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安自古帝王都”。在几千年悠长的中国历史上，长安是建都王朝最多、纵横时间最长、文化底蕴最为深厚的古城。南有巍巍秦岭，北有滔滔渭河，地处关中平原的长安，披山带水，地理形势险要，先后有西周、秦、西汉、西晋、前赵、前秦、后秦、西魏、北周、隋、唐等十多个朝代在这里建都，历时一千多年。凭借强大的政权，长安不仅缔造了繁荣昌盛的经济，成为雄居于世界东方的名城，获“西罗马，东长安”之称誉，而且创造了灿烂辉煌的文化，泽被后代，彪炳千秋。
作为“丝绸之路”上的重要都会城市，当来自南亚次大陆的佛教文化沿着这条五彩缤纷、闪亮耀眼的丝路逶迤东渐时，长安是最早接受佛教文化的中原都邑。早在距今两千二百年的秦代，就有十八个外国僧人跨越千山万水来到长安弘扬佛法。他们此行并不顺利，这从唐时著名高僧法琳的《唐破邪论》中可以得知：“释道安、朱士行等《经录目》云：始皇之时有外国沙门释利防等十八贤者齐持佛经来化始皇。始皇弗从，乃囚防等。夜有金刚丈六人来破狱出之。始皇惊怖，稽首谢焉。”尽管这段记载带有神幻色彩不可尽信，但我们依稀听到了佛陀叩响中原文化大门的初始之音。随着“丝绸之路”的开通，在叮当作响的驼铃声中，中原文化开启了吸纳异域文化的厚重大门：西汉哀帝元寿元年(公元前2年)，博士弟子景卢受大月氏王使伊存口授《浮屠经》。①由此，长安也徐徐拉开了演绎佛教文化的重重帷幕。
公元25年，光武帝刘秀在洛阳建立东汉王朝，承载中国政治、经济、文化的中心开始东向迁移。在此后三百年的历史进程中，长安始终是丝绸之路上传承佛教文化的重镇。被视作汉土真正沙门第一人的三国曹魏僧人朱士行，首开中土沙门西行求法风气，在甘露五年(260)，绕过距他最近的曹魏都城，来到满目苍凉的废都长安，以此作西行起点，开始他虔诚寻觅佛陀真谛的漫漫征程。而通晓西域各国文字、有“敦煌菩萨”誉称的高僧竺法护也辗转千里来到长安，在青门外造立了陕西第一座佛寺——敦煌寺，修行译经，弘扬佛法。在梵音袅袅声中，他“德化四布，声盖远近，僧徒千数，咸来宗奉”②。长安以王者之气逐渐形成佛教文化的中心磁场。
随着大一统强权政治的四分五裂，十六国少数民族政权也在血雨腥风中依次更迭。公元350年，前秦王朝底定关中，并以摧枯拉朽之势扫除了北方其他政权，统一了黄河流域。秦主苻坚在接受汉文化的同时，并没有忘却他们的“胡神”。政治从来就与宗教联姻，宗教给人民所带来的精神麻痹，更利于政权的巩固，宗教依附政权也得以广泛传播。苻秦主深知个中道理，他力倡佛教，不仅送襄阳道安“金缕绣像、织成像各一张”③，还把道安请到长安，大弘法化。有强权掌握者的大力支持和提倡，道安住在五重寺，对流传于汉地的各种手写佛经进行真伪鉴别，规定沙门以释为姓，制定僧尼赴请、礼忏等行仪轨范，并在以后作为定制世相沿袭。其时僧众数千人聚集长安，佛门兴盛，长安遂成为中国北方地区佛教文化最繁盛的区域，宏伟壮丽的敦煌石窟也在此期间得以开凿。
在乱世中建立起政权的后秦，燃起了更为高涨的佛教热情。公元401年，后秦主姚兴把名震西域的高僧鸠摩罗什迎请到长安，待以国师之礼，并在长安附近专门辟出逍遥园、长安大寺请其讲经说法，翻译佛典。既精通梵文又娴熟汉语的鸠摩罗什对翻译一丝不苟，完全忠于原作，临终前他自信地说：“若所传译经文无误，当焚身时，舌不焦烂。”后据说果然如此。当时全国各地佛教徒慕名而来，逍遥园一时门庭若市，姚兴当即在园内设寺，寺内临时构筑一堂，堂顶权以草苫，是为草堂寺，草堂寺成为我国第一个佛经译场。在“草堂烟雾”④的轻扬摇曳中，我们仿佛看到鸠摩罗什译经讲法的翩翩风姿，更看到姚兴潜心聆听的虔诚仪态。这位后秦主崇信佛法，亲自译经注论，力倡三世轮回，因果报应。在他的倡导下，后秦出现了中国佛教史上第一个以译经、说法和传教为目的的庞大的僧团组织，翻译了后来在中国被各佛教学派和宗派视为轨范的重要经典。一时间长安沙门云集，土木频兴，王公贵族率先建寺立像，各州郡事佛人家，十有八九。姚兴的故里，正是麦积山所在地秦州，流风所至，麦积山遂成了僧人的禅修之地，名僧玄高来此隐居时，这里已是“山学百余人”的佛教胜境。长安在魏晋十六国时无可动摇地确立了它在北方佛教中的中心地位。
