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秦景教流行中国碑》建立于唐朝建中二年正月初七，即781年2月4日，星期日。此碑是世界考古发现史上最负盛名的“四大石碑”之一①，被基督教人士誉为“中国基督教之昆仑”，足见其在世界碑林和中国基督教发展史上的地位。从碑文的内容上看，它又是世界上多个民族文明交融的产物，是它们之间相互影响、相互交流的见证和结果。碑文中既充满中华文明的精神，也含有罗马和波斯文明的内涵；既有叙利亚文字，又有塞琉古方面的纪年；既有佛教的用语，又有基督教的思想。它是一块集多种文明于一体的、在中西文明交流史上占有重要地位的丰碑。对于这块丰碑前辈历史学家和民族学家都做过一定的研究，但由于涉及多种文明，语言也较复杂，所以值得探讨的问题还有很多。下述四个问题是笔者近年来研究过程中所关注最多的，现陈述如下。
　　一、关于Shiangtsua
　　在《大秦景教流行中国碑》中有一行叙利亚文，即“Mr Sr-gis qsisa w kurapisqupa Shiangtsua僧景通”。对于这一句中的Shiangtsua一字，学术界已经做了大量的研究，并形成了三种不同的解释：第一种以佐伯好郎、龚方震为代表，认为Shian-gtsua是地名“上都”，指长安；第二种以海勒(Heller)为代表，认为此字为“乡主教”的中文译法；第三种以伯希和为代表，认为这个字就是佛教所说的“座主”或“上座”，也就是佛教中对有权讲经并成为寺主的人的尊称。但由于缺少过硬的资料，上述说法都存在或多或少的缺陷，Shiangtsua之谜显然还尚未解开。②
　　那么，Shiangtsua究竟是指什么呢?我认为它应该是指唐朝的沙州。这是因为：
　　首先，沙州有大秦寺。在唐朝的北部地区，存在的大秦寺不多。从文献中我们能够判断，洛阳和长安各有一所教堂，因为在《大秦景教流行中国碑》中有这样的一段文字，“圣历年，释子用壮，腾口于东周。先天末，下士大笑，汕谤于西镐”。东周即洛阳，西镐即长安。《唐会要》也载：“玄宗天宝四载九月(745年10月)诏曰：波斯经教，出自大秦，传习而来，久行中国。爰初建寺，因以为名，将欲示人，必修其本。其两京波斯寺宜改为大秦寺，天下诸府郡置者，亦准此。”③此外，在《大秦景教流行中国碑》中还提到了武灵等五郡。至于周至的大秦寺由于没有过硬的材料，所以至今都没有一致的意见。然而，在沙州，却有一所大秦寺，著名的景教文献《大秦景教大圣通真归法赞》、《大秦景教宣元至本经》就是在这所大秦寺里抄写完成的。这在它们的题记中可以看得很清楚。
　　前者的题记占三行，文曰：
　　沙州大秦寺法徒索元
　　定传写教读
　　开元八年五月二日
　　后者的题记占两行，文曰：
　　开元五年十月廿六日法徒张驹
　　传写于沙州大秦寺
　　因此，叙利亚文Shiangtsua很可能就是指沙州的大秦寺。此外，从叙利亚文语法特点来看，Shiangtsua一字只能是地点，而且其发音也基本上与沙州相同。
　　其次，李盛铎所藏的敦煌景教写经中有《大秦景教宣元本经》，其中有假托景通法王对众多高僧布道，宣讲世界本源的事情。文中写道：
　　时景通法王，在大秦国那萨罗城和明宫宝法云座，将与二见，了决真源。应乐咸通，七方云集。有诸明净土，一切神天等妙法王，无量觉众，及三百六十五种异见中民。如是族类，无边无极，自嗟空昧，久失真源。罄集明宫，普心至仰。时景通法王。端严进念，上观空皇，亲承印旨，告诸众曰：善来法众，至至无来。今柯通常，启生灭死。各图其分，静谛我宗。如了无元，碍当随散。……是故，以若教之，以平治之，以慈救之。夫知改者，罪无不舍。是谓匠帝能成众化不白化，成是化终迁。唯匠帝不亏、不盈、不浊、不清，保住真空，常存不易。
