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墓沟墓地，位于东经88°55′21″、北纬40°40′35″处，是孔雀河下游北岸第二台地上的一片小沙丘，地势较周围稍高，东距已经干涸了的罗布泊约70公里。其地理位置，正当楼兰故城西向焉耆、库尔勒地区的孔雀河谷孔道。库鲁克山屏列其北，但至此已只是十分低矮的小丘；孔雀河流经其南，相距不足两公里，目前也已滴水不存，只剩干涸了的河床。墓地所在沙丘地势缓平，地表隐约可见环列的木桩，透示了古墓地所在。
　　发掘工作开始于1979年11月22日，止于12月18日，连续工作了27天。墓地面积不大，东西35米、南北45米，总面积约1600平方米。深入到这片地区进行工作，远非易事。还考虑到，以前在这片地区内的调查、发掘资料都十分零散，可以说是没有一份比较完整的科学发掘资料。因此，在初步勘查清楚墓地规模后，决定对墓地进行全面揭露、发掘，以求对墓地全貌有一个完整的了解，便于对罗布淖尔地区早期考古文化研究提供一份科学性较强的资料。这样做，土工量极大。但由于各方面的大力支持，保证了这一计划的完满实现。实践结果说明，这批发掘资料不论从地域上，还是从新疆早期考古文化内容上看，都填补了新疆考古工作的空白，对新疆考古文化的建设是一项重要的补充。
　　所掘42座墓葬，从地表特征、葬俗、出土文物异同方面，基本上可以区分为两种类型：
　　第一种类型：地表无环形列木，只墓葬墓室两端各有一根立木，露出地表。墓室为竖穴沙室，东西向。木质葬具。结构十分简单：无底，两块稍具弧度的长木板相向而立，两端各竖立一块木片，以为“挡板”。盖板同样是无规则的多块小板，上覆羊皮或簸箕状韧皮纤维草编织物。除个别墓葬中合葬二男性、三男性外，均葬一人。男女老少均见。死者，全部仰身直肢、头东脚西，裸体包覆毛织物，平卧于沙土上。出土文物大多是随身衣物或装饰品。这类墓葬共见36座。
　　第二种类型：地表有七圈比较规整的环列木桩，木桩由内而外，粗细有序。环圈外，有呈放射状四向展开的列木，井然不乱，蔚为壮观(见图版55)。墓穴在环列木圈内。木质葬具，均已朽烂成灰，可见出盖板和矩形边板的灰痕，但具体形制已难明了。死者，均男性，同样仰身直肢，头东脚西，基本都是正东西方向，相差不出5度。由于深埋朽烂，出土文物较少。这类墓葬共见6座。
　　这两类墓葬，同处一片墓地内，互相关系如何?
　　(1)墓葬形制、葬俗虽有差别，从有关出土文物分析，应属同一考古文化类型，其差别，主要原因可能在于时代早晚不同。
　　(2)有两座第一类型墓葬，叠压于第二类墓葬放射状列木之下。这种地层叠压关系，明确无误地表示：其相对年代，后者肯定较前者为晚。当然，早晚相去多少，那是需要研究的另一个问题。
　　下面，综合介绍一下两类墓葬中的出土文物。
　　由于气候干燥，埋葬很浅，第一类墓葬中尸体及文物保存情况良好。尸体全身包覆于毛毯中，打开毛毯，可以看到死者头戴尖顶毡帽，毡帽上或插禽鸟翎羽。裸体，足穿皮鞋。每人的右胸上部，均见麻黄碎枝一小包。与此小包相近，还都有一件草编小篓。其中，少数草篓内盛小麦粒，自10多颗至100多颗不等。也有盛白色浆状物(已成糊干)的。腕、腰、颈部，见玉、骨、珠饰。这些大都是死者随身的衣物、装饰品。此外，在部分墓葬东头，还随殉有木质或石质人像，本质日用器皿(盆、碗、杯)、角杯、兽角、锯齿形刻木等。在一座墓葬内的男性人骨架骶骨部，见到一件细石镞；又一座墓葬中，发现过一件小铜饰物。所见锯齿形刻木、骨珠、骨锥、木雕人像等之风格，形制近同，均见于第一类墓穴中。第二类墓葬，在两座墓葬中见到了小件铜饰物，具体形制已不明显。但6座墓葬中有两座见铜，比例不可谓小，值得注意。
