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西民族学院壮学研究中心主任、研究员)
　　西南便捷出海通道经过20世纪八九十年代的建设已成格局，为探索和建设这一通道，先民们世世代代前赴后继经历了千万年的不懈努力。在这艰苦的探索中，西南便捷出海通道经历了巨大的时空变迁。
　　一、先秦时期，西南先民与华南、东南亚、大洋洲先民交往频繁
　　据考古学材料，西南远古人类和史前文化与华南和东南亚乃至大洋洲的远古人类和史前文化存在着某些共性或相似性。如常见于华南、东南亚和太平洋诸岛的双肩石斧和有段石锛①，在四川芦山县、雅安市、乐山市、洪雅县和夹江县②，云南怒江河谷③、宜威县格宜坝子尖角洞④、铜木犁洞穴⑤，贵州威宁、水城⑥等地也有发现。而在四川大溪文化遗址中，出土有松绿石、玉器、海螺和象牙器等⑦从沿海地区交换来的物品。这表明早在史前时期，西南古人类与华南和东南亚乃至大洋洲的古人类有了交流和往来。尽管我们现在无法确知他们交往的路线和方式。
　　大约在公元前21世纪，中国的历史进入文明时期。“申命羲叔宅南交”⑧，“古者尧治天下，南抚交趾”⑨等文献记载告诉我们，西南、岭南和中央王朝的密切关系与史俱来。商周时期，“王命召虎，式辟四方，于疆于理，至于南海。⑩”中央王朝的疆域或势力所及已抵远包括西南和岭南的南方地区。西南和岭南的“蛮夷”与中央王朝建立了朝贡的关系。《逸周书》云，“伊尹朝献商书，汤问伊尹曰：‘诸侯来献或无马牛之所生而献远方之物，事实相反不利。今吾欲因其地势所有献之，必易得而不贵，其为四方献令。’伊尹受命，于是为四方令曰：‘臣请正东符娄，仇州、伊虑、沤深、九夷、十蛮、越沤，髡发文身。请讼以鱼皮之鞞，鞞之酱、鲛盾、利剑为献；正南瓯、邓、桂国、损子、产里、百濮、九菌，请令以珠玑、玳瑁、象齿、文犀、翠羽、菌鹤、短狗为献。……’”文中“瓯”、“桂国”是指生活在今广西或岭南的瓯骆人，“百濮”是活动于今西南的部族。当时，西南民族与中央王朝联系主要是通过横断山脉。因为地处四川盆地西缘和云南西部的横断山脉，其南北走向的崇山峻岭，形成许多自北而南的纵向河流峡谷，如同若干条南北交通的走廊，自古以来就是南北民族迁徙交往的通道(11)。其中青衣道即是靠近四川盆地的一条(12)。而岭南瓯骆人与中央王朝往来的路线是通过湖北到湖南，溯湘江而上进入广西，顺漓江而下，到达广西各地(13)。
　　此时，西南与岭南和东南亚及太平洋群岛的交往较之以前更加频繁和密切。各地青铜文化的较大的共性(14)，充分地说明了这一点。虽因年代久远，我们难以详知其交往的路线，但《水经·叶榆水注》曾引《交州外域记》载有蜀王子率部南下征服雒越各部建国，后又败于南越王而逃出海的故事：“交趾昔未有郡县之时，土地有雒田，其田从潮水上下，民垦食其田，因名为雒民。设雒王雒侯，主诸郡县，县多为雒将，雒将铜印青缓。后，蜀王子将兵三万来讨雒王雒侯，服诸雒将，蜀王子因称安阳王。后南越王尉陀举兵攻安阳王，安阳王有神人，名皋通，下铺佐，为安阳王治神弩一张，一发杀三百人。南越王知不可战，却军住武宁县。越遣太子名始，降服安阳王，称臣事之。安阳王不知通神人，遇之无道，通便去。语王曰，‘能持此弩王天下，不能持此弩者亡天下’。通去。安阳王有女名曰媚珠，见始端正，珠与始交通。始问珠，令取父弩视之。始见弩便盗，以锯截弩。讫，便逃归，报南越王，南越王进兵攻之。安阳王发弩，弩折，遂败。安阳王下海，径出一海。”交趾在今越南，安阳王既为蜀王子，当为公元前316年秦灭巴蜀后，率残部南下征服雒越而建国。越南的民间传说与此记载若合符节。其曰：“今广西左江一带原有南疆国，国王名叫蜀泮。蜀泮南下征服文郎国后，称安阳王。据十三世纪越南人黎文体《大越史记》云：安阳王“名泮，巴蜀人也，灭鸿庞雒王之国，而建瓯国，定都螺城，即今福安省东定县之封溪”。由此看来，安阳王是由四川入云南，再由云南进入广西、越南的。这应是当时由西南经广西而通东南亚的一条交通线。
