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中西经济文化交流的东方都汇
　　西汉时期，京城长安是丝绸之路的起点，位于沃野千里的关中平原渭河之南，是当时中国最繁华富庶的城市。《史记·货殖列传》说：“关中之地，于天下三分之一，而人众不过什三，然量其富，什居其六”。随着经济的发展，商业的繁荣和对外贸易、文化交流的频仍，长安成为当时世界上著名的国际性商贸都市之一。
　　根据考古发掘，汉长安城垣周长35公里，是当时罗马城的3倍，全市布局整齐宏伟，居民有40余万。张衡在《西京赋》中说：“旁开三门，参涂夷庭；方轨十二，街衢相径”。是说，东南西北各有三座城门，每门各通三条大道。市内有8条可容12辆马车并列驰行的街道。最长的安门街，长3500米，宽约45米，而罗马城街道仅宽12米。城内有东、西9市，聚集着各种作坊和商店，太学旁的槐市每月有两次文化交易。石室、金匮是国家藏书馆、档案室，司马迁就是在这里阅读、缀集、抄摄资料而著成《史记》的。长安又是一座文化古都。
　　古都洛阳，位于河南西部，兴建于公元前11世纪，是东汉的京都，随之丝绸之路起点延至洛阳。自西周以来，洛阳就是著名的商业城市。根据考古发掘，洛阳城门门路宽达31米，东西向街道有6条，南北向街道有7条，街道平均宽度11米多，有的路段超过50米。陆机的《洛阳记》中说：“宫门及城中大道皆分为三，中央御道，两旁筑土墙，高四尺余，外分之，唯公卿、尚书、章服，道从中道，凡人皆行左右，左入右出，夹道种榆、槐树。”洛阳不仅工商业发达，而且有书肆的出现，说明东汉比西汉同西域的文化交往更为广泛。
　　两汉时中国是当时世界上经济、文化、科学技术发达的国家之一。农业上的铁制农具普遍使用，马耕、牛耕已由中原推广到边疆。汉武帝和汉安帝时治理黄河工程取得成功，促进了农业的发展。西汉末年，全国人口达到近6000万，同罗马帝国人口数不差上下。两汉的手工业，尤其在冶铁、丝织、制盐、漆器和造纸业方面不仅发达、规模大、产量高，而且技术水平一直居于领先地位。东汉时，冶铁已经使用煤做成的燃料(即石炭)和水力鼓风机等，采用叠铸技术，这些在欧洲则是工业革命后才出现的技术。尤其是两汉时期已有众多的丝织业中心，每年生产着成亿疋的丝绸，成为丝绸贸易的物质保障。西汉时的丝织中心有长安、洛阳、临淄(在今山东淄博市境内)、成都、襄邑(今河南睢县)。西汉在各地设立官营手工业作坊，作坊的织工常达数千人，如临淄就有“三服官”。西汉朝廷在长安设立了两个大型的官营丝织业作坊：一叫东织室，由东织令主管；一称西织室，由西织令主管。两织室每年花费各达500万钱以上，制作出的丝织品就有帛、紵、缯、绨、纨、绮、绣多种，而其彩绢、绣品和衣料的织工、花样、图案等都非常精美。1972年长沙马王堆汉墓出土的文物中，有保存完好的绢、纱、绮、绵、毛棉、刺绣、麻布等织品。这些绚丽多彩的高级织物，采用织、绣、绘、印等技术作成各种动物、云纹、菱花等花纹，说明了西汉的纺织技术已达到相当高的水平。特别是一件素纱禅衣，有如今日之尼龙纱，薄如蝉翼，轻若烟雾，其重量仅49克，充分显示了中国古代劳动人民的智慧和创造才能。根据考古发掘和历史记载，纺织机械已相当进步，并已出现了织布机(见图27)，并在黄河流域和长江流域的广大地区已较为普遍，而在农村，广泛地采用了脚踏提综的织机。在西汉时，已有了提花机，能织成色彩缤纷、花纹复杂的织锦。可以想象到东汉时期，提花机就更普遍了。根据《西京杂记》记载，西汉时，巨鹿人陈宝光的妻子发明了一种织绫的提花机，是120综、120蹑，一综就是一根经线，一根经线安置一个踏板叫一蹑。陈宝光的妻子可以用这种机子织造出蒲桃锦、散花绫。