说起名闻遐迩的五台山，人人都知道它在山西省，是中国四大佛教名山之一。大多数人不知道陕西省也有一个五台山，位于耀县县城东2.5公里处，山上有瑞应、起云、升仙、显化、齐天五峰，顶平如台，满山树木葱茏，它乃是初唐被民间尊奉为药王的一代名医孙思邈的隐居之地，因此又称药王山，这是长安附近的又一处佛教胜地。当年，北魏延昌公主决然舍弃帝王宫阙，千里迢迢来到药王山附近的延昌寺持戒修行。她“结庵于此，手塑万佛”，建造了万佛寺。虽然宣武帝时屡屡下诏令她回归洛阳，但公主矢志不移，不从皇命，甘愿终生孤守青灯佛门。这位出身宫禁的金枝玉叶溘然“圆寂”后，遗言安葬在这寂寥高亢的大山之旁，四乡百姓闻讯痛哭，主动送葬者达数万人之多。如今万佛寺在悠悠岁月中早已灰飞烟灭，而因她所建的延昌寺却依然香火不绝。究竟是什么魅力能够将延昌公主从重重宫阙禁地吸引到了这个荒僻遥远的蕞尔小邑，后来闻名天下的大医学家孙思邈为什么又偏偏选定在这里隐居?这使得苍劲青翠的药王山因此平添了几分神秘。
沿着蜿蜒陡峭的台阶登上药王山，站在庄严神圣的药王庙前，感受着药王救治穷苦病人的伟大和百姓发自肺腑的敬仰，品味着著名戏剧家田汉1962年游药王山时所写的一首诗：“岩上宫墙下戏场，山南山北柏枝香。千金方使万人活，箫鼓年年拜药王”，我们继续寻访万众祈求福佑的佛陀的踪迹。
在药王山东面的一角，摩崖造像豁然就在眼前。只见长长的岩壁上赫然錾刻着20多个大小不一的佛龛，龛中佛像或站或坐，大多为隋唐朝时期所造，雕造精致，造型多样，这是长安附近规模较大的一处石窟造像点。其中一个佛龛中的造像深深吸引了我们的目光。走近高4米、宽2.4米的方形佛龛，映入眼帘的是头戴花冠、善跏趺坐的弥勒菩萨。他左手微握宝珠垂放在左膝上，右手抬举(可惜已断损)，两脚平踏双莲花座，胸前披戴的璎珞长长地垂挂在分开平放的双膝间，慈眉善目，面呈笑意，一派端庄温和亲切，给芸芸众生带来莫大的安慰和希望。从造像风格上看，弥勒菩萨的面相方圆丰满，脖颈肥短，体态粗壮，截然不同于北魏的身材挺拔、玉树临风的“秀骨清像”，雕造手法粗犷而又不失精细，这是北周向隋过渡时期的作品。
移步药王山博物馆，登上曲折蜿蜒的层层石阶，在香火袅袅的北洞，首先映入眼帘的是一座北朝后期的石塔，塔高两米有余，每层塔檐下都雕刻着精美的佛像，据药王山博物馆的工作人员介绍，这座石塔就是延昌公主“手塑万佛”的延昌寺之物，令人不禁肃然敬慕。
走过延昌寺石塔，更吸引我们驻足长留的是药王山碑林，这里收藏魏晋南北朝时期的佛道造像碑达一百多通，大部分来自药王山附近的河川塬阜，是全国收藏造像碑最多的文博单位之一。在一块块长方形的石头上，开龛雕刻着佛像，雕刻着供养人提名、发愿文和供养人像，也雕刻着一段段凝固的历史。
早在汉魏时期，就有少数民族散居于关中地区。公元317年，随着西晋王朝的寿终正寝，生活在西北边远地区的游牧民族，时称“五胡”的匈奴、鲜卑、羯、氐、羌等，携带强劲剽悍的“胡风”大举东下，先后入主关中、逐鹿中原。他们主要居住在关中渭北地区，或自成村寨，聚族而居；或与汉族交错杂居，互通婚姻，逐渐形成了“关中之人，百余万口，率其少多，戎狄居半”的局面。随着政治势力的强大，纷纷建立了政权。十六国时期，氐族苻氏在关中建立前秦，西羌姚氏建立后秦；北朝时期，鲜卑拓跋、宇文建立北魏、北周。尽管执政者在政教上竭力靠拢汉文化，但他们毕竟缺少儒家、老庄文化的修养；虽然信奉佛教，但缺乏对佛教义理的阐释。由此，反而推动了北方佛教在雕刻造像上的进一步发展。