　　二、秦汉时期，西南—岭南出海通道初成格局
　　秦始皇统一六国后，为了拓展疆土，开发瓯骆和西南夷地区，凿灵渠，沟通湘漓二水，贯穿长江、珠江两大水系；派常頞在原蜀郡守李冰父子修筑的“僰道”的基础上，延伸筑成“五尺道”(因山水险峻，开筑艰难，成路宽仅五尺，故称“五尺道”)。由今四川宜宾，经高县、筠连，入云南元津、大关，从昭通、镇雄，折入贵州毕节、威宁，再进云南宣威，抵达曲靖，全长近千公里。由于灵渠和“五尺道”的开筑，岭南越人被秦王朝统一，西南夷亦被置于秦王朝的统治之下。
　　秦亡汉兴，汉武帝在修复李冰、常頞修筑的“僰道”之后，将之向西南和东南延伸，筑成西夷道和南夷道。西夷道即灵关道，从成都出发，经雅安，至西昌，过金沙江，抵大理。南夷道从西夷道出发，沿“五尺道”向东深入贵州腹地，直下两广。
　　如果说西夷道是西南通南亚的最为重要的官道，那么南夷道就是当时由西南出岭南、下广州的最为重要的官道了。而官道是在民间通道的基础上开凿形成的。南夷道与西夷道一样，在汉王朝开凿之前，其实早已为民间发现和利用。“建元六年，大行王恢……因兵威使番阳令唐蒙奉旨晓南越，南越食蒙蜀枸酱，蒙问所从来，曰：‘道西北牂牁，牂牁江广数里，出番禺城下。’蒙归至长安，问蜀贾人，贾人曰：‘独蜀出枸酱，多持窃出市夜郎，夜郎者，临牂牁江，江广百余步，足以行船。南越以财物役属夜郎，西至同师，然亦不能臣使也。’”(15)说明汉王朝开南夷道之前，南夷道实已颇具雏形。而汉王朝开凿、整治，使之在沟通西南与岭南交通往来上，发挥了更大的作用。元鼎五年(前112年)，汉武帝平定南越时，即“使驰义侯因巴蜀罪人，发夜郎兵，下牂牁江，咸会番禺”(16)，因通道，而实现了“兵威”。
　　汉时，岭南与西南的交通是水陆并举。水路除前面在论述南夷道时已涉及的由牂牁江(红水河)下番禺(广州)一道外，还有由右江入驮娘江至西林，溯西洋江而达云南广南县一道。右江上游自商周以来即有一个句町古国，其活动中心在今云南广南县和广西西林县一带(17)。1969年至1972年间，在驮娘江畔的西林县普驮村先后发现了世所罕见的铜棺墓和铜鼓墓。从葬具的情况看，死者应是句町王或王族中的尊贵人物(18)。在铜鼓墓中，除出土有羊角钮钟等具有地方特色的器物外，还有许多从中原传入的器物。其中铜六博棋和铜骑马俑在中原通常只见于达官显贵之墓，可能是西汉王朝的赐品。这些中原物品传入句町的途径，即是通过灵渠进入桂江到梧州，由浔江进郁江至贵港而南宁，再经右江入驮娘江，而抵云桂交界处。此道不仅沟通了云桂，而且将云桂与中原联系了起来。
　　在汉代，岭南的番禺(今广州)、徐闻、合浦、布山(今贵港)和广信(今梧州)已发展成为重要的商业贸易港口城市。特别是汉武帝元封元年(前110年)设立儋耳郡和珠崖郡后，合浦、徐闻成了重要的出海远航起点站。从合浦、徐闻发船，可自南海沿北部湾西行，经印度东岸之建志补罗，到达终点斯里兰卡，形成一条穿过马六甲海峡而贯通两大洋的航线。《汉书·地理志》云：“自日南障塞、徐闻、合浦船行可五月，有都元国；又船行可四月，有邑卢没国；又船行可二十余日，有谌离国；步行可十余日，有夫甘都卢国；自夫甘都卢国船行可二月余，有黄支国，民俗略与珠崖相类。其州广大，户口多，多异物，自武帝以来皆献见。……自黄支船行可八月，到皮宗；船行可二月，到日南象林界云。黄支之南，有已程不国，汉之译使自此还矣。”据考证，都元国在马来半岛西岸，即今泰国南部的北大年府(19)，邑卢没国在缅甸萨尔温江入海处，谌离国在缅甸孟加拉湾沿岸，夫甘都卢国是缅甸的蒲甘城，黄支国即印度的建志补罗(20)，已程不国乃今之斯里兰卡(21)。唐李吉甫《元和郡县志》亦云：“雷州徐闻县……汉置左右侯官，在徐闻县南七里，积货物于此，备其所求，与交易有利。故谚曰：‘欲拔贫诣徐闻。’”广州、梧州、合浦、贵港、贺州等地汉墓出土的玻璃、水晶、琥珀、玛瑙等质料的珠饰和碗、象牙、犀角等器物，以及头部硕大、胡须满颊、鼻梁勾如鹰嘴的陶俑，证明文献的记载是可信的。番禺、徐闻、合浦、布山(今贵港)和广信等港口以贯穿广西南部的郁江其上游的支流左右江、西江及其上游的支流黔江和红水河，以及南夷道等水陆道路，内联西南内陆，外通海外远洋。初步形成了西南—岭南出海通道的格局。云南型Ⅱ式铜鼓在四川会理、贵州赫章、广西西林、百色、田东、贵港及东南亚地区各国的出土(22)，可说是此通道格局的证据之一。
