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81年，隋文帝杨坚登上皇帝宝座。从此，中国历史上第三次囊括海内的大一统王朝的锦绣帷幕，便正式拉开!
大一统的隋代王朝，决然实施了中国封建统治者依靠宗教维系国脉的强权政策。饱经北周武帝“毁佛”狂潮肆意摧残，喘息方定的弥天佛教，终于又看到了云开雾散的一线生机。
从开皇元年(581)到仁寿三年(603)，在短短22年的时间内，大隋王朝接连颁布了数十道温情脉脉的诏令敕命，竭尽全力为如同惊弓之鸟的佛教弥陀撑腰打气。先是听任民众离俗出家，倡令州县“计口出钱，营造经像”，接着又修寺建塔，寻求真本，收拾残破，重新打造出一处处摩崖石窟，一座座金、石佛像。敛声匿迹长达五年之久的失意佛教，再次追寻回了往日那种僧徒溢道，香火照天的显赫与辉煌。
悠悠47年的惨淡经营，为接踵而来的大唐佛教的千秋大业，奠定了良好的基础。刀光剑影的隋末战乱，竟不能撼动无数沙弥所苦心营构的磐石之基。及唐武德七年(624)，道士傅弈上疏消减天下佛事，海内僧尼竟跃然高达十万之数。五年之后，唐太宗李世民为报母恩，舍通义宫为尼寺，并屡屡下诏州郡普度僧尼，还相继在各战场建造佛寺十余所为阵亡将士超度亡灵，一时全国寺宇骤然暴涨至3716所，伽蓝之建亦“制过宫阙，穷奢极侈，画绩尽工”①，一步步走向巅峰!
中央集权的强大魅力，吸引了南北两地的丹青妙手。经历北齐、北周两代王朝的杨子华、田僧亮、展子虔、杨契丹，师承南朝绘画传统、改代入隋的董伯仁、郑法士、孙尚子，就是在这样的环境下，相率来到长安、洛阳两京之地，共同勾绘出有隋一代释道题材的壮丽画卷。迨至大唐王朝改隋换代，活跃在两京之地的绘画大师更与时俱增，往来不衰。擅绘寺观壁画的吴道子、李果奴、郑虔、杨庭光、毕宏、韦銮以及王维，善绘西域人物及菩萨的于阗国人尉迟乙僧，精写释道人物的张萱、韩斡与周昉，各以其石破天惊的神来之笔，为唐代释道绘画史留下了熠熠闪光的优秀篇章。
与丹青妙手的闪亮登场相呼应，出身低微的雕塑名家也不甘寂寞，用凿刀、泥土雕塑出一尊尊永恒的艺术极品。生于隋末，活跃在隋唐两代的相匠韩伯通、宋法智、吴智敏、安生；集结在尚方丞、苑东监衙署内的官匠窦弘果、毛婆罗、孙仁贵；出身世家，以技艺博得皇室匠作官员青睐的“塑圣”杨慧之以及张寿、张智藏兄弟与陈永承、刘爽、赵云质等人，遂有幸将自己的名字，长留在隋唐雕塑艺术历史的丰碑之上。
伴随着帝王诏令的迭次颁布与百工伎巧的纷呈献技，东来西去“送经”、“取经”的中外高僧与相关人士，则精神所系，责无旁贷，竭力将追求规范仪轨、看重佛像原本的虔诚理念推展挥发到无以复加的最高境界。
先是玄奘自天竺带回佛像七躯，借助于唐代帝王的极力推崇，从而迅速流布全国，成为各地工匠们争相摹写的标准范本。其中优填王一像尤得风气先，数月之间便横肆在长安、洛阳两京之地。传递信息之风动神速，摹写仪轨的精确标准，不禁令人叹为观止!从龙门石窟迄今依然存在的七十余尊优填王造像，我们可依稀感受到昔日大唐帝国不甘保守，政令肃然的凛凛风姿。
玄奘之后，雕塑大师宋法智曾在贞观十七年(643)随李义表、王玄策等朝廷大吏出使天竺。他喟叹菩提瑞像“自弥勒造成以来，一切道俗规模图写，圣变难定，未有写得”②的种种弊端，因此决心“至诚殷请，累日行道忏悔，兼申来意，方得图绘”③来自中印度摩揭陀国的“摩坷菩提树像”样本。归国以后，这类图像得力于上层僧侣集团的着意提倡，旋即由两京之地发轫流播，迅速泛溢于全国各地的主要石窟寺、庙。在王玄策《西国行传》以及张彦远《历代名画记》等文献记载中，在龙门石窟宾阳南洞的西壁上，在蒲江飞仙阁第9龛以及有永昌元年(689)题记的第60龛中……我们可尽窥当年京州郡县争摹天竺样本，竞雕菩提瑞像的感人盛况。
