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5—6世纪的中国北方，北魏孝文帝迁都洛阳的壮举曾经是中国佛教艺术史上至关重要的转折点。它终止了云冈石窟的大肆开凿，又肇始了龙门佛教艺术的中原风格。检点回顾这一发人深思的艺术传承过程，应该是别有一番感觉吧!
打开云冈石窟的雕造历史画卷，我们清楚地看到，北魏孝文帝倡引的大举迁洛活动，使平城失去了原有的显赫地位，而云冈也就无法再独享昔日王朝卵翼之下的那份殊荣。凄然留守的鲜卑旧部，费尽心思所雕造的弱窟小像，已没有了当年昙曜所缔造的伟岸华贵之风。无边落木之下，云冈所曾经拥有过的一切威严尊崇只能万般无奈地拱手让给伊水之滨的伊阙龙门了。
政治中心已经转移，皇权统治已不需要云冈大佛的支撑，鸟尽弓藏，云冈对北魏政权的价值已不甚重要，自然也就无法挽回日渐衰颓的命运。由此，云冈第三期中大窟减少，但中小窟龛自东往西遍布崖面。这一期中不成组的窟多，中小窟与作为补刻的小龛也多，洞窟内部也日渐方整。塔洞、四壁三龛及重龛式的洞窟，是这时期流行的窟式。窟门外崖面上出现了雕饰，这种雕饰越晚越繁缛。其人物形象趋于瘦削，开始出现“秀骨清像”的形象，衣服下部的褶纹越来越繁缛重叠，龛楣、帐饰也日益繁复。
第三期的窟龛，大致可分为四种类型：第一种类型如4窟和4、5窟之间未编号的塔洞以及51窟，正面雕塔或方柱，壁面多雕千佛龛；第二种类型是14窟与15窟，14窟内多千佛龛，正壁正面雕千佛立柱，后壁主像为弥勒。15窟是典型的千佛洞，四壁皆千佛，后壁有弥勒龛，东西壁有释迦龛；第三种类型是四壁三龛式的中小洞窟，约有二十余座，如26窟与28窟等，后壁主像多为释迦、多宝，也有只是释迦的；第四种类型是重叠式的中小窟龛，约十余座，如26窟与28窟等，后壁主像多为上龛弥勒，下层释迦。
从云冈石窟第三期所开凿的窟龛来看，其已失去了第一二期的恢宏气势，开始在细节上做起了文章，这是因为失去了皇家的支持，云冈石窟的继续雕造无论从人力还是从财力上，都有些勉为其难。而此时支持云冈石窟开凿的主要是社会中下阶层，财力薄弱，开凿巨大石窟亦无从说起。第三期石窟现存铭记中记载，窟主官秩最高的，只是冠军将军，小龛龛主最高也不过是常山太守。第三期中没有官秩的佛教信徒开凿的窟龛较多，造窟目的大多是为亡者祈求冥福，或为生者祝佑禳灾。失去政治地位的旧都平城，佛教在北魏中下阶层骤然兴起，中小窟龛一度层出不穷，正是基于上述原因。
值得一提的是，云冈第三期的铭记中，出现了祈愿“托生净土”之类的祝祷。这种对来生的祈愿是现实压迫的结果，是下层阶级无奈的反抗。“对于工作一生而贫困一生的人，宗教教导他们在人间要顺从和忍耐，劝他们把希望寄托在天国的恩赐上。对于依靠他人劳动而过活的人，宗教教导他们要在人间行善，廉价地为他们的整个剥削生活辩护，廉价地售给他们享受天国幸福的门票。”宗教为人间众生都安排好了去处，但是对下层阶级来说，压迫如此沉重，去处又如此虚无缥缈，以至沙弥僧众也毅然投身到反抗北魏铁笼统治的农民起义行列之中。从孝文帝到太武帝的四十余年中，由僧徒直接倡导的起义就有八次，其中以延昌四年(515)由沙门法庆领导的起义规模较大。这次起义，毁寺院，斩僧尼，烧经像，杀死了阜城令，攻破了渤海郡，这在我国农民起义史上是不多见的。僧徒的起义是对北魏王朝倡导佛法的巨大讽刺，北魏末年统治阶级更加狂热地提倡佛教，强化僧规，然而广大的下层僧众，越来越多地进行各种反抗。所谓物极必反，佛教在北魏的极度繁荣本来就是一种变态膨胀，而周武帝的再次灭佛也是在情理之中，兴盛与消歇本就是交替轮回的。北魏灭亡后，唐代曾进行过个别的石窟工程，但这些工程都只是修修补补了。
关于唐代云冈石窟的情况，道宣的《广弘明集》曾有这样的记载：“今时见者传云，谷深三十里，东为僧寺名曰灵岩，西头尼寺，各凿石为龛，容千人……石崖中七里极高岭，佛龛相连，余处时有断续，佛像数量孰测其计”，由此可见，唐代的云冈还是保存完好的。唐代文人宋昱曾为云冈石窟赋诗：“梵宇开金地，香龛凿铁围。影中群像动，空里众灵飞。檐牖笼朱旭，房廊链翠微，瑞莲生佛步，宝树挂天衣。邀福功虽在，兴王代久非。谁知云朔外，更睹化胡归。”他在诗中已流露出世事沧桑、物是人非的感叹。而如今千载过后，王事不再，空余佛身，那些佛事的华筵随着历史的嬗变早已尘埃落定，庄严肃穆的大佛历尽风雨的冲刷也已愈见苍老，这又是怎样的一种苍凉啊!当年那些为祈求“与天地而同久”的帝王们恐怕不曾想到，繁丽辉煌的石窟虽在，而他们的千秋功业却只能归于寂寥无声的沉泥之中了。追溯遥远的千年历史，回望云冈这座大漠荒原上的艺术殿堂，昔日往来丝路上的啸啸车马、声声驼铃，仿佛依然在武州山下的潺潺细流中回转倒映!
法门寺出土唐代金芙蓉
● 唐代的金碧辉煌、雍容大度无处不在，即使一个小小的作为佛教装饰的芙蓉也不惜用黄金倾力打造。这两件精致而不乏大气的金芙蓉至今绽放着唐代的华贵与芳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