　　三、三国至南宋，西南—岭南出海通道的大发展及鼎盛时期
　　三国两晋南北朝时期，群雄争霸，战乱濒仍，西南与岭南间的陆路交通，没有大的发展，但“越人便于舟”、“以船为车，以楫为马”的传统，却得到了进一步的发挥，水路交通大有进步。徐闻、合浦依然是远航海船的出发站，其造船和驾驶技术比汉代有所提高。航船“大者二十余丈，高出水面三、二丈，望之如阁道，载六七百人”(23)，“乘大伯舶，张七帆”(24)。航船驾驶“随舟大小，或作四帆，前后沓载之”(25)，改进了张挂风帆技术，以加快行船速度。航线也比汉代有了新的拓展。汉时，“徐闻、合浦南海道”航线的终点站是已程不国(斯里兰卡)。古罗马学者白里内《博物志》一书说到，当时中国和罗马这两个东西方大国，都与斯里兰卡直接往来，罗马人通过印度航商用宝石和红海产的珍珠在斯里兰卡与中国商船交换丝绸，而汉代中国商人还在科罗曼德和斯里兰卡建立了货栈，与来自埃及的西方船舶交换货物。可见，汉代中国商船并未到达罗马。但东吴黄武五年(226年)，大秦(罗马)商人秦论却来到中国，见到了孙权。说明东吴已与红海西岸的北非地区发生了直接的关系。
　　西汉时期的徐闻、合浦航线是一条沿海岸航行的航线。但自三国东吴始，由于造船和航海技术的提高，中国海船逐渐脱离这条航线，开始向远洋横渡。于是，番禺迅速崛起为远洋航行的港口和海外贸易中心，海船往往“每岁数至”，甚或“岁十余至”(26)。以番禺为起点，横渡南海，穿过马六甲海峡，经塔库巴横越孟加拉湾，至科佛里河口，再西渡阿拉伯海抵大秦。
　　在广州崛起的同时，梧州发展成为广西与西南航运的枢纽。由梧州上溯桂、浔、郁、柳诸江，可贯穿广西境内各地，而达湘、黔、滇和越南，东下西江，可通广州商埠。其中梧州沟通西南的水路主要有：由浔江进郁江，入右江，直至云南的剥隘；或由有江入驮娘江，到达贵州边境；自梧州溯浔江入黔江，进柳江，经融江及其上游榕江，而抵贵州独山。
　　唐宋时期是我国封建社会发展的鼎盛时期，中央王朝臻力于向周边地区拓展，对交通路线的开辟、修缮和管理尤为重视。在此形势下，岭南与西南的交通也得到了较快的发展。“唐贞观十三年(639年)夏六月，渝州(今重庆市)人侯弘仁开牂牁道，经西赵(今贵州遵义至都匀一带)出邕州，以通交、桂。”(27)据其注文：“东谢蛮西接牂牁蛮，南接西赵蛮，牂牁之别帅曰罗殿，今广西灵马路自桂州至邕州横山寨二十余程，自横山至杞国二十二程，又至罗殿十程，此即侯弘仁所通者也。”(28)可知此路由四川通贵州，再由贵州的安龙而入岭西的田州、邕州。另外，唐以前广西西部通夜郎、大理等国的道路，在唐中晚期也得到了修缮。唐末，南诏国(今云南、贵州部分地区)强大后，曾乘唐朝内乱之机，向邕州、交州方向进军。其进军路线是：由云南东南部进入广西添州(今百色)、田州、横山(今田东)、思笼(今隆安)抵邕州。因战争规模庞大，故使此路有了新的扩展。
　　宋承唐势，广西与西南交通的陆路又有所增加。宋黄震《黄氏日钞》卷67曾抄范成大《桂海虞衡志》曰：“自杞国以锦一匹博大理马三马，金镯一两博二马。行十三程至四城州，又六程至邕州。又有罗殿国及谢蕃、罗孔诸部落，马尤壮，行二十二程至四城州，与自杞等马会者，以十月来。……大理去邕州横山寨才四十余程，自杞人争利，不敢度自杞。而东别有一路，自善阐府经特磨道来，甚捷……”
