巡礼丝绸之路上的三大石窟艺术群体，龙门石窟是傍依帝王之都、内涵最丰富、最富有世俗人情的一座石窟。
在龙门石窟中倘佯游览，“宾阳三洞”是雕刻最精美、最具代表意义、最引人瞩目的一处洞窟。
千百年来，无尽的荣辱、灾难以及忧患、哀伤，紧紧地与滞重沉默的“宾阳三洞”连结在一起。从北魏定都洛阳到辛亥革命发生，无论是君临万邦的威严的人主，还是放浪形骸的文人骚客，都曾经虔诚地在“宾阳三洞”内发过宏愿，留过足迹。
走进龙门伊川的狭长谷地，不由使人思索回味起这里的诸多佛教“因缘”。翻开著名的佛教典籍《魏书·释老志》，有这样一段简略记载：“景明(500—503)初，世宗(宣武帝元恪)诏大长秋卿白整，准代京灵岩寺石窟于洛南伊阙山为文祖、文昭皇太后营石窟二所。初建之始，窟顶去地三百一十尺，至正始二年(505)中，始出斩山二十三丈。至大长秋卿王质谓斩山太高，费功难就，奏求下移就平，去地百尺，南北一百四十尺。永平中，中尹刘腾奏为世宗复造石窟一，凡为三所。从景明元年(500)至正光四年(523)六月以前，用工八十万二千三百六十六”，这曾经迫使多少文人、学者为之揣测，为之迷茫!
那个倾注了北魏皇室绵绵情感以及大量赀产的“三所”石窟究竟开凿在哪一处悬崖峭壁之上?后来《洛阳伽蓝记》所言之凿凿的“京南关口石窟寺，灵岩寺”与帝王诏准的“代京灵岩寺石窟”之间存在着怎样的内在关系?比照代京“灵岩双窟”之制的创意为何要人为蜕变为“三所”石窟、进而又逐步衍化为今天的“宾阳三洞”?为什么史书记载只涉及正光四年(523)六月以前的三洞石窟雕凿概况，而独独不记正光四年(523)六月以后的相关诸事?
对于这些艰涩繁复的悬念以及疑窦，先前的人们曾费尽心机，却抱憾没有确切的答案。当时光流逝到21世纪的时候，当丝绸之路与石窟艺术这个严肃的课题蓦然呈现在我们面前的时候，一股强烈的民族自信心与历史责任感便促使我们去正视悬念、疑窦，去走向梦幻一般的“宾阳三洞”，走向辗转千年的一页历史……
公元460年，崛起于塞北的北魏王朝在平城代京开凿了举世闻名的灵岩寺石窟(云冈石窟)。
“侵晨挽弓马，旦暮入佛堂。轻裘与羊炙，夜夜歌欲狂”。一段其乐融融的悠悠岁月，带给无数鲜卑人温馨甜蜜的永久回忆!谁也没有想到，仅仅30年以后，一纸拜别平城、迁都洛阳的帝王诏书，瞬息之间竟将他们世代衍传的马背生活彻底改变!
数十万鲜卑臣民以及车马、牛羊，在王朝强权的威逼之下，无可奈何地踏上了通向洛阳的崎岖山道；无数眷恋故土、抗争南迁的王公贵戚、豪族首领，在人主操纵的钢刀挥舞之下，失去了宝贵的头颅!
