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大科学”体制是建立在中国人民的民族自信心和自尊心基础上的，是融中国人民的爱国主义与集体主义于一炉的民族精神的结晶。在社会价值观和政治信仰上的高度认同，是构成中国“大科学”体制不同于其他国家运行机制的重要动力资源和道德基础。毛泽东将群众路线应用于中国的科学实践活动，把群众作为重要的科技人力资源，发挥其中的创新潜能，为中国科技发展中许多低技术和非技术问题的解决提供了新的途径，这无疑是人类科技发展史上的一个大胆创举。人民群众的主动精神通过中国共产党群众路线的指引，构成了“大科学”体制运行所必需的动力资源，这是中国科学体制发展的独特经验。
　　一、思想基础：基于传统文化与现状境况
　　(一)传统文化
　　中国人民的民族自信心和自尊心源于传统文化。中华民族具有五千年灿烂辉煌的历史文明，古老的文化传统随着历史的延伸，慢慢地沉积在中国人的心理之中，成为中国人寻求自身发展道路的宝贵的思想资料。一个国家一个民族的历史文化传统以及由此形成的思维方式和观念，往往深刻地反映在人们的行为追求中。中国文化传统中具有浓郁的大同思想。它作为一种美好的社会模式，渴望财产共有、互敬互爱，人人平等，社会和谐，团结奋进。这是古代圣人毕生追求的理想，从孔子的“老安少怀”的博爱济民原则，到孟子“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的仁政社会理想模式，以及墨子的“兼爱尚同”的社会理想，无一不体现出天下归一的理念。《礼记·礼运》中说，“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选贤与能，讲信修睦。故人不独亲其亲，不独子其子，使老有所终、幼有所有，鳏寡孤独者皆有所养……实谓大同”。这就是古老中国人心中没有战争、没有私有制、没有剥削、人人劳动、平等互助的大同美好理想。这种传统形成了中国人具有强烈的大同理想和国家观念，国家主义和民族精神都极为突出。这种理想憧憬沉积于民族心理之中，成为悠长而深厚的历史传统。
　　与此同时，中国文化传统中还具有突出的群体意识。这反映在对理想人格的追求上，认为个人的价值往往要在对群体的关系中得到实现。《大学》里面一再提到：“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之道路，把个人理想的最终价值融合到为天下的终极目标，可见儒家文化一直是把个体和社会、国家紧密联系在一起的。当一切社会成员共处于统一的道德规范之中时，每一个个体都是群体中的和谐因子，个体与社会保持为统一体，统治者的政治理想就很容易实现。传统文化注重人的社会价值，强调群体利益和群体和谐，主张人与人的和睦相处，如此才能团结，集体才有力量。所谓“国而忘家，公而忘私”就包含了那种整体利益高于个人利益的合理成分。中国历史上有通过大规模组织民众完成诸如万里长城、大运河等巨大工程的历史传统，这些文化传统与大科学时代无疑有某些契合之处。
　　与大同理想、国家理念、群体意识等紧密相连的是，中国的知识分子有着强烈的社会责任感和历史使命感。他们倡导“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到了近代，当中国面临民族危亡的紧急关头，是中国的知识分子勇敢地站到了历史的十字街头去呐喊呼吁，寻求变革和救亡图强，并高举起了民主和科学两面大旗。科技救国成为近代中国知识分子的理想。然而，残酷的现实让他们深感报国无门。中国科学社成立时没有经费，只好由众社员奔走各方，才募集到一笔为数不多的款项。这样的历史现实，使得中国的科学家们迫切希望国家介入发展科学，用科学实现富国强兵的理想。