　　《岭外代答》“通道外夷”条云：“中国通南蛮，必由邕州横山寨，自横山一程至古天县，一程至归乐州，一程至唐兴州，一程至暀殿州，一程至七源州，一程至泗城州，一程至古那洞，一程至龙安州，一程至凤村山獠渡江，一程至上展，一程至博文岭，一程至罗扶，一程至自杞之境，名曰磨巨。又三程至自杞国，自杞四程至古城郡，三程至大理国之境，名曰善阐府，六程至大理国矣。自大理国五程至薄甘国，去西天竺不远。限以淤泥河不通，亦或可通，但绝险耳，凡三十二程。若欲至罗殿国，亦自横山寨如初行程，至七源州而分道，一程至马乐县，一程至恩化县，一程至罗夺州，一程至围慕州，一程至阿姝蛮，一程至硃砂蛮，一程至顺唐府，二程至罗殿国矣，凡十九程。若欲至特磨道，亦自横山。一程至上安县，一程至安德州，一程至罗博州，一程至阳县，一程至隘岸，一程至那郎，一程至西宁州，一程至富州，一程至罗拱县，一程至历水铺，一程至特磨道矣。自特磨道一程至结也蛮，一程至大理界虚，一程至最宁府，六程而至大理国矣，凡二十程。所以谓大理欲以马至中国，而北阻自杞，南阻特磨者，其道里固相若也。闻自杞、特磨之间，有新路直指横山，不涉二国，今马既岁至，亦不必由他道也。”
　　宋吴儆《邕州化外诸国土俗记》则说：“自邕北出功饶州、梵凤州，至横山四百里，又自横山北出田州古天县、归仁州、归乐州、唐兴州……七源州、四城州、即兑州也。稍折而东，历上中下思，画州山僚境，渡都泥江、松江而北历罗幕州，及诸山僚，至顺唐府西南番罗殿国、阿者国，皆汉西南夷故也。西与大理、自杞，东与黔南为邻，各有君长姓氏。”
　　从这些文献材料可以了解，宋代广西与西南的陆路交通是很便利的。其主干线起码有：宜州—罗殿通道；邕州—横山寨—自杞—大理通道；邕州—横山寨—罗殿通道；邕州—横山寨—特磨道—大理通道。
　　在水路交通方面，唐宋王朝除继续利用以往的江河通道外，也开发和利用了一些新水道。如宋时，就开发和利用了大盘水(今南盘江)，使“邕州右江水与大理大盘水通。大盘在大理之威楚府(今云南楚雄县)，而特磨道又与其善阐府者相接，自邕州道诸蛮獠至大理，不过四五十程”(29)。
　　随着唐宋时期岭南与西南交通的迅速发展，自秦汉以来即位于广西南北纵道交汇处的邕州此时又处于东西横道的交叉点上，因而一跃成为广西的交通枢纽及政治、经济和文化中心，地处广西与西南交通咽喉要地的横山寨、石溪和宜州也形成为博易场或商品集散地。
　　横山寨博易场在今田东县平马镇，是桂东平原及东南沿海地区通滇黔的咽喉要地。南宋之时，因军马的北方来源断绝，王朝所需军马多仰赖于“产马之国曰大理、自杞、特磨、罗殿、昆那、罗孔、谢蕃、滕蕃等”(30)。横山寨成了军马交易所的重要市场。“自元丰间，广西师司已置干办公事一员于邕州，专切提举左右江峒丁，同措置买马。绍兴三年，置提举买马司于邕。六年令帅臣兼领。今邕州守臣提点买马经干一员置廨于邕者，不废也。实掌买马之财，其下左右江二提举，东提举掌等量蛮马，兼收买马印；西提举掌入蛮界招马。有同巡检一员，亦驻剳横山寨。”(31)西南之马“既入境，自泗城州行六日，至横山寨。邕守与经干盛备以往，与之互市”。
　　石溪“僚市”位于邕州郊区石埠，因集市交易在“僚人”地区，故称“僚市”。盖因地处为左右江汇合点，广西人通过左右江将土特产运到这里进行交换，运动的商人也将当地马匹和土特产运到这里交易。由于这里也是马匹交易比较集中的地方，又有“马会”之称(32)。
　　宜州马市位于今宜州。南宋时，因“大理国去宜州十五程尔，中有险阻，不得而通，故自杞、罗殿皆贩马于大理，而转买于我者也。罗殿甚通于邕，自杞实隔远焉。自杞之人强悍，罗常以马假道于罗殿而来，罗殿难之，故数至争。然自杞虽远于邕，而迩于宜，特隔南丹而已。绍兴三十一年，自杞与罗殿有争，乃由南丹径駆马直抵宜州城下”。(33)因宜州也是当时一个重要的市场。
　　邕州及横山寨、石溪、宜州等博易场或商品集散地，不仅沟通了西南与广西(及中原)的商品交换，还以其便利的水陆路交通与当时岭南最主要的港口钦州、广州联系在一起，由此与海外诸国形成贸易关系。