　　林悟殊先生在经过认真的研究后，认为很难“相信这些文字会译自外来经典。因此，与其把写本这26行文字说成是翻译，不如说是自撰，是在华景教传教师面向中国信徒，直接用汉文撰写的经籍”。④而且它与《大秦景教流行中国碑》无论在遣字造句，还是在道释色彩、行文风格都有许多雷同的地方。这说明本文的作者和《大秦景教流行中国碑》的作者非常熟悉，而且思想观念也很一致。他们属于同一时间段。因此，笔者认为本文假托的景通可能就是《大秦景教流行中国碑》中出现的景通，最起码也与后者有很大的关联。因为《大秦景教流行中国碑》中的景通，教阶很高，他仅次于大德曜轮，与景净、另一玛·萨吉思和Yazedbouzid属于同一级别，即kurapisqupa(副大德)级。以前对于这位景通活动的地点一直无法确定。现在看来，他很可能就是沙州大秦寺的主要负责人。
　　二、关于Khumdan
　　法国著名的汉学家伯希和曾经指出：“中国古基督教之最重要的遗物，就是781年所建立、1625年所发现之汉文、叙利亚文的景教碑颂。此碑上面著录有一个Khumdan同Sarag的主教，这个Khurndan地名，并见Theophylactus Simocatta的希腊文记载，同9世纪阿拉伯旅行家的行记著录，就是外国人称呼唐代西京全部或一部的名称。别言之，昔之长安，今之西安。”⑤伯希和这里所说的Theophylactus Simocatta就是指7世纪初期的拜占庭史家。著作有《莫利斯皇帝大事记》，书中提到了有关中国方面的一些事情，其中包括Khubdan。张星烺先生已将其译为中文，现录于下：
　　Taugas国王，号天子，即上帝之子之意。国内宁谧，无乱事，因威权皆由国君一家世袭，不容争辩，崇拜偶像，法律严明，持正不阿。其人生活有节制而合有理智。物产丰富，善于营商，多有金银财帛。然国家法律，严禁男子衣附金饰。陶格斯中央有大河，分国为二部。先代全境，裂为二国，以河为界，时相攻伐。二国衣制不同。尚黑者号黑衣国，尚红者号红衣国。当今莫利斯皇帝君临罗马之际，黑衣国渡河，攻红衣国，克之。逐统治全帝国。其大都城亦号陶格斯。相传马其顿亚历山大战胜大夏、康居，奴役其民，烧杀野蛮人种十二万后，乃筑此城。王居其内，后妃出乘金车，以牛牵挽。盛饰金宝，牛缰镀金。国王妃嫔，凡七百人。而陶格斯主要贵族之妇女则乘银车。王死，妃嫔削发衣黑，终身守陵，不得稍离。距都城数里，亚历山大尝别建一城，蛮人称之为库伯丹(Khub-dan)。有巨川二，贯流城内。河盘松柏相连，荫枝倒垂。象甚多。与印度人通商甚繁。有谓其人亦印度种之一支，面皙白，居于北方者也。国中有蚕，丝即由之吐出。蚕种甚多，各色昔有。蛮人畜养此蚕最为能巧。⑥
　　Theophylactus Simocatta没有到过中国，很显然这条信息主要来自中亚的突厥人。
　　至于9世纪阿拉伯旅行家的行记著录，则主要有《中国印度见闻录》和马苏第的《黄金草原》等。前者记录过阿拉伯商人伊本·瓦哈勃(Ibn-Wahab)从广州历时两个月来到“京城”Khumdan之事；后者则有数处提到过“京师”Khumdan。而《世界境域志》的作者(成书于982／983年)则写得更清楚：“Khumdan(长安府)，是中国的首都。这是一个大城，为天子(Faghfur)居住地。该城位于海岸，有许多树木、住房，气候舒适。Khumdan出产珍珠。其居民圆脸宽鼻，穿着织锦丝绸，宽袖长袍。”⑦阿布尔·法拉吉·穆罕默德·本·伊斯哈克所著的《书目》(成书于988年)也提到：(中国)大王之京城是Khumdan。⑧
