若要问在煌煌中国石窟艺术史的光辉篇章里，哪一个民族做出的贡献最大，那恐怕是非鲜卑莫属了。
历史上没有一个时代像鲜卑族创建的北魏王朝那样举全国之士去崇奉一个外来的宗教；历史上也还没有一个时代像鲜卑族创建的北魏王朝那样竭天下之财、倾全国之力去开窟造像。
当我们凝神面对云冈石窟那雕饰奇伟的摩天大佛时，当我们着意欣赏龙门石窟那窈窕婀娜的各色菩萨时，我们实在无法将这些人类历史上最伟大的艺术与那个曾经居于“幽都之北，广漠之野”的游牧民族联系起来。然而，正是这个曾经“逐水草，无城郭”、牧野四方的马背民族，义无返顾地缔造了云冈、龙门两大石窟艺术的壮丽辉煌。
从牛川(今内蒙古呼和浩特东南)草原鲜卑代王拓跋跬呼号诸部合纵立国，到塞上平城太武帝拓跋焘挥兵数十万越关斩将，所向披靡的北魏铁骑在中国北方的广阔原野上纵横驰骋，一步步加速了其民族的封建化进程。一个曾几何时还沉湎于部大、酋大呵斥声中，驱使奴隶、牛羊的奴隶制国家，迅速将游牧经济生活转入农业经济生活。至北魏孝文帝果断实施均田制，全社会封建化的进程遂大步提速，世代衍传的奴隶制制度，就在百官朝贺、四海归附的凯歌声中，宣告结束。
在人类历史的长河里，由最高统治者统领，从低一级社会制度向高一级社会制度迈进的过程，一向是一个夹杂着壮烈与荣辱、光荣与征服的过程。从公元483年开始，北魏孝文帝实施了一系列的改革措施。伴随着改革措施的顺利实施，自十六国以来凋敝残破的北方，社会经济迅速得以恢复发展，世世代代“逐水草而居”的马背民族，大大缩短了向封建化飞跃的历史进程，为其后北方鲜卑族与中原汉族的进一步融合，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毋庸讳言，金戈铁马扩充了万里疆土，万里疆土又为鲜卑族与中原汉族的交流融合提供了自由广阔的活动空间。在各民族频繁交融、广泛接触的进程中，沿着各条丝绸之路逶迤东来的印度佛教，受到了北魏王朝的特别青睐。
作为一种根基深厚的精神信仰，弥陀世界不能不关注眷恋具有广阔历史空间的中原大地，这是北魏社会物质生产与中原农业经济彼此接轨的必然结果。辩证法认为，物质生产的发展需要一定的精神力量来滋润支撑，而物质生产在发展到一定阶段时，又必然会对精神力量产生巨大的反作用。面对侈糜兴盛的南朝佛教，素以南朝文化为正朔的北魏王朝不得不由衷承认：这无疑是先进于北魏精神生活的一种文化，应该把学习南朝作为一项最为紧迫的治国方略。
鲜卑族建国之初，风俗淳一，人民信仰巫觋，早在公元261年即开始接受佛教。正如《魏书·释老志》所记：“及神元与魏晋通聘，文帝久在洛阳，昭成又至襄国，乃倍究南夏佛法之事。”基于此因，鲜卑族一开始接受佛教，就立即成为最虔诚的供奉者。统治者亲自倡导，信奉者痴迷追随，“上有好者，下必甚焉”，使得佛教一时炙手可热，崇佛之风弥漫朝野。闻名遐迩的云冈石窟，于是在这样的氛围中得以相继开凿。
在云冈石窟开凿之前，北魏佛教曾遭遇过一场劫难。这场劫难，就是太平真君七年(446)三月风靡全国的“太武废佛”运动。历史告诉我们，从398年拓跋氏定都平城，到446年拓跋焘接受崔浩建议开始灭佛，佛教曾经历了一个由上升到下落的过程。拓跋焘在诏书中指斥佛教为“西戎虚诞，妄生妖孽”①，意欲摧毁一切与佛教有关的东西。孰料佛教是根据政权需要用则昌，废则亡的。经过这次残酷的扫荡，佛教并没有因此消除，一蹶不振。春风吹又生，剥穷而后反。当崔浩在人主贵胄翻覆云雨的争斗中凄然死去的时候，积怨数载，期待时机的袈裟佛教立即死灰复燃，呼啸发难。弥漫全国的佞佛之风，便借助当朝帝王的刻意推崇，使云冈这片寂寥荒寒的沧桑之地，凸现出新的辉煌。
山西大同西郊十五公里的武州山南麓，武州川细流常年不息地从其下潺潺流过。在东西绵延约一公里的山崖壁面上，雕凿着中国最伟大的石窟寺群之一——云冈石窟。历经千余年沧桑岁月的无情磨泐，这里仍然保存着45个主要洞窟、1000多个佛龛以及5万余身大小佛像。这些鳞次栉比的洞窟、塔龛、佛像，始凿于北魏文成帝复法后的和平年间(460—465)，兴盛于孝文帝都平城的太和年间(477—494)，衰微于迁都洛阳后的北魏后期(494—525)，延续近一个世纪，代表了五六世纪时中国北方石窟艺术的最高水平。曾写下《水经注》一书的北魏持节兼门侍郎郦道元当年游历到平城的时候，面对如此恢弘壮观的云冈石窟，禁不住感慨万千，援笔记道：“武州川水又东南流，水侧有石祗洹舍并诸窟室，比丘尼所居也。其水又东转，迳灵岩南，凿石开山，因岩结构，真容巨壮，世法所缔，山堂水殿，烟寺相望，林渊锦镜，缀目新眺。”②这些繁丽的“山堂水殿”、迷茫的“林渊锦镜”，虽然早已灰飞烟灭，风光不再，然而当漫步在武州川旁的大小石窟内，凝神对视一座座精美绝伦的佛教造像时，我们依然能感受到昔日锦绣平城的繁华景象。它所带给今人的，该是怎样巨大的心灵震撼与艺术享受!
