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对唐代边塞诗的研究存在着两种不同倾向：一方是极力赞美唐代边塞诗所包含的爱国主义英雄主义精神、所描述的边塞美景，一方则是无情揭示唐代边塞诗所蕴藏的反战、厌战情绪和边塞的悲凉痛苦。文章主要通过高适、岑参的边塞诗分析，认为唐代边塞诗深层的思想主题应该是民族和解，主旋律是呼吁或赞美以战求和的民族和解方式与途径。唐代边塞诗人们无论是歌颂边战还是反对边战，心目中的忧虑和诉求是：一方面要敢于用战争来制止边衅、平定侵扰，另一方面又要坚持安民怀柔的边疆民族和解政策，以战求和，因和化战。
　　关键词：唐代 边塞诗 主旋律 以战求和
　　“边塞诗”这一概念萌生于唐代边塞诗研究。早在1924年，徐嘉瑞《中古文学概论》第五编第二章“唐代文学之分类”，在对唐诗进行分类中首次提出了以高适、岑参、王昌龄、王翰、李颀诸人为代表的“边塞派”。20世纪30年代，贺昌群进一步统计唐代边塞诗千余首，并将之分为初、盛、中、晚四个时期来研究；他定义“边塞诗”为“对异族征伐的反映”，诗文“雄伟瑰丽”。①20世纪80年代以来，边塞诗的范围有所扩大，上推至《诗经》中的某些篇章，下衍至清代。但自始至今，唐代边塞诗仍是其大宗。
　　唐代诗坛繁荣，群星璀璨，是中国古典诗歌创作的高峰时期。在众多诗歌流派中，雄奇瑰丽的边塞诗独树一帜，耀眼夺目，涌现出了以高适、岑参、王昌龄、李颀、王之涣、王维、王翰、李益等为代表的一大批杰出的边塞诗人。其他诗人也或多或少地写过边塞诗。这些边塞诗以取材广泛、意境新奇、手法多变、格调高雅，在唐代诗坛上书写了浓墨重彩的一页，早已成为文学史上一座光辉的里程碑，对唐代边塞诗的研究也经久不衰、硕果累累。几乎每一部文学史著、每一个文学网站，都能够找到唐代边塞诗研究者的踪影。
　　对唐代边塞诗的研究，从20世纪二三十年代的筚路蓝缕，到六七十年代的万马齐喑，再到现在的百花齐放。论著数以千计，论点层出不穷。结论却始终在唐代边争正义与非正义、诗人主战与反战两大结论之间反复地肯定与否定着、徘徊着。20世纪三四十年代，学者们对唐代边塞诗给予了热情讴歌，谓之为“征战文学”，认为唐代边塞诗是“唐民族势力向外发展的结果”，战争虽然不必赞美，但异族杀戮人民、占据土地、抢劫财货，“所以唐代对外用兵，实都是可赞美的民族自卫战争”，“文学家心灵鼓荡于这荼火般胜利空气里，则其产生大批壮快兴奋的战争歌颂”是自然的事。②到了六七十年代，受当时所谓反帝反修政治形势的影响，更是对唐代边塞诗一边倒地赞美，乃至出现边塞诗“鼓舞我们去为当前反对帝国主义的侵略政策和战争政策，为保卫社会主义建设和世界和平而进行坚决斗争”的荒唐谀词。③到了80年代后，除了对唐代边塞诗歌颂战争的主题继续给予肯定和赞美之外，越来越多的学者特别是中青年学者开始重视和肯定唐代边塞诗中的反战、厌战的悲剧精神，认为唐代“边塞诗中充满着深沉哀婉的悲剧精神，它是古代边塞诗表现征战主题所达到的思想高度的体现，大大提升了唐代边塞诗的思想价值与意义”。“诗人不仅要表达反对穷兵黩武之意，而且更重要的是要从更高的人性角度来否定作战激情，否定自取灭亡的战争行为，是深沉悲剧精神的典型体现。”④为了论述的方便，我们暂且把这两种截然相反的研究结论命名为“主战派”和“反战派”。特别有趣的是这两种论点所依恃的论据往往可以集中到同一个诗人的同一首诗中。比如：王翰的《凉州词》：“葡萄美酒夜光杯，欲饮琵琶马上催。醉卧沙场君莫笑，古来征战几人回?”主战论者认为诗的三、四句倡扬的是边塞将士们置生死于度外的开朗乐观情怀、奋发昂扬精神，而反战论者则以为是“故作豪饮之词，然悲感已极”，认为其情调是低沉、悲凉、感伤、反战的。
