根据文献记录，人们往往将公元前2世纪汉王朝使者张骞通西域作为“丝绸之路”开拓的标志。但是从考古资料看，欧亚大陆上东西方的交通，实际要远较公元前2世纪为早。
　　从目前已掌握的资料可以肯定，当年新疆大地在沟通地中海周围与亚洲东部地区的联系中，居于重要的、中心的地位。
　　申述这一概念，我们首先以已经有过比较深入的工作、时代比较明确的罗布淖尔地区孔雀河流域的青铜时代考古遗存为例。孔雀河流域青铜时代考古文化遗存，目前主要见于古墓沟、小河这两区墓地。在墓地每个死者随身的草篓中，都见到小麦籽粒。说明这时在罗布淖尔荒原上，小麦已经成为人们日常生活中最主要的食品或食品之一。这表明已非小麦栽培的最初阶段，小麦种植在这里已经历了一个过程。而对小麦，人们普遍认同的一个学术结论是：它的原产地是在西亚两河流域的美索不达米亚地区。早到去今一万年前，已经培育出了人工栽植小麦，以后慢慢扩散到欧亚广大地区。〔1〕而孔雀河流域的青铜时代遗存，经大量14C测定数据表明，其绝对年代可早到去今4000年前后。〔2〕
　　同样还是以孔雀河流域小河墓地为例，1930年瑞典考古学者F.贝格曼在调查、发掘小河5号墓地时，在沙丘地表曾采集到贝珠500多颗，标本携归斯德哥尔摩后，曾请瑞典自然历史博物馆无脊椎部的R.伯根海恩博士分析、鉴定，结论是：这类贝珠，使用材料是取自海菊蛤属的海生动物，可能是面蛤(Sowerby)。而这种面蛤，其产地仅见于东亚海岸。根据这一资料及分析，可以引申的逻辑结论只能是：在距今近4000年前，产自我国东部沿海、直线距离在3000公里以外的面蛤，已经辗转到了新疆东部的罗布淖尔地区。〔3〕
　　在东部天山北麓巴里坤发掘的兰州湾子大型石构房址，建筑面积达200平方米，四周石墙墙厚达3米。底部见柱洞，曾先后两次废毁、三次住人。在最底层(也是最早有人居住的地面)，存烧灰、大型圈足铜鍑、环首小铜刀、彩陶罐、双耳鼓腹红陶罐、碳化小麦粒，马、羊、鹿骨及大型马鞍形磨石等；陶器为手制，鍑通高54厘米。取遗址底层木炭进行年代测定，结论为距今3285±75年，表明了该遗址最早居住活动的时间。〔4〕这里也有小麦粒。而那件经发掘出土的圈足铜鍑，同类器形的炊具在东到蒙古高原、西至欧洲东部广大草原地带，是多有所见的典型文物，〔5〕其中透示的交通文化联系自不待言。
　　新疆哈密五堡，发现过一处青铜时代土著居民墓地。出土文物主要为彩陶、木器、石杵、毛织物及皮革制品、小件铜器等，取墓室盖木进行14C测年，结论均在距今3200年前后，〔6〕与出土文物显示的时代风格一致。五堡墓地中出土了相当数量的海贝(包括货贝)，它们只能来自周邻的海洋，显示了当年新疆与周围地区实际联系的存在。
　　1976年，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在河南安阳地区殷墟发掘的妇好墓，出土玉器756件(少量残片未计)，曾取其中约300件标本进行材质分析，结论为“大部分均系软玉，其中大部分属青玉，白玉较少……这几种玉料大体上都是新疆玉”，其中三件小型玉雕，尤其是其中两件白玉羊、鸟，肯定是和田特产脂玉。〔7〕它们有力地显示了新疆、尤其是新疆和田地区玉石，在公元前13世纪晚期、前12世纪时已经远销黄河流域下游、河南安阳殷商王国的史实。
　　同样在这一时段，在哈密地区哈密县花园乡茶迄马勒农民挖土时，在深4米的地下发现多件青铜器，其中一件鹿首铜刀，柄端鹿首：头长，眼鼓突，耳直立，角后曲成环。柄与刀背弧曲成一线，通长达36厘米，柄长13.5厘米。与这件鹿首铜刀一道，还有环首小铜刀、銎形铜镞、砺石等。共出陶器被挖土者毁弃。这是一组很重要的、具有鄂尔多斯风格的青铜器。形制相同的鹿首铜刀，在内蒙、河南安阳殷墟妇好墓、河北省青龙县抄道沟及陕西绥德墕头村商代遗址内都曾经发现过，在俄罗斯境内的卡拉索克文化中也有同类型兵器，流行时代可以早到商代晚期。〔8〕