当时的大官僚霍光(武帝、昭帝、宣帝三朝的丞相)的妻子就将陈宝光的妻子叫到长安，雇她织作，60天织一匹，一匹值万钱。当时的丝织品有锦、绫、绮、紵、罽、绢、罗纱等18种以上，色彩约有20余种。图案绚丽多异，有的象流云、动物纹、鸟兽、植物、几何图案、如意连壁纹等，还有若干吉祥文字的织锦，如“登高明望四海”锦、“万事如意”锦、“延年益寿大宜子孙”锦等。根据考古学家夏鼐先生研究，这种织锦需要大约75片提花综始能织成，而这种织锦的工艺，在当时就是最复杂、最先进的了，比在霍光家里织锦时又有进步。由于织绫机和提花机的改进，促进了丝织业的发展，提高了丝绸生产的产量，成为西汉对外贸易的基础。同时，边疆地区纺织业也有了很大发展。自汉武帝元狩五年(公元前118年)，至汉平帝元始元年(公元1年)，共发行货币总量为2800000万枚五铢钱，平均每年发行货币23500万五铢钱(见图28)，它既说明了社会经济的发展，又说明了商品交换的需要。从每年货币发行总量足以说明两汉时期的经济发展水平。这样发达的生产力，尤其是发达的丝绸生产能力，说明了丝绸之国丝绸生产的规模、能力、数量是丝绸之路沿线丝绸贸易的物质基础，也是中国丝绸从长安或洛阳为起点源源不断转运输送到中亚、南亚、西亚、欧洲的源泉。
　　二、丝绸之路上的经济交流
　　两汉时期丝绸之路，东起长安或洛阳，西到拜占庭(即今君士坦丁堡)，横跨亚、欧两洲，长约7500～8000公里，把中国和中亚、南亚、西亚、欧洲联结起来，成为一条绵亘在欧亚大陆上的经济、文化交流的交通大动脉。这条大动脉，是古代东西方各国各族人民共同开发的友谊之路，后人又把它形象地称为“亚欧大陆桥”。这条大道是中国和中亚、南亚、西亚、欧洲各国各族人民友好往来的历史见证。丝绸之路不仅把沿线各国联结起来，而更重要的是彼此间开展了频繁的经济、文化交流。它丰富了沿途各个国家物质文化生活，促进了社会经济的发展，增进了各国人民之间的友谊。因此，它不仅是一条伟大、壮观的中西贸易之路，而且是一条古老、光辉的人类文化运河。
　　丝绸之路在张骞通使西域之前，就已是中西各国和各族人民之间友好往来的通道。但是，在张骞通西域后，这种经济文化交流和往来的性质却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一是官方之间经常的、有组织的、有目的的政治、经济、文化交流行动代替了早已存在的自发的、偶然的交往行为；二是在交流的数量、规模和形式上也发生了变化。据罗马史料记载：“罗马帝国与东方国家的丝绸贸易总额每年达3500万至1亿罗马币，约合第一次世界大战前的美元200万至500万。”[1]除官方的贸易形式外，更多的是假借官方名义的民间贸易。正如《汉书·西域传》所讲的，“奉献者皆行贾贱人，欲通货市买，以献为名”。他们组成商队，有时还有武装保卫；三是经济、文化交流的条件变了，有了道路、驿站，并有官府设立的机构进行管理，有驻军保卫安全。因此在两汉时期，丝绸之路沿线的政治、经济和科学技术的交流、传播出现了第一个繁荣期，“商胡贩客，日款于塞下”[2]，“殊方异物，四面而至”[3]的盛况延续了几百年。