　　如何来解读学术研究的这种矛盾现象?如何来诠释唐代边塞诗的思想主题、时代强音?我们还是以盛唐边塞诗的旗手人物高适、岑参二人的边塞诗为例，先作一些细致分析。
　　高适(702～765)，渤海蓨(今河北景县)人。官至淮南、剑南西川节度使，是唐代边塞诗人中官做得最大的。他作为盛唐时期的诗人，曾三次前往边塞，对边塞士卒的生活有深刻的了解，因此写下了许多优秀的诗篇。他的边塞诗代表作有《燕歌行》《蓟门行五首》《塞上》《塞下曲》等。先看他的《燕歌行》：
　　汉家烟尘在东北，汉将辞家破残贼。男儿本自重横行，天子非常赐颜色。*(左扌右从)金伐鼓下榆关，旌旆逶迤碣石间。校尉羽书飞瀚海，单于猎火照狼山。山川萧条极边土，胡骑凭陵杂风雨。战士军前半死生，美人帐下犹歌舞。大漠穷秋塞草衰，孤城落日斗兵稀。身当恩遇恒轻敌，力尽关山未解围。铁衣远戍辛勤久，玉筋应啼别离后。少妇城南欲断肠，征人蓟北空回首。边庭飘摇那可度，绝域苍茫更何有?杀气三时作阵云，寒声一夜传刁斗。相看白刃血纷纷，死节从来岂顾勋。君不见沙场征战苦，至今犹忆李将军。
　　这首诗是高适有“感征戍之事”而写的，征戍之事指的是开元二十六年(738)大将张守珪对契丹作战失利，却假报战功。故这首诗的内容与主题都相当复杂，不可一概而论。诗人既歌颂了将士们勇敢杀敌、保家卫国的英雄事迹与精神，如“杀气三时作阵云，寒声一夜传刁斗。相看白刃血纷纷，死节从来岂顾勋”等句，又抨击了边将荒淫无度，无视士兵死活和国家安危的作为，如“战士军前半死生，美人帐下犹歌舞”，“君不见沙场征战苦，至今犹忆李将军”等句；既有对边战正义性的肯定，如“汉家烟尘在东北，汉将辞家破残贼。男儿本自重横行，天子非常赐颜色”，又有对战争残酷性的揭露和对战争的厌恶情绪的流露，如“铁衣远戍辛勤久，玉筋应啼别离后。少妇城南欲断肠，征人蓟北空回首。边庭飘摇那可度，绝域苍茫更何有?”特别是“战士军前半死生，美人帐下犹歌舞”一句，运用鲜明的对比，感情激烈地揭示了边塞征战生活的不平等，谴责了边塞将帅的骄奢淫逸的生活。而“少妇城南欲断肠，征人蓟北空回首”一联，诗人把征人与少妇的相互思念，运用类似影视蒙太奇的手法剪接在一起，在形象上给人以强烈的悲剧感受，令人对战争的厌恶感陡然而升。总之，举凡出征军容的壮烈、军情的危急、塞漠的荒寒、战争的酷烈、将帅的苦乐、战士的勇武、别离的悲怆、和平的祈愿等等，俱熔为一炉。再看他的《蓟门行五首》：
　　边城十一月，雨雪乱霏霏。元戎号令严，人马亦轻肥。羌胡无尽日，征战几人归。
　　幽州多骑射，结发重横行。一朝事将军，出入有声名。纷纷猎秋草，相向角弓鸣。
　　蓟门逢古老，独立思氛氲。一身既零丁，头鬓白纷纷。勋庸今已矣，不识霍将军。
　　茫茫长城外，日没更烟尘。胡骑虽凭陵，汉兵不顾身。古树满空塞，黄云愁杀人。
　　汉家能用武，开拓穷异域。戍卒厌糠核，降胡饱衣食。开亭试一望，吾欲涕沾臆。