　　时代相当并且值得引起人们关注的还有一种文物，这就是最迟在春秋晚期已经进入中国，战国、秦汉时期多有所见的蜻蜓眼玻璃珠。据不完全统计，在华北大地、长江流域多有所见，总数在400颗以上。这些文物，大都作为奇珍出土于贵族王侯墓葬中。它们在新疆和田、山普拉、尼雅、且末扎洪鲁克、沙雅、轮台穷巴克等地也都有出土，时代早到公元前1000年前期或更早，晚到汉晋。而从更广阔的范围观察，这类蜻蜓眼玻璃珠，最早就出现在尼罗河畔的古代埃及，被视为一种具有神奇力量的魔珠，可以避邪、给死者带来安宁、幸福，因而作为殉物入葬，时代可以早到去今3400年前(亦说最早可到公元前2500年)。稍后，传布到了伊朗高原，在伊朗基兰，出土过类同的蜻蜓眼玻璃珠实物。在伊朗基兰出土的蜻蜓眼玻璃珠，与山西出土的实物，造型图案惊人地相似。这给我们以有力启示：这类蜻蜓眼玻璃珠，最早发明在古埃及，以后进入伊朗高原，再后进入新疆，进一步东达华北、长江流域。〔9〕实际这类蜻蜓眼玻璃珠，也就是我国古代《尚书》、《管子》、《说文》中所称的“琅玕”。〔10〕《魏略》曾揭明它们来自“大秦”，〔11〕实际已经准确说明了它们的原产地是在地中海边。
　　不论是作为琅玕的蜻蜓眼玻璃珠、哈密五堡出土的海贝、哈密花园乡出土的鄂尔多斯式青铜刀，还是殷墟所见和田玉石，自然都不足以显示当年社会生活的全貌，也不足以显示彼此实际交往的规模。它们的意义，在于以无可置疑的事实揭明了一种历史的存在，表明在距今3300—3200年前，新疆与其四周地区，尤其是与西亚及黄河流域的联系，已经是一种不容置疑的事实。这种联系及与这种联系互为表里的交通路线，与后人定名为“丝绸之路”的商道，是没有本质差别的。
　　这一联系在进入西周、春秋战国时期后，有了更进一步的发展。
　　论及春秋、战国期间(公元前7世纪至公元前3世纪)的亚欧地区间的交通，前苏联学者在俄罗斯南阿尔泰地区卡童河、伯莱利河、乌尔苏河、乌拉干河发掘的一批大型石冢，是很值得关注的考古资料。这是公元前1000年中期或更早一点阿尔泰山地古代居民首领的墓冢，发掘时封冻严实，文物保存完好。位于乌拉干河畔的巴泽雷克墓地，出土了春秋—战国之际的凤鸟纹刺绣，具有楚文化特点的山字纹铜镜，表明了它与中国大地间存在的联系。而同一批墓地中，还有显示着黑海北岸希腊化殖民地艺术风格的皮革、毛毡、木雕制品；具有古代波斯阿契美尼德王朝艺术特色的野兽纹、格里芬、有翼狮图像的文物。〔12〕于细微之处见精神，阿尔泰古代游牧部落东南与中国大地、西向黑海、西南向伊朗的这种交往，通过出土文物可以清楚捕捉。而古代中国与亚洲西部、欧洲地区交往联系的路线之一，也可由此透显在今人的面前。
　　与巴泽雷克古冢出土文物相通、时代相当的是20世纪70年代发掘的中部天山阿拉沟墓地。在这里发掘的一百多座堆石墓，其中有一部分巨型石冢、竖穴木椁墓。墓内出土的凤鸟纹刺绣、链式绫纹罗、漆器等，明显来自中原。刺绣显示的凤鸟纹，还颇具楚文化特征。而同出大量金器，如有翼狮形金箔、对虎纹金箔带、虎纹圆形金牌，具塞人艺术特点。方座承兽铜盘，盘中伫立带翼狮形异兽，盘内见燃炭，是祆教祭器。这与古代伊朗是存在关联的。阿拉沟墓地，呈现着中国内地、甚至长江流域楚文化与塞人文化熔于一炉的情景。〔13〕还应强调一点：通过阿拉沟(中天山的这条普通沟谷)，传统习惯称谓的“丝绸之路”“沙漠道”上的重要站点吐鲁番、焉耆与“草原道”上的准噶尔盆地、伊犁河谷、哈萨克丘陵实际联通在了一体。