号称帝王之都的关中地区，东邻富饶美丽的河洛平原，南是高耸入云的秦岭以及裹挟在秦巴山地之间的汉江盆地，西出大震关便是狭长破碎的陇东丘陵与沟壑地带，向北则是一望无际的黄土高原。佛教艺术处在凉州、云冈、龙门三大造像模式夹击的地理位置上。虽然丝绸之路和近在咫尺的文化繁盛之地洛阳徐徐不断地传播输送着新的佛教文化信息，但四面包围的地理形制，又使它处于一个相对封闭的地域。这个地域自古就是中原文化的发祥地和中心地区之一，文化积淀深厚，因此便可能产生出民族形式最强、外来形式最弱，民间意味最强、贵族意味最弱的佛教艺术。这就是渭河两岸不同于山西、河南、山东等北方地区的造像碑。
历来的开窟造像活动都离不开皇室的支持和扶持，而石窟佛像也大都开凿雕造在宗教活动中心或京城附近，但关中渭河两岸的造像碑却是由乡村民间的邑团结社而作，立在村口路旁和寺庙里，供人瞻仰朝拜，这是民间的一种崇佛拜道的活动。这里的“邑”，是一种随意性很强的临时性组织，少则几人，多则成千上百人。一个“邑社”，通常是由僧人、施主、邑官及邑子组成；或以聚族而居的同族同宗同姓的大族为主体，一个村落或几个村落联合起来，共同出资雕造，以求功德。“邑社”是民间私社的一种，这种民间结邑组织机构松散，他们不是因共同的宗教信仰而结合在一起，而是为了社会的、经济的、宗族的利益结合在一起，他们中可以有不同的信仰，信佛或信道。为了共同的生活利益寻找不同宗教的共同点，这使得在上层社会中常常发生的“佛道之争”，演绎为民间的“佛道合慈”的生动画面。如朱奇兄弟造像碑，是朱奇兄弟三人及家眷为父母所造，碑四面造像，既有佛龛也有道龛，它说明在这个都担任地方中下层官吏的朱氏家族中，佛道兼信，不同信仰共存互容。
药王山结邑造像碑人数一般在30到80人之间，最多为250人左右。从结邑组织的多种姓氏种类和供养人题记的不同姓氏，特别是供养人姓名中相当数量的“胡”姓，反映出多民族杂居并趋向融合的社会现实，这是关中北朝造像有别于中原内地任何地区的又一个地方特征。《魏略》说：氐人“其俗，语不与中国同，及羌杂胡同，各自有姓，姓如中国之姓矣。其衣服尚青绛。俗能织布，善田种，蓄养豕牛马驴骡。”氐族由于与汉族错居，深受汉文化影响，既有类似汉族的姓氏，通晓汉语，又有相同的生活习俗。著名的北魏姚伯多造像碑中的姚氏家族，可能就是后秦姚氏的后裔。药王山造像碑中，有不少题记证明氐、羌、匈奴与汉族互通婚姻的历史现实。刘文郎道碑中记有“刘续妻姚时上”，姚氏为西羌姓，而刘氏则为匈奴或汉姓，说明这是不同民族间的通婚。在渭北造像碑中，氐、羌、匈奴、鲜卑、羯等部族复姓频繁出现，如荔非、钳耳、同蹄、似先、夫蒙等。随着各部族之间的逐步融合，及至隋代，这种复姓已不多见，而到唐代已很难再从姓氏上区分他们的部族所属。