　　在这里，高适仍然是用他的大手笔熔多种意象与情感于一炉：“羌胡无尽日，征战几人归”、“胡骑虽凭陵，汉兵不顾身”，虽透露出战争伤亡的残酷，主旨却在说明边塞征战的起因在于“羌胡”“凭陵”，肯定了唐军作战的正义性和唐军将士的勇敢无畏。“古树满空塞，黄云愁杀人”、“汉家能用武，开拓穷异域”，则又包含着诗人对穷兵黩武的反感、对战争结局的忧虑。特别是“蓟门逢古老”一首，极写老兵晚年的凄凉，联想到高适《登百丈峰二首》之一所云“忆昔霍将军，连年此征讨。匈奴终未灭，寒山徒草草”，其平息战争、回归和平的愿望浸透纸背，呼之欲出。而最后一首中的“戍卒厌糠核，降胡饱衣食。开亭试一望，吾欲涕沾臆”，读来令人对边塞战争中的不平等、本末倒置现象百思不然、欷歔不已。再看他的《塞下曲》：
　　结束浮云骏，翩翩出从戎。且凭天子怒，复倚将军雄。万鼓雷殷地，千旗火生风。日轮驻霜戈，月魄悬雕弓。青海阵云匝，黑山兵气冲。战酣太白高，战罢旄头空。万里不惜死，一朝得成功。画图麒麟阁，入朝明光宫。大笑向文士，一经何足穷。古人昧此道，往往成老翁。
　　这首诗对战争场面的炫耀性描述，对将士们英雄气概的歌颂性表现，对人们投身建功立业、保家卫国的边塞征战的肯定性向往又是何等强烈和鲜明。尤其“万里不惜死，一朝得成功。画图麒麟阁，入朝明光宫。大笑向文士，一经何足穷”之句，气魄之大、情绪之狂，前所未有。高适其他边塞诗作如《巨鹿赠李少府》《真定即事奉赠韦使君二十八韵》《蓟门不遇王之涣郭密之因以留赠》《酬李少府》《送李少府时在客舍》等，表达的也是有悲有喜、较为感伤复杂的感情。
　　岑参同样以边塞诗著称，其边塞诗的艺术成就与高适齐名，主题思想也与高适一样丰富多样。故后世将二人并称“高岑”，成为边塞诗史上的双璧。岑参(715～770)，荆州江陵(今湖北荆沙市)人。一生两次出塞，先后追随高仙芝、封常清两位边帅。他的诗气势宏伟、想象丰富、色彩绚丽、热情澎湃。《走马川行奉送出师西征》《轮台歌奉送封大夫出师西征》和《白雪歌送武判官归京》是他的三篇代表作。我们先看他的《白雪歌送武判官归京》：
　　北风卷地白草折，胡天八月即飞雪。忽如一夜春风来，千树万树梨花开。散入珠帘湿罗幕，狐裘不暖锦衾薄。将军角弓不得控，都护铁衣冷难着。瀚海阑干百丈冰，愁云惨淡万里凝。中军置酒饮归客，胡琴琵琶与羌笛。纷纷暮雪下辕门，风掣红旗冻不翻。轮台东门送君去，去时雪满天山路。山回路转不见君，雪上空留马行处。
　　这首诗写于天宝十三载(754)八月后，前八句极写一个“寒”字，狐裘不暖、角弓不控、铁衣难着，寒冷之状跃然纸上，但诗人的心情并不寒，“千树万树梨花开”的浪漫联想即是其证，其状其情也是可掬可描；后十句极写一个“愁”字，“愁云惨淡”是愁，为归客饯行必然引起乡思也是愁，送客归去空留马行更令人生出望不穿的乡愁，但这乡愁却不像雪寒心暖那样可见可摸，而是深沉含蓄的。再看《轮台歌奉送封大夫出师西征》：
　　轮台城头夜吹角，轮台城北旄头落。羽书昨夜过渠黎，单于已在金山西。戍楼西望烟尘黑，汉兵屯在轮台北。上将拥旄西出征，平明吹笛大军行。四边伐鼓雪海涌，三军大呼阴山动。虏塞兵气连云屯，战场白骨缠草根。剑河风急雪片阔，沙口石冻马蹄脱。亚相勤王甘苦辛，誓将报主静边尘。古来青史谁不见，今见功名胜古人。
　　这是一首全面描述封常清率军出征的边塞诗，主旨自然是赞颂唐军将士英雄气概的，“上将拥旄西出征，平明吹笛大军行。四边伐鼓雪海涌，三军大呼阴山动”四句把唐军出征时的雄壮气势和盘托出，“亚相勤王甘苦辛，誓将报主静边尘。古来青史谁不见，今见功名胜古人”四句则把唐军将士建功立业以及对这种英雄主义精神的赞美尽情表达了出来。但“虏塞兵气连云屯，战场白骨缠草根”一句无论如何不能给人轻松之感和壮美享受，更不能说成是英雄之气，倒是对战争残酷与厌倦的情感隐约可见。再看其《走马川行奉送出师西征》：