阿拉沟，本来是天山中间一条名不见经传的山沟，久已失落在人们的关注点之外。但通过这条沟谷，却可以由吐鲁番盆地便捷地进入巩乃斯河谷，抵达伊犁河流域并步入哈萨克丘陵。通过这条沟谷，吐鲁番盆地、焉耆盆地、准噶尔盆地南缘的乌鲁木齐，也可以很方便地来去。1976—1978年间，作者配合南疆铁路在阿拉沟谷地进行调查、发掘，初始曾为阿拉沟似不当交通径道，却出土如此丰富的丝织物、漆器而稍感不解。在多次穿行其间后，才认识到它在贯通吐鲁番与伊犁地区之间的联系上，具有不可替代的重要地位。此时作者才豁然开朗：原来这条普通山沟，曾是沟通“草原道”与“沙漠道”上的关节点。进而认识到，古代曾经存在、展开过的欧亚大陆间的交通，实际是远较历史文献中有限的记录为丰富的。邻近的绿洲、偏僻的山谷，只要是古代居民生存、活动之处，无不与欧亚大陆上交通往来的干线勾连在一起，形如网络。任何一个点都可从中吸收到经济、文化的营养，也可借此而奉献自身有特色的创造、文明。从这个意义上去认识丝绸之路，它在人类文明史上曾经发挥的作用，做出过的贡献，真是怎样估计也不过分的。
　　吐鲁番地区鄯善县洋海古墓区，规模大、时代延续长，早到春秋，晚到汉代。墓地内与彩陶器共存，发现过两件銎形戈。〔14〕这种銎形戈，是苏联米努辛斯克盆地塔加尔文化中的典型文物。在洋海墓地第90号、第263号墓葬中，出土了两件五弦箜篌，第2069号墓葬中发现长115、直径2.3厘米的扁形葡萄藤，为圆果紫葡萄植株，时代均早到公元前1000年前期。这些箜篌、葡萄明显来自西、南亚地区，与埃及、伊朗存在关联。〔15〕
　　在新疆北部如阿勒泰等地普遍见到鹿石，时代早到公元前6世纪或更早。类同岩刻也见于蒙古人民共和国、南西伯利亚及伏尔加河流域。〔16〕
　　阿拉沟墓地出土过的祆教铜质祭祀台，在伊犁河流域青铜时代遗址、哈萨克斯坦、吉尔吉斯斯坦、伊塞克湖周围也多有所见。而后者，还往往共出对兽铜环。这种对兽铜环，在古代伊朗是不止一见的，它们与祆教祭祀密切关联。袄教的祖源地就在伊朗。〔17〕
　　呼图壁县康家石门子岩画，是公元前1000年前期的作品。其上清楚地显示了马祖崇拜及通过“马祀”求育的信仰，同样的岩刻主题，也见于阴山岩刻。在印度史诗《罗摩衍那》中，见到这类有关马祀活动的记录；伊朗卢里斯坦出土的青铜器，也有同类风格的双马造型。〔18〕
　　这些考古资料有力表明：通过塔里木盆地西去南亚、西亚的“丝绸之路”沙漠道，是一个早已存在的事实。新疆地区在公元前1000年前，东向蒙古高原、西伯利亚，西向哈萨克斯坦以至欧洲东部，南向印度、伊朗，无不存在明显的文化联系。横亘于新疆中部的天山，曾是沟通其间联系的桥梁。
　　应该说，公元前2世纪西汉王朝使者张骞“通西域”，正是奠基在这一历史基础上，顺应时代的要求而做出的伟大历史贡献。它使过去很可能是自发的、民间的、无组织的、接力棒似的交通联系转化成了在西汉王朝自觉努力之下，运用政府的力量进行强有力组织、建设、保护、管理的交通干线。它发自长安，经过河西走廊穿越塔里木盆地的南北缘，跨越帕米尔西去西亚、南亚、中亚西部广大地区，成为沿线国家、民族进行政治、经济、技术、思想、文化交流的更为便捷的桥梁。它进一步沟通了亚、欧、非洲各国及各民族之间的联系与往来。从这时起，“丝绸之路”发展到了一个全新的历史阶段，获得了空前的繁荣。