　　应该说，这些材料对于确定Khumdan的具体位置有很好的作用，但或者因为时间问题，或者因为记述的内容有一些不清晰和不确定的成分，所以对于Khumdan的地点学界始终没法形成一致的意见。直到现在江慰庐和犀泽等先生还认为：7世纪Theophylactus Simocatta书中之Khoudan并非指长安；8世纪中《大秦景教流行中国碑》里的叙利亚文Khumdan与Sarag亦难认定其必为长安与洛阳；9—13世纪阿拉伯人著作中之Khumdan，实指包括中国都城长安等在内的若干南北城域与南方某些河流，并非对某一城市的专指名称。⑨对于7世纪Theophylactus Simocatta书中之Khoudan以及11世纪以后阿拉伯人对Khumdan的记载因与本文关系较远，所以暂且不论。但对于《大秦景教流行中国碑》中的Khumdan则完全可以确证，它确实是指长安。这在《大唐景教流行中国碑》的叙利亚文中有非常明确的解释。
　　Khumdan一字在《大唐景教流行中国碑》中，一共出现过三次，一次出现在“Gbriail，qsisa warkdiqun wrs dta dKhum-dan wdsrg”。另一次出现在“Gigui，qsisa warkdiqun dKhum-dan wmqrina僧玄览”。不过，这两次都没有留下Khumdan的具体地点。但在第三次中却为我们提供了非常重要的信息。其叙利亚文是：“bsnt alp wtsin diunia mri izdbuid qsisa wkurapisqupa dkumdan mdint mlkuta br nih npsa mills qsisa dmn blh mdinta dthurstn aqim luha hna dkapa dktibn bh mdbr-nuth dpruqn wkruzuthun dabhain dlut mlke dsinia．”大意为：“塞琉古希腊纪元1092年，来自吐火罗巴尔赫城已故长老米利斯之子，王城Khumdan之长老和副大德Yazedbouzid建此石碑。碑上有救世主之法和诸长老向中国帝王传道之事。”⑩在这里，碑文十分清楚地告诉我们，Khumdan就是王城，而且是中国国王的王城。这样，Khumdan与长安之间的关系就变得十分简单了，Khumdan实际上就是指长安。
　　三、关于及烈
　　及烈是一名波斯基督教徒，这一名字在中文中曾多次出现。据《大秦景教流行中国碑》记载：“圣历年(698—700)，释子用壮，腾口于东周。先天(712—713)末，下士大笑，汕谤于西镐。有若僧首罗含、大德及烈，并金方贵绪，物外高僧，共振玄纲，俱维绝纽。”除了这里提到的及烈外，《册府元龟》中还有三处提到了波斯僧及烈。它们分别是：
　　1.
　　柳泽，开元二年(714)为殿中侍御史，岭南(广州等地)监选使。会市舶使右卫威中朗将周庆立，波斯僧及烈等，广造奇器异巧以进。泽上书谏曰：“臣闻：不见可欲，使心不乱，是知见欲而心乱必矣。窃见庆立等，雕镌诡物，制造奇器，用浮巧为珍玩，以谲怪为异宝；乃理国之所巨蠹，圣王之所严罚。……今庆立皆欲求媚圣意，摇荡上心，若陛下信而使之，是宣奢淫于天下。必若庆立矫而为之，是禁典之无赦也。”……玄宗纳。(11)
　　2.
