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自19世纪80年代以来，吐鲁番盆地陆续出土了大量属于魏晋隋唐时期的文书和石刻文字材料，这些新材料不仅弥补了传世文献之不足，也提出了许多新问题。特别是新中国成立后所出文书，有关高昌郡高昌国时期的资料，多为传世文献所缺载，因而引起了国内外学者的关注，并出现了一个研究高昌史的小高潮。文章就近百年来国内外学者对高昌郡、高昌国政治史的研究情况作了简要概述。
　　关键词：高昌 政治史 研究概况
　　汉唐时期的吐鲁番盆地，大致经历了高昌壁、高昌郡、高昌国、唐西州等几个阶段。虽然传世文献对高昌的记述，主要集中在正史的西域传中，但少之又少，许多史事不清。自20世纪初以来，吐鲁番盆地出土了大量文物和文献材料，为高昌历史的研究提供了丰富的资料。特别是新中国建立后，吐鲁番出土的大批文书、墓砖中，有关高昌郡和高昌国时期的资料，较之以往的总和还要多许多。随着这些文书、墓砖相继出版了录文本和图版本，极大地推动了高昌郡和高昌国(以下简称高昌)史的研究。学者们在《敦煌吐鲁番文书初探》(一编、二编)、《魏晋南北朝隋唐史资料》、《敦煌研究》、《西域研究》、《敦煌吐鲁番研究》、《吐鲁番学研究》、《吐鲁番出土文物研究会会报》等书刊上发表了数量可观的研究论文，有力地推动了吐鲁番学和相关的魏晋南北朝隋唐史、西域史的研究，而高昌政治史的研究成果尤为突出。本文拟就近百年来高昌政治史研究的概况作一回顾总结。
　　一 高昌纪年与年号
　　研究高昌史，高昌国始于何年是必须面对的。传世文献几乎都以公元460年柔然立阚伯周为高昌王，作为高昌国之始。当今学者大都持此说。然而，有些学者则认为，高昌国之始，应在公元443年沮渠无讳号称凉王之时。①似乎后说更符合历史史实。
　　吐鲁番出土文书是研究高昌史的重要资料。利用吐鲁番文书，首先要解决的是纪年、年代问题。高昌郡时期(327～442)，高昌先后处在前凉、前秦、后凉、西凉、北凉的控制之下；高昌国时期(443～640)，在高昌先后建立了大凉政权和阚氏、张氏、马氏、麴氏高昌王国政权。不论是诸凉所奉年号、纪年，还是高昌王国的年号，在传世文献中有一些记载，但零散且不全面，有些甚至与出土文书中的年号相悖。
　　早在1914年，旅居日本的罗振玉先生获悉大谷探险队在吐鲁番盆地获取墓砖的信息后，便过录砖文。于次年编成《高昌麴氏年表》。以后又利用《麴斌造寺碑》及黄文弼先生在吐鲁番发掘的墓砖汇成《高昌专录》，并对《高昌麴氏年表》进行修订。②1931年，黄文弼先生根据他在吐鲁番交河沟西考古发掘所获墓砖，进行初步整理，出版了《高昌第一分本》，其中包括《高昌国麴氏纪年》。③后又对其进行进一步研究，修正了将重光年号归属为麴嘉的旧说。④但对高昌郡、高昌国时期纪年年号研究取得重大突破，则是在《吐鲁番出土文书》整理出版之后。大陆和日本的有关学者，利用吐鲁番出土文书和河西地区的有关考古资料进行研究，虽解决了一些问题，但有些年号的归属及其原因尚未圆满解决，仍然存在分歧。
　　如“白雀”年号，史树青先生和吴震先生将之归于姚苌后秦；⑤关尾史郎、王素二先生在吴震先生的基础上作了考证，认为前秦凉州刺史梁熙与后秦姚苌同为羌人，有共同的利害关系，梁熙归附姚苌以示支持，奉后秦年号；⑥马雍先生则认为最可能属于阚伯周至马孺时期(461～498)某个割据政权；⑦侯灿先生在马雍先生研究的基础上，认为“白雀”年号最有可能属于阚氏前期(461～465)。⑧
　　对吐鲁番出土文书中的真兴五年、六年年号，侯灿、朱雷、吴震、荣新江、白须净真等先生认为，是沮渠氏北凉于公元424～425年归附大夏而奉其正朔的结果；⑨关尾史郎先生更进一步认为沮渠氏北凉奉大夏“缘禾”年号，应始于423年秋至424年初，⑩这一看法得到了王素先生的支持。(11)而文书中的“缘禾”、“太缘”年号，学界认为是沮渠氏北凉归附北魏，奉北魏“延和”、“太延”年号谐音的反映，(12)当缘禾四年(435)沮渠氏北凉退出高昌后，阚爽继续沿用缘禾年号不改。(13)关于“龙兴”年号，侯灿先生将之暂置于阚氏前期(461～465)，(14)关尾史郎先生认为是高昌于公元432～442年间行用的年号，(15)王素先生则认为是阚爽于公元438～440年间自建年号。(16)