　　钦州港位于今钦州市东岸。大概是由于唐宋之时，合浦海港已被南流江、小江、武利江、洪潮江等河流携来的泥沙淤塞；加以“唐贞观中，清平公李弘节遗钦州刺史宁师京寻刘方古道，行达交趾，开拓夷僚，置襄州”(34)，使钦州与邕州相通，并从钦州修筑通襄州的道路，直抵交趾；唐咸通八年(867年)三月，应高骈奏请，开凿了通往交趾的水道天威径，(35)使缘海而行的船只无须绕道白龙尾，大大缩短了航程，因而钦州逐渐取代合浦成为重要出海外贸港口。
　　唐宋时期钦州港的对外贸易对象主要是安南(今越南)，因为当时由钦州渡海出安南的交通非常便当。《桂海虞衡志》云：“今安南国，地接汉九真、日南诸郡、及唐欢、爱等州。东南海，接占城；占城，林邑也。东海路通钦、廉、西出诸蛮，西北通邕州，在邕州东南隅，去左江太平寨最近。自寨正南行，至桄榔花步，渡富良、白藤两江，四程可至。又自寨东南行，过丹特罗小江，自凉州入，六程可至。自右江温润寨则最远。由钦州渡海，一日至。”可见钦州海道是当时通安南的捷径。因此，“交人之来，率用小舟。既出港，遵崖而行，不半旦即入钦港。正使至廉，必越钦港。乱流之际，风涛多恶，交人之至钦也自其境永安州，朝发暮到……”(36)不仅“凡交趾生生之具，悉仰于钦，舟楫往来不绝”(37)，携来金、银、铜钱、沈香、生香、熟香、光香、真珠、象齿、犀角等，吾之小商亦贩来“纸笔米布之属，日与交人少少博易”(38)，更有“富商自蜀贩锦至钦，自钦易香至蜀，岁一往返，每博易动数千缗(39)”。由是，西南内陆的货物经由钦州而得以出海。
　　虽然唐宋时期钦州已继合浦之后，初步显示其出海口的地位和作用，但一方面可能是由于其作为远洋大港口的自然条件有局限；另一方面是由于唐宋王朝在广州设立提举市舶司，指令广州市舶司对由广西进出口的物资严加控制，凡由广西进出口的物资都必须运到广州市舶司抽税，由广州市舶司发给允许和外商贸易的凭证后，方可与外商贸易。尽管宋神宗时，广西曹运臣吴潜曾向王朝奏言：“雷化州与琼岛对境，而发船请引于广州舶司约五千里，迄今广西濒海郡县，土著商人载米谷、牛酒、黄鱼及非舶司赋取之物，免至广请引”(40)。可终究未得到宋王朝的应允。所以，广西及西南经广西的外贸货物必须经过广州。
　　唐代，以广州为始发港的“广州通海夷道”，通向南洋、西亚、远及东非。《新唐书》卷43及《中国航海史》对此航海线有详细记载。
　　宋代之时，广州与“凡大食、古逻、阇婆、占城、渤泥、麻逸、三佛齐诸蕃并通贸易。以金、银、缗、铅、锡、杂色帛、瓮器市香药、犀象……(41)”其与海外诸国来往的通道，在《岭外代答》卷3“航海外夷”条有载：“三佛齐者，诸国海道往来之要冲也。三佛齐之来，正北行，舟历上下竺与交洋，乃至中国之境。其欲至广者，入自屯门。欲至泉州者，入甲子门。阇婆之来也，稍西北行，舟十二过子石，而与三佛齐海道合与竺屿之下。大食国之来也，以小舟运而南行，至故临国，易大舟而东行，至三佛齐国，乃复如三佛齐之入中国。其他占城、真腊之属，皆近在交趾洋之南，远不及三佛齐国、阇婆之半。而三佛齐、阇婆又不及大食国之半也。诸蕃国之入中国，一岁可以往返。唯大食必二年而后可……若夫默伽国、勿斯里等国，其远也不知其几万里矣。”《岭外代答》称：“诸蕃国之富盛多宝货者，莫如大食国，其次阇婆国，其次三佛国，其次乃诸国耳。”但又含糊其辞：“大食者，诸国之总名也。有国千余，所知者特数国耳。”(42)南宋写成《诸蕃志》，对大食的地理范围了解得比过去清楚，它把阿拉伯半岛以东的波斯湾作为东大食海，以西的红海称西大食海，此二海之间的地方，统称为大食国。由此可知，宋代从广州出发的远洋海船基本上是沿着唐代的“通海夷道”而到达波斯湾各地的。但向西却比唐代海船活动的范围更广，沿着阿拉伯半岛沿岸航行，到红海和非洲东岸(43)。
　　可见，秦汉时期初成格局的西南—岭南出海通道，唐宋时期已进一步发展成为以钦州、广州为出海口，以邕州及几大博易场或商品集散地为枢纽，以西大陆为腹地的黄金通道。这是古代西南一岭南出海通道发展的鼎盛时期。
