独揽大权的宇文氏随着西魏国力的与日俱增，乃至抗衡于东魏，他不再需要西魏元氏作为自己政治上的招牌，557年以禅让的方式取代了西魏，建立了北周政权。北周时期的石窟造像步西魏之后尘，以小石窟的开凿和造像碑为主。关中北部宜君县的麦洛安石窟、花石崖石窟、陕北高原榆林县开光城下的6个小石窟，以及神木县虎头峁的两个摩崖造像龛等，都是这一时期较有代表性的石窟。窟中造像方拙短壮，头大颈粗，雕刻疏简，明显地由北魏后期造像面容的瘦削清癯，转向面容的宽肥圆硕，具有北朝晚期向唐代过渡风格的特征。与北周石窟造像的演变相一致，北周石刻造像雕造粗略，大多是除主尊、胁侍和供养像外别无其他雕饰，显得粗放简朴。
代表东魏、北齐造像最高水平的是响堂山石窟和天龙山石窟。响堂山石窟中的造像，一反北魏后期的“秀骨清像”模式，体态由修长转为匀称、健硕，面相由清秀转向浑圆、丰颐，长颈削肩变为短颈宽肩，面貌神情由清俊灵彻显为朴实敦厚，服饰由“褒衣博带”式袈裟转而多用敷搭双肩式袈裟，一派强劲、敦实、厚重的北方风范。天龙山石窟的东魏、北齐时期造像，较多地保留着龙门、麦积山北魏后期的特点。这两处石窟雕造精细，衣裙褶襞富有装饰性，造像周围的雕刻趋于繁缛。
北周与北齐在造像风格上虽然都有向丰圆、敦厚发展，脱去北魏相式轨范的共同特点，但一个粗疏，一个精细，有着明显的差异，而北齐本身的造像也存在着遵循和背离“龙门模式”的差异。这些趋同和差异实际上与上层统治阶级有着密切的关系。
北齐由高氏军人集团执政，他们来自北方草原的“武川六镇”，由于长期边疆地区的驻扎，深处拓跋鲜卑的文化氛围中，意识已经鲜卑化，尽管他们出自不同的民族，但他们的文化观念在很大程度上属于鲜卑。虽然孝文帝迁都洛阳后进行了一系列的汉化改革，但并没有触及他们的生活。当时的六镇已不受时局重视，几乎是文化孤岛，鲜卑文化自然而然成为思想的主流，这使他们更向鲜卑文化靠拢，被目为“鲜卑”也就不足为奇，所谓“既累世北边，故习其俗，遂同鲜卑。”①当他们由鲜卑文化单一色调的北方走向汉文化绚丽多彩的中原时，他们必然倾倒于汉文化的无穷魅力。此外，高欢起兵据邺时，完全可以自立为主，但他深知自己出身卑微，难凭一己之力号令诸侯，只得推孝静帝为主，是为东魏。为了能安国顺民，壮大力量，高欢高氏集团不可能推翻北魏的典章制度和文化思想而改弦易辙，这样高欢高氏集团，不管是在挟天子以令诸侯的东魏，还是禅代东魏政权之后的北齐，都遵从北魏正统，接受学习汉文化，正如《隋书·音乐志》所说：“齐神武霸迹启创，迁都于邺，犹曰人臣。故咸遵魏典；及文宣初禅，尚未改旧章。”东魏、北齐一如前朝继续提倡佛教，中落的洛阳属于东魏版图，它直接对东魏产生影响，佛教文化势必以北魏后期为规范，因此这时期开凿的晋阳天龙山石窟保持了龙门的造像特点，佛、菩萨身躯修长，衣裙宽大，温文尔雅。然而，“天苍苍，野茫茫，风吹草低见牛羊”的北方民族气质已经融入高氏集团的血液之中，“杨柳岸，晓风残月”的婉约清丽难以销蚀豪放粗犷的北方民族性格，在压抑中蓄积太久的鲜卑文化能量终究要找到释放展示的舞台，于是那些“元气浑然，不复以姿媚为念”②的造像出现在响堂山石窟中，那些面形浑圆、眉梢低下、身躯粗壮、下肢略短的造像，似乎就是北方民族的身形，而供养人的普遍胡服装扮，则无疑反映出鲜卑文化习俗的卷土重来。
同样，北周宇文氏出身于六镇军人集团，没有经受过孝文帝改制的洗礼，拓跋鲜卑的思想文化在他身上可谓根深蒂固。他把北魏的灭亡归罪于汉化改革，因此便“恒以反风俗、复古始以为心”，回复到孝文帝改制前的北魏太武帝拓跋焘时期的政治局面。当时北周长孙俭曾出使后梁萧察，“大为鲜卑语”，令南人不知所措，“惶恐不敢仰视”③。在宇文氏“摈落魏晋”的皇家意志驱策下，人们的审美风尚也发生了转变，由对清秀文弱的阴柔之美的崇尚，转为对雄浑刚健的阳刚之美的追求。于是，那些身粗短、面丰圆的造像就出现了。
北周与北齐造像沿着共同的趋势发展，却产生了粗疏和精细不同的风格。究其原因，响堂山石窟和天龙山石窟开凿在东魏、北齐的两个政治中心也即佛教中心上都邺城和下都晋阳，当时这里云集了洛阳的沙门和工巧，它们的开凿承接了龙门的皇家水准，更何况，它们本身就是由皇家出资建造的，自然具有皇家端庄华美的气度。而以关中为主要控制地的北周，地狭民贫，石窟石刻多由县令和太守以下的地方官吏及乡邑民间投资建造。由于力量单薄，加上关中地区传统的雕刻手法，故大多雕造粗略，显示出拙朴粗放的民间造像特征。这种特征虽然在关中具有普遍性，但随着北周发展壮大，国土日渐扩张，东面楔入洛阳，西南拥有川蜀，南北交通趋频，外来的影响使它产生潜在的变化。四川成都万佛寺北周时期的造像，衣褶密垂，璎珞满身，雕刻精致，这对于北周都城长安有着直接的影响。长安在当时出现了一批汉白玉造像，制作精良，雕造细致，代表了当时最高的造像水准和京城最高宗教集团的审美意趣。
从来“模式”、“典范”就意味着一种创作的极致和规范，它束缚创作，更束缚创新。它带来的是循规蹈矩，不敢越雷池一步。它以千篇一律的面目出现，而缺少勃勃的生机。东魏、北齐由于“咸遵魏典”，处于龙门模式皇家典范的追随之中，缺少率性而为的自由。西魏、北周虽处在凉州、云冈和龙门三大模式的交叉辐射地带，但相对封闭的地域使它没有受制于其中的某一种模式，从而拥有创作的自主权。那些分布于乡间山峁细流间的小石窟和挺立在道口路旁的造像碑，因疏离了“模式”、“典范”的羁绊和皇家意志的干预，更显示出顽强的生命力和活泼的创造力，由此成就了它的丰富性和独特性：强烈的汉文化色彩、兼容互渗的不同宗教、多姿多彩的民间艺术形式。它如同一位素面粗服的乡村姑娘，粗糙的外表下，却有着最天然淳朴的本质。自然、随意的造像，古拙、质朴的雕刻，耐人咀嚼，令人回味。它以原始的生命律动镌刻着我们永久的回眸，它造就了永远的长安!
注释：
①《北齐书》。
②阮元：《鲁颜公“争坐位帖”跋》。
③《周书·长孙俭传》。
北周宇文泰墓
● 宇文泰(507—556)，西魏大臣，曾拥立北魏孝武帝西奔长安，大权在握，炙手可热，可惜如今已是黄土一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