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丝绸之路”是一条横贯欧亚大陆的商业要道，也是一条联系东西方各国政治、经济、文化的交通大道。对其进行认真细致的研究既是学术的需要，也是时代的需要。因为世界上虽然在这一领域已经有众多学者作过探究，但尚有许多问题无法解释，还须各国学者从不同的角度对之进行思考、钻研与辨析。而当今经济全球化的快速推进又迫使各国学者对世界古代的交往模式和途径进行新的评估。“丝绸之路”自然成了学者们关注的重点。
　　“丝绸之路”这一概念最早是由普鲁士地理学家、近代地貌学的创始人和东方学家李希霍芬(Ferdinand von Richthofen)提出来的。①李希霍芬在1877年出版的名著《中国亲程旅行记》一书第1卷中十分明确地把“自公元前114至127年间连接中国、河中以及印度的丝绸贸易之路”称为“Seidenstraβen”。②1910年，德国的东亚史研究专家赫尔曼(Albert Herrmann)又把这一道路进一步延长至遥远的叙利亚。他在《中国与叙利亚间的古代丝绸之路》一书中这样写道：“我们应把这一名称(丝绸之路)的含义进而延长到通往远西的叙利亚。总之，在与东方大国(即中国)进行贸易期间，叙利亚始终未与它发生过什么直接关系。然而正如我们首次了解到夏德的研究成果那样，尽管叙利亚不是中国生丝的最大市场，但也是较大的市场之一。而叙利亚主要就是依靠通过内陆亚洲以及伊朗的这条道路获取生丝的。”③后来赫尔曼的这一学说又得到了一些汉学家的进一步阐发。19世纪末至20世纪初，西方和日本的“学者”及“探险家”，如俄国的普尔热瓦尔斯基、英国的斯坦因、德国的勒柯克、瑞典的斯文赫定、法国的伯希和、日本的大谷光瑞等，连续到我国西北边疆地区进行考察，找到了古代中国与亚、非、欧各国交往的许多遗址和遗物，并分别著书丰富这条横贯欧、亚大陆的丝路的内容。
　　1933年，斯坦因在其《古代中亚之道路》一书中，专列一章讨论中国在中亚的扩张与文明的交往，提出了以下著名的结论，即：“为促进中国内地资源的开发，如何利用新开辟的线路为中国的手工业产品，特别是为最贵重的丝织品寻找新市场，就显得十分重要。事实上，中国的文献记录中有充足的证据表明：开始于汉武帝时期的西部扩张，既有政治动机，也有与贸易密切相关的经济因素。”④此后，“丝绸之路”研究开始与经济因素结合起来。“丝绸之路”也越来越受到世界学术界的重视。
　　近些年来，人们对“丝绸之路”的经济作用提出了许多质疑，认为：“丝绸之路”的存在毋庸置疑，但其经济的重要性显然已被夸大。美国学者阿谢德(S.A.M.Adshead)是这一观点的主要代表。阿谢德在其著作《中国在世界历史之中》一书中提出了经济作用不大的四条理由。第一，他引用布罗代尔“不要过高估计前现代任何贸易的巨大重要性”的说法，认为在17世纪波罗的海的谷物贸易——谷物是当时欧洲商业的主要物品之一——只提供地中海地区消费粮的1％或2％，以此说明早期“丝绸之路”进行大规模丝绸贸易的不可行性。第二，陆路运输费用昂贵。陆路运输的平均费用是水路运输的20～40倍。在可能的条件下，人们宁走水路而不走陆路。第三，由于地势、护送费及各个地区间的关税，丝绸之路甚至在陆路贸易中也是昂贵的。第四，当丝绸在罗马取得了神奇的成功，作家们对此大谈特谈时，罗马人消费的主要方式是奢侈品多于纺织品。根据芬尼(M.I.Finley)的说法，市场大量缺乏纺织品是古代经济的一个特点。即使普林尼的1亿塞斯退斯不属于夸张，它们总计也仅占罗马国内生产总值的2％。⑤所以，阿谢德认为丝绸之路的真正意义是文化的而非商业的。⑥