　　(二)身为后发展国家的现状
　　作为一个后发展国家，当周边国家凭借现代化改变了国际经济政治格局之后，对于后发展国家来说，如何生存和发展成了一个重要的难题。面对现实的或潜在的威胁，落后国家为了争得一席之地，只能强行地、人为地推行现代化，而这种人为的过程无疑更多的是一种追赶型的过程。
　　对于后发展国家来说，前人已经形成了较为成熟的计划、技术、设备以及与此相适应的组织结构。对这一切，后来者都可以采取和借鉴，而且后来者可以直接吸收先进国家的最新技术。但是，先进国家已有的技术和成就，都是在漫长的时间里一步一步地取得的，后来者没有时间按部就班地去获得这样的进展，必须要大规模地、快速地行动，而这样大规模的快速任务很难由民间的私人单位来承担，而要由政府来介入这些活动。亨廷顿指出，在后发展现代化中，各项事业的发展具有明显的一揽子解决的特征。他说：“在欧洲和美国，现代化进程已经持续了几个世纪，在一个时期内一般只解决一个问题或应付一项危机，然而，在非西方国家的现代化进程中，中央集权化、国家整合、社会动员、经济发展、政治参与以及社会福利等诸项问题，不是依次，而是同时出现在这些国家面前。”(26)这种应对同时性现代化的艰巨任务，必须要有严密的组织计划，否则，这种大规模快速的过程很难进行，因此，也就必须要由政府参与才有可能成功。
　　中国是典型的后发展国家，新中国成立后，强大的中央政权的确立为中国现代化的发展提供了决定性的基础。也正是在这种背景下，新中国大规模经济建设同时在各方面展开，大规模经济建设与科学发展同步开始，这种追赶型的、同时性的科技发展，必然要求实行科学建制国家化、建立新型的具有中国特点的大科学体制，以统筹组织、全面规划。正是在这一历史要求下，中央确定了发展目标，要求在国家的领导和统筹下“迅速壮大我国的科学技术力量，力求某些重要的和继续的部门在十二年内接近或赶上世界先进水平，使我国建设中许多复杂的科学和技术问题能够逐步地依靠自己的力量加以解决，做到更快更好地进行社会主义建设”(《1956—1957科学技术发展远景规划纲要(修正草案)》)。
　　二、国家计划的制定
　　科学技术进入现代化之后，一种新型的国家干预科技的方法“大科学”(big science普赖斯提出)体制应运而生。这种体制建立在“规划科学”的思想基础上。政府按照长远科技规划制定科研课题，通过行政手段发展国防和经济。苏联是规划科学最早的实行者，从十月革命时期到二战结束，苏联把科学的发展纳入国家计划之内，在短短的时间内创造出巨大的成就，由一个落后的封建专制国家，一跃而为世界工业第二的超级大国，实力雄踞欧洲，称霸世界。这一切，都让新生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极其向往。
　　其实，放眼世界，这种国家介入甚至直接参与和干预科学发展的方式，已经成为20世纪的一个世界性的倾向。二次世界大战期间，美国为了抢在德国之前制造出原子弹，制订了著名的曼哈顿工程计划。这一计划动员了成千上万的科学家、技术人员、管理人员和间谍，耗费巨资，在世界上第一次造出了原子弹。而曼哈顿工程也标志着国家管理大科学时代的真正来临。
　　对于新中国来说，大科学体制带给苏联的巨大改变先例在前，而中国的社会主义制度又决定了社会主义的科学事业是解决社会大问题的科学，同时共产主义的道德准则也决定了与大科学相适应的集体主义道德原则。中国政府完全能适应这种20世纪流行于世界的大科学形式。
　　“一五”计划中，国家通过政府干预的方式，调动全国人民的积极性，集中有效的物力、人力、财力推动国民经济的恢复和发展，使“一五”计划顺利完成。在具体实践的过程中，中国实施大科学体制的基础日渐稳固。1956年出台的十二年科学远景规划，集中体现了规划科学下辉煌的成果。
　　(一)十二年科学远景规划