佛教文化东传至此时，随着它的影响力和穿透力日益强大深入，它的个性色彩在博大精深的汉民族文化土壤中也被日渐消融。而长安以海一样博大宽广的胸怀，在包容吸纳异域文化的同时，同样以海一样宏大磅礴的气魄改造重构了异域文化，使佛教文化在与渊深广博的本民族文化交融互渗中，呈现出独特的面貌，产生出新的文化形态。这种新的文化形态凭着强大的政治经济实力和“京邑所居，五方辐辏”的发达交通，成为辐射全国的文化原点，同时又以不可阻挡的回流态势与原生态的佛教文化相碰撞，从而对西域地区产生反向影响。
姚秦弘始元年(399)，常居长安的沙门法显与惠景、道整、惠应、惠嵬等十一名高僧汇集长安，举行隆重的西行“求法礼拜”后，一路风尘仆仆度陇而入西秦，给受西域佛教影响的西秦带来了中原佛教文化的清新气息。炳灵寺169窟发现的目前为中国现存石窟中最早纪年题记的“建弘元年”(420)造像龛，那些有着鲜明汉地特征的禅定佛像及释迦多宝佛并坐像和半跏思维菩萨像，正是融会了汉晋以来佛教禅法的中原文化影响之结果。关中名僧玄高，妙通佛法，他曾率领百人以上的僧团，由长安一路浩浩荡荡奔赴麦积山石窟“穴居习禅”、讲经说法，大举佛事活动。后玄高又游凉土，有樊僧印等跟从学习，在西北成为禅学的宗师。始创于后秦姚兴时期的麦积山石窟，现存洞窟中第74和78窟是同时间开凿的双窟，正壁和东西壁高坛上塑三坐佛像，这种一窟三佛的组合形式，与姚兴信奉三世佛的思想相吻合。从其雄健壮伟与秀骨清像相结合的造像风格上，显示出浓郁的民族特征，这正是中原佛教文化的魅力所致。
这种反向影响，沿着丝绸之路绵延拓展到更为广远的西域地区。据《宋云行记》记载：“从鄯善西行1640里至末城。城中图佛与菩萨乃无胡貌。访古老，云是(前秦将)吕光伐胡所作……”吕光所作无疑是在西域佛教文化中打进中原佛教文化的楔子，由此可以想见，中原佛教文化对健陀罗艺术风格将会产生多么巨大的冲击力。而长安作为文化原点对中原东部地区的影响，则已远远超过了国界。《高僧传》卷10《昙始传》记载说：“释昙始，关中人。自出家以后，多有异迹。晋孝武太元之末，赍经律数十部，往辽东宣化，显授三乘。立以归戒，盖高句丽闻道之始也。”
早在3世纪初，龟兹一带已兴起錾崖作佛的热潮，这股热潮随着鸠摩罗什的到来而对后秦产生了影响力，时人“皆以为希奇”的“波若台”也因此应运而生。虽然经过岁月的荡涤，“波若台”已不复存在，但我们仍能通过文字的记载，来遥想当年它的形貌，追寻它的胜迹。据宋敏求《长安志》载：“姚兴集沙门五千人，有大道者五十人，起浮屠于永贵里，立波若台。居中作须弥山，四面崇岩峻壁，珍禽异兽，林草精奇，仙人佛像，俱有人所未闻，皆以为希奇。”依照这段记载我们可以想象，波若台在形式上可能是涂彩的壁塑和立体雕塑相结合，摹仿西域风格；像制上则是仙人与佛像并重，道教思想和佛教思想兼收。当蔚为壮观的波若台面对世人时，想必会引起世人多少的惊叹和赞美，而制作波若台的能工巧匠们也必定扬名塞北关外。事实上，当在金戈铁马中崛起于塞北草原的拓跋氏定都平城后，从全国各地移徙能工巧匠于京师，仅长安一地的“工巧”就有两千家，从而对云冈石窟的营建产生了巨大的影响。
北魏建朝后，尽管政治、文化中心北移，但长安并没有失却佛教文化的影响力，佛事活动没有出现丝毫的停滞。孝文帝时，世居关中的西羌豪族王遇任“将作大匠”，掌管皇室重要的营建工程。“性巧”的王遇，晚年又在故土建造了著名的晖福寺三级佛图，为文明太后和孝文帝祈福。而宣武帝时娇贵的延昌公主，也来到长安附近的耀县持戒修行。
“王朝虽死魂犹在，江山依旧属长安”。当繁丽华贵的云冈石窟和皇家典范的龙门石窟轰轰烈烈开凿的时候，长安以其蕴藉丰厚的佛教文化正在酝酿着一个新的辉煌。
注释：
①《三国志》。
②《出三藏记集》。
③《高僧传》。
④关中八景之一。
新疆吐鲁番出土北朝夔纹锦
● 夔纹是自商周以来中原地区盛行的主题纹饰，由于丝绸之路的怦然开启，这种纹饰遂欣然附着在织锦之上，沿着丝绸之路飘向遥远的西域，去迎接剽悍强劲的异域之风，从而使北朝时期的这件夔纹织锦获得了艺术的永生。
满目苍凉的长安城
● 将近两千年的岁月磨蚀，大汉帝王都城长安城垣已经是一片废墟。1941年，国民政府教育部艺术文物考察团的艺术家面对胜迹，不知正在作何种感叹!
大般若波罗蜜多经
● 平安时代的大般若波罗蜜多经卷第三百五局部，纵24.5厘米，折幅9厘米，现藏日本京都府立综合资料馆是中日佛教文化交流的见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