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疆地区，还有另外两批考古资料，可能也与塞人有关。
　　(1)1966—1967年，新疆考古研究所陈戈、吕恩国、周金铃等，在帕米尔塔什库尔干塔吉克自治县县城北约4公里、塔什库尔干河谷西岸第二台地上的香巴拜，曾经发掘过40座墓葬。
　　据已刊报告，40座墓葬中，有火葬墓19座、土葬墓21座。除地表堆石或围以石垣，墓室作长圆形或不规则圆形为两类墓葬同时具备的特征外，在其他更主要的一些方面：如墓口盖木、有无葬具、埋葬方式(火葬或土葬)、有无殉葬物或殉葬文物种类、组合等，都明显具有不同的特点。19座“火葬墓中，除6座出土一件铜耳环和几块碎陶片、残铁块、鸟骨外，余均无随葬品”。21座土葬墓，随葬了陶器、铜器、铁器、金器、木器及石、骨、玛瑙珠饰等，“每座墓的随葬品不多，除个别的殉人墓和二次葬墓有超过10件以上者外，大部分墓的随葬品只有几件。随葬品中，以装饰品最多，生活用具次之，生产工具最少。”〔1〕
　　陶器，陶胎均夹粗砂，手制，烧成温度较低，陶色斑驳不均，基本为素面，少数饰凸弦纹或指甲纹，制陶工艺水平还是比较低的。陶器种类有釜、罐、碗、钵、杯、纺轮。主要为实用炊器，器表仍附有烟炱。其他为盛器及纺织工具。
　　铜器，主要为各式装饰品，少数为工具、武器。包括铜镞、各种片饰、镯、耳环、指环、铜管等。其中羊角形饰片，为帕米尔山区常见大角羊头形图案，线条简单，形象真实，具有很高的艺术价值。
　　铁器，很少。除一件环首小刀及镯、指环外，其他小件铁器均因锈蚀严重，难辨其形制。
　　金器，为一梨形薄金片做成的饰牌。
　　其他为毛毡、钻木取火器、各种串珠及羊骨、鸟骨等。
　　两座墓葬中还发现殉人。
　　墓葬时代，根据3座墓内盖木标本的14C测定结论，结合有关考古文化资料，结论为公元前5至公元前4世纪左右，属“春秋战国时期”。
　　在社会经济生活方面，为适应帕米尔地区的自然地理条件，以畜牧和狩猎为主，没有农业。
　　关于墓葬主人的族属，报告没有做出明确、肯定的结论。一方面说，根据土葬、火葬同时并存，认为“这些墓葬可能与羌族有关”。但同时又提出：①根据对墓葬中一个保存稍好的头骨的鉴定，其“具有欧罗巴人种的特征”；②“在塔什库尔干西边的帕米尔河和阿克苏河流域，过去曾发掘过一些墓葬。这些墓葬的形制、结构和随葬陶器与这批墓葬基本一样”。苏联考古学界认为是“塞克族的遗迹”，所以“这批墓葬……有可能也与塞克族有关”。〔2〕
　　在帕米尔地区，我们的发掘工作做得很少，在目前十分有限的资料下，对墓葬主人的族属要做出明确的结论，本身的确存在一定困难。但有几个因素，却使我们可以稍作进一步的分析：一是这批土葬墓的主人，具有明显的欧罗巴人种特征，与作为蒙古人种的羌族不能统一；二是邻近的前苏联境内，对同类墓葬曾进行过相当工作，研究结论认为有关墓葬为塞人遗存；〔3〕三是据有关文献(包括前引《汉书》资料)，帕米尔地区在战国时期确曾为塞人活动地域。因此，可以初步肯定，有关土葬墓为古代塞人遗存，是比较合理的。
　　同一地点出土的火葬墓，显示了相当多的不同特点，把这类墓葬作为另一种考古文化考虑，是比较合理的。它们是否可能与曾在葱岭地区活动过的氏、羌族有关，则是一个可以分析的问题。从河西地区所见氏、羌资料看，火葬是其基本特点之一。但目前仍是资料太少，结论只能留待以后进一步的工作了。
　　(2)在罗布淖尔地区，建国前曾发掘过一种土著人墓葬。墓室为浅埋的沙穴，葬具为船形木棺或一般木棺，其上盖板，铺覆皮张。各墓室内葬均为一人。因环境干燥，不少成为干尸，随身衣物保存完好。其一般情况是：头戴尖顶毡帽，帽上或插翎羽。裸体，包覆毛毯。足着皮鞋。随葬木器，或有弓箭。值得注意的是每具尸体之头下胸前，均附一小包麻黄细枝，无一例外。这种古墓，我国学者黄文弼和中国、瑞士西北科学考察团瑞方学者贝格曼以及斯坦因等，在罗布荒原上均曾有过发现。〔4〕新中国建国后，新疆考古所在孔雀河下游也曾发掘过这么一处墓地。〔5〕