　　制定科学技术发展远景规划，是50年代中国政府发展科学技术的最重要举措之一。
　　随着新中国成立后经济的逐渐恢复，国家设想在第二、第三个五年计划内更大规模地开展经济建设，为此制定了相当宏伟的目标。但经济目标的实现有赖于科学技术的发展，从而对我国当时还很薄弱的科技工作提出了很高的要求。
　　1955年1月，中国科学院院长顾问柯夫达草拟了《关于规划和组织中华人民共和国全国性的科学研究工作的一些方法》，建议中方组织规划全国的科学研究工作，编制科学发展远景规划，以解决国民经济五年计划和十五年规划中提出的最重要的问题。柯夫达的建议迅速得到了国家领导的重视，并指示计委、科学院、高教部和其他有关部门讨论并着手准备。1956年1月5日，李富春在致张稼夫的信中说明了制定科学技术规划的初步思路和要求，以及项目、人才、国际合作计划、其他重要措施等四项内容：
　　“为了保证我国科学事业的高速发展，使科学研究工作能满足工农业生产和国防建设的迫切需要，我以为必须对科学研究的规划采取根本性措施，这个规划必须是向科学和技术大进军的规划，必须是迎头赶上世界先进科技水平的规划。如果从现有水平出发从后面慢慢地赶，是不能解决问题的。因此，必须采取有效措施，争取在最短期内掌握苏联和新民主主义国家的最新的科学技术成就，并在此基础上，争取在第三个五年计划左右接近和赶上世界的科学技术水平，我们必须像规划工业那样规划科学事业……”(27)
　　1月14日到20日，中央在北京召开了关于知识分子问题的会议。周恩来在报告中强调“科学是关系我们的国防、经济和文化各方面的有决定性的因素”，明确由国家计划委员会负责，会同有关部门，制定1956—1967年科学技术发展远景规划。1956年1月25日，毛泽东主席在最高国务会议上提出：“我国人民应该有一个远大的规划，要在几十年内，努力改变我国在经济上和科学文化上的落后状况，迅速达到世界上的先进水平。”(28)1月31日，国务院召开有中科院、国务院各有关部门、高等学校的领导人和科技人员参加的制定科学发展远景规划的动员大会。周恩来亲自挂帅领导这项工作。国务院成立了由科学院和各部委办负责人组成的、以范长江为组长的10人科学规划小组，进行具体的组织工作。3月起，10人规划小组以中科院物理学数学化学部、生物学地学部和技术科学部为基础，集中全国600多位科学家，按照“重点发展，迎头赶上”的方针，采取“以任务为经，以学科为纬，以任务带学科”的原则，对各部门的规划进行综合。(29)4月，又邀请了16位苏联科学院专家来华，帮助我们了解世界科学技术的水平和发展趋势。在编制规划的过程中，根据周恩来总理的指示，补充了“现代自然科学中若干基本理论问题的研究”。历经七个月完成了《规划纲要(草案)》，经反复讨论修改，1956年12月，经中共中央、国务院批准后实施。
　　中国科学院院士何祚庥曾在他的回忆录中写到相关政策实施的具体过程：
　　“在1955—1956年，在周恩来总理的提议和直接领导下，曾经制定过一个1956—1967年科学技术发展的远景规划。这是全世界第一个国家规模的发展科学技术的长期规划。这对我国科学和技术的发展起了很大的影响，使我国事业走上生机勃勃的局面……这一规划所涉及的科学领域是太广泛了，收到了很多采自科技界的建议。怎样从这浩如烟海，头绪纷繁的多种多样的建议里面理出一个纲?这样的任务便交给了当时由12位科学家组成的综合组，负责评价、裁决、选择、推荐，确定并综合各方面的建议，最终决策。当时由海外归来学识渊博的钱学森同志任综合组的组长。有幸的是，当时我曾参与做一些文字整理工作，前后达半年之久，得聆学森同志许多教诲，并目睹学森同志怎样从科学技术的海洋中理出一个《纲要》……”(30)