岁月沧桑，早在北魏道武帝建国之初，都邑平城的广衢巷陌里，就已经耸立起金碧辉煌的伽蓝寺院，口称念佛的沙门法果，一夜之间变成了总领天下寺僧的“道人统”。赫赫皇权与悠悠佛门的微妙勾结，由此便初露端倪，悄然出世。
超越世俗、逸然尘上的佛教居然要由尘世的政权来承认、册封，用以见证其存在的合法性。而沙门法果心照不宣，深谙“来而不往非礼”的含义，他为与世俗皇权互通往来，竟然一改“沙门不礼俗”的习惯，带头礼拜皇帝。如此行径，还要忸怩作态，巧辞掩饰。《魏书·释老志》所谓：“初，法果每言，太祖明睿好道，既是当今如来，沙门宜应尽礼，遂常致拜。谓人曰：‘我非拜天子，乃是礼佛耳。’”形象地勾勒了其道貌岸然的面孔。佛门与皇室遂同一体，你有心，我有意，互通有无，共同致力于颂扬愚民的教化，“颂扬怯懦、自卑、自甘屈辱、顺从驯服，总之，颂扬愚民的各种特点”③，从思想根源上教化人民对苦难、压迫“甘心受之，都无怨诉”，从而能“得失随缘，心无增减”。试想，如果子民们都能做到这一点，把一切托寄于来世，把自己当成今世的过客，漠视红尘，容忍一切，那国家还需治理、人民还需统治吗?“项庄舞剑，意在沛公”，北魏皇帝正是做着这样一种教化顺民的美梦来高喊崇佛，推展仁政的。
兴安元年(452)，文成帝“诏有司为石像，令如帝身。即成，颜上足下，各有黑石。冥同帝体上下黑子。”④此后不久，北魏王朝又在京城五极大寺内，为道武帝、明元帝、太武帝、景穆帝和文成帝，铸造各高一丈六尺的五身释迦像。由此可知，云冈石窟现存的主要大窟，完全可以说是为北魏皇帝雕造的。深谙统治之术的北魏王朝，就是这样巧妙利用一尊尊没有生命的佛教雕塑，处心积虑地来阐释教义，企图达到使“观者听，听者悟”，“进可以攻心，退可以招劝”的治国目的。
上文所提主张灭佛的崔浩，于毁法后四年被诛，再一次证明了佛教的巨大魅力。太武帝虽颇悔前事，但无从修复。直至文成帝即位，佛法又兴，其主事为沙门师贤与昙曜，二人均来自凉州，又都是佛法的忠实捍卫者和誓死效忠者。太武帝灭佛时，沙门弟子但求自保，多弃佛还俗，惟昙曜誓死相守，当时太武帝之子曾亲加劝喻，他仍密持法服器物，不暂离身，闻者无不叹重；而师贤则假为医术还俗，守道不改。454年，这两位虔诚而固执的奉佛者终于等到了机会。是年，年仅十二岁的文成帝即位，甫才一年，即下诏恢复佛法，“天下承风，朝不及夕。毁坏图寺，即命修复”⑤。此时师贤则重新返归沙门，帝竟亲为之下发，并册封其为道人统，享受了前所未有的荣耀。和平初(460)，师贤卒，昙曜代之，更名为沙门统，帝师事之。
昙曜在独掌沙门大权之后，遂在云冈山崖上相继开凿了五座石窟，号曰“昙曜五窟”。为推展佛教，高扬佛法，昙曜还在皇家势力的纵容支持下，刻意创造了举世闻名的“云冈模式”。这个携带着皇家色彩，曾经影响制约中国佛教艺术逶迤百年的云冈模式，具有这样的特点，那就是：从造像形态上来说，五窟主尊都可以在北魏帝王的形象中找到源流，它粗犷豪放，雕饰奇伟，英武华贵，神态安详，折射出一个马背民族雄浑剽悍、目空一切的勃勃雄心；从雕刻技法上来说，它融会了当时时尚流行的各种刀法，既拙稚刚健，又洗练流畅，将写实与理想有机融合，推展到了极高的艺术境界。
注释：
①④⑤《魏书·释老志》。
②戴本孝《水经注·漯水》。
③马克思《莱茵观察家的共产主义》。
北魏盛乐城遗址，拓跋鲜卑在此建国
● 幽居西北、逐水草而居的鲜卑族祖先起初居无定所，在其逐步形成一个统一的政权之后，才选择了盛乐古城作为其政治统治的中心地区，在这片并不算肥沃的土地上建立了自己的国家。
3世纪印度佛龛造像
● 伴随着印度佛教的兴盛和广泛传播，佛教造像一度繁荣，正是凭借了这些有迹可寻的精神载体，作为有着悠久历史和大度包容传统的古老帝国——中国，成为佛教的热烈拥护者。这尊笈多风格的印度造像与中国早期的佛陀造像在风格上显然是一脉相承的。
20世纪20年代云冈
● 经历了近两千年风霜的云冈石窟已是沧桑斑驳，军阀割据、战乱频仍的20世纪20年代更是无人在意这些曾经安享过无上铺张供奉的千年古佛。这张摄于20年代的老照片，记录了云冈石窟曾经的沧桑寥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