　　关于“建平”年号，侯灿先生认为是张氏王国或马氏王国的年号。(17)唐长孺先生推测是阚爽自建或称王改元所用的年号。(18)吴震先生倾向于“建平”是沮渠牧犍于承和五年(437)改元后的年号，到建平五年(441)为高昌太守阚爽所奉。(19)朱雷先生认为“建平”是沮渠牧犍的年号，在承和之后，承平之前。沮渠氏北凉灭亡后，沮渠无讳流亡高昌继续行用“建平”，因而文书中有建平五年、六年者。(20)余太山先生、柳洪亮先生、王素先生和关尾史郎先生的看法与吴、朱二位先生大致相似，但对原因的解释有所不同。(21)持“建平”为北凉沮渠牧犍年号，并在吐鲁番行用到442年的观点占主流。
　　学术界对大凉(443～460)所用纪年“承平”无异议。对阚氏高昌王国建立于460年也无异议，但对其灭亡之年和使用的年号却有不同的看法。冯承钧先生、侯灿先生、荣新江先生等认为阚氏王国亡于491年，(22)而白须净真先生和王素先生则认为阚氏高昌王国亡于488年。(23)对阚氏460～465年使用何年号，侯灿先生认为可能使用的是“白雀”或“龙兴”年号，(24)吴震先生认为可能是“甘露”年号，(25)王素先生持谨慎态度，认为尚无法断定。(26)由于对阚氏高昌王国灭亡的时间有不同的看法，相应的对“建初”(489～491)年号(27)的归属就有分歧。白须净真先生和王素先生认为“建初”为张氏高昌王国的年号；(28)唐长孺先生、侯灿先生、吴震先生、荣新江先生则认为归阚氏所有。(29)对马氏高昌王国灭亡及麴嘉取得政权的时间也有不同的看法：罗振玉先生据传世文献认为在北魏太和二十一年(497)；(30)黄文弼先生、冯承钧先生认为在公元499年；(31)吴震先生认为是年马儒被杀，麴嘉继立，但迟至502年才建元“承平”；(32)侯灿先生据出土文书中有承平五年、八年的记载，认为承平元年为502年，依照次年改元的惯例，马氏王国灭亡及麴嘉取得政权当在501年，此说得到荣新江、王素、张广达等先生的支持，(33)可成定论。
　　另外，对敦煌吐鲁番写经题记中的“甘露”年号的归属也存在分歧。罗振玉先生将之归为麴氏高昌第二代王麴光的年号，(34)此说得到侯灿先生、王素先生等人的响应；(35)吴震先生则认为“甘露”年号是高昌地区政权自建年号，由阚氏高昌王朝首王伯周始建于开国之初的可能性极大。(36)
　　吐鲁番出土文书和墓砖解决了麴氏高昌王朝的王统和纪年问题。麴氏高昌(502～640)建立的时间和所使用的年号，目前没有大的分歧，大都认同侯灿先生、荣新江先生、王素先生所编的年表。(37)但对重光年号的归属存在两种不同的看法，吴震先生、陈国灿先生、王素先生、荣新江先生、孟宪实先生等认为是麴伯雅的年号，(38)而侯灿先生、薛宗正先生和刘戈先生则认为归麴文泰。(39)前者当是。
　　另外，王素先生《沮渠氏北凉建置年号规律新探》一文，对北凉所用年号的规律进行了探讨。认为北凉指河西沮渠氏北凉和高昌沮渠氏北凉两个政权，前者为五胡十六国之一，后者为前者的流亡政权。他认为玄始—承玄、义和—承和、建平—承平这三组年号都有中断，前两次因其采用大夏的真兴、承阳两个年号或北魏的缘禾、太缘两个年号，第三次中断是因为河西沮渠氏北凉灭亡。这说明北凉自建年号所用“承”字，是为了抹去自身曾臣属大夏、北魏的丧权辱国，即其国曾经国破家亡的历史。(40)
　　二 职官制度和行政区划
　　传世文献对高昌郡的记载非常少，高昌郡作为凉州或沙州的一郡，其郡属机构当与内地的郡一致。从文书所见，高昌郡的行政制度远承汉魏，近同晋宋，从乡里组织直到郡和军府机构完全和内地郡县相一致。(41)但在北凉时期高昌郡府文书中的僚属押衔中，“校曹主簿”和“典军主簿”不见史籍。唐长孺先生认为校曹之名始见孙吴，北凉的门下校郎似较接近孙吴政权所置校事，不过又承认很难说北凉的校郎直接继承孙吴旧制。认为北凉诸郡的校曹主簿，似乎可以看做是中枢的门下校郎，其职掌是审查和传宣太守批准的文书。至于典军主簿，内地郡属亦间有此名目，只是史无征而已。(42)但吴震先生认为北凉“校曹”建置源于孙吴，是在遣使江南的过程中引入的，并及于府郡。高昌郡府置建校曹之来由，可能即在于此。(43)