　　《1956—1967年科学技术发展远景规划》又简称十二年科技规划，规划文件由《1956—1967年科学技术发展远景规划纲要》和四个附件组成，即《国家重要科学技术任务说明书和中心问题说明书》、《基础科学学科规划说明书》、《任务和中心问题名称一览》，《一九五六年紧急措施和一九五七年计划要点》。这一规划提出“向科学进军”的口号，以“要迅速壮大我国的科技力量”为目标，力求使某些重要和急需的部门在12年内接近或赶上世界先进水平，使我国建设中许多复杂的科技问题能够逐步依靠自己的力量加以解决，做到更好更快地进行社会主义建设。国家要有效地加强对科技战线的领导，把全国各部门分散的力量组织起来，把一切潜在的和仍被闲置的力量发动起来。
　　规划提出了57项重大科学技术任务，共包括6个中心问题。(31)归纳起来分为六个方面的重大科技任务，一是国家工业化、国防现代化中迫切需要的、关键性的问题例如原子能的和平利用、电子计算机、半导体、超高频技术等研究课题；二是中国自然条件和自然资源的调查研究和利用，保证重点区域的综合开发和工农业生产建设的需要，例如石油及其他特别缺乏的资源勘探、矿物原料基地的探寻和确定。结合我国资源情况建立合金系统并寻求新的冶金过程；三是有关国家工业建设的行业和项目例如生产过程自动化和精密机械、仪器仪表；四是农业建设中涉及的研究项目包括农业的化学化、机械化、电气化的重大科学问题；五是医药卫生保健事业，对危害我国人民健康最大的几种疾病的防治和消灭；六是关于基础项目和理论的研究，自然科学中若干重要的基本理论问题。此外规划还对全国科研工作的体制、现有人才的使用方针、培养干部的大体计划和分配比例、科学研究机构设置的原则等作了一般性的规定。
　　从57项科学技术任务中，又提出12个重点项目作为重点科学技术任务对待。这12个重点项目是：
　　(1)原子能的和平利用；
　　(2)无线电电子学中的新技术；
　　(3)喷气技术；
　　(4)生产过程自动化和精密仪器；
　　(5)石油及其他特别缺乏的资源的勘探，矿物原料基地的探寻和确定；
　　(6)结合我国资源情况建立合金系统并寻求新的冶金过程；
　　(7)综合利用燃料，发展重有机合成；
　　(8)新型动力机械和大型机械；
　　(9)黄河、长江综合开发的重大科学技术问题；
　　(10)农业的化学化、机械化、电气化的重大科学问题；
　　(11)危害我国人民健康最大的几种主要疾病的防治和消灭；
　　(12)自然科学中若干重要的基本理论问题。
　　同时，确定了重中之重的四项(又称为六项，即其中包括当时未公开的两项国防任务原子能、导弹)，即电子计算机、半导体、无线电电子学和自动化技术。把这四项作为首要任务来抓。为落实“四项紧急措施”，中国科学院着手筹建这四个领域的研究机构。一时没有工作的地方，周总理从新建的西苑大旅舍(今称“西苑饭店”)中拨出三座楼来给科学院，以便集中人马，大干快上。中科院集中了全国可以集中的科技力量，并从国外吸纳了一些专家。有周总理亲自过问，工作进展得很快。1958年我国第一台计算机研制出来了，名字叫“八一”；然后是第二台计算机“109”，已经达到每秒10000次了。接着第二代的109丙机，已达到每秒数十万次，成了“两弹一星”的功臣。1964年3月12日，聂荣臻副总理在作“十二年科学技术规划执行情况”的报告时说：“如果拿世界科学技术先进国家的水平作比较的话，我们从极其落后的状态出发，现在已经大体上赶上40年代的水平。”“在这样短的时间内……这样巨大的发展，在科学技术发展的历史上也是少有的。”
