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安一带有泾、渭、浐、灞、沣、滈、潏、涝8条河流，在秦代又修成了引泾水向东入洛河长达300余里的郑国渠，灌溉事业非常发达。汉代初年的文帝、景帝、武帝等几个皇帝，都认识到“农，天下之大本也”，相继采取了发展生产、奖励农耕的措施。武帝重视兴修水利、推广新式农具，尤其注意在边远地区、丝绸之路沿线屯田积粟，从而使农作物产量显著提高。
　　汉武帝时期第一个规模较大的水利工程，便是兴修漕渠，当时从函谷关以东和长江一带调往长安的工农业产品，到今河南省后主要是用船溯黄河而上，再转由渭河运至京城。由于渭河水道弯曲，水量也不稳定。因而武帝元光年间(公元前134—前129年)，在大司农郑当时倡议下，由水工徐伯设计，动员数万人，用3年时间修成了一条西起长安昆明池，向东至今潼关县北部入黄河，全长300余里的漕渠。它不仅比渭河缩短了约2／3的路程，能保证经常通航，而且使沿线大片土地得到了灌溉。元鼎六年(公元前111年)，武帝采纳倪宽的建议，整修郑国渠，并在它的南面开凿了6条辅渠，进一步扩大了水浇田。太始二年(公元前95年)，赵中大夫白公又负责开凿了从谷口(陕西省泾阳县西北)引泾河水向东至今临潼县入渭河的白公渠，农民大得其利，赞美它，“田于何所?池阳谷口。郑国在前，白渠起后。举臿为云，决渠为雨。泾水一石，其泥数斗。且溉且粪，长我禾黍。衣食京师，亿万之口”①这一时期，关中各地还修了龙首，灵轵、成国等许多渠道，大幅度地提高了农作物产量。
　　西汉农业发展的另一个重要原因，是积极革新农具和推广先进的耕作技术。汉代已普遍使用铁制农具，并用牛耕种；武帝时又大力推广赵过发明的三脚耧和能保持土壤肥力的轮休耕种法等，显著地提高了生产效率。汉成帝时的汜胜之作《农书》十数篇，叙述了农耕中的节候、辨土、施肥、选种、下种、御旱等问题。这些丰富的耕作经验的科学总结，无疑也是当时农业生产兴旺发达状况的一个反映。
　　解放后，关中的永寿、长武、华阴等县，曾先后大量出土西汉铁制农具。1975年在西安西郊汉上林苑遗址区的鱼化寨公社，出土汉铁制农具达85件之多。其中主要是大、小铁铧和翼状、菱叶状铁辟土。小铁铧是当时播种用的耧铧，大铁铧和铁辟土则是当时耕地翻土用的犁。它们都是当时农业发展的最好物证。
　　“农业是整个古代世界的决定性的生产部门。”②正是农业的大发展，促成了长安市场的繁荣、丝绸之路的开发和对外贸易的兴盛。《汉书·食贷志》中有一段话说：“至武帝之初，七十年间，国家无事，非遇水旱则民人给家足，都鄙廪庾(城乡的粮仓)尽满，而府库余财。京师之钱累百钜万，贯(穿钱的绳子)朽而不可校(计数)。太仓(皇家粮仓)之粟，陈陈相因，充溢露积于外，腐败不可食。众庶街巷有马，阡陌之间成群。”这段材料比较具体地反映了当时农业发达的状况，也说明长安的确成了全国的财富中心。正因为汉武帝时期国力强盛，政局相对稳定，因而才能够积极地去开发丝绸