　　祝总斌先生在《高昌官府文书杂考》中对吐鲁番出土前凉、高昌郡到麴氏高昌国官府文书中的某些公文用语、程序和类别进行了考释，如“记识奏诺奉行”、“列辞”、“辞”、“启”、“敕”等，从一个侧面反映出这一地区受秦汉以来内地汉族文化的巨大影响。(44)柳洪亮先生《高昌郡官府所见十六国时期郡府官僚机构的运行机制》，通过对近200件高昌郡文书的分析、研究，基本勾勒出了高昌郡的公文运转轮廓，认为郡太守直接领导下的以阁为中心的诸曹，是郡的最高行政执行机关，总理一郡的政务；校曹类似中央的门下；主簿协助太守统领诸曹，总掌诸曹文案。(45)
　　传世文献《周书·高昌传》等对麴氏高昌的官制仅略有记述，因而后人对其官制知之甚少。随着20世纪吐鲁番地区大量墓砖、文书的出土，麴氏高昌王国的官制逐渐显露出来。先是罗振玉先生利用墓砖对麴氏高昌的官制进行了初步的排比。(46)1931年黄文弼先生根据墓砖制作了《麴氏高昌国官制表》。后又对其进行增订，提出麴氏高昌有内府官制、各城官制、勋官及领兵将官。(47)后来，日本学者*(左山右岛)崎昌、中村一雅、荒川正晴等先生也对麴氏高昌的官制进行了研究，并取得了不小的进步。(48)
　　20世纪80年代初，侯灿先生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将吐鲁番出土有关麴氏高昌官制的所有墓砖和相关文书197件加以汇集，对其进行更系统的研究。他分析了以往学者研究的贡献及其存在的问题，按照迁转关系进行排比，以明了麴氏高昌官制升迁转调及其品秩。对麴朝中央官制、地方官制和军将官制进行了全面的探讨，将其分为六个系统九个等级，并考察了麴氏高昌官制的来源与性质，认为麴氏王国中央行政官制兼有中央王朝和地方政权的两重特点，一方面是中央王朝尚书各部的缩小，另一方面又是地方政权开府置官的扩大。(49)
　　陈仲安先生的《麴氏高昌时期门下诸部考源》一文，则集中考察了高昌王朝中枢官制的历史渊源，指出其主要行政机构分为门下、诸部两部分，并认为高昌中枢官制远承汉、魏、晋，近继诸凉，而实际脱胎于高昌郡地方行政组织。(50)
　　王素先生的《麴氏高昌中央行政体制考论》，对麴氏高昌王国中央行政体制有关的出土资料分类排比，按照传统的中央行政体制原则，将麴氏高昌中央行政机构分为出纳审查、诸部执行和王府三个部门。认为麴氏高昌最名正言顺的机构是“王府”，至少开有四府，即王公府、都督府、州牧府和将军府，每府有长史、司马均分左右，高昌“王府”就有八长史和八司马，这就是史传所记的八长史和八司马的出处，诸部长官实际上是“王府”的长史、司马，“王府”官员兼诸部事务。(51)对此，孟宪实、宣红二位先生的《试论麴氏高昌中央诸曹职掌》持不同看法。他们认为麴氏高昌中央的吏部、库部、仓部、主客、民部、兵部、祀部、屯田和都官9个部门，当时称“曹”，从高昌王所受封号上可以推测出王公府等四府的存在，但在该国实际发挥作用的却是诸曹。诸曹应有曹府，真正有名无实的应是“四府”。(52)王素先生还对麴氏高昌王国的军事制度进行了探讨，认为麴氏高昌的军事制度虽然仍有不明之处，但大体上是较为健全的。不仅有专门的兵源保障制度，还有专门的军事管理机构。军官的名号、品阶，也有专门的系统。(53)另外，王素先生《麴氏高昌职官“儒林参军”考略》认为，“儒林参军”一职是高昌军事府署掌握儒学教授的官员，是从南朝遣使移置而来的。(54)
　　在吐鲁番出土墓砖中，有数十方墓砖和一件文书涉及追赠制度。孟宪实先生《麴氏高昌追赠制度初探》，对麴氏高昌国的追赠制度进行了探讨，认为这项制度遵循论官、论功、论贵(贵戚、贵族)、论亲四条原则。虽然追赠制度是针对死者个人的，但其实质是对死者生前生活的继续，作为一项制度，追赠已纳入了麴氏高昌官僚升迁诠选的序列之中，而且追赠制度在高昌发挥了维护现存社会等级的功能。(55)