　　君不见走马川，雪海边，平沙莽莽黄入天。轮台九月风夜吼，一川碎石大如斗，随风满地石乱走。匈奴草黄马正肥，金山西见烟尘飞，汉家大将西出师。将军金甲夜不脱，半夜军行戈相拨，风头如刀面如割。马毛带雪汗气蒸，五花连钱旋作冰，幕中草檄砚水凝。虏骑闻之应胆慑，料知短兵不敢接，车师西门伫献捷。
　　这是岑参边塞诗中最充满乐观主义、英雄主义情调的一首。边塞大漠中望而生畏的恶劣气候环境，在岑参手里变成了衬托唐军将士英雄气概的壮观景色。唐军将士勇于进攻的精神，克服困难的毅力，气冲云天的豪情，积极开朗的胸襟，在诗人笔下体现得淋漓尽致。
　　高岑边塞诗具有共同的悲壮格调，这是学者们公认的。宋人严羽说：“高、岑之诗悲壮，读之使人感慨。”(《沧浪诗话·诗评》)明人胡应麟也说：“高、岑悲壮为宗。”(《诗薮》内编卷二)总的说来，他们两人的边塞诗，基调是昂扬激越的，情绪是悲壮深沉的，既歌颂了边塞河山之美、将士之壮、征战之伟，也写出了战争之苦、将士之痛、各族统治者好战之恶、各族民众及诗人和平之愿。我们如果用歌颂战争、反对战争或英雄主义、爱国主义、悲观消极思想来概括高岑边塞诗的主题思想，从而加以肯定与否定，尽管都能够从高岑边塞诗中找到有力证据，但都是不太令人信服的。
　　那么应该如何来看待高岑边塞诗的主题思想或者说主旋律呢?笔者以为，以“喜言王霸大略”著称的高适所写的《塞上》诗可以给我们答案：
　　东出卢龙塞，浩然客思孤。亭堠列万里，汉兵犹备胡。边尘涨北溟，虏骑正南驱。转斗岂长策，和亲非远图。惟昔李将军，按节出皇都。总戎扫大漠，一战擒单于。常怀感激心，愿效纵横谟。倚剑欲谁语，关河空郁纡。
　　在这首诗里，高适实际上是对盛唐的边塞战争作了一个总的评估，认为当时国家在边塞的扩张征战与和亲退让两种战略导向都是不妥的，边塞战争的目的不是拓土，而是以战去战，因战求和，所以要像汉代李广那样，以战略防御为主，在做好充分的政治、军事准备的基础上，一战而胜，给予屡次进犯的外族侵扰者以致命打击，以求得边塞的长久和平与安宁。而不可穷兵黩武、轻开边衅，无节制地扩张，给边塞各族民众带来长期的战争之苦。高适显然将汉代名将李广理想化了，实际上汉代名将李广一生镇守代北，虽然与匈奴多次作战，以英勇闻名，但“总戎扫大漠，一战擒单于”的事实并不存在。但借喻的事实是次要的，重要的是高适表明了自己对边塞征战、开边战略的看法，对边塞防御战争的肯定和对扩张战争的反对。岑参《送狄员外巡按西山军》一诗也同样流露出高适这种思想：
　　兵马守西山，中国非得计。不知何代策，空使蜀人弊。八州崖谷深，千里云雪闭。泉浇阁道滑，水冻绳桥脆。战士常苦饥，糗粮不相继。胡兵犹不归，空山积年岁。儒生识损益，言事皆审谛。狄子幕夜郎，有谋必康济。胸中悬明镜，照耀无巨细。莫辞冒险艰，可以裨节制。相思江楼夕，愁见月澄霁。
　　诗人用“兵马守西山，中国非得计。不知何代策，空使蜀人弊”四句，表达了对统治者推行扩张政策的不满，认为这是弊大于利的失策之举，并指出“儒生识损益，言事皆审谛”，暗示自己的见解是正确的，希望狄员外能够匡正边战的失策之处。
　　显然，高适、岑参两位诗人既不是一味地歌颂边塞战争，也不是一概地反对边塞战争，而是歌颂必要的制止侵扰的边塞战争，主张通过反击异族侵扰的战争来保证边塞的和平与安宁，反对过分的穷兵黩武，这就是为什么在他们的边塞诗中既有歌颂战争的慷慨之词，又有诅咒战争的悲壮之音的原因所在。