统一帝国容纳百川、求新开放的强大感召力，为百工伎艺提供了大展雄才的广阔舞台，也为各种宗教的竞相传播创造了良好的施教氛围。自初唐以降，不惟传统道教在与佛教的长期斗争中争得了赖以存在发展的可靠阵地，即便是密教、景教、三阶教等诸多外来宗教，也获得了长足的发展。极目隋唐两代三百余年的悠悠岁月，基本是百花齐放、百舸争流的融融和弦。
开阔的皇家气度、宽厚的宗教政策以及优越的时代氛围，促进了雕塑绘画、宗教传播的繁荣，同时也为中国石窟艺术大踏步地走向辉煌，奠定了良好的基础。承上启下的山东青州驼山、云门山以及济南玉函山与天龙山隋代造像，独领风骚的唐代彬县大佛寺石窟、麟游慈善寺石窟、耀县药王洞石窟、剑川石钟山石窟、乐山凌云山摩崖大佛，续写辉煌的隋唐龙门石窟、敦煌莫高窟、庆阳南北石窟寺以及广元皇泽寺与千佛崖，正是这一时期中国石窟艺术的压卷之作。
在大一统封建王朝强权政治的卵翼下，一种代表最高水准的石窟寺艺术典范格式，也首先在长安与洛阳两个帝王之都酝酿形成。这种石窟寺艺术典范格式，就是美术考古工作者近年来已经基本认可的“长安模式”与“龙门模式”。
从根本性质来讲，长安是正朔所在的帝王之都，龙门所在的洛阳只是处于犄角之位的陪都；从具体的地理位置来讲，长安是一个炙手可热的王朝都会之所在，龙门只是一个依附于陪都所在的乡邑；然而从石窟寺艺术的历史渊源与总体水准来讲，一个小小的乡邑所在却赫然能与王朝都会所在的长安相提并论，这就不能不使我们对这个京畿乡邑刮目相看!
翻开中国历史地理图册，我们意外地发现，同样是帝王之都，然而整个长安都邑附近却找不到一处类同于洛阳龙门那样适合雕造大型石窟的山川地貌。于是，历史便不可逆转地将绝好的机遇让给了洛阳龙门；于是，一个小小的乡邑便独占了历史的“花魁”，理直气壮地昂首起来与帝王之都的长安平分秋色，大胆抗鼎了代表着另一个帝王之都的皇家模式。
令人更加不可思议的是，就是这样一个龙门石窟，逶迤延绵一千五百余年的漫长历史，昂首成为中国石窟艺术史上足以与云冈、敦煌所鼎立抗衡的三大石窟寺之一。在最为辉煌的5——8世纪，它甚至完全替代了正朔之位的长安模式，俨然作为当时中国最大的石窟寺群而笑傲苍穹。观赏摩挲龙门石窟数以千计的造像题铭，我们惊讶地发现，那些世代居住在长安附近歧州、雍州、陇州、同州等地的大量僧众信徒，宁可绕开毗邻自己家乡最近的石窟寺庙，却偏偏要千里迢迢地逾关渡河，虔诚地走向另一个帝王之都的龙门石窟去顶礼膜拜，发愿造像。诸如此类生动感人的历史事实，雄辩地证明了龙门石窟堪为“天下第一”的客观存在。
与龙门模式相比，长安模式的基本内容，主要来自远在京畿之西的麟游、豳州等地的石窟寺造像。恢弘的场面，博大的气势，似乎也可以显示帝王气度的高贵风采，然而面对“天下第一”的龙门石窟，它却不能不退避三舍，甘拜下风。因此，从某种意义来讲，“龙门模式”足堪为优先于长安模式的另一种皇家模式。推测假定没有“长安”这个历史名词的客观存在，可以想象，以“龙门模式”作为有唐一代惟一的一个皇家模式，或许是舍此其谁的一种最佳选择。
需要明晰的是，如果说隋代石窟艺术在石窟形制、铺像组合、造像风格、壁画内容等仪轨方面还多少携带着南北朝时期一些随心所欲的地域特色的话，那么，从唐代开始，一切转型过渡时期的那种瞻前顾后、小心翼翼的扭捏作态则统统被继往开来的浩荡气魄所荡涤净尽。别开生面的是富丽盈满的窟型结构、位序分明的铺像组合、丰腴肥美的像式风格以及恢弘壮阔的经变绘画。