　　1963年国家对规划执行的情况进行全面检查，大部分项目已完成并用于生产中。这个规划的完成使中国的科学事业大大发展。科学研究机构由1956年的381个增加到1962年的1296个，专门从事研究工作的科技人员由1958年6万余人增到1962年的近20万人，高级研究人员达到2800人。这个规划的实施也填补了中国科学研究工作中的一些重要空白。中国科学院系统重点发展了16个学科，原子核物理学、无线电电子学、半导体物理学、空气动力学、控制论、自动化、计算数学、基本有机合成、稀有元素化学、地球化学、沉积学、海洋学、地球物理学、生物物理学、微生物学、遗传学。1958年9月建立的中国科学技术大学新设的13个系，完全是按照建设新学科的需要设置的。这个规划还为建立国防工业奠定了科学技术基础。中国的两弹一星的成功很大程度上得力于这个规划。
　　对科学技术发展作长远规划，意味着它具有了国家战略地位，并得到了制度的保障。同时，科学技术发展长期规划的编制，为国家在一个时期内科学技术事业的总体发展提供了蓝图，为全国科学研究与开发活动的安排提供了总体框架。曾经对中国科技政策做过专门研究的美国学者理查德·萨特米尔，在其所著《科研与革命》一书中，对我国12年科学规划有过这样的分析：
　　这一规划“反映了当时科学研究的一个显著特征：就是科学技术的创造力与大型组织(包括政府)的资源与目的的结合……首先，它阐明了许多研究部门中科学研究的重点；第二，指明了贯彻这一规划的不同阶段，实现规划目标所需要的财力、人力、物力和技术服务；第三，科学规划的制定同经济计划的制定和发展是紧密结合的；第四，中国科学院起了核心作用；规划有许多科学家积极参与”(32)。
　　这个科学规划的实施使我国迅速地掌握了一批现代科学技术，有的领域还接近世界先进水平，并使我国初步建立起了一个完整的科研体系。由于大跃进等政治原因，这个科学远景规划没有彻底执行，但是这一规划的大部分完成是在几乎没有任何国外援助，完全是经过我国广大知识分子和全国人民自己努力和凭着自己的智慧实现的，(33)它充分地表明了中国人民独立自主，自力更生的能力和信心。另外，规划中的科学技术实用化观点和现在的产学官联合的思想有很大相似之处。
　　(二)其他相关的科学方针
　　12年科学规划并不是当时唯一的科技政策，在调动全国的人力物力开展社会主义建设的同时，中国政府根据国内外形势的变化，适时提出了多个发展方针，展现了政府卓越的领导能力。
　　1.“百家争鸣”的科学方针
　　1951年，中国国内关于京剧的发展问题出现了争论，有的主张全部继承，有的主张全部取消，毛泽东为此题词：“百花齐放，推陈出新”，主张对待京戏艺术要去其糟粕，取其精华，加以继承。1953年，毛泽东就历史研究工作的方针，提出要百家争鸣。
　　在此基础上，1956年4月28日，毛泽东在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说：“百花齐放，百家争鸣，我看这应该成为我们的方针。艺术问题上百花齐放，学术问题上百家争鸣”。同年5月2日，毛泽东又在最高国务会议第七次会议上正式提出实行“双百方针”。
　　1956年5月26日，中共中央宣传部部长陆定一向自然科学家、社会科学家、医学家、文学家和艺术家们系统地阐述了党中央提出的“双百方针”，从而在文艺界和科学界引起了强烈的反响，人们的眼界开阔了，思想活跃起来，学术文化各部门都比过去表现得更加活跃，显示出生气勃勃的景象。
　　对于百家争鸣的方针，中国科学界以感激和兴奋的心情迎接了这个可以引起对春秋战国时期学术繁荣景象许多美好回忆的口号。科学家的工作积极性空前提高，科学界召开各种各样的讨论会，鼓励科学家抛开顾虑，畅所欲言，创造出一种良好的自由讨论的学术气氛。1956年夏天召开的青岛遗传学座谈会，为贯彻百家争鸣方针作出了示范。但是，它的实行却一次又一次地被政治运动所打断。1957年夏天的反右派运动把许多曾提出不同见解的科学家打成右派，严重挫伤了知识分子的报国之心和工作的积极性。
　　2.“向科学进军”的科学口号