　　关于麴氏高昌国的地方行政制度。日本学者荒川正晴先生率先指出：麴氏高昌的郡县互不统属，而是分别听命于王国中央。(56)不过，侯灿先生和孟宪实先生认为，也存在个别郡县合治的现象。(57)白须净真先生认为麴氏高昌的地方官职由地方豪族把持。(58)至于麴氏高昌国的地方行政区划，分为多少等级，存在多少单位，学者们观点有分歧。侯灿先生《麴氏高昌王国郡县考述》一文认为，麴氏高昌王国地方行政分郡、县、城三级，个别郡县合治。灭亡时有郡四、县十三、城九，合计郡县城为二十六，其中还不包括王都高昌城。(59)郑炳林先生的《高昌王国行政地理区划初探》认为高昌王国时期的地方行政划分为王国、府、郡、县四级，城都是县。唐灭高昌时有三府、五郡、二十七县。(60)荣新江先生和张广达先生认为麴氏高昌实行的是郡县制，有四郡二十一县。(61)钱伯泉先生认为高昌王国实行的是郡、县、镇戍三级制，灭亡时有都城一、郡三、县十四、镇戍四，共二十二城。(62)郁越祖先生认为麴氏高昌末年有三郡十八县，再加上两废县和两城，共二十二城。(63)近年，王素先生撰文对以往的研究进行总结评判后认为，麴氏高昌末年有三府、五郡、二十二县。(64)
　　三 政治事件
　　传世文献对高昌郡、高昌国的记述本来就少，许多史事不清或缺载。通过对文书的研究，有些史事得到了初步的揭示。如柳洪亮先生通过对吐鲁番阿斯塔那382号墓出土文书《缘禾五年(436)民杜犊辞》的研究，认为沮渠氏北凉失去对高昌的统治权当在缘禾四年(435)十月；(65)吴震先生通过对俄藏Дх02670ν“揖王入高昌城事”文书所包含的历史信息的挖掘，揭示出该文书反映的是沮渠氏北凉灭亡后，沮渠氏西迁定都高昌城之初，迎接沮渠无讳入城的史事。(66)
　　对于沮渠氏在高昌建立的大凉政权(443～460)。荣新江先生《〈且渠安周碑〉与高昌大凉政权》认为，北凉王族在吐鲁番盆地建立的这个政权，不仅是一个首次独立于河西的地方政权，它还首次统一了整个盆地，为麴氏高昌立国百余年打下了基础。而且使吐鲁番的文化登上了一个新的台阶，是一次巨大的飞跃。(67)
　　吴震先生的《麴氏高昌国史索隐——从张雄夫妇墓志谈起》根据出土材料，率先揭示出麴氏高昌国晚期发生的“义和政变”史事，认为麴伯雅仰慕中华文化“解辫削袵”的改革招致铁勒的不满，政变者在铁勒的支持下于延和十二年(613)夺取了政权，并于次年改元义和。义和六年(619)麴伯雅及其世子麴文泰和大臣张雄在西突厥的支持下，重新夺回政权，次年二月改元重光。(68)
　　学界对“义和政变”发生的原因和时间还有不同的解说。如宋晓梅先生认为政变发生在延和八年至十一年(609～612)间，在此期间，麴伯雅人隋为敌对势力发动政变提供了机会。(69)郑学檬先生认为麴伯雅长期在外，其他高昌大姓与麴氏矛盾从而导致了政变。(70)关尾史郎先生认为麴伯雅“解辫削袵”的目的是强化王权，以确立自己的衣冠制。“义和政变”是由高昌内部支持，由隋主导并产生质变的改革的亲中国、亲隋势力发动的。政变时间有可能是延和十二年，但也可能是延和十三年，即义和元年。而麴伯雅复辟应在620年二月以后。(71)王素先生则认为“义和政变”是由高昌内部守旧势力发动的，与外界干预没有关系。具体地说是在麴氏宗室的领导下，由一些臣下发动的。政变发生在义和元年(614)十一月十九日之前不久。对麴伯雅复辟的时间则同意吴震先生的看法。(72)
　　一般认为高昌地区存在逾年改元的惯例，如沮渠无讳、沮渠安周兄弟于442年9月进占高昌，443年改元承平。麴嘉也是称王的次年改元的。正如王素先生所言：他们“都是创业主，在他们之前，都没有所谓需要表示敬意的‘先王’。他们也都逾年改元，说明逾年改元在当时本是惯例。”(73)既然义和元年为公元614年，“义和政变”似乎就发生在延和十二年(613)了。
　　在前贤已有的研究基础上，孟宪实先生《关于麴氏高昌晚期纪年的几个问题》认为，麴氏高昌复辟成功当在延和十九年(620)一月十二日之前，改元重光当在是年一月十二日之后，二月二日之前。(74)张铭心先生《“义和政变”与“重光复辟”问题再考察》也持类似的看法，并认为“义和政变”是王子争权而引起的“宫廷政变”。(75)
　　孟宪实、姚崇新二位先生的《从“义和政变”到“延寿改制”——麴氏高昌晚期政治史探微》认为，“义和政变”的外来因素，应注意铁勒。另外，该文还对麴文泰的“延寿改制”进行了探讨，认为从延寿时期官文书的新变化、命妇制的变化和高昌城城门的新名称等反映出麴文泰加强王权的意愿。(76)