　　开元二十年九月(732年10月)，波斯王遣首领潘那密与大德僧及烈朝贡。(12)
　　3.
　　开元二十年八月庚戌(732年10月3日)，波斯王遣首领潘那密与大德僧及烈来朝。授首领为果毅，赐借紫架键一付，及帛五十匹，放还蕃。(13)
　　沙畹、伯希和认为景教碑中的“大德及烈”就是碑文中的Gabriel。(14)岑仲勉利用对音、勘同的方法指出：及烈切韵约读如giepaliat，唐人读外语之收者1(r)如t，故Gabril＞Gabliet正与及烈吻合。(15)朱谦之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又提出了新的看法。他不但赞成岑仲勉的意见，而且还认为碑文中的大德及烈即《册府元龟》卷九七一、卷九七五所记开元二十年(732)波斯遣使朝贡之大德僧及烈，亦即《册府元龟》卷五四六所记开元二年(714)柳泽上书所弹劾之及烈。(16)
　　实际上，碑文中的大德及烈不是“Gbriail，qsisa wark-diqun wrs dta dKhumdan wdsrg”中的Gabriel(Gbriail)。理由是：(1)光用对音、勘同的方法不能解决这一实际问题。因为碑文中还有一个Gabriel，但其中文名是僧广德。Gabriel无论如何也不能对出广德这一字来。(2)二者之间的教阶级别不符。聂斯托里乌斯教等级分明，不能逾越。《大秦景教流行中国碑》中的及烈与《册府元龟》之及烈都是大德，可是《大秦景教流行中国碑》上的Gabriel，是arkdiqun(总执事)，不是大德。ark-diqun显然与大德曜轮(Mri iuhnn episqupa)中的Episqopa不同。按教级制度，Episqopa(大德)属于第3级，arkdiqun(总执事)属于第5级。(17)上述两个发现实际上也就否定了大德及烈即Gabriel的结论。这对于深化景教碑的研究是非常有益的。
　　四、关于大秦寺景净
　　《大秦景教流行中国碑》最初出自大秦寺。大秦寺，初为波斯寺，立于贞观十二年七月(638年8月15日—9月12日)。《唐会要》对此有过重要记载，即：“诏曰：‘道无常名，圣无常体，随方设教。密济群生。波斯僧阿罗本，远将经教，来献上京；详其教旨，玄妙无为，生成立要，济物利人，宜行天下。所司即于义宁坊建寺一所，度僧二十一人。’”(18)
　　天宝四载九月(745年10月)，波斯寺改名大秦寺。其相关诏书如下：“波斯经教，出自大秦，传习而来，久行中国。爰初建寺，因以为名，将欲示人，必修其本。其两京波斯寺，宜改为大秦寺。天下诸府郡置者亦准此。”(19)
　　781年，长安大秦寺立《大秦景教流行中国碑》，其内容由大秦寺僧景净叙述。根据我们现在了解到的情况，景净即“adm qsisa wkurapisqupa wpaps dsinstan”，意为“中国法主兼副大德僧亚当”，他对景教在中国的传播历程非常熟悉。虽然《大秦景教流行中国碑》的大部分内容值得信赖，但还有一些内容不够正确。如：碑里有言“所司即于京义宁坊造大秦寺一所，度僧二十一人”中的“大秦寺”，显然应为波斯寺，因为义宁坊的大秦寺和波斯寺同为一寺，但前后异名。“大秦寺”由“波斯寺”改名而来，其改名时间如上所述应该在745年，此前为波斯寺，此后为大秦寺。