　　对这类墓葬主人的族属问题，斯坦因、黄文弼曾有过分析。
　　斯坦因的观点是：这些人的特点“很近于阿尔卑斯种型”，并认为据掌握的人类学测量资料，“现在塔里木盆地人民的种族组织，还以此为最普通的因素”。〔6〕
　　黄文弼根据出土古尸的形象、服饰，尤其是死者头戴尖状毡帽之特征，认为同于塞人之习俗，“故余疑楼兰土人与塞种人不无关系”。〔7〕而以麻黄细枝入殉，是一种值得注意的习俗。据称，古印度伊兰人有一种信念，认为这种麻黄可以产生一种“浩玛”或“所玛”(Haoma或So-ma)，是伊兰人祭祀中的重要物品。〔8〕若然，则可透见罗布荒原上的这一土著习俗，与古代伊兰人存在密切的关系。
　　从目前新疆地区所见这三组考古资料，我们可以得到一个鲜明的印象：在论定或初步结论与塞人有关的这三组资料中，伊犁河流域的塞人文化，可能与塞人有关的帕米尔山区香巴拜墓地及罗布荒原上戴尖帽的土著人文化(它们彼此之间明显具有相当不同的文化特点)差别很大。但是，与古代波斯碑刻及古希腊文献提供的有关塞人的概念，却可以互相呼应。
　　古代波斯的楔形文字刻石，常提及萨迦人。见到的称呼有提格拉豪达·萨迦、豪玛瓦尔格·萨迦、提艾伊·塔拉·达拉伊雅·萨迦，他们分为三个部分，各有不同地域。提格拉豪达·萨迦，意为戴尖帽子的萨迦人，活动地域在黑海以东、锡尔河东南，包括吉尔吉斯斯坦与哈萨克斯坦南部，帕米尔、阿赖岭以北，塔什干、天山以至巴尔哈什湖以南，楚河、塔拉斯河流域；豪玛瓦尔格·萨迦，意为带着所崇拜的植物叶子的萨迦人，活动地域在费尔干纳盆地、帕米尔及阿赖岭等地；提艾伊·塔拉·达拉伊雅·萨迦，意为海那边的萨迦人，活动地域当在阿姆河以西、黑海、咸海周围。〔9〕从古希腊作家希罗多德的《历史》这部巨著中，也可以看到，在中亚大地存在许多不同的萨迦部落。在希罗多德的笔下，黑海、黑海以北至锡尔河流域的广大游牧人，都与萨迦人有关。他们或被称为斯奇提亚人(亦译西徐亚人、斯基泰人)，或称萨尔马希安人，或称马萨该达伊人，或称萨迦人。萨尔马希安人的语言“是斯希提亚语”。而“乌萨该达伊人是一个勇武善战的强大民族……有一些人说他们与斯奇提亚人是同一个民族”，“属于斯奇提亚人的萨卡依人(即萨迦人)，戴着一种高帽子，帽子又直又硬，顶头的地方是尖的。……这些人虽是阿米尔吉欧伊·斯奇提亚人，却被称为萨卡依人。因为波斯人是把所有的斯奇提亚人都称为萨卡依人的”。〔10〕从这些记录中，我们可以得到一个概念，在希罗多德生活的公元前5世纪，对中亚广大地区以至欧洲一些地方的所谓萨迦人，概念还不是十分具体、精确的。这些不同的萨迦人集团，彼此也存在不同特点。我们今天沿用这个概念，会遇到考古文化上呈现出来的不同面貌，当然就不奇怪了。而且，这还是十分合情合理的事。
　　根据波斯碑刻及古希腊文献，联系新疆地区上述所见塞人资料，有几个具体问题可以着重说明一下：
　　一是斯特拉波(Strabo)曾经提到，在锡尔河东北，曾有一支塞人称为萨加·拉可伊人(Sacaraucae)，西方一些学者认为，这颇可以与我国《汉书》所述伊犁地区的塞人相当的。〔11〕从西方古典作家的记录与我国的古文献记录，结合现实考古资料研究，三者似可统一。
　　二是所谓“带着所崇拜的植物叶子”的萨迦人，他们这一特殊的习俗与罗布荒原上头戴尖帽的土著人习俗相当一致。这不太可能是一种偶然的雷同，而很可能是古代罗布荒原上曾经活动过一支豪玛瓦尔格·萨迦人的生动说明。他们的阿尔卑斯型人种特征，头戴尖顶毡帽、随身带麻黄枝的习俗，也都可以从另一个方面说明这个问题。
　　汉代以后，汉文史籍中少见塞人资料。但在新疆的历史进程中，仍然存在着塞人的活动，有着塞人的影响。乌孙徙居伊犁河流域后，有相当数量的塞人逐渐融合到了乌孙民族之中。所以，《汉书》说“乌孙民有塞种”，在考古文化中，也可以看到他们彼此存在过的影响。