　　麴氏高昌有国130余年，但麴氏王陵何在?至今尚是一个谜。不过，学术界对吐鲁番TAM336墓主人的探讨，多少有了一点头绪。吴震先生在《TAM336墓主人》一文中认为，这座不同寻常的大墓的主人似乎是麴氏高昌末王麴智胜。(77)对此，柳洪亮先生在《高昌王陵初探——兼与吴震先生商榷》一文中却持不同的看法，他认为TAM336墓是麴氏高昌国的亡国之君麴文泰的陵墓。(78)
　　总之，20世纪初以来，以吐鲁番地区出土文书、墓砖为中心的高昌政治史研究取得了极大的进步，特别是近20多年来，学者们利用新材料，使高昌政治史的研究上了一个新的台阶，不但揭示了诸多史籍缺载的历史史事，而且开拓了魏晋隋唐史研究的领域。但是，有关高昌政治史的史料毕竟非常有限，在新材料已刊布多年后的今天，研究难度亦愈来愈大。近年来，一些原先在该领域极为活跃的学者纷纷转向，有关的论著亦多为总结性者，(79)就是明证。正如陈国灿先生所言：“当前的问题是，需要更深入、更全面的科学展开，这就需要将海内外收藏的文物与出土文书全面的结合起来；将吐鲁番的古文献记载，与吐鲁番盆地客观实际情况结合起来；与新疆其他地区出土的古文献、以及敦煌文献结合起来，进行客观的而不是主观的、深入的而不是表面的、做出全面实际调查的而不是片面的研究来。”(80)同时，对高昌政治史的深入研究也期待着不断有新的考古材料的发现。
　　本文摘自《新疆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2004年第4期
　　* 施新荣，新疆师范大学历史系副教授。
　　① 冯承钧：《高昌事辑》，《西域南海史地考证论著汇辑》，中华书局，1957，第48、60页；侯灿：《高昌楼兰研究论集》，新疆人民出版社，1990，第143页；孟凡人：《丝绸之路史话》，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2000，第30页；荣新江：《高昌王国与中西交通》，《欧亚学刊》第2辑，中华书局，2000。
　　② 罗振玉：《增订高昌麴氏年表》，《辽居杂著乙编》，辽东印本，1933。
　　③ 黄文弼：《高昌第一分本》，西北科学考察团理事会印行，1931。
　　④ 黄文弼：《高昌砖集》(修订本)，中国科学院，1951。
　　⑤ 史树青：《新疆文物调查随笔》，《文物》1960年第6期；吴震：《吐鲁番出土文书中的若干年号及相关问题》，《文物》1983年第1期。
　　⑥ 〔日〕关尾史郎：《“白雀”臆说——〈吐鲁番出土文书〉札记补遗》，《上智史学》第32号，1987；王素：《吐鲁番文书与南北朝隋唐史研究》，《文史知识》1992年第8期。
　　⑦ 马雍：《吐鲁番的“白雀元年衣物疏”》，《文物》1973年第10期。
　　⑧ 侯灿：《西晋至北朝前期高昌地区奉行年号探讨》，《考古与文物》1982年第2期；侯灿：《西晋至北朝前期高昌地区奉行年号探讨证补》，《南都学刊》1988年第4期；侯灿：《再论吐鲁番出土文书中所见高昌奉行年号问题》，《吐鲁番学研究专辑》，敦煌吐鲁番学新疆研究资料中心，1990。
　　⑨ 侯灿：《西晋至北朝前期高昌地区奉行年号探讨》，《考古与文书》1982年第2期；朱雷：《出土石刻及文书中北凉沮渠氏不见于史籍的年号》，《出土文献研究》，文物出版社，1985；吴震：《吐鲁番出土文书中的若干年号及相关问题》，《文物》1983年第1期；荣新江：《吐鲁番的历史与文化》，《吐鲁番》，三秦出版社，1987，第31页；〔日〕白须净真：《〈吐鲁番出土文书〉第一册——その绍介と纪年の考察》，《书论》第18号，1981。
　　⑩ 〔日〕关尾史郎：《北凉政权と“真兴”奉用——〈吐鲁番出土文书〉札记(一)》，《东洋史苑》第21号，1982。
　　(11) 王素：《沮渠氏北凉建置年号规律新探》，《历史研究》1998年第4期。
　　(12) 侯灿：《北凉缘禾年号考》，《新疆社会科学》1980年创刊号；吴震：《吐鲁番出土文书中的若干年号及相关问题》，《文物》1983年第1期；柳洪亮：《吐鲁番出土文书中的缘禾纪年及有关史实》，《敦煌学辑刊》1984年第5期；余太山：《吐鲁番出土文书所见“缘禾”、“建平”年号》，《西域研究》1995年第1期；王素：《沮渠氏北凉建置年号规律新探》，《历史研究》1998年第4期；〔日〕关尾史郎：《“缘禾”と“延和”のめいだ——〈吐鲁番出土文书〉札记(一)》，《纪尾井史学》第5号，1985；〔日〕白须净真：《高昌阚爽政权と缘禾、建平纪年文书》，《东洋史研究》第45卷第1号，1986。
