院手实，反映了唐代对寺院进行授田的情况，如《唐神龙三年(707)正月西州高昌县开觉等寺手实》(31)载：
　　 (前缺)
　　 1 一段二亩永[ ]东田 西张□□ 南荒 北渠
　　 2 [ ]业薄田，城[ ]里南平城，东荒 西甯方 南渠 北渠 
　　 3 一段一亩永业薄田，城西六十里南平城，东董宝 西渠 南渠 北冯进
　　 4 一段二亩永业薄田，城西六十里南平城，东荒 西荒 南荒 北索住
　　 5 一段二亩永业薄田，城西六十里南平城，东宁方 西翟征 南渠 北部田
　　 6 右件地，籍后给充僧分。
　　 7 牒被责令，通当寺手实，僧数、年名、部曲、
　　 8 奴婢并新旧地段、亩数、四至具通如前，其
　　 9 中并无脱漏，若后虚妄，连署網维，请
　　 10 依法受罪，谨牒。
　　 11 神龙三年正月 日直岁僧惠俨牒
　　 12 都维那
　　 13 上坐僧广闰
　　 14 寺主
　　 15 开觉寺
　　 16 合当寺新旧总管僧总廿人
　　 17 五 人 杂 破 除
　　 18 ] 人 身 死
　　 (后缺)
　　 同时大量社会人士也对寺院进行布施、捐助，成为寺院的供养人。出资人建成寺院后，主要施舍衣服和食物。僧尼所得布施的衣被种类有叠、绩、巾、衫、裙、褶、褥、单被等，粮食种类有粟、麦等。
　　 寺院不仅有国家授田，而且政府承认寺院中僧尼的户籍，《唐龙朔二年(662)正月西州高昌县思恩寺僧籍》(32)就体现了这一史实：
　　 (前缺)
　　 1 [ ]参岁，廿一夏，高昌县顺义乡敦孝里，户主张延伯弟，伪延和十三年四月十五日度，[ ]
　　 2 诵法经五卷 药师一卷 佛名一卷
　　 3 僧崇道，年叁拾伍岁，(十五年夏，)高昌县宁昌乡道里，户主张延相男，伪延寿十四年四月十五日度，计至今廿五年。
　　 4 诵法华五卷
　　 5 僧显觉，年柒拾壹岁，(五十一夏，)高昌县宁泰乡仁义里，户绝，俗姓张，伪延昌卌一年正月十五日度，计至今六十二年。
　　 (余白)
　　 在文书中，思恩寺中的僧众都辑录在册，并详细介绍了他们的年龄、住址及在寺院中的职责等。可见国家对僧尼的重视，佛教在社会经济中的地位也由此可现。唐代西域的寺院经济不仅成为寺院日常运行的重要保障，而且在西域地区经济中发挥着举足轻重的作用。此外，这些寺院发放粮贷、钱贷，在一定程度上救济了贫困民众，维护了西域基层社会的稳定。
　　 不论是史籍的记载，还是那些曾经或至今矗立在大漠之中的唐代佛教遗址，都说明了唐代西域佛教的发展和兴盛。而且随着考古工作的不断深入，唐代西域佛教的辉煌或许会不断展现在世人面前。
　　 ① 张毅：《往五天竺国传笺释》，中华书局2000年版，第78页。
　　 ② 《旧唐书》卷一百九十八，西戎传。
　　 ③ 《新唐书》卷二百二十一上，西域上。
　　 ④⑥ 季羡林等：《大唐西域记校注》卷第十二，中华书局2000年版，第：1002页。
　　 ⑤ 章巽：《法显传校注》，中华书局2008年版，第12页。
　　 ⑦ 张毅：《往五天竺国传笺释》，中华书局2000年版，第167页。
　　 ⑧ 张毅：《往五天竺国传笺释》，中华书局2000年版，第176页。
　　 ⑨ 章巽：《法显传校注》，中华书局2008年版，第18页。
　　 ⑩ 季羡林等：《大唐西域记校注》卷第十二，中华书局2000年版，第995页。
　　 (11) 张毅：《往五天竺国传笺释》，中华书局2000年版，第153页。
　　 (12) 张毅：《往五天竺国传笺释》，中华书局2000年版，第176页。
　　 (13) 《晋书》卷九十七，四夷。
　　 (14) 《旧唐书》卷一百九十八，西戎。
　　 (15) 《新唐书》卷二百二十一上《西域上》，中华书局1975年版，第6230页。
　　 (16) 季羡林等：《大唐西域记校注》卷第一，中华书局2000年版，第54页。
　　 (17) 季羡林等：《大唐西域记校注》卷第一，中华书局2000年版，第60页。
　　 (18) 季羡林等：《大唐西域记校注》卷第一，中华书局2000年版，第62页。
　　 (19)(20)(21) 季羡林等：《大唐西域记校注》卷第一，中华书局2000年版，第61页。
　　 (22)(23) 张毅笺释：《往五天竺国传笺释》，中华书局2000年版，第159页。
　　 (24) 魏长洪等：《西域佛教史》，新疆美术摄影出版社1998年版，第118页。
　　 (25) 《魏书》卷一百一，高昌传；《北史》卷九十七，西域；《隋书》卷八十三，西域。
　　 (26)(27) 《吐鲁番出土文书》(壹)，图文对照本。
　　 (28) 张广达、荣新江：《有关西州回鹘的一篇敦煌汉文文献——S.6551讲经文的历史学研究》，《北京大学学报》，1989年2期。
　　 (29) 贾二强：《大慈恩寺三藏法师传选译》卷一，巴蜀书社1990年版，第20页。
　　 (30) 贾二强：《大慈恩寺三藏法师传选译》卷一，巴蜀书社1990年版，第21页。
　　 (31) 荣新江、李肖、孟宪实：《新获吐鲁番出土文书》，中华书局2008年版，第53页。
　　 (32) 荣新江、李肖、孟宪实：《新获吐鲁番出土文书》，中华书局2008年版，第61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