　　又如《大秦景教流行中国碑》对“大秦国”有如下说明：“按《西域图记》及汉魏史策，大秦国南统珊瑚之海，北极众宝之山，西望仙境花林，东接长风弱水。其土出火烷布、返魂香、明月珠、夜光璧。俗无寇盗，人有乐康。法非景不行，主非德不立，土宇广阔，文物昌明。”“法非景不行”显然是景净杜撰。这既不符合客观实际，也不是《西域图记》、汉魏史策之内容。因为景教并不是大秦国的唯一宗教，而景教传入中国是唐太宗之时，无论是《西域图记》还是汉魏史策的作者都对景教毫无所知。“主非德不立”也与汉魏史策有悖，汉魏史策中有“王非贤不立”之说，但无“主非德不立”之意。“王”与“主”、“贤”与“德”，虽两字之差，但内涵却有了本质的区别。(20)“王”是指世俗之君主，“主”却为景教之领袖。教主以“德”为立之条件；君王以“贤”为设之前提。前者更倾向于“道德”层面，后者则更关注于“才德”要求。“法非景不行，主非德不立”一句出现在《大秦景教流行中国碑》的“大秦国”解释条里显然是有目的的。这一目的就是用宗教的内涵替代世俗的本意，从而凸显景教在大秦的地位，达到宣传、弘扬大秦景教之目的。
　　再如：碑中明确指出《大秦景教流行中国碑》是“大唐建中二年岁在作噩太簇月七日大曜森文日建立，时法主僧宁恕知东方之景众也”。时法主宁恕(叙利亚文，Mri Hnnisu)是指Ha-nanishoⅡ，为聂斯托里乌斯教之法主(Catholicos Patriarch，774—780年10／11月在位)，立碑时已经去世。继任者是于781年5月就职的Mar Timothy Ⅰ(在位时间为781年5月—825年)。(21)因此，《大秦景教流行中国碑》立碑的时间(781年2月)应该属于宁恕去世后、Mar Timothy Ⅰ就任前法主的空位期。(22)一般认为，碑文中出现的这一错误虽为景净所为，但不能苛求，因为巴格达离长安路途甚远，人们在立碑时还不知道Hananisho Ⅱ已经去世，故还用具名。(23)但也有一种可能是新法主没有产生所以仍用法主宁恕之故。
　　当然，上述瑕疵都无法动摇《大秦景教流行中国碑》的重要史料价值。
　　大秦寺景净在景教界的地位既来自他对长安大秦寺的管理，也来自他对景教经典的翻译。这我们可从《尊经》按语中看得很明白。《尊经》按语这样写道：“谨案诸经目录。大秦本教经都五百卅部，并是贝叶梵音。唐太宗皇帝贞观九年，四域大德僧阿罗本届于中夏，并奏上本音。房玄龄、魏微宣译奏言。后召本教大德僧景净译得已上三十部卷，余大数其在贝皮夹，犹未翻译。”现存的《志玄安乐经》和《三威赞经》大约均为景净所译。(24)
　　786年，景净参与了《六波罗密经》的翻译工作。这方面的材料保存于园照的《贞元新定释教目录》里，日本学者高楠顺次郎是这一材料的最先发现者。现将全文转录如下：
　　法师梵名般刺若(唐言智惠)，北天竺境迦毕试国人。
　　尝闻支那大国，文殊(Manjustri)在中。东赴大唐，誓传佛教。泛海东迈，架险乘肮，垂至广州风飘却返。至执狮子国(锡兰)之东隅，又集资粮坚修船舶，备历南海路，次国中。建中二年(781)，垂至广府。风吹舶破，平没数船，始从五更，泊于日出，或漂或溺，赖遇顺风。所持资财梵夹经(Sutra)论(Sastra)，遭此厄难，不知所之。及至海堧，已在岸上，于白沙内大竹筒中，宛若有神，叹未曾有。知《大乘理趣六波罗密经》(Satparamita Sutra)与大唐国中根缘熟矣。东行半月，方达广州。泊建中三年(782)，届于上国矣。至贞元二祀(786)，访见乡亲。神策正将罗好心，即般若三藏舅氏之子也。悲喜相慰，将至家中，用展亲亲延留供养。好心既信重三宝，请译佛经，乃与大秦寺波斯僧景净，依胡本。《六波罗密经》译成七卷。时为般若，不闲胡语，复未解唐言；景净不识梵文，复未明胡释教，虽称传译，未获传珠，图窃虚名，匪为福利。录表闻奏，意望流行。圣上浚哲文明，允恭释典，察其所译，理昧词疏。且夫释氏伽蓝大秦寺，居止既别，行法全乖。景净应传弥尸诃教。沙门释子，弘阐佛经。欲使教法区分，人无滥涉，正邪异类。泾渭殊流。(25)