　　应该说，中外学者在丝路研究方面用功极勤，成绩斐然，但由于受语言、方法、历史、知识等方面的影响，还有许多问题尚需进一步探讨和研究。尤其是对早期“丝绸之路”的探研上，其难度更大，薄弱点更多，待人开垦的领域也更广。1986年，联合国根据国际信息化时代业已到来、各民族间经济、学术和文化交流日趋密切的客观事实，把“丝绸之路研究”作为“世界文化发展十年”三大计划中的第一项内容，并将其列为重大科研攻关项目。其重要性不言而喻。笔者选择“丝绸之路”作为自己10余年来研究的重点，主要是出于以下考虑：(1)“丝绸之路”作为连接欧亚大陆的动脉，是世界历史发展的主轴，与世界历史的发展关系密切。古代世界的几个主要文明中心，如中国、印度、伊朗、埃及、希腊、罗马等，均借此古道而发生直接或间接的联系。因此，要了解古代世界主要文明之间的相互联系和影响，就必须对连接这些文明的主要纽带“丝绸之路”进行深入的研究。(2)众所周知，“丝绸之路”的终点是罗马，丝绸的大规模需要也来自罗马；罗马是丝绸的主要消费地，也是推动古代中国丝绸走向西方的重要吸收源。要了解“丝绸之路”的经济价值、社会意义，就必须对遗留于古典文献中的相关材料作一系统的收集和整理，并在此基础上对有关具体问题进行深入探研，而这一点恰恰是当今学术界做得不够的。
　　本书主要想改变以往中国学者多侧重中国古代文献、西方学者又多偏重西方文献来研究“丝绸之路”的单一研究方法，凭借作者既熟悉古代汉语，又学过希腊语、拉丁语和埃及象形文字等语言优势，既学习古代中国史，又研究古代外国史这一学术优势，充分利用中西方的文献资料和考古成果，用中国文献和西方或印度文献相互印证的双重证明法，分三个层面来思考和研究早期的“丝绸之路”。第一个层面是对西方古代文献中相关丝绸方面的材料进行深入的梳理、分类、翻译和分析，为深入研究“丝绸之路”做好基础性的工作；第二个层面是在深入分析和研究8世纪以前(尤其是放在公元前4至6世纪之间)亚、欧各主要文明区之间关系的基础上，重点审视“丝绸之路”开辟对东西方社会的影响，把丝路研究置于当时的国际背景之下；第三个层面是对发生在早期“丝绸之路”上的若干重大事件进行实质性的考证，从而为“丝绸之路”研究的具体化尽微薄之力。
　　本书共分交往篇、质疑篇、重新思考篇、考据篇和材料篇五部分。
　　交往(主要指社会交往)是人类区别于动物的天性，是人类走出野蛮、走进文明并不断促进文明发展的重要前提。进入文明时代以后，作为人类基本实践活动的文明交往更成为推动社会发展的主要力量，构成衡量“人类历史变革和社会进步”的重要标尺。本书考虑的交往载体主要是古代的中国与罗马，交往的形式分为信息的传递、物品(主要是丝织品流入罗马)和文化作品的交流以及人员间的直接交往。从现有的材料看，丝绸是连接东西方古代文明最重要的物品，东西方各文明区之间早在公元前1至8世纪就形成了一个较为完整且自成一体的“丝绸世界”。这个世界从产丝的中国开始，转经中亚、波斯和印度，再到买丝消费的罗马。这是世界上出现的一种独特的跨文明区但同时又超越跨文明区的文明现象。依赖已有的文献材料，破解典型事件，重新勾勒早已存在过的“丝绸世界”，反映当时人对这个世界的认识过程是本书交往篇的主要内容。
　　历史学是一门求真的科学，好奇和质疑是求真的前提。质疑篇主要是对古代学者和近现代学者提出的，并对当今学术界有重大影响的一些重要学术问题进行溯源、辨析，还历史一个真实，为研究提供鉴定上的空间，把去伪存真建立在史实的鉴定之上。
　　历史学的探索富有乐趣，但同时也充满艰辛。重新思考篇是笔者对一些世界性疑难问题研究后留下的思考。其中有的是挑战权威观点的，有的是挑战现有结论的；有的解决了，有的部分地解决了问题；有的提出了新的思考点，有的还有待新史料出现后的进一步验证。