　　1956年1月14日—20日，面对社会主义建设事业蓬勃发展，出现了我国当时科学技术的发展不能迅速满足整个社会经济发展的需要的矛盾。中国共产党在北京召开全国知识分子问题会议，周恩来代表党中央做了《关于知识分子问题的报告》。该报告是中国共产党在社会主义时期关于知识分子问题的一个历史性的重要文献，也是加强科学技术力量的一个政策性的号召，在报告中提出了新的科学发展思想“向科学进军”。面对中国科技水平与世界发达国家的差距，周恩来指出我们必须奋起直追，力求尽可能迅速地提高我国的科学文化力量，而在不太长的时间里赶上世界先进水平，这是我们党和全国知识界、全国人民的一个伟大的战斗任务。”(34)
　　报告批评了那种“缺乏民族自信心的依赖思想”，指出利用苏联的科技援助时，要作出全面规划，分清缓急，有系统地利用苏联科学的最新成就，尽可能迅速地赶上苏联的科技发展水平。接着，周恩来就如何完成赶超世界先进科学水平的任务进行了初步部署，主要包括：派人去苏联学习，聘请苏联专家，向外国专家学习；集中最优秀的科学力量和大学毕业生到科研单位；把科学院作为“火车头”，同时加强高校的科研力量；政府各部门加强科研工作；重视应用等等。
　　“向科学进军”的号召极大地鼓舞了广大科学技术人员。很快，全国掀起了向科学进军的热潮。1956年4月，国务院成立国家科学规划委员会。同年11月新中国科技事业的卓越领导人聂荣臻被任命为主任。经过半年努力，由国家调集600多名科学家，近百名苏联专家参加编制的我国第一个科学技术发展规划，即《十二年科学规划》(1956—1967)于12月正式完成。这是我国科学技术事业走上大规模发展道路的重要标志。1961年，聂荣臻主持制定了被誉为是中国“科技宪法”的《科研工作十四条》，着重阐述了党的知识分子政策和科技政策。1963年，在聂荣臻的支持下，又制定了第二个科技发展长远规划，即《十年科学规划》(1963—1974)。
　　3.“自力更生”的提出
　　20世纪50年代中期，苏联社会主义建设中的缺点和错误暴露后，结合中国自己建设道路的探索，以毛泽东为核心的中共中央开始思考中国科技的自立道路问题，提出发展中国科技“还是要以自己的东西为主”。根据毛泽东的思想，12年科技规划明确提出了科技自立的任务：“为了更好地服务于社会主义建设，必须努力使我国科学技术工作逐步走上自立的道路。”1956年10月8日，在国防部第五研究院成立大会上，聂荣臻在阐述“自力更生为主，争取外援为辅，充分利用资本主义国家已有的科学技术成果”的建院方针时，从技术依附性危害国家安全的高度，强调了把自力更生作为立足点的必要性。聂荣臻说：“我们不能排除在互利原则下的外援，我们不搞闭关锁国，但是我们的立足点必须放在自力更生的基础上，像我们这样的大国，特别是国防尖端这门行业，如果把立足点放在外国援助上，必然造成研制系统的依附性，被别人牵着鼻子走，那对我国的国防建设和国家安全，将是潜在的巨大危险……唯一的出路只能是走自己研制的道路。这一点应该作为我们思考问题的出发点，成为我们制订国防科研方针、政策、任务的依据。”
　　20世纪60年代末，苏联与中国关系恶化，两国由盟友转变成敌对双方。中国失去了技术经济等一切方面的援助，被逼调整了科技政策。
　　一开始，中共中央从科技体系的高度提出科技独立的目标，指出：“争取经过两年努力，初步形成一个开始能独立解决国家建设问题的全国科学技术研究工作体系。至于各个大区的各具特色的体系，要经过第三个五年期间的努力才能先后形成。各个省、市、自治区，在目前根本不考虑形成体系的问题。”与苏联的科技合作全面中止后，以毛泽东为核心的中共中央批准的10年科技规划，正式提出了科技发展方针是“自力更生、迎头赶上”。可以说，这是从国家战略的高度，明确自力更生为中国科技的立足点。与12年科技规划提出的“重点发展、迎头赶上”的方针的“四字”之别，反映了科技方针的重大变化。