　　〔1〕小麦源自西亚，这是国际普遍认同的一个结论。1979年，古墓沟墓地发掘后，出土麦粒曾经当时四川农学院颜济教授鉴定：古墓沟出土小麦，既有普通小麦，也有圆锥小麦。而新疆还存在不少天然的野生节节麦。野生节节麦与圆锥小麦自然杂交，即可形成普通小麦。因此，颜济教授提出：圆颖多花类型、具有中国特色的普通小麦，可能就是这样产生的。参见王炳华《丝绸之路考古研究》，新疆人民出版社，1993年，第189页。
　　〔2〕王炳华《孔雀河古墓沟发掘及其初步研究》，《新疆社会科学院首届学术报告会论文选集》，1982年，第327～350页；新疆考古所小河队《罗布泊小河基地考古发掘的重要收获》，《吐鲁番研究》，2005年第1期。
　　〔3〕[瑞典]F.贝格曼著、王安洪译《新疆考古记》，新疆人民出版社，1977年，第91页。
　　〔4〕王炳华《丝绸之路考古研究》，新疆人民出版社，1993年，第152～153页；王炳华等《巴里坤兰州湾子三千年前石构建筑遗址》，《中国考古年鉴》，文物出版社，1985年，第255～256页。
　　〔5〕郭物《铜鍑在欧亚草原的初传》，《欧亚学刊》第1辑，中华书局，1999年；《鍑中乾坤》，上海科学出版社，2003年。
　　〔6〕哈密五堡出土文物，现藏新疆文物考古所。见《新疆考古三十年》，新疆人民出版社，1983年，第3页；王炳华《哈密古墓地发掘简报》，《考察与研究》第4辑，1984年12月。测年结论，见《中国考古学中碳十四年代数据集》，文物出版社，1983年，第152页。
　　〔7〕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殷墟玉器》，文物出版社，1982年，第11页。
　　〔8〕王炳华《丝绸之路考古研究》，新疆人民出版社，1993年，第154页。相关文物收存于哈密博物馆。
　　〔9〕杨伯达主编《中国金银玻璃珐琅器全集(玻璃器卷)》，河北美术出版社，2004年；关善明《中国古代玻璃》，香港中文大学文物馆，2001年；干福熹编《中国南方古玻璃研究》，上海科学出版社，2003年；高至喜《论我国春秋战国的玻璃器及有关问题》，《文物》1985年第12期；后德俊《谈我国古代玻璃的几个问题》，《江汉考古》，1985年第1期。
　　〔10〕王炳华《也释琅玕》，《新疆考古历史论文集》，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8年。
　　〔11〕《太平御览》卷809，第3594页。
　　〔12〕[前苏联]C.N.鲁金科著、潘孟陶译《论中国与阿尔泰部落的古代关系》，《考古学报》，1957年第2期。
　　〔13〕王炳华《阿拉沟竖穴木椁墓发掘简报》，《文物》，1981年第1期；《丝绸之路考古研究》，新疆人民出版社，1993年，第3～5，212～214；新疆社会科学院编《新疆考古三十年》，新疆人民出版社，1983年，第4～5页；其测年结论见《文物》，1978年第5期；周利群《凤西飞——由西域出土的镜、漆、绣看楚文化西渐》(待刊)。
　　〔14〕吐鲁番研究院《吐鲁番学新论》图版1，新疆人民出版社，2006年。
　　〔15〕新疆考古所、吐鲁番文物局《鄯善洋海墓地发掘简报》，《新疆文物》，2004年第1期，第21、27、30、45页。
　　〔16〕王炳华《丝绸之路草原道》，《“丝路”游》1988年第6期；王博等《新疆石人研究》，新疆人民出版社。
　　〔17〕《波斯艺术大观》，卷7，纽约，1981年，第57页；王炳华《古代新疆塞人历史钩沉》，《新疆社会科学》，1985年第1期。
　　〔18〕王炳华《新疆天山生殖崇拜岩雕刻画》，文物出版社，1991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