　　(13) 吴震：《吐鲁番出土文书中的若干年号及相关问题》，《文物》1983年第1期；柳洪亮：《吐鲁番出土文书中的缘禾纪年及有关史实》，《敦煌学辑刊》1984年第5期；朱雷：《出土石刻及文书中北凉沮渠氏不见于史籍的年号》，《出土文献研究》，文物出版社，1985；余太山：《吐鲁番出土文书所见“缘禾”、“建平”年号》，《西域研究》1995年第1期。
　　(14) 侯灿：《西晋至北朝前期高昌地区奉行年号探讨证补》，《南都学刊》1988年第4期；又收入《高昌楼兰研究论集》，新疆人民出版社，1990。
　　(15) 〔日〕关尾史郎：《“龙兴”纪年の随葬衣物疏考〈吐鲁番出土文书〉札记(一)》，《史朋》第21号，1987。
　　(16) 王素：《吐鲁番文书与南北朝隋唐史研究》，《文史知识》1992年第8期；王素：《高昌史稿·统治编》文物出版社，1998，第222～225页。
　　(17) 侯灿：《西晋至北朝前期高昌地区奉行年号探讨》，《考古与文物》1982年第2期；又收入《高昌楼兰研究论集》，新疆人民出版社，1990。
　　(18) 唐长孺：《吐鲁番文书所见高昌郡县行政制度》，《文物》1978年第6期。
　　(19) 吴震：《吐鲁番出土文书中的若干年号及相关问题》，《文物》1983年第1期。
　　(20) 朱雷：《出土石刻及文书中北凉祖渠氏不见于史籍的年号》，《出土文献研究》，文物出版社，1985；朱雷：《北凉“按赀配生马”制度》，《魏晋南北朝隋唐史资料》第3辑，1981，后改题《吐鲁番出土文书中所见的北凉按赀配生马制度》，载《文物》1983年第1期。
　　(21) 余太山：《吐鲁番出土文书所见“缘和”、“建平”年号》，《西域研究》1995年第1期；柳洪亮：《吐鲁番出土文书中“建平”、“承平”纪年索隐》，《西域研究》1995年第1期；王素：《高昌史稿·统治编》，文物出版社，1998；〔日〕关尾史郎：《“建平”の结束——〈吐鲁番出土文书〉札记(四)》，《新澙史学》第19号，1986。
　　(22) 冯承均：《高昌事辑》，《西域南海史地考证论著汇编》，中华书局，1957，第48页；侯灿；《西晋至北朝前期高昌地区奉行年号探讨》，《考古与文物》1982年第2期；侯灿：《西晋至北朝前期高昌地区奉行年号探讨证补》，《南都学刊》1988年第4期；荣新江：《吐鲁番的历史与文化》，《吐鲁番》，三秦出版社，1987。
　　(23) 〔日〕白须净真：《高昌墓砖考释》(三)，《书论》第19号，1981；王索：《高昌史稿·统治编》，文物出版社，1998，第271～274页。
　　(24) 侯灿：《西晋至北朝前期高昌地区奉行年号探讨》，《考古与文物》1982年第2期；侯灿：《西晋至北朝前期高昌地区奉行年号探讨证补》，《南都学刊》1988年第4期。以上两文又收入《高昌楼兰研究论集》，新疆人民出版社，1990。
　　(25) 吴震：《敦煌吐鲁番写经题记中“甘露”年号考辨》，《西域研究》1995年第1期。
　　(26) 王素：《高昌史稿·统治编》，文物出版社，1998。
　　(27) 宋晓梅先生仍然认为哈喇和卓88、99号墓出土文书中的“建初”年号是西凉李暠的年号，见《论哈喇和卓88号墓、99号墓出土若干纪年文书》，《敦煌研究》1998年第1期。
　　(28) 〔日〕白须净真：《高昌墓砖考释》(三)，《书论》第19号，1981；王素：《吐鲁番出土张氏高昌时期文物三题》，《文物》1993年第5期。
　　(29) 唐长孺：《新出吐鲁番文书简介》，《东方学报》1982年第54期，后收入《山居存稿》，中华书局，1989；侯灿：《西晋至北朝前期高昌地区奉行年号探讨》，《考古与文物》1982年第2期；侯灿：《西晋至北朝前期高昌地区奉行年号探讨证补》，《南都学刊》1988年第4期；吴震：《吐鲁番出土文书中的若干年号及相关问题》，《文物》1983年第1期；荣新江：《吐鲁番的历史与文化》，《吐鲁番》，三秦出版社，1987。