　　(一)丝绸贸易 张骞通西域后，为中西方经济、文化交流创造了条件，以丝绸为主的贸易迅速发展起来，此时中国的丝绸通过安息转销到罗马的数量逐渐增多。布尔努瓦在他的《丝绸之路》一书中说：“罗马人认识了丝绸，不但高度评价之，而且到处寻求之”[4]。由于丝绸特别珍稀昂贵，所以人们把穿着丝绸衣服当作富有奢侈，罗马政府为制止因丝绸贸易引起国库空虚而限制人民对丝绸的消费。新莽天凤元年(公元14年)，罗马政府诏令禁止男性公民穿戴丝绸服装，对妇女使用丝绸也作了一定限制。直到半个世纪后，志普林尼(公元27～79年)在他的《自然史》中说：“根据最低之估计，吾国之金钱，每年流入印度、赛里斯及阿拉伯半岛三地者，不下一万万赛斯透司(罗马货币)，此即吾国男子及妇女奢侈之酬价”。所以中国和罗马帝国直接贸易是两国的共同愿望。汉和帝永元九年(公元97年)，班超派遣甘英出使大秦，穷西海而返。汉和帝永元十二年(公元100年)，西域蒙奇、兜勒遣使内附，实际上是马其顿巨商梅斯以国家名义派遣庞大商团，经伊朗高原、中亚、塔里木盆地到东汉京都洛阳进行贸易。吉尔斯在他的《世界史纲》中也说：“罗马帝国安敦时代(161～180年)须经辽远而迂回之路程，方能运抵罗马之丝，其价值高于黄金，然罗马人恣意妄用，财源东流。”[5]如此昂贵的丝绸，人们为什么还要寻求它呢?罗马一位作家说：“丝国人，制造宝贵的花绸，它的色彩像野花一样美丽，它的质料像蛛丝样纤细，用这美丽的丝绸，裁成衣服光彩鲜艳引人注目，需求者，争相购买使丝价骤升，高于黄金”。西汉时期发明织绫提花机陈宝光的妻子所织的蒲花锦、散花绫匹值万钱，可能过高。居延汉简所记载的价格是：絣一匹370钱，练一匹490钱，缣素一匹小泉700枚。这就说明在中亚、西亚的丝绸贸易中转国贵霜和安息的这种转手贸易中，获取的暴利是相当可观的。据载，当时大秦国“常利得中国丝”，“常欲通使于中国，而安息图其利，不能得过。”[6]因而才“与安息、天竺交市于海中，利有10倍”[7]，罗马商人获利10倍，而安息、贵霜(即天竺)商人的获利也不会少的。这就是丝绸之路沿线上的大国为争夺对丝绸贸易的垄断权而发生战争的根本原因。
　　关于丝绸远销到罗马的情况，罗斯托夫采夫在他的《罗马帝国社会经济史》一书中说：在公元后两个世纪中，“罗马帝国同印度和中国的贸易也不断发展，并且成为十分正规的贸易。”[8]李希霍芬在他的名著《中国》一书中也说，“中国输往之货以丝、铁为大宗……由罗马东来者则为金、银、玻璃、珊瑚、象牙等。”[9]中国丝绸远销至罗马，“乃由陆路运至底格里斯河之塞流西亚城及叙利亚之安底奥基亚城①”[10]，两地均是中国丝绸转输罗马的集散地，也是丝绸之路西段重要的商贸中心。
　　(二)经济交流 汉通西域后，中国和中亚、南亚、西亚、欧洲的经济交流，不仅丰富了人们的经济生活，而且促进了人类文明的发展。西域各国的特产、精致的手工业产品和珍奇的动植物源源不断传入中国。葡萄、苜蓿、石榴、红兰花、酒杯藤、胡麻、胡豆、胡瓜、胡荽、胡葱、胡蒜、胡椒、姜、橄榄等都来自中亚、西亚和南亚，至今都是中国人民喜爱的食用、药用、观赏的植物。更为可贵的是中国人民对域外传来的植物“移植不息”。汉武帝时期“初修上林苑，群臣远方各献名果异树”移植于内，据说上林苑登录了“群臣所上草木为二千余种。”[11]苜蓿、葡萄遍种离宫和别观旁。元鼎六年(公元前111年)“破南越起扶荔宫以植所得奇草异木。”[12]根据考古发掘，在今陕西省韩城司马迁祠旁，原芝川镇址出土的“夏阳扶荔宫令辟与天地无极”[13]的12字方砖，推定为汉扶荔宫所在。上林苑当时是规模最大的古代国家动物园、植物园，扶荔宫亦在上林苑中。所以上林苑在世界园林史上占有重要的地位。古代中国人引进、试种、栽培、改进域外植物引得后世科学家的无限钦佩。美国东方学者劳弗尔说：中国人“采纳许多有用的外国植物，以为己用，并把它并入自己完整的农业系统中去，这是值得我国钦佩的”。所以“在植物经济方面，他们是世界上最前列的权威。”[14]在域外植物传入中国的同时，中国人民栽培的优良果树品种也向西方传播。桃、杏、梨原产于河西走廊，在东汉时已远传到中亚、南亚、西亚和欧洲。罗马人把桃叫做波斯桃，就是说桃树先传到伊朗再传到罗马的。