太和十八年(494)，雄才大略的孝文帝元宏终于在洛阳新都临朝称制，开始了史无前例的汉化改革。当年12月，为了满足皇亲国戚的礼佛需求，大规模的石窟开凿活动也相继在帝都之南的伊阙龙门全面展开。
令人遗憾的是，不待流播全国的汉化方略进一步深入推展，孝文帝元宏就在洛阳宫中驾崩归天，撒手西去。为了追念逝去的皇考、皇妣，也为了获取天下的民心，新登皇位的宣武帝元恪于是决定在龙门古阳洞之侧为高祖、文昭皇后开凿石窟二所，为生者求佑，为亡者祈福。
新开的石窟，定名为“灵岩寺”，完全沿用代京之旁的“灵岩寺”故名。窟室的选址，仍比照代京旧例，垂青于天然生成的石灰岩溶洞。而“二所”石窟的形式、结构，则紧紧遵循太和年间(477—494)所流行于代京的“双窟”之制以及穹隆窟顶与马蹄形平面，无疑，两处石窟之间有着血肉相连的关系。
双窟之中，最为瞩目者应属宾阳中洞。洞高9.3米、宽11.40米、进深9.85米。洞室的窟楣，处理成浅浮雕的火焰纹尖拱状。在尖拱状火焰纹正中，雕刻有神秘狞厉的怪兽头颅；尖拱的两端，布陈有腾越翻飞的二龙交尾。它们与其下雕刻的希腊式石柱有机地交接在一起，先自使人魂魄震慑，敬仰十分。在窟口的两侧，分雕有四阿式屋顶的仿木结构屋形龛。两龛之内，各雕有护法力士一身。力士头戴宝冠、身著帔巾、手持金刚杵，雄健的身姿、张扬的气势，凸现了佛法的威力无边，天国的至上尊严。在高达6.9米、宽近3.8米的窟门南北壁面上，满雕有三层栩栩如生的飞天、菩萨以及护法天王。洞内的造像，为北魏石窟常见的三世佛题材。主尊结跏趺坐于方形座上。座高3米，宽3.45米。像高6.45米，肩宽3.3米。头顶雕刻有旋涡纹的高肉髻，面相椭圆，鼻梁高直，一派英伟华贵之像。释迦服饰，设计为褒衣博带式的袈裟，内著僧祗支，胸间结带，右襟敷搭于左肘之上，全身衣纹折叠稠密，呈直平阶梯之状。无论是面相、坐式以及服饰，都充分展示了佛国主宰的庄重、慈祥以及尊严。在主尊的身后，设置有圆形头光三层，自外及里，依次为忍冬、同心圆以及莲瓣。头光之外，是附着于整个主尊身后的身光，高大阔绰，直接窟顶，外缘盖作繁丽耀眼的火焰纹，令人为之动容。主尊两侧，分置有两对胁侍。阿难庄重恭谨，迦叶清秀文静，他们与艳丽妩媚的文殊、普贤以及雄伟高大的主尊造像交相辉映，场面壮阔，气势恢弘，构成了整个窟室的主题。移目窟内南北两壁的壁面，还雕刻有一佛二菩萨造像各一铺。曲折繁复的衣带纹饰，绚丽飘逸的装饰图案，辅以各具神姿的供养天人，将整个石窟的艺术氛围，烘托推展到了极致。
除去以上精美华丽的造像以外，在窟室前壁的南北两侧，自上而下原本还排列有四层气势恢弘、场面壮阔的高浮雕，流畅的线条、合理的构图，称得上是宾阳中洞的压卷之作。可惜最为壮观的帝后礼佛浮雕已在上个世纪30年代为中外奸商合谋盗至美国，今分别保存在堪萨斯纳尔逊艺术博物馆、纽约市艺术博物馆，给中华民族留下了难以平复的巨大伤痕。尽管如此，当你迈步走向宾阳中洞窟室前壁的时候，那维摩诘经变的生动传神、本生故事的凄惨感人以及帝后礼佛的喧嚣豪奢与十神王像的凝重英武，仍旧能够摇曳震撼你的心灵，产生极强的艺术魅力。
一切迹象都在说明，由赫赫皇权所一手缔造的“石窟二所”，创造了中国石窟艺术史上最伟大的杰作，它那充满精气神韵的饱满构图以及精湛的艺术手法与宏丽的铺排场景，再现了北魏皇室的威严、豪奢以及强盛，浸透了一个马背民族在特定的历史转折时期，既青睐新都，又不忘旧京；既崇尚文明，又眷恋旧制，兼容并蓄、勃勃向上的复杂情感!