　　(30) 罗振玉：《增订高昌麴氏年表》，《辽居杂著乙编》，辽东印本，1933。
　　(31) 黄文弼：《高昌国麴氏纪年》，《高昌砖集》(增订本)，中国科学院，1951，第7页；冯承钧：《高昌事辑》，《西域南海史地考证论著汇辑》，中华书局，1957，第60页。
　　(32) 吴震：《麴氏高昌国史索隐——从张雄夫妇墓志谈起》，《文物》1981年第1期；吴震：《敦煌吐鲁番写经题记中“甘露”年号考辨》，《西域研究》1995年第1期；吴震：《阿斯塔那—哈拉和卓古墓群考古资料中所见的胡人》，《敦煌吐鲁番研究》第4卷，北京大学出版社，1999。
　　(33) 侯灿：《西晋至北朝前期高昌地区奉行年号探讨》，《考古与文物》1982年第2期；侯灿：《西晋至北朝前期商昌地区奉行年号探讨证补》，《南都学刊》1988年第4期；荣新江：《吐鲁番的历史与文化》，《吐鲁番》，三秦出版社，1987；王素：《高昌史稿·统治编》，文物出版社，1998；张广达：《高昌》，《中亚文明史》第3卷，中国对外翻译出版公司，2003。
　　(34) 罗振玉：《增订高昌麹氏年表》，《辽居杂著乙编》，辽东印本，1933。
　　(35) 侯灿：《麴氏商昌王国官制研究》，《文史》第22辑，中华书局，1984；王素：《吐鲁番出土写经题记所见甘露年号补说》，《敦熄吐鲁番学研究论集》，书目文献出版社，1996。
　　(36) 吴震：《敦煌吐鲁番写经题记中“甘露”年号考辨》，《西域研究》1995年第1期。
　　(37) 侯灿：《麴氏高昌王国官制研究》，《文史》第22辑，中华书局，1984；荣新江：《吐鲁番的历史与文化》，《吐鲁番》，三秦出版社，1987；王素：《吐鲁番文书与南北朝隋唐史研究》，《文史知识》1992年第8期。
　　(38) 吴震：《麴氏高昌国史索隐——从张雄夫妇墓志谈起》，《文物》1981年第1期；陈国灿：《敦煌吐鲁番文书与魏晋南北朝隋唐史研究》，朱绍侯主编《中国古代史研究入门》，河南人民出版社，1989；荣新江：《中国所藏吐鲁番文书及其对中古史研究的贡献》，《敦煌学》第21辑，1998，又收入作者《敦煌学新论》，甘肃教育出版社，2002；孟宪实：《关于麴氏高昌晚期纪年的几个问题》，《学术集林》卷十，上海远东出版社，1997；王素：《高昌史稿·统治编》，文物出版社，1998，第346～348页。
　　(39) 侯灿：《麴氏高昌王国官制研究》，《文史》第22辑，中华书局，1984；刘戈：《关于麴伯雅年号问题》，《西域史论丛》第3辑，新疆人民出版社，1990；薛宗正：《父子悲剧高昌王——论麴伯雅与麴文泰》，《新疆师范大学学报》2001年第2期。
　　(40) 王素：《沮渠氏北凉建置年号规律新探》，《历史研究》1998年第4期。
　　(41) 唐长孺：《从吐鲁番出土文书中所见的高昌郡县行政制度》，《文物》1978年第6期。
　　(42) 唐长孺：《从吐鲁番出土文书中所见的高昌郡县行政制度》，《文物》1978年第6期。
　　(43) 吴震：《北凉高昌郡府文书中的“校曹”》，《西域研究》1997年第3期。
　　(44) 祝总斌：《高昌官府文书杂考》，《敦煌吐鲁番文献研究论集》第2辑，北京大学出版社，1983。
　　(45) 柳洪亮：《高昌郡官府所见十六国时期郡府官僚机构的运行机制》，《文史》第43辑，中华书局，1997。
　　(46) 罗振玉：《增订高昌麴氏年表》，《辽居杂著乙编》，辽东印本，1933。
　　(47) 黄文弼：《高昌砖集》(增订本)，中国科学院，1951。
　　(48) 〔日〕*(左山右岛)崎昌：《麴氏高昌国官制考》，《中央大学文学部纪要》史学第8、9号，又收入《隋唐时代的东土耳其斯坦研究》，东京大学出版会，1977；〔日〕中村一雅：《吐鲁番出土史料所见麹氏高昌官制研究》，《东洋史苑》第13号，1978年；〔日〕荒川正晴：《麹氏高昌国官制研究》，《史观》109号，1983。
　　(49) 侯灿：《麴氏高昌国官制研究》，《文史》第22辑，中华书局，1984；又收入《高昌楼兰研究论集》，新疆人民出版社，1990。
　　(50) 陈仲安：《麴氏高昌时期门下诸部考源》，《敦煌吐鲁番文书初探》，武汉大学出版社，1983。