　　高适、岑参二人的边塞诗虽被认为具有悲壮格调，但历来是唐代边塞诗中歌颂战争、鼓励边功的典范。他们尚且如此主张以战止战、期望和平，盛唐时期的其他诗人更是莫不如此。如杜甫就是一贯反战，但他的反战同样不是单纯的反战，而是既反对边敌人侵，又反对无端开边衅。他主张如果外敌入侵，则用战争制止战争，用战争换取和平，但不能贪图杀戮，遏敌即止，以和为贵；如果没有外敌入侵，则不应该无故对外扩张。他的《前出塞九首》之六云：“杀人亦有限，列国自有疆。苟能制侵陵，岂在多杀伤。”至于初唐和中唐以后的边塞诗中的悲剧色彩、反战情绪、和平愿望居于主导地位，这大约是学术界公认的，这里不再赘述。只有这样认识，我们才能够圆满解释以高适、岑参等为代表的唐代边塞诗人们在他们的诗歌中既热情赞美边塞战争的伟大和边塞将士们的英雄气概，又描述边塞战争的惨状和边塞将士民众疾苦的矛盾现象。
　　实际上，以战止战，因战求和，并不是唐代诗人特有的渴望，而是中华民族成长过程中逐渐形成的主流思想，可以说是中华民族政治发展史、社会发展史、军事发展史的主旋律。在中华民族历史上，早就有所谓华夷之辨。但这种华夷之辨并不是一般意义上的种族之辨，更不是西方历史上曾经发生过并还在继续的种族歧视和种族灭绝，而是文化先进与落后之辨，是社会进步与停滞之辨。《论语·子罕篇》载：“子欲居九夷。或曰：‘陋，如之何!’子曰：‘君子居之，何陋之有?’”同样一块土地，君子居之则不陋，土人居之则陋，什么原因?文化品位雅俗之差，生活水平高低之别!这种夷夏之辨的结果是华夏族周边的其他各民族不断吸收先进的华夏族文化与文明，社会生活、生产能力不断进步，当其达到与华夏族同步水平时，便自然而然地被华夏族所认同、所感化。但同化不是灭绝，而是新生，试看今日满族、壮族等受汉文化影响较深的民族，其生活水平、文明程度绝不亚于汉族，而其生活却仍然保持其传统方式。因此，在中国历史上，华夏族的对外扩张战争，从来都不是为了灭绝异族而攫取其领土、人口、牲畜等利益，而是为了求得边疆安全、域内社会稳定。中华民族五千年来始终没有向东南海外扩张，而主要是向西方、北方发展，因为古代的大海是天然的难以逾越的屏障，东南沿海因之是安全的，西北陆地边界是异族随时可以越过的，因之是不安全的。居住在中原地区的华夏族只有向西北边不断地扩张，才能最大限度地保障域内稳定。因此，我们现在对唐代乃至整个古代边塞诗的评估，绝不能被其表面的华丽词语所左右，而应该透过其字面去紬绎其思想内涵，所谓“诗言志”，这个“志”字，正是我们今天研究古代边塞诗时需要着力与着眼的地方。
　　本文摘自《新疆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2005年第1期
　　* 董恩林，华中师范大学历史文献研究所教授。
　　① 贺昌群：《论唐代的边塞诗》，《文学》1934年2卷6号，收入《贺昌群文集》，商务印书馆，2003，第39～53页。
　　② 苏雪林：《唐诗概论》，商务印书馆，1947，第51～52页。
　　③ 易朝志等：《试论边塞诗与战争的评价问题》，1961年1月22日《解放日报》。
　　④ 阎福玲：《论唐代边塞诗的悲剧精神》，《辽宁师范大学学报》1999年第4期，第63、65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