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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吐蕃占领时期迅猛发展的敦煌佛教

作者：《中华文明史话》编委会

　　吐蕃统治者笃信佛教，在他们的提倡和扶植下，敦煌的佛教事业继续向前发展，取得了独尊地位，同时还躲过了唐会昌灭佛的法难。
　　佛教的大发展首先表现在敦煌佛教理论水平的提高。吐蕃统治者经常请内地高僧来敦煌讲经，又在沙州地区组建了译场和经坊，延请高僧于此译经，并不断派人赴中原求经，以补充和丰富敦煌经籍的内容。这些举措使得敦煌地区的译经和著述活动十分活跃，高僧迭出。如著名僧人摩诃衍就在番和后将许多汉藏文佛经互译，并奉吐蕃赞普诏命赴逻娑(今拉萨)传授汉地顿悟禅法。另一位高僧昙旷也著有《大乘入道次第开决》、《大乘百法明门论开宗义记》、《大乘百法明门论开宗义决》、《大乘二十二问本》等书，其中的《大乘二十二问本》系应吐蕃赞普所请而写，在中国佛教史上非常有名。那时赤松德赞对拉萨教学论争中的一些问题十分困惑，遍访当地僧侣仍得不到解答，遂特意致函敦煌大德县旷，请他为自己解惑。昙旷便于780～787年间撰写了这本书，一一回答了有关佛教渐顿之争的疑难问题，对西藏佛教界影响很大。
　　进入9世纪以后，西藏佛教获得了很大发展，敦煌此时也开始吸收西藏佛教的一些内容来提高本地区佛教的理论水平。833年西藏高僧法成就曾来到河西，在沙州、甘州等地居留了20多年，翻译了大量佛经，成为河西高僧之首，对西藏佛教在河西敦煌的传播作出了巨大贡献。
　　与高僧辈出相应，普通僧尼的人数也急剧增多。当时仅3万人的沙州就据有上千僧尼，僧尼占总人口的比例大大超过了其他地区，吐蕃统治者遂采取了一些具体措施进行管理：将僧人相对集中，在编创部落时将僧尼划并入一个僧尼部落，同时建立一套僧官制度，区分不同僧职：在占领敦煌初期先是暂时延用唐朝旧制，至810年以后更用吐蕃新制，出现了三学教授、都教授、都法律、法律、尼法律、都判官、判官等僧官名称。教团内部组织则以都僧统司或都教授司(简称都司)为最高机构。都司下面再设立许多直属分支机构，分别掌管具体宗教活动或日常事务，如*(左亻右亲)司负责由布施所得财物的保管和分配，佛帐所掌管佛物，常住处掌管僧物。各机构由专门僧官具体负责，定期更换。
　　吐蕃统治时期，敦煌佛教的另一个显著特点是其活动的宗教色彩减弱，世俗化倾向愈益强烈。在政治上既依附于世俗政权，附和官府意志，又参与政事，辅助官府统治百姓。在经济上这种世俗化倾向则表现为寺院经济的空前繁荣。吐蕃统治者积极给敦煌各寺配备土地和寺户，这些寺户是寺院的依附者，地位相当于唐朝的部曲，他们为佛寺耕种土地并从事其他各种劳役，使寺院财富遽增，进而发放高利贷营利。为执掌寺院的经济活动，当时的佛寺中除“三纲”而外，普遍增置了“寺卿”一职，由俗人担任，参与寺院中寺户、僧籍、财务等寺务的具体负责管理和监察。
　　随着佛教势力的膨胀，敦煌地区的建寺开窟活动十分活跃，新增建了永康寺、兴善寺、永寿寺、三界寺、显德寺、净土寺、安国寺、圣光寺等10来所寺院。其中圣光寺是攻陷沙州，并任驻守沙州第一位吐蕃长官的吐蕃大相尚绮心儿在沙州城内兴建的。与建寺同时，吐蕃统治时期河西地区的开凿造像活动也很频繁，莫高窟和榆林窟中都新修了许多洞窟。
　　

敦煌史话/《中华文明史话》编委会编著.-北京: 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 201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