　　(51) 王素：《麴氏高昌中央行政体制考论》，《文物》1989年第11期。
　　(52) 孟宪实、宣红：《试论麴氏高昌中央诸曹职掌》，《西域研究》1995年第2期。
　　(53) 王素：《麴氏高昌军事制度新探》，《文物》2000年第2期。
　　(54) 王素：《麴氏高昌职官“儒林参军”考略》，《文物》1986年第4期。
　　(55) 孟宪实：《麴氏高昌追赠制度初探》，《敦煌吐鲁番研究》第5卷，北京大学出版社，2000。
　　(56) 〔日〕荒川正晴：《关于麴氏高昌地方郡县制的性质——以吐鲁番出土资料为据》，《史学杂志》第95编第3号，1986。
　　(57) 侯灿：《麴氏高昌王国郡县考述》，《中国史研究》1986年第1期，又收入《商昌楼兰研究论集》，新疆人民出版社，1990；孟宪实：《关于麴氏高昌王朝地方制度的几个问题》，《西域研究》1993年第2期。
　　(58) 〔日〕白须净真：《高昌门阀社会的研究》，《史学杂志》第88编第1号，1979。
　　(59) 侯灿：《麴氏高昌王国郡县考述》，《中国史研究》1986年第1期。
　　(60) 郑炳林：《高昌王国行政地理区划初探》，《西北史地》1985年第2期。
　　(61) 荣新江：《吐鲁番的历史与文化》，《吐鲁番》，三秦出版社，1987；张广达：《唐灭高昌国后的西州形势》，《西域史地丛稿初编》，上海古籍出版社，1995。张广达《高昌》则为“四郡，22县和城”(《中亚文明史》第3卷，中国对外翻译出版公司，2003)。
　　(62) 钱伯泉：《高昌国郡县城镇的建置及其地望考实》，《新疆大学学报》1988年第2期。
　　(63) 郁越祖：《高昌王国政区建置考》，《历史地理研究》2，复旦大学出版社，1990。
　　(64) 王素：《麴氏王国末期三府五郡二十二县考》，《西域研究》1999年第3期。
　　(65) 柳洪亮：《吐鲁番出土文书中的缘禾纪年及有关史实》，《敦煌学辑刊》1984年第5期，又收入作者《新出吐鲁番文书及其研究》，新疆人民出版社，1997。
　　(66) 吴震：《俄藏“揖王入高昌城事”文书所系史事考》，《吐鲁番学研究》2001年第2期。
　　(67) 荣新江：《〈且渠安周碑〉与高昌大凉政权》，《燕京学报》1998年新5期。
　　(68) 吴震：《麴氏高昌国史索隐——从张雄夫妇墓志谈起》，《文物》1981年第1期。
　　(69) 宋晓梅：《麴氏高昌国张氏之仕臣——张氏家族研究之一》，《西北民族研究》1991年第2期。
　　(70) 郑学檬：《隋与高昌王朝关系考察》，《祝贺胡如雷教授七十寿辰中国古史论从》，河北教育出版社，1995。
　　(71) 〔日〕关尾史郎：《“义和政变”新释——隋、唐交替期的高昌国、游牧势力、中国王朝》，《集刊东洋学》第70号，1993。
　　(72) 王素：《麴氏高昌“义和政变”补说》，《敦煌吐鲁番研究》第1卷，北京大学出版社，1996。
　　(73) 王素：《高昌史稿·统治编》，文物出版社，1998，第326页。
　　(74) 孟宪实：《关于麹氏高昌晚期纪年的几个问题》，《学术集林》卷十，上海远东出版社，1997。
　　(75) 张铭心：《“义和政变”与“重光复辟”问题再考察》，《敦煌吐鲁番研究》第5卷，北京大学出版社，2001。
　　(76) 孟宪实、姚崇新：《从“义和政变”到“延寿改制”——麴氏高昌晚期政治史探微》，《敦煌吐鲁番研究》第2卷，北京大学出版社，1997。
　　(77) 吴震：《TAM336墓主人》，《新疆文物》1992年第4期，又见《敦煌吐鲁番学研究论集》，书目文献出版社，1996。
　　(78) 柳洪亮：《高昌王陵初探——兼与吴震先生商榷》，《西域考察与研究续编》，新疆人民出版社，1998。
　　(79) 王素：《吐鲁番出土高昌文献编年》，台北新文丰出版公司，1997；王素：《高昌史稿·统治编》，文物出版社，1998；王素：《高昌史稿·交通编》，文物出版社，2000；侯灿、吴美琳：《吐鲁番出土砖志集注》，巴蜀书社，2003。
　　(80) 陈国灿：《吐鲁番学研究和发展刍议》，《西域研究》2003年第3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