　　四、元至民国时期，西南—岭南出海通道的继续发展与变革
　　元灭宋而代之，岭南与西南所通的路线基本上与从前一样，但由于元朝在各地广设驿站和急递铺邮传站，道路条件有所改善。
　　明代，广西与西南的通道增加了由南宁府经田州、百色、泗城州、安隆长官司(今隆林县)通贵州省；由百色过剥隘入富州通云南的重要线路。这是连接梧州府(今梧州市、苍梧县)、浔州府(今桂平县)、南宁府的东西横贯延伸线。
　　到清时，广西连接西南的道路在明代的基础上，有较大发展。柳州水路由桂林经永福，沿永福江下柳州，在柳州与循柳江下浔州和梧州至南宁的柳邕路分道，自柳州向西庆远府(治宜州)，经思恩县、荔波县、独山等地与贵州都匀水路连接。滇桂水路由云南经宜良、路南、弥勒、邱北、广南、富州至剥隘司，从百色沿右江而达南宁。
　　清末民初是我国交通大变革的时期，随着西方文明的传入，交通运输工具的重大变化，公路、铁路及航空出现了。岭南和西南人民也经历了这一重大变革。民国时期，岭南和西南人民除在前人的基础上，更充分地利用既有的水陆路外，参照前辈往来的一些通道线路，开筑了沟通岭南与西南的公路、铁路和空中航线。
　　桂黔公路自邕柳线上的大塘经宜州、河池、南丹，逾桂黔交界的六寨而入黔境，经独山、都匀、贵定、龙里而抵贵阳。此路在桂与自北而南纵贯广西，且北至中原，南通越南的干线——由广西全州黄沙河至友谊关的黄镇线相联网，在黔可自贵阳北循川黔路至重庆，向西南由滇黔路至昆明。不仅是桂黔交通的孔道，也是西南公路的枢纽。
　　桂滇公路有百剥线和百渡路。百剥线自南宁经武鸣、果德、田东、田阳，过百色杨圩、渌丰，抵云南的剥隘；百渡路由百色经罗里、田西、旧州而过八渡河岸，入贵州的册亨，再经安龙、兴义而滇黔公路，西通昆明，东达贵阳。可惜此二路在民国时期尚未全通。百剥线广西境内只通至百色，百渡路广西境内只通至八渡河岸。
　　1939年动工修建的黔桂铁路，由柳州至贵州都匀清太坡，是当时西南唯一的省际铁路。这条铁路在广西柳州与湘桂铁路相接。至1949年，北可达湖南衡阳，南可抵广西来宾。但在西南，其与綦江铁路、昆河铁路各不相通。
　　西南航空运输是抗战时期发展起来的。成都的双流、重庆的白市驿、昆明的巫家坝、贵阳、桂林和南宁等地都兴建了一些简易机场。桂林—重庆航线可与重庆—兰州—肃州—哈密航线、重庆—成都—昆明航线、重庆—贵阳—昆明航线、重庆—昆明—印度的丁江或加尔各答航线、成都—汉中—西安航线、南宁—柳州—桂林—梧州—广州航线、广州—梧州—南宁—越南河内航线相连接，初步形成了以桂林、南宁、成都、重庆、贵阳、昆明为中心的空运网络。不幸的是，国民党逃离大陆时，西南的机场遭到毁灭性的破坏。
　　五、中华人民共和国时期，西南综合运网体系的初步形成和南昆铁路建设：西南最便捷的现代出海通道建成
　　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中国交通事业进入了新的发展时期。人民政府为了开发西南自然资源，振兴民族地区经济，巩固西南国防，对西南交通运输的发展极其关注，西南出海通道也随之得到了迅速的发展。桂滇公路百剥线全线通车，百渡路被延伸至贵州盘县，百色—靖西—那坡—云南文山—昆明、百色—田林—西林—云南罗平县、百色—田林—隆林—贵州兴义和安龙县等新公路亦相继开通，使桂黔、桂滇往来的孔道大大增加。这些孔道不仅可通过与横贯广西南部的邕梧公路、广西出海捷径邕钦公路联网，将云、贵、川与梧州、钦州、北海、防城等港口联结起来，且可通过桂柳路至荔浦，东行经过桂江、钟山、望高、西湾而达贺州，由贺连公路进入广东连山，尔后抵曲江、广州；或由南宁至梧州，经广东封开，抵广州；或由南宁经玉林、北流、容县、岑溪、广东罗定、肇庆，抵广州等等。还可通过南宁至龙州至友谊关的公路进入越南。