罗马史学家把杏叫做亚美尼亚树，就是说杏树先传到亚美尼亚再传到罗马的。贵霜的迦腻色迦王时期把桃叫“至那尔”②，意思是从中国移植来的，把梨叫“至那罗阇弗呾逻”③，意思是中国王子做人质时播种的。在中国丝绸西传的同时，康居、奄蔡、严国④出产的皮毛、奄蔡出产的貂鼠皮传入中国，经营毛皮的中国富商，能同“千乘之家”比富。而“天竺国出细靡氍*(左叟右毛)”[15]、“安息国出五色罽”[16]、大秦国“氍毹、毾*(左登右毛)、罽帐之属皆好，其色又鲜于海东诸国所作。”[17]这些东西都传入了中国。汉乐府中有一首诗中说：“行胡从何方，列国持何来，氍毹毾*(左登右毛)五木香，迷迭艾纳及都梁”。氍毹是地毯，毾*(左登右毛)是小毛毯，为古波斯语。更为有意思的是《北堂书钞》卷134引《班固与其弟书》中所讲的一件事：“今赍白素三百匹，欲以市月支马、苏合香、闟登”，闟登就是毾*(左登右毛)。这些东西已进入民间，汉乐府的《陇西行》中有句说：“请客北堂上，坐客毡氍毹”。在动物的输入中首先是良马，即乌孙的西极马、大宛的天马，它们不仅是军马，而且也是运输的主要畜力。再如：条支的狮子、犀牛、封牛、孔雀、大雀，安息的狮子、符拔、安息雀输入后，均养于上林苑之中，既供观赏又丰富了人们的知识。其他珍奇物品的输入有大秦的珊瑚、海西布、水银、琥珀、琉璃，中亚出的玛瑙、车渠、水晶、琅玕，南亚出的金钢、玳瑁、苏合、熏陆、郁金香、珠贝等也丰富了中国人民的生活情趣，促进了手工业的发展。
　　三、丝绸之路上的文化交流
　　丝绸之路上的文化交流，在一个较长的时期内是中国的生产工具、生产技术的西传和西域的音乐、杂技、宗教文化的东来。黎轩的魔术、杂技在汉武帝时就传入了中国，东汉时就更多了，其艺术形象在汉画像砖、石雕、壁画中多有反映。西域、印度音乐传入中国后，东汉人“李延年因胡曲更造新声二十八解”，[18]汉灵帝好“胡服、胡帐、胡牀、胡坐、胡饭、胡箜篌、胡笛、胡舞，京都贵戚皆竞为之，”[19]由宫中传播到民间。汉通西域前，西域诸国冶铁技术低，又不知道铸铁器。《汉书·西域传》说：轮台、渠犁“其旁国少锥刀”，《史记·大宛列传》说：自大宛以西至安息“其地皆无丝漆，不知铸铁器，及汉使亡卒降，教铸作他兵器”。中国的冶铁技术和铸造的农具、兵器技术传到西域诸国远至罗马。志普林尼在《自然史》中说：“在各种铁中，赛里斯铁名列前茅，赛里斯人在出口服装和皮货的同时也出口铁”，“赛里斯人运来的铁最优秀，安息者次之”。罗马史学家普鲁塔克，将安息骑兵使用以中国钢铁铸造的兵器称为“木鹿武器”。印度梵文里“钢”字意为“秦地生”，其语义是“中国生产”。掘井、灌溉技术也是从中国西传的，坎儿井是从关中经过丝绸之路西传的，成为人类征服干旱的伟大创举。农耕技术随着屯田的推广，在西汉时就传到乌孙的赤谷城。乌孙本行国，“不田作种树，随畜逐水草”，汉通西域后就开始了早期的农业经营。新疆昭苏乌孙墓出土的铁犁铧，与关中出土的西汉晚期“舌形大铧”非常相似[20]。西域许多国家“思慕汉家”，“慕乐中国”，“乐汉衣服制度”[21]，表现出对汉文化的倾慕。
　　在文化东传中对汉朝影响最大的就是佛教了。释迦牟尼于公元前522年创立佛教，西汉末传入中国。据《三国志·魏书·乌丸鲜卑东夷传》注引鱼豢《魏略》载：“昔汉哀帝元寿元年(公元前2年)博士弟子景庐受大月氏王使伊存口授《浮屠经》”。此为佛教传入中国之始。《后汉书·楚王英传》载：在明帝永平八年(公元65年)楚王英遣郎中令奉黄缣白纨三十匹，“以赎愆罪”。明帝下诏书说：“楚王诵黄老之微言，尚浮屠之仁祠，洁齋三月，与神为誓，何嫌何疑，当有悔吝?!其还赎以助伊蒲塞、桑门之盛馔!”《魏书·释老志》载，永平十年(公元67年)“明帝夜梦金人，……傅毅始以佛对。