　　(1)毛织物。是出土数量较多的文物之一，有毛布、毛毯。原料主要为羊绒、羊毛。均为平纹织物。从捻线到织造，均可见出精细粗糙之别。毛毯，幅宽最大达1.8米，残长1米上下。以精品为例分析，毛线粗细均匀、毯面组织平整，缘边饰流苏。这样隔宽的毛毯，明显是利用比较原始的竖机所织造。这类原始竖机，南疆农村中至今仍时有所见。这无疑是我国目前最古老的毛毯标本，表现了古老的传统工艺特色及已经达到的相当高的技术水平(见图版56)。
　　骨架或干尸头戴的尖顶毡帽(见图57)，不仅对分析墓葬主人民俗情况有用，对认识当时制毡水平更是可贵的第一手资料：毡色单纯、毡质平匀、厚实，毡帽尖挺。这是新疆及中亚地区最早的一批毡类标本。制毡，是中亚地区古代游牧人的一项重大发明。正如劳佛尔所指出的：“毡的制造，极可能是由中亚传至他处的又一文化特征。哥伦布时代以前的美洲，不知有毡，非洲也向来没有毡。即使在埃及，虽然养绵羊，并且用羊毛来织造衣服，但从来没有制造过毡。中亚以西的希腊人和罗马人，以及中亚以东的中国人〔1〕都知道毡，但在这些地方，毡未曾成为重要的物品。……可是在中央亚细亚，则从塞西安时代起，直到现在，毡的制造常居文化生活中之主要地位。因此之故，我们可以断定，制毛毡的技术，最早发生于塞西安人及萨尔马希安人。”〔2〕麦高文将上引塞西安人和萨尔马希安人在中亚的活动置于公元前7世纪，而我们在罗布淖尔所见毡帽的年代，要远较这一时代为早。
　　(2)皮鞋。尸体所穿这类皮鞋，主要用牛皮为料，未经鞣制，部分皮料牛毛尚存。缝制精粗不一，但大都很粗糙，仅能护足而已，它们均以皮线缝连。这也是新疆及中亚地区古代居民有传统特色的制品。尼罗河流域、印度河流域、两河流域及黄河流域这几个古代文明中心，居民一般均穿屐履，而不穿皮质鞋、靴。因此，这也应是有特色的新疆和中亚地区的传统制品。〔3〕
　　(3)草篓，是这一墓区普遍出土的文物。人具一篓，用为盛器。它是用韧皮纤维如麻类以及芨芨草等为原料编制而成，形制通常是平口鼓腹圆底或小平底，高一般在15厘米上下。少数编制精巧的不仅平整细密，而且利用纬向材料光泽程度的不同而显示“之”字、波纹、几何形折曲纹饰等，富有装饰效果。从部分篓中盛小麦、白色糊状物看，可能与食具有关。以草编器作为食具，在过去未见实物。汉文古籍中有所谓“箪”，乃指竹、苇编器。其中一部分也用为食具，“箪食壶浆”，即是一例。它们，颇可说明用竹、苇、草编器作为食具、盛具，我国古代曾是一种比较普遍的情况。
　　木雕人像是值得重点说明的一种艺术品。共见5件，均为半身像。头戴尖帽，脸型瘦长，梳短辫、垂于颈后。面部特征一般均未刻画，或只是用红、黑色线道，象征性地表示出眼、鼻、嘴的部位。通体观察，除一件外，都明显是女性形象：胸部双乳丰隆，臀部肥大(见图版58)。与这些木雕女像相类，还出土一件石雕女像(见图版59)。这些女性雕像，对说明当时的社会思想意识并进而分析其社会状况，当然是很有意义的。
　　(4)铜器，总共只有3件，均为红铜，而且个体极小。曾取其一送请新疆冶金局冶金研究所分析，结论是红铜，铜质纯度颇高，含杂质少。
　　(5)其他木、骨、角质用器。骨、玉质装饰品，对分析当时的社会生活、艺术风格也都是很有价值的资料。
　　在古墓沟发掘的42座古墓中，没有出土一件陶器。这种现象也值得引起我们的注意。
　　〔1〕这里，劳佛尔把中亚与中国分割开来，是明显不对的。中亚的相当一部分地区就在中国辖境内。
　　〔2〕转引自[美]W.麦高文《中亚古国史》，中华书局，1958年版，第61页。
　　〔3〕转引自[美]W.麦高文《中亚古国史》，中华书局，1958年版。第57～217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