　　考据是历史学的基本方法，也是揭示真相的重要手段。把握和运用考据方法是历史工作者必须认真对待并严加训练的基础课程。考据篇选择的是一系列争论不休的世界性学术难题。这里所用的史源分析法、分类比较法、东西文献互证法都是建立在笔者自己的知识积累和研究探索基础上的，应该说取得了很好的成效。笔者为此感到非常欣慰。
　　获取权威材料是历史学的基础性工作，也是历史学研究之第一前沿。为掌握“丝绸之路”方面的众多资料，我们的学术前辈辛勤耕耘，不惜以毕生之功，追求“竭泽而渔”之效。其中著名者有：英国学者亨利·欲尔(Sir Henry Yule)、法国学者乔治·戈岱司(George Coedes)和阿里·玛扎海里(Ali Mazaheri)。亨利·欲尔在其《古代中国见闻录》⑦一书中挖掘了部分西方古代学者记载的中国信息。乔治·戈岱司在其《希腊拉丁作家远东古文献辑录》⑧一书中比较详细地罗列了15世纪以前提到过远东的拉丁、希腊文献，并将其译成法文。阿里·玛扎海里在《丝绸之路——中国与波斯文化交流史》第二篇中摘录了一些希腊罗马作家论述中国的部分文献。他们都做了“一人劳而万人逸、一时劳而多时逸”的开拓性奠基工作。这里尤其值得一提的是我国学者张星烺。张星烺先生是我国近代著名史学家，中西交通史研究的开拓者和中西交通史学科的主要奠基人。他禀承丰厚家学，深通国故；早年赴美、德留学，精通数国语言，史学根底深厚。曾先后任厦门大学、燕京大学、辅仁大学教授，辅仁大学历史系主任。张星烺先生才华横溢，学贯中西，研究领域广泛，成绩斐然，其中六卷本《中西交通史料汇编》是至今为止在这一领域搜集材料最多且最具权威性的著作。《中西交通史料汇编》内容宏富，主要包括史料摘录和注释考证两部分。史料摘录主要以文献材料为主，以地区和国家分类，按时间顺序先后排列，以远而近，由少而多。注释考证则是张先生自己思考和研究的成果，是著作者自身智慧的结晶。编注者充分利用已经辑录的大量资料，对其中的地名和史事进行考释和研究，并提出了自己的观点，其中不乏真知灼见。周一良先生曾对张星烺先生有过这样的评价，他说：“我国学者中，筚路蓝缕开创中西关系史(不包括近代外交史)研究者当推张星烺先生。张先生创始于20世纪20年代的《中西交通史料汇编》皇皇巨著，参考西域成果，辅以新知，举凡交通路线、人物往来，物产传播等等，无不囊括。虽名为交通，实即文化交流之内容。”⑨可以毫不夸张地说，后来治中西交通史相关学科的学者无不从张星烺先生的作品中汲取营养。
　　在写作本书时，笔者大量阅读并参考了他们的成果，但也感觉到有必要对他们的材料加以补充与修正。笔者根据实际研究的需要，对前辈学者所忽略的领域，尤其是西方古代史书中关于丝绸方面的材料，进行了系统、全面的整理，工程之大令笔者不敢回首，但它确实给笔者的研究带来了许多意想不到的收获，帮助解决了许多难以想象的难题。笔者始终认为：“详尽而又透彻地把握史料，冷静而又深刻地钻研问题，正确而又清晰地还原历史”应该是历史工作者追求的目标。但要做到这一点需要付出巨大的努力。本书的写作虽很艰辛，但创获颇丰。这些创获既来源于笔者对相关重大问题理解的加深，也来源于笔者在解决问题过程中所进行的反复思考与精心钻研。