　　4.《1963—1972年科学技术发展规划纲要》
　　经过1957年的反“右”斗争和1958年的“大跃进”以及随后的经济困难时期，中央在1960年冬提出“调整、巩固、充实、提高”的八字方针，要求对各行各业的工作进行调整。随着十二年科技规划的基本提前完成，20世纪60年代初中苏关系发生突变，世界科技也在不断发展，要求中国独立解决国民经济和国防有关的科技工作和重大科技问题并向世界水平前进，都需要制定和执行新的科技规划。1962年2月在广州召开了全国科学工作会议，研究制定规划的方针和方法。经过国家科委组织几百名科学家的参与编制，1963年6月规划纲要定稿，经国家批准年底组织实施。
　　《1963—1972年科学技术发展规划纲要》提出动员和组织全国的科学技术力量，自力更生地解决我国社会主义建设中的关键科学技术问题，迅速壮大又红又专的科学技术队伍在重要的急需方面，掌握六十年代的科学技术，力求在接近和赶上世界先进科技水平的道路上，实现大跃进。
　　第一，为农业增产提供各方面的科学技术成果，系统地解决实现农业现代化的科学技术问题；第二，重点掌握六十年代工业科学技术，为建立一个完整的现代工业体系，为发展重要的新兴工业，提高现有工业的技术水平提供科学技术成果；第三，切实保证国防尖端任务的初步过关；第四，加强资源的综合考察，加强资源的保护和综合利用的研究，为国家建设提供必要的资源根据；第五，在保护和增进人民健康，防治主要疾病和计划生育等方面的重要科学技术问题上作出显著成绩；第六，加速发展基础科学和技术科学，规定了技术学科的研究和基础学科的发展方向，充实科学理论的储备，加强科学调查和实验资料的积累，建立和加强重要的空白薄弱的学科；第七，大力培养人才，充实现代化实验装备，在各个重要的科学技术领域形成研究中心，建立一支能够独立解决我国建设中科学技术问题的、又红又专的科学技术队伍。(35)此外，对于加强科研机构的建设和研究人员的培养，改善科研条件和健全成果奖励制度等也做了相关规定。
　　到“文化大革命”以前，第二个科技规划的科技发展是比较顺利的，这一规划对于科技发展的作用也是明显的，这段时期大庆油田顺利建成、第一颗原子弹爆炸成功以及人工合成牛胰岛素结晶等都达到了世界领先水平，但是由于后来的“文化大革命”的冲击，执行基本陷入停顿状态，不过，在较长的时间里，仍然影响着中国的科技发展模式。
　　从20世纪50年代中期到70年代中期，在新中国建国32年多的时间里大体有20多年，中国完全或基本上处于没有外援的状况。在基本封闭的状况下，中国人民主要靠自力更生，不但完成了中国科技事业的奠基，而且为社会主义以后的腾飞打下了坚实的农业、工业基础。
　　中国的大科学体制在取得巨大成就的同时，也存在缺陷与不足。
　　首先，过分重视国家的政治建设以及科技的生产关系功能，对于国计民生的科技没有给予足够的重视，贫穷落后的农业大国的面貌没有从根本上得到改变，物质基础仍然十分薄弱。因此，到20世纪70年代中期，我国除了与军工有关的科技——航天、导弹、核能等迅速发展，达到世界先进水平之外，其他方面的科技力量与先进国家的差距仍然较大，总体科技水平不高。
　　其次，科学的发展依靠的不仅仅是外部实际需要引起的压力，更重要的是其内部的自身规律，使科学服从于外部需要必然会限制创造性研究的领域和自由。就科学发展史而言，科学发展的动力一方面来自于外部的需要，另一方面来自于科学内部自身的规律。而一个主要依靠国家行政权力所推进的科学发展进程，是不可能产生这样的动力的。所以，虽然高度集中的科技管理体制在短期内能够使中国科技获得某种快速发展，但却一再弥补、掩盖了在长时间里各项科学技术的停滞不前，使科学技术的发明创造因缺少动力而受到抑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