帝遣郎中蔡愔、博士弟子秦景等，使于天竺，写浮屠遗范”。与天竺僧人还洛阳后，因白马驮载经像而至，乃仿照天竺形式建白马寺于洛阳城东，这是中国有佛寺的开始。桓帝延熹九年(公元166年)襄楷上疏中说到“又闻宫中立黄老、浮屠之祠”[22]。佛教初传入时，其流传范围仅限于皇宫王府。东汉末才有民间信佛之事。《三国志·吴志·刘繇传》说，在灵帝中平三年(公元186年)至献帝初平四年(公元193年)之间，笮融“大起浮图祠，以铜为人，黄金塗身，衣以锦彩，垂铜槃九重，下为重楼，阁道可容三余千人，悉课佛经”。这标志着佛教从宫廷王府逐步走向民间。随着佛教的传入，佛经的翻译也开始了。桓帝建和二年(公元148年)至灵帝时，安息高僧安世高在洛阳译经20余部，偏重于小乘佛经。汉灵帝光和中平年间(公元178～189年)译出《槃若道行品》、《首楞严》等经，属大乘佛经。据统计，汉末翻译佛经的共有12人，译出佛经292部、395卷。当时只有师事安世高的严浮调一人出家为僧。严浮调帮助安世高译经，自己又写了一本《沙门十慧经》，为中国人编著佛教书籍的第一人。
　　中国古代的文明和先进的生产技术传入西方，西方丰富的物产和优秀的文化传入中国，促进了人类文明的发展，提高了人类文明程度，使丝绸之路成为古代世界上最辉煌的“人类文化运河”。历史学家狄雅可夫在他的《古代世界史》中说：“张骞通西域，其在中国史的重要性，绝不亚于美洲之发现在欧洲史上的重要。”[23]
　　①塞流西亚城为塞流西王国大流士一世所建，在今伊拉克巴格达附近，安息时扩大为忒息丰，为安息后期都城。安底奥基亚城即安条克，在今土耳其之安塔基亚，为寒流西王国都城。公元前64年，罗马灭塞流西王国后归属罗马。塞流西王国在中国史籍中称为条支。
　　②至那尔：唐言，汉持来，今应译中国果。
　　③至那尔罗阇弗呾逻；唐言，汉王子，今应译中国王子。
　　④严国：西域古国，在今乌拉尔山脉中部以南。
　　参考文献
　　[1]方豪《中西交通史》上册第165页
　　[2]《后汉书·西域传》
　　[3]《汉书·西域传》
　　[4]布尔努瓦《丝绸之路》，转引自李明伟《丝绸之路与西北经济社会研究》第132～133页
　　[5]吉尔斯：《世界史纲》，转引自李明伟《丝绸之路与西北经济社会研究》第153页
　　[6]《三国志·魏书·乌丸等传》引《魏略》
　　[7]《后汉书·西域传》
　　[8]M·罗斯托夫采夫《罗马帝国社会经济史》，转引自李明伟《丝绸之路与西北经济社会研究》第192页
　　[9]李希霍芬《中国》转引自方豪《中西交通史》上册第165页
　　[10]西克斯《Tbeouestforcathay》，转引自方豪《中西交通史》上册第164～165页
　　[11]《西京杂记》卷一
　　[12]《三辅黄图》卷三
　　[13]陕西省文物管理委员会《陕西韩城芝川扶荔宫遗址的发现》，《考古》1961年第3期
　　[14]劳弗尔著、林筠因译《中国伊朗编》序言。转引自杨建新、芦苇《历史上的亚欧大陆桥一丝绸之路》第253页
　　[15]《太平御览》卷708引《吴时外国传》
　　[16]《太平御览》卷708引《扶南传》
　　[17]《三国志·魏书》卷30《乌丸鲜卑东夷传》引《魏略》
　　[18]《晋书·乐志》
　　[19]《后汉书·五行志一》
　　[20]参考王子今《秦汉交通史稿》1994年7月第1版，第502～503页
　　[21]《汉书·西域传》
　　[22]《后汉书·襄楷传》
　　[23]狄雅可夫·《古代世界史》，转引自李明伟《丝绸之路与西北经济社会研究》第181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