与同时期的其他地区相比，关中北朝造像碑中出现了大量的佛道造像，这又是一个极富地方性的特点。佛道造像，与关中地区道教的流行和佛教的兴盛有着不可分割的联系。道教在东汉时期兴起于四川和汉中，东汉末年开始在关中传播。建安二十年(215)汉中五斗米道教主张鲁降曹，迁居中原，大批追随者随之定居关中，陕西地区开始有道教信徒，后发展为楼观道派。北魏时期，关中出现了世奉天师道的豪宗大族，天师道大师寇谦之就出身于豪门显族寇氏。寇谦之在五斗米道的基础上进行宗教改革，模仿佛教，重视诵经礼拜，并模仿佛教造像，进行道教造像，北魏都城东南的天师道道场上就置有天尊和神仙诸像，因此新道教在理论和形式上都受到佛教的影响。北朝道教造像最初的、基本的图式和构架都直接来源于佛教艺术，然而在它的发展、成熟和完备过程中，也给佛教艺术的本土化产生了深层的有力的影响。事实上，我们很难在关中地区的佛像上看到典型的印度样式，甚至是“凉州模式”、“云冈模式”和“龙门模式”的辐射作用也受到了很大的制约。因此，佛道并存，正说明传统文化、本土文化对外来文化的包容和改造，它们在相互影响、共同发展中走向融合。较早的佛道并存造像出现于后秦姚兴的波若台中，尔后关中地区在北魏、西魏和北周出现了一大批的佛道混合造像碑(以及石窟)，耀县尤为多见。药王山碑林中，珍藏着魏文朗佛道造像碑、姚伯多兄弟佛道造像碑、绛阿鲁佛道造像碑、李昙信佛道造像碑等。这些造像碑的供养主尊，有的是佛道并龛，有的是以佛为主、以道为辅，有的是以道为主、以佛为辅，道尊多戴冠蓄髯。碑面布局分上下两部分，上半部为龛楣及龛上装饰，下半部为供养人像。
从关中北朝造像碑的题材、形式和錾造技法上看，主要继承了汉代以来就有的传统，具有强烈的民间趣味。汉画题材中普遍出现的日轮、月轮以及其中的金乌、蟾蜍和玉兔，直接被采纳到造像碑上，就连在汉画像石上日轮、月轮常常位于构图左右上角的这种图式和位置也被全部移植过来。我们在造像碑上，看到雷公正在奋力击鼓，风伯在鼓嘴吹气；看到龙首交缠，凤凰起舞；我们甚至看到很多在汉代民间有着特定象征含义但与佛教的根本教义本应相冲突的题材与佛像“和平共处”，如象征吉祥的鸡、福禄的鹿、公侯的猴等，它们与飞天一起环绕在主尊的左右，衬托着佛的威仪。艺术形式上，除主龛的浮雕形式外，其余图像大都沿袭陕北画像石的减地阴刻手法，更接近绘画的平面性而不是雕刻的立体性。构图上，采取分格处理方式，一图一榜题，与汉画传统手法相一致。皇兴五年(471)所造著名的弥勒石像，在背面从上至下分八层，除了最下层(第八层)是铭文，其余每一层分格雕刻着“佛传故事”，人物形象的侧旁留有“榜题”，①雕刻手法完全采用减地阴刻，人物只刻出动态轮廓，五官细部全都省略了。由于关中北朝造像碑大多是农村邑团所造，它的像主主要出自中下阶层，因此呈现出朴实粗拙、简单自然的民间风格特征，而迥异于其他地区风格。
站在这些别具一格的造像碑前，解读着遥远岁月中人们的祈盼祝祷，深深感受着汉文化的魅力，我们似乎明白了药王山的神秘所在。
注释：
①榜题无文字，汉代画像石榜题中亦有不刻文字之实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