　　塞人的语言，已经确认是属于印欧语系的东伊朗语支。帕米尔地区曾是古代塞人活动的重要舞台之一，帕米尔广大地区现在的主要居民仍操东伊朗语。我国境内的塔什库尔干地区塔吉克族，其语言也是属于东伊朗语支的。其间的历史关系，当然是一个值得研究的问题。
　　新中国建国前后，有关学者在和田、巴楚等地发现过不少古于阗文书，时在汉代以后，约属公元6—10世纪。据研究，古于阗文字“原出印度波罗米字芨多正体，是于阗地区塞族居民使用的文字”，它所记录的语言“今称于阗语或于阗塞克语”，“这是因为人们认为于阗曾是塞族住地，与印度境内的塞族为同支近亲，甚至与远在中亚北部的斯基泰人也有亲属关系，所以贝利也称于阗语为印度—斯基泰语或径称塞克语”。〔12〕英国的贝利教授还曾明确提出：在公元前2世纪以前，有一支萨迦部落来到于阗定居下来。并成为他们的统治阶级。瞿萨旦那，就是塞人在和田地区曾建立的王国。〔13〕
　　这些例子，多少可以看到古代塞人在新疆地区历史生活中的深刻影响。
　　〔1〕新疆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帕米尔高原古墓》，《考古学报》，1981年第2期。原报告中，地名译作“香保保”，不尽准确，今据当地习用译称应作“香巴拜”。
　　〔2〕新疆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帕米尔高原古墓》，《考古学报》，1981年第2期。
　　〔3〕《帕米尔古迹》，《苏联考古学资料与研究》第26卷，第324～325页，1952年俄文版；《世界屋脊的古代游牧人》，1972年俄文版，第26页。
　　〔4〕黄文弼《罗布淖尔考古记》，第56～57页；第105页，图12～14；[瑞典]F.贝格曼《新疆考古调查》，英文版，1939年，斯德哥尔摩；[英]A.斯坦因著，向达译《西域考古记》，中华书局，1936年版，图66、67，第110～114页。
　　〔5〕王炳华《孔雀河古墓沟发掘及其初步研究》，《新疆社会科学》，1983年第1期。
　　〔6〕[英]A.斯坦因著，向达译《西域考古记》，中华书局，1936年版，第110页。
　　〔7〕黄文弼《罗布淖尔考古记》，中国西北科学考察团丛刊之一，1948年，第57、100页。
　　〔8〕黄文弼《罗布淖尔考古记》，中国西北科学考察团丛刊之一，1948年，第57、100页。
　　〔9〕在波斯贝希斯敦(Behistum)、波斯波立斯(Persepolis)、纳克沁·伊·罗斯塔(Naksh.i.Rostam)三处刻石，均提到大流士王征服、缴纳贡赋的国家和地区，也均提到萨迦(Saka)，后者更具体提出提格拉豪达·萨迦、豪玛瓦尔格·萨迦及塔拉达拉雅·萨迦。引自白鸟库吉《西域史研究》(上)，第369页，参见W.M.麦高文《中亚古国史》，附录第三节；阿·尼·格拉德舍夫斯基著《古代东方史》。高等教育出版社，1956年版，第320页；王治来《中亚史》第一卷，第二章，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0年版。
　　〔10〕[希]希罗多德《历史》，第4卷、第7卷，这里的引文，分别见该书第267、476、660页。商务印书馆，1959年版。
　　〔11〕[美]W.M.麦高文《中亚古国史》，第252页。
　　〔12〕黄振华《于阗文》，载中国民族古文字研究会编，《中国民族古文字》，第163～170页。
　　〔13〕[英]H.W.贝利《于阗语文书集》，《引言》(英文本)，剑桥，1960年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