　　从圆照的记载中，我们能够发现，景净没有完成好这项佛经的翻译工作。但从中我们确实也能得到一个非常重要的信息，即景净是长安大秦寺的波斯僧，他不是大秦人，以传播弥尸诃(弥施诃)教为主。正因为如此，景净对大秦的描述也只能依靠裴矩的《西域图记》和汉魏史策。这对后来的研究者不能不说是一件憾事。
　　众所周知，《大秦景教流行中国碑》是唐朝景教研究和中外关系研究方面不可或缺的原始材料，在学者心目中占有十分重要的地位。然而，正如著名汉学家伯希和所言：“此碑翻译注释之文甚多，好像考释已尽，但我以为犹待考证之处尚多。”(26)本文的考证无非就是想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提出一点自己的看法，希望能对《大秦景教流行中国碑》的研究有所帮助。
　　① 另外三大石碑是埃及的罗塞达石碑，此碑用埃及象形文字、科普特文字和希腊文写成，法国学者商坡良就是在认真研读这一碑文的基础上成功破译埃及象形文字的，西亚死海东岸的摩押石碑，此碑用希伯来文刻成；此外还有北美阿兹特克授时碑。
　　② 参见P.Y.Saeki，The Nestorian Documents and Relics in Chi-na，The Maruzen Company Ltd．Tokyo，1951。有关商榷的论点可见周祯祥：《浅识景教几个叙利亚文字考释之歧义》，载《文博》，1996(6)。
　　③ 《唐会要》卷四十九。
　　④ 林悟殊：《唐代景教再研究》，183页，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3。2006年5月洛阳出土了《大秦景教宣元至本经幢记》石刻，其经文内容许多与敦煌景教写经中的《大秦景教宣元本经》内容一致。参见罗炤：《洛阳新出土<大秦景教宣元至本经及幢记>石幢的几个问题》，载《文物》，2007(6)。葛承雍：《西安、洛阳两京出土景教石刻比较研究》，载《文史哲》，2009(2)。
　　⑤ 伯希和：《景教碑中叙别亚文之长安洛阳》。参见冯承钧译：《西城南海史地考证译丛》第2卷，34页，北京，商务印书馆，1995。
　　⑥ 张星烺：《中西交通史料汇编》第1册，88～89页，北京，中华书局，1977。略有改动。参见亨利·裕尔：《古代中国闻见录》第1卷，29～32页。
　　⑦ The Regions of the World(Hudud al-Alam)，p.84.
　　⑧ G.Ferrand，Relations de Voyages et Textes Geographiques Ar-abes，Persans et Turcs relatifs a l'Extreme Orient，du 8e au 18e siecles，traduits，revus et annotes etc. vol.1，Leroux，Paris，p.132.