　　在铁路建设方面，随着成渝线、湘桂(来宾至凭祥)线、黎湛线、宝成线、黔桂(都匀至贵阳)线、昆明至内宜线、川黔(赶水至贵阳)线、贵昆线、成昆线、湘黔线、襄渝线、枝柳线、南防线的建成和使用，不仅改变了西南内部铁路各不相通的情况，形成了相对完整的铁路网络，加强了西南同中原、中南、华南的联系，而且使西南有了两条联结出海港口的铁路线：黎湛线和南防线。
　　水路方面，西江自梧州以上，纳浔江、郁江、邕江、左江、右江、柳江、黔江、红水河，一直是西南地区重要的出海通道。经过整治，航运状况大为改观，千吨驳船已可直抵南宁。1985年新开辟了贵州省贞丰县沿北盘江、红水河航抵广西东兰、大化的煤运航线后，又增加了广西与西南水路交通的孔道。随着铁路、公路网络的完善，西江水路还可与黎湛线、南防线等铁路线以及众多公路联运，运输能力大大提高。
　　此外，西南地区还开辟了各省会和重要城市之间及对外的航空线。广西防城港和北海港还开辟了对外往来的航海线。
　　经过长期的艰苦奋斗，西南已初步形成了以公路为基础，以铁路为骨干，兼有水运和空运的综合运网体系。然而，面对西南地区富集的矿藏，丰饶的物产，风姿万千的旅游资源，以及东南沿海与大西南经济互补、联合走向东南亚、共同发展的战略需要，西南的交通网络又明显地呈现出其劣势。这集中反映在出海通道不畅上。由于自明朝中叶以来，封建统治者一直推行闭关锁国的政策，辛亥革命虽然推翻了封建王朝，但未使中国摆脱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地位。1949年后，西方资本主义世界又对新生的中华人民共和国采取封锁、孤立的政策，故而对外通道的建设是比较薄弱的。就西南而言，长期以来，可作为径直出海通道的，除了自重庆顺长江直下上海的长江航道外，途经广西者，只有西江航道及黔桂线至黎湛线。西江航道虽然多次整治，挖掘了一定的航运潜力，且尚有潜力可挖，但其航程长，河道狭窄弯曲，滩险多，水面落差大，整治工作殊为艰巨，要大幅度提高运力尤其困难。黔桂线年运力仅500万吨，黎湛线运力亦已饱和，而1990年就已有约2000万吨货流要取道广西出海，以后又逐年增加，运力与运量之间的突出矛盾已严重制约广西和西南经济的发展。因此，在努力挖掘原有出海通道潜力的同时，建设南昆铁路以更充分地发挥广西沿海防城和北海两大港口的作用，是解决西南腹地径直出海通道的根本办法。
　　正是在这样的情形下，南昆铁路于1990年底正式动工兴建，历时6年多，于1997年夏秋时节全线铺成通车，使西南有了一条便捷的出海铁路线(与南防线衔接，出海运距缩运了600公里以上)，揭开了大西南建设的新篇章。
　　六、结 语
　　综上所述，西南—岭南出海通道具有非常悠久的历史。它的形成和发展，曾为西南人民与华南、东南亚、太平洋诸岛乃至欧、非一些国家人民的经济、文化交流作出了非凡的贡献。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后，在前人的基础上，经过几十年的艰苦奋斗，已在西南初步建成一个综合运网体系。然而，面对西南地区丰富的资源以及东南沿海与大西南携手走向东南亚共同发展的战略需要，西南交通网络又明显地呈现出其劣势，这主要反映在出海通道不畅上。因此，南昆铁路的建设事在必行。而南昆铁路的建成通车，使西南有了一条最便捷的出海铁路线。
　　① 林惠祥：《中国东南区新石器文化特征之一：有段石锛》；《台湾石器时代遗物的研究》；《南洋马来族与华南古民族的关系》。载《林惠祥人类学论著》，福建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
　　②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四川队：《四川乐山市考古调查简报》，《考古》1988年第1期。四川省文物管理委员会等：《四川省文物考古十年(1979～1989)》，载《文物考古工作十年(1979～1989)》，文物出版社1990年版。