景明(500—503)开祚之年，北魏的政治、经济以及文化，迅速进入了一个高峰时期。承接孝文一朝赫赫余威的宣武帝元恪，出于种种目的，将开凿“石窟二所”、寄托一片哀思，当作至关重要的一项朝政。理想之中的皇家典范，于是就勾画为气盖天下的摩天之窟。在这种狂热思潮的导引下，灵岩寺石窟的开凿由是便出现了前所未有的宏伟场景。规划的窟室范围，独膺了伊水西岸最广阔的一脉领地；设计的窟顶，去地竟达“三百一十尺”，帝王的意旨，皇权的威慑，似乎是想抗拒一切敢于违背自己的客观现实。事与愿违的是，倾一国之力，历五年岁月，勉强得到的，只是“斩山二十三丈”的无奈结局。铁打的事实，迫使不可一世的北魏皇室不得不改弦更张。一味希冀的“三百一十尺”的高大窟顶，违心地变易为“百尺之制”。尽管如此，那雄浑壮阔的皇家气魄，仍令观者为之震撼!以致千余年后，明代著名诗人刘洙还在他脍炙人口的《游龙门宾阳洞》一诗中感慨万端地抒发“策杖登伊阙，披云倚画楹”的豪情。面对一代人主经天纬地的旷世伟业，这位文弱书生完全进入了一个梦幻般的人间天堂。在他看来，既然强横的大自然“佛性石镌出，塔光岚染成”，那么，作为一介寄情于山水之间的放浪墨客，就只能“更讶悬崖上”，一任“头陀撒手行”了!
需要提及的是，在下诏敕建灵岩二窟的不眠岁月里，宣武帝元恪并没有想到谨以此举来号令天下，大倡佛法。然而范例既已推出，皇权的魅力便无法阻挡，由此所导引的弥漫全国的凿窟建寺风潮，已经不是当朝天子骤然之间所能随意更变得了了!
顺应举国上下的一片佞佛狂潮，野心勃勃的中尹刘腾于永平年中(508—512)上奏为天子元恪“复造石窟一”，期望由此得到“天子”与“佛”的共同庇佑。自云冈以来风行一时的“天子即佛”的荒诞“宏论”，由是便被这位自命不凡的铁腕人物释解发挥，达到了几乎理想的境界；而平城的双窟之制，也因此被希冀勾连新、旧二京的元恪本人所彻底打破。“凡为三所”，拟凿三洞，萦绕后代千秋百世的“宾阳三洞”的重重迷雾便悄然升起!
刘腾的阴骘心计，在于逢迎骄奢威严的帝王。岂料新开石窟尚未及半，曾经被万民称寿的真龙天子元恪就在无端的忧虑中溘然驾崩。执掌朝政者，是出身华贵的女中豪杰胡太后。躬幸伊阙石窟，侈建九级浮图，倡领佞佛狂潮，鸩杀废后高氏……权倾一时的胡太后，成为左右朝野、炙手可热的风云人物。
为了遏止“后党”势力的急剧膨胀，刘腾会同侍中元叉于神龟三年(520)发动政变，幽禁胡太后于深宫永巷，射杀清河王元怿于洛阳市中，将一度被胡太后所操纵把持的北魏朝政，重新夺回到“帝党”的手中。功高盖世的刘腾，也因此官升“司空”，走向了他自己人生的巅峰。
令“帝党”势力大感失望的是，权倾朝野的司空刘腾，身居高官刚刚三年，还没有来得及彻底剿灭“后党”的残余，即于正光四年(523)因病薨亡。一年之后(525)，不甘寂寞的胡太后窥伺时机，再次宣布临朝称制。她迫不及待地将曾经追随刘腾的皇室元叉除官为民，接着，又敕命御林，将已经死葬两年的刘腾剖棺戮尸，实施了人世间最为疯狂的报复。
一场繁复残酷的宫闱争斗，制造了一段纷飞惨烈的历史，使得所谓“从景明元年(500)至正光四年(523)六月以前，用功八十万二千三百六十六”的这段历史记载，终于找到了最为有力的生动注解。它暗示人们，正光四年(523)六月以前，最有能力醉心主持开凿石窟三所者，是身为司空的显宦刘腾。而当这位关键人物一旦离开人世，宫闱争斗旋即进入高潮阶段，多事之秋的凄惨氛围，是决不能再维系大规模的石窟开凿活动的。这是宾阳三洞无奈中止的主要原因，也是《魏书·释老志》有意忽略历史事实、无意宣扬宫闱争斗的原委所在。走进饱经忧患的宾阳三洞，检点惟一完工于北魏之际的中洞以及骤然夭折的南、北两洞，历史记载与客观现实的巧妙吻合，不禁使人为之愕然!