　　⑨ 载《中国文物报》，2003-02-28。
　　⑩ 一般把塞琉古希腊纪元翻译成希腊纪元，从严格意义上讲，这是不准确的。塞琉古希腊纪元始于公元前311年，也就是亚历山大死后12年，塞琉古·尼加多(Seleucus Nicator)占领巴比伦之时。主要流行于塞琉古王国和部分地中海东部诸国，有些阿拉伯人也使用途一历法。塞琉古历把一年开始于Elul月，即罗马的九月。其他各月分别是：Tishrin Ⅰ、Tishrin Ⅱ、Canun Ⅰ、Canun Ⅱ、Sabat、Adar、Nisan、Ayar、Haziran、Tamys、Ab。参见J.Payne Smith ed.，A Compendious Syriac Dictionary，Oxford，the Clarendon Press，First Edition 1903，Reprin-ted 1979，pp.189-190。
　　(11) 《册府元龟》卷五四六，6547～6549页；《新唐书》卷一一二，4176～4177页。这里所谈的大概就是《大秦景教流行中国碑》中所记的及烈在713年的那次访问，从这里，我们也能知道及烈与广州商船监督有密切的关系，他肯定是从海上来中国的。
　　(12) 《册府元龟》卷九七一，11409页。
　　(13) 《册府元龟》卷九七五，11454页。“八月”显然是“九月”之误，因为“庚戌”不在732年8月。
　　(14) 参见沙畹、伯希和：《摩尼教论》。
　　(15) 岑仲勉：《隋唐史》下卷，324页，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1957。
　　(16) 朱谦之：《中国景教》，66、71、156、160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
　　(17) 参见龚方震：《唐代大秦景教碑古叙利亚文字考释》，收录于朱东润主编：《中华文史论丛》第1辑，24页，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3。参见朱谦之：《中国景教》，153页。朱谦之认为：景教有10级教阶。它们是：宗主教(大主教、僧正、法主)，叙利亚文为Patrriarkis；总监督(教父)，叙利亚文为Papas；主教(大德、监督)，叙利亚文为Ap-pisqopa；省主教(乡主教)，叙利亚文为Korappisqopa；教正(六级修士长)，叙利亚文Arkediaqon；牧师(司祭)，叙利亚文Msamssana；司铎(长老)Aassisa。此外，还有修士、博士和守墓。笔者认为：叙利亚文“paps dsinstan”译为中国法主或许更贴切。也参见张星烺：《中西交通史料汇编》第4册，117～118页，辅仁大学丛书第1种，1930。
　　(18) 《唐会要》卷四十九。
　　(19) 《唐会要》卷四十九，864页。其实，早在开元年间，沙州大秦寺就已经存在。参见朱谦之：《中国景教》，125、127页。波斯寺改名为大秦寺或与7世纪中叶以后波斯灭亡有关。
　　(20) 这一观点的形成，深受刘家和先生在“贤”、“德”两字解释方面的启发。
　　(21) P.Y.Saeki，The Nestorian Monument in China，London，Soci-ety for Promoting Christian Knowledge，New York and Toronto，The Macmillan Co.First Published，1916；Reprinted，1928，p.36．张星烺：《中西交通史料汇编》第4册，112页。阿·克·穆尔把《大秦景教流行中国碑》的立碑时间定在他的继承者之后。参见A.C.Moule，Christians in China Before the Year 1550，London，Society for Promoting Christian Knowledge，New York and Toronto，The Macmillan Co.1930，p.47。又参见阿·克·穆尔著：《一五五〇年前的中国基督教史》，57页，郝镇华译，北京，中华书局，1984。
　　(22) 张星烺先生正确指出：提摩太一世(Timothy Ⅰ)即位之年，即景教碑竖立之年。但他没有更进一步思考宁恕去世(780年10／11月)、大秦景教流行中国碑所立时间(781年2月)与提摩太一世(781年5月)就任巴格达总法主的时间这三个时间点之间的关系。参见张星烺：《中西交通史料汇编》第4册，112页。
　　(23) 朱谦之：《中国景教》，159页。张星烺：《中西交通史料汇编》第4册，112页。
　　(24) 朱谦之：《中国景教》，114页。
　　(25) 园照：《贞元斯定释教目录》(800)卷十七。又参见《大唐贞元续开元释教录》卷上。
　　(26) 伯希和：《唐元时代中亚及东亚之基督教徒》。参见冯承钧译：《西域南海史地考证译丛》第1卷，50页，北京，商务印书馆，199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