　　本书在创作过程中，得到了北京师范大学资深教授刘家和先生无私的点拨和指导。刘先生的教诲常常能使笔者对事物的认识高度大为提升，让笔者在精深的学术面前不但看到而且真切地体会到了学问的巨大魅力。收获之大，成效之明显让笔者欣喜不已。其实这本书就是按照刘先生所阐述的考据学方法和理论操作的，书里吸纳了先生的许多智慧，同时也蕴涵着先生的辛劳与希望。中国社会科学院学部委员廖学盛先生是笔者研究生时期希腊文、拉丁文和希腊史等课程的老师。多年来，廖先生一直对笔者的成长关爱有加，对笔者的学业关怀备至，有问必答，帮助笔者解决了许多语言上的难题。笔者在此深表谢忱!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的李雪洁编辑，对本书作了认真的审读，提出了许多宝贵的修改意见。笔者由衷地感谢她。
　　由于本书涉及的内容具有跨度大、范围广、语言多等特点，不足之处肯定不少，笔者衷心希望在本书出版后，能得到读者善意的批评。
　　① 弗尔地那德·冯·李希霍芬实际上早在1870年和1872年间就有了东西方“丝绸之路”的概念。他在给上海商会的信中这样写道：“自远古以来，商人便开辟了从兰州府到肃州的自然商道，并继而向前延伸分叉成更多的天然道路。沿着南路，秦朝的名声传到了波斯人和罗马人那里。14世纪以后，马可·波罗旅行到了兰州府，从那里经宁海府归仕城到了忽必烈可汗(元太祖)的住处。中国皇帝在很早以前便意识到占据这些国际交通路线的重要性，因为它能使他们控制中亚。”Ferdinand von Richthofen，Baron Richthofen's Letters，1870—1872，North China Herald Office，Shanghai，1903，p.149．后来这些思想在其3卷本的《中国亲程旅行记》(China．Ergebnisse eigener reisen und darauf gegründeter studien，1877—1885)中得到了更充分的论证。
　　② 弗尔地那德·冯·李希霍芬：《中国亲程旅行记》第1卷，柏林，1877(Ferdinand von Richthofen，China，Bd.1，Berlin，D.Reimer，1877)，454页以次。
　　③ A.赫尔曼：《中国与叙利亚间的古代丝绸之路》，柏林，1910(Albert Herrmann，Die alten Seidenstraβen zwischen China und Syrien，Wittenberg，Herroé& Ziemsen，Berlin，1910)，10页以次。
　　④ Sir Aurel Stein，On Ancient Central Asian Tracks，New York，Pan-theon，1964，pp.19-20.
　　⑤ 参见M.I.Finley，Ancient Economy，London，Chatto and Windus，1973，p.137。
　　⑥ 参见阿谢德：《中国在世界历史之中》，24页，石家庄，河北教育出版社，1993。
　　⑦ Henry Yule，Cathay and the Way Thither，London，Printed for the Hakluyt Society，1866.
　　⑧ 乔治·戈岱司的《希腊拉丁作家远东古文献辑录》初版于1910年。笔者研读的是：George Coedes，Textes D'auteurs Grecs et Latins Relatifs A l'Ex-treme-Orient，Georg Olms Verlag Hildesheim，New York，1977。
　　⑨ 黄时鉴主编：《插图解说中西关系史年表》，1页，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1994。这里的20年代是指20世纪20年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