从正光(520—525)之初至永熙(532—534)之末，显赫一时的北魏王朝已开始走向历史的终结，而曾经轰动全国、独领风骚的三洞石窟工程，也不得不拖着残破的躯体，艰难地走向历史的未来。在北魏覆灭之后的80年中，宾阳三洞是极少有高僧香客去留恋关注的。直到隋大业十二年(616)蜀郡成都县募人李子贇洛州河南郡兴泰县人梁佩仁先后于宾阳南洞镌造观音、释迦之像，寂寥许久的宾阳三洞才开始注入一丝世俗的活力。至于集会在此、巨大规模的造像热潮，则是唐贞观十年(636)之后方才逐步得以开展的。在这一时期内，丛集于宾阳三洞、慷慨出资发愿造像者如蚁攒聚，但大多是出身下层的普通百姓。出身高贵者，只有洛阳宫留守阎武盖、魏王李泰、豫章公主、魏王监陆、渝国公刘玄意等不足百人。他们虽然动辄侈糜巨金，竞相雕造繁缛富丽的各式造像，但除去精细的刀工、多样的变化以及浓郁的世俗情调可供欣赏之外，其余是断然不能与北魏时期宾阳中洞那样气势磅礴、精细华丽、飞动圆转的诸色雕像相比拟的!
唐代以后，国祚翻覆，战争连年，宾阳三洞与龙门其他石窟一起，寂然地退出历史舞台，从此无缘再作奢华之想。原本风光一时的繁丽造像，也渐次遭受无情的天灾人祸。及至宋元，由于道教的一度繁盛，使得延续千余年的龙门石窟违心地浸染上袍服黄冠所强加的一脉流风淫俗，那个曾被北魏皇帝亲口御定的“灵岩”之名，开始被人们疏忽忘却，代之而起的，是饱含道教情趣的“宾阳三洞”。这个阴差阳错的历史误会，胡涂了曾经辉煌一时的灵岩风韵，也迷惑了明清两代的达官贵人与生民百姓。以致于明代以后，“宾阳三洞”竟正式成为“灵岩三窟”的代名，频繁地出现在文人墨客的诗赋文章之中。1906年，法国人沙畹云游龙门，面对迷雾一般的“龙门三窟”与“宾阳三洞”，这位自诩精通中国文化的汉学大师，无力再作精细的考证与认真的释解，只能错将“宾阳三洞”视为唐代之窟，而将毫无关联的古阳洞、莲花洞、魏字洞，一概归纳进“灵岩三窟”的范畴①。沙畹的高论出现以后，世界汉学界迅速泛溢起一股“宾阳”热浪，众多的学者开始卷入了激烈争论的行列，写下了大量的研究文章。直到上世纪50年代，喧嚣的争论才随着刘汝醴一篇《关于龙门三窟》②大作的问世而告平息。
匆匆地浏览过绵亘千年的“宾阳三洞”，心中的感慨是难以言尽的。回味曾经萦绕在这里的弥陀沧桑与漫漫迷雾，无数的惆怅与困惑并没有因为诸多问题的明晰、释然而得以平复。面对积淀深厚的“宾阳三洞”，不知还有多少梦一般的迷团以及空幽神秘的故事等待着人们去梳理澄清，去思考领会!
潮起潮落。一页中国佛教艺术史上最辉煌的篇章虽然已经离我们远去，然而闻名天下的龙门石窟以及温润秀美的宾阳三洞却依旧容光焕发，光照人间!走进洛阳，最迫切一游的是闻名天下的龙门石窟；漫步龙门，最让人痴情留恋的是浓缩了太多太多历史沧桑的宾阳三洞；在宾阳三洞里踟躇徘徊，究竟该用如何美丽的语言来赞美这里的庄严佛陀、俊美菩萨，一时竟不知从何说起!
注释：
①沙畹的观点参见刘汝醴《关于龙门三洞》一文，《文物》1959年12期。
②刘汝醴：《关于龙门三洞》，《文物》1959年12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