诚如上述，我们必须看到，在大唐石窟艺术的锦绣长廊里，石窟的形制，不再只是天堂弥陀所独有的那份飘渺迷茫的宁静与神秘，代之而起的是草野生民所能摸得着、看得见的那些真切现实的富贵与温适；像的组合，不再只是三五反复，或多或少摇摆位序，代之而起的是下界众生所能领会理解的那种最高风范的七九组合与不可逾越的尊卑与差别；造像的风格，不再只囿于裹挟前代王朝所茕遗的那种方正丰圆与比例失调的范式仪轨，代之而起的是善男信女们理想中的那种高贵典雅与相濡以沫的世俗亲情；壁画的内容，不再拘泥早期那种陈旧单一的佛本生与佛传故事题材，代之而起的是那些不费时机而又简便易行、催人陶醉的大型经变绘画。“菩萨如宫娃”，“弥陀似生人”，一如人间的佛殿窟、大像窟，体现大乘佛教粉墨登场的释迦多宝并坐，宣称可以救苦救难的地藏菩萨、展现密教无穷风姿的千臂观音、十一面多臂观音、千手千眼观音，反映佛道斗争融合的太原龙山道教石窟与四川安岳玄妙观石窟以及仁寿牛角寨三教并存摩崖造像，无一例外地构成了大唐盛世石窟艺术绰约风姿的浪漫洪流。
大唐王朝的神圣威力，在于其可以任意打造适合自己封建统治的石窟艺术的典范模式；大唐王朝的开放气度，同时又在于其于不影响封建统治原则的前提下，尽可以包容孕育不同特色的地域石窟艺术风格。从初唐风标到盛唐典范，从虚幻颂歌到世俗绝唱，帝王京畿的皇家模式与州郡乡邑的地域风格相互依存，彼此影响，逐步达到了完美无缺的共同和谐。
毋庸讳言，从初唐以降，由龙门、长安东西两京模式中率先承传规范的摩崖大佛，曾经随着岁月的流失而不断逆流西进，折转南下，迅速泛滥在全国各地。7——8世纪之前，在东西两京的石窟寺群中，先自积淀成就了各种净土变与密教形象，之后，这种标志着中原窟龛的皇家典范，又随之南及四川，西达新疆，卒成燎原之势。从历史发展的链条上探索观察，由佛教文化各个源头分路西进的石窟寺艺术虽然曾不断影响过中原地区皇家模式的生成与发展，然而当标准规范的皇家模式一旦生成，逆流而上的强大趋势却往往让来自源头的石窟寺艺术自叹弗如。
应当指出，各个文化的历史成因，在于其一定的共同性，而各个成熟的文化，更在于其不断流布的时间与空间上，每每存在有巨大的地域差异与不懈的裂变活跃等不平衡性。从全国石窟寺艺术共同蕴涵的盛唐气韵与四川地区、江南地区倚坐弥勒、净土及各种观世音造像生成发展远远晚于中原地区等特殊的历史现象来看，整个唐代的石窟寺艺术，完全可以作为诠释这种文化现象的生动注脚。
“最是开元天宝朝，毕竟昨今两不同”。流连倘徉在龙门石窟高耸慈祥的卢舍那大佛之前，往往会浮想联翩，情不能自抑。默然回望无尽风韵的大唐石窟艺术，我们无法否认，在一条如此典雅神圣的历史轨迹之上，顽强标写的竟是集结与推展、吸纳与规范这两个对立统一的不朽主题!
注释：
①《狄仁杰疏》。
②王玄策：《西国行传》。
③同上。
陕西彬县唐应福寺遗址
● 应福寺是唐代长安西北的重要石窟寺院，窟龛、建筑俨然有帝王贵戚的风范。岁月沧桑，风光不再，清代补缀的窟外建筑庸俗委琐，不免有狗尾续貂之嫌。
张萱《虢国夫人游春图》
● 虢国夫人是唐玄宗宠妃杨贵妃的三姐，当时杨家姊妹凭借权势在长安风光一时。杜甫《丽人行》诗句“三月三日天气新，长安水边多丽人”，描绘的就是杨家姊妹的殊荣。此图为唐代张萱所绘，表现的是虢国夫人游春的场面。
密宗西方三圣造像
● 密宗是佛教宗派之一，与显教相对。是大乘佛教后期同婆罗门教等某些教义相结合的产物。由主尊无量寿佛与胁侍观世音、大势至组合而成的西方极乐世界三圣造像，是密宗艺术中的流行题材，此处石窟造像体现了密宗造像的典型风格。
西安碑林藏三阶教碑额
● 三阶教亦称三阶宗、第三阶宗、佛法，简称三阶，创立者为隋代僧人信行。其基本教义是将全部佛教按时、处、人分为三类每类又各分为三阶，故名。现存于世的三阶教实物不多，珍藏于西安碑林博物馆内的唐三阶教大德禅师碑仅存碑额、碑身上部。碑额螭首，身首高140厘米、宽73厘米、厚21厘米，记大德禅师弘诸事，为难得的佛教文化珍品。
四川广元千佛崖唐一铺七尊石造像
● 中国佛教造像组合早期多为一铺三尊，隋唐以降发展为一铺五尊或者一铺七尊、九尊。场面宏大，位序分明。四川广元千佛崖造像正是唐代铺像组合形式的浓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