元、清两朝，为中国北方草原少数民族，在中原建的政权；因其文化落后，对深厚文化的汉民防范更严。初进入中原即大事屠杀，然后是政治的压迫。谢枋得《送方伯载归三山序》云：“滑稽之雄，以儒为戏者曰：‘我大元制典，人有十等：一官、二吏，先之者贵之也；七匠、八娼、九儒、十丐，后之者贱之也。吾人品岂在娼之下、丐之上者乎’?”又郑思肖《心史大义略序》云：“鞑法：一官、二吏、三僧、四道、五医、六工、七猎、八民、九儒、十丐。”
　　蒙元从政治成分分：蒙古人，为高官大吏；色目人，为其征服以西之欧洲藩属；汉人，为辽、金统治过的华北人；南人，南宋统治下的南方汉人。虽然三僧、四道受到尊重、供养，但宗教人氏都成顺民。地方上官吏虽也有汉人担任，但必有一蒙古人、色目人管理一切，汉人不能私藏兵器。统治者的贵族们，掠夺民间财货土地，甚至将良田占有作为牧场。
　　然在这一时期，外族音乐大量输入；有大曲、小曲、回回曲，使宋词演变为元代的杂剧，所以中国真正的戏曲，始自元代之杂剧。(第2-3页)
　　元代统治汉人虽极严厉，但在文学思想上，是一个自由放任的时代。由于儒家思想的衰微，文不再载道。蒙古贵族虽好战，但却喜欢声色歌舞，所以元代杂剧、戏曲特别兴盛。元代文学插入佛教人物、故事，可说微不足道，本文无所取材故略。
　　有清一代入主中原，是明朝降将洪承畴、吴三桂引兵入关的，在华北杀人较少，但在华南有“扬州十日”、“嘉定三屠”之大屠杀；王秀楚的《扬州十日记》：史可法和他的扬州军民，几乎死伤殆尽、全部殉难。明末全国人口有五千一百万多人，到了顺治十七年，全国户口不到两千万人；40年中人口少了三千万。满人对待汉人不像元蒙，虽同样经过初期之屠杀，一旦稳定政权后，便实行武力与怀柔双管齐下之政策，所以清代在文化上有一定之成就。起初兴文字狱钳制人民思想，明末清初之遗民，更痛心明代空谈理学，故力倡重新研究经、史之学，称之为“朴学”；在方法上重视小学、校勘、辨伪，称之为“考据学”，其成绩可与先秦哲学、两汉经学、魏晋玄学、隋唐佛学、宋明理学前后比类。清政府自始以“八股文作科举取士”，收罗宿儒遗老；从康熙开始从事古籍编纂，如《康熙字典》、《古今图书集成》等。到了乾隆规模更大，又编《续通志》、《续文献通考》、《续通典》，以后再编清朝自己之《清通志》、《清文献通考》、《清通典》、《全唐诗》以及《四库全书》等。其目的是把读书人送入故纸堆里去，以免他们思想造反，但对文献之保存确实也有贡献。清代文学虽不足观，但是作了三千年来各种旧文学、旧文体的总结，同时孕育了20世纪中国新文学的萌芽。梁启超氏批评清代诗词“浅薄、寡味”，“以言夫小说，《红楼梦》只立千古”。(第264-269页)也只有《红楼梦》涉及到佛教思想。有清一代自身来自北边，入关后为拉拢西藏、蒙古，所以提倡的只是藏密佛教，对汉佛教毋宁说是以“冷处理”方式、任其浮沉，所以清文学中佛教色彩可说极微，别无可述之处。
　　最后，我要介绍印度的《罗摩史诗》。《罗摩史诗》(Ramayana)与《摩诃般若多》故事很相近，但没有哲学思想，只是纯文学，表现了忠孝节义的动人诗篇。我们只稍作介绍一下：
　　十车王(Dasaratha)长子罗摩(Rama)很贤孝，当知其父亲不得已要答应其次后，立其子为太子时，为了避免增加宫中之权力斗争，乃自行带着他的妻子西妲(Sita)及母后所生之兄弟，自我流放森林中，与鸟兽土人相处极为融洽。因为西妲十分娴熟美丽，为锡兰岛酋长所掳，猴王率领猴军帮助罗摩抢回了西妲。
　　十车王见王后所生之太子及另外三个儿子都离开了，随即忧闷而死。而次后之子般若多(Bharata)对其母亲之行径深为不满，随即招集人马，在森林中寻找罗摩回去即王位。但罗摩坚定拒绝，于是般若多就将罗摩之草鞋携回，置放在国王之座椅上，自己在王宫旁另建一草棚，暂时看管朝政。
　　西妲被救回后生了两名儿子，“皇后的贞操不容怀疑”，可是罗摩为了声誉，就将西妲母子置于森林中。而罗摩为般若多苦苦哀求，乃回宫即王位。
　　西妲忍辱偷生，扶养两个儿子为美少年，十分酷似罗摩；乃教两子在王宫附近游玩，故意引起王宫人员注意。果然，以后罗摩承认其为亲生骨肉。此时西妲亦回宫，当众表明自己之清白，说罢，大地裂开，地母神出现，将他迎回，成为女神。
　　这里面唯有可议的人物为次后，但她曾救过十车王。十车王在生命危难中之承诺，所以次后之要求也是可以受到谅解的。其次是锡兰岛上之酋长，确是代表了人性之盲动。其他人物可就都是正面人物、可圈可点。在可圈可点之人物间，演出了人间之悲喜剧。十车王除忧虑以终外，能做的事很少，他也代表无明，是无可如何之人，做无可如何之事。但他却成全了罗摩夫妇，成为印度历史之神话神人。所以，在印度新王加冕、女儿出嫁，都是以罗摩、西妲相勉相劝。
　　《摩诃般若多》之战决定在杜约坦拉；《罗摩史诗》之和决定在于般若多。般若多之贤，却为他母亲的幻影所掩盖。虽然如此，在印度历史、文学上，他仍享有盛名。而本史诗之真正作者为蚁蛭(Valmiki)。是他为般若多“选择”了“和”；而仙人毗雅沙为杜约坦拉“选择”了“战”。在战斗中，塑造了更复杂的人物，以及多层、多重之国际、社会、个人之缩影。(李志夫《印度思想文化史》第130页，台北东大图书公司，1995)
　　自佛教传入中国，印度文化亦随之传入。中国隋唐以后的各类小说、戏剧、诗词，无不受到印度文化的影响；尤其武侠小说，无不充满着像《罗摩史诗》忠孝节义的类似情节。总的说来，印度文化是中国文学的良师益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