　　③ 张兴永等：《云南怒江州发现的新石器》，《云南文物》1986年第19期。
　　④ 曲靖地区文管所：《宣威格宜尖角洞新石器遗址调查简报》，《云南文物》1984年第16期。
　　⑤ 李加能等：《广南县八宝铜木犁洞新石器遗址调查》，《云南文物》1985年第17期。
　　⑥ 《贵州威宁中河发现新石器时代遗物》，《文物》1793年第1期。贵州省博物馆：《“夜郎”故地上的探索——贵州省文物考古工作三十年》，载《文物考古工作三十年(1949～1979)》，文物出版社1979年版。
　　⑦ 四川省博物馆：《四川文物考古工作三十年》，载《文物考古工作三十年(1949～1979)》，文物出版社1979年版。
　　⑧ 《尚书·尧典》。
　　⑨ 《墨子·节用篇》。
　　⑩ 《诗经·大雅》。
　　(11) 童恩正：《试谈古代四川与东南亚文明的关系》，《文物》1973年第9期。
　　(12) 周曰琏:《古代青衣江游的郡县建置》，载《南方丝绸之路文化论》，云南民族出版社1991年版。
　　(13) 覃彩銮：《汉文化的南传及其对壮族古代文化的影响》，《广西民族研究》1988年第4期。
　　(14) 参见中国古代铜鼓研究会编：《铜鼓与青铜文化的新探索》，广西民族出版社1993年版。屈小强等主编：《三星堆文化》，四川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吴怡：《从出土文物看古代滇蜀关系》，张家华：《万家坝部分青铜器与东南亚青铜文化的联系》，载《南方丝绸之路文化论》，云南民族出版社1991年版。王大道：《云南青铜文化及其与越南东山文化、泰国班清文化的关系》，《考古》1990年第6期。覃彩銮：《骆越青铜文化初探》，《广西民族研究》1986年第2期。
　　(15) 《史记·西南夷列传》。
　　(16) 《史记·南越列传》。
　　(17) 覃圣敏：《句町古史钩沉》，《广西民族研究》1988年第3期。
　　(18) 广西文管会：《广西出土文物》，文物出版社1975年版。广西文物工作队，《广西西林县普驮铜鼓墓葬》，《文物》1979年第9期。
　　(19) 周连宽等：《汉代我国与东南亚国家的海上交通和贸易关系》，《文史》第9辑，中华书局1980年版。
　　(20) 郭沫若主编：《中国史稿》第二册177页，人民出版社1963年版。
　　(21) 张声震主编：《壮族通史》378页，民族出版社1997年版。
　　(22) 胡振东：《云南型铜鼓的传播与濮人的变迁》，载《中国铜鼓研究会第二次学术讨论会论文集》，文物出版社1986年版。木基元《云南型铜鼓北传路线之新证》，载《南方丝绸之路文化论》，云南民族出版社1991年版。
　　(23) 《太平御览·舟部》卷769。
　　(24) 《太平御览·舟部》卷771。
　　(25) 《南州异物志》。
　　(26) 《梁书·中天竺国传》卷54。
　　(27)(28) 《资治通鉴》卷195《唐纪十一》。
　　(29) 宋范成大：《桂海虞衡志·志蛮》。
　　(30)(31) 宋周去非：《岭外代答》卷5“经略司买马”条。
　　(32) 宋周去非：《岭外代答》卷5“经略词买马”条。
　　(33) 宋周去非：《岭外代答》卷5“宜州买马”条。
　　(34) 《旧唐书》卷41《地理四》。
　　(35) 《旧唐书》卷19上《懿宗纪》。
　　(36) 《岭外代答》卷1“钦廉溪洞都巡检使”条。
　　(37)(38)(39) 《岭外代答》卷3“钦州博易场”条。
　　(40)(41)《宋史》卷186。
　　(42)《岭外代答》卷三“大食诸国”条。
　　(43)彭德清主编：《中国航海史》(古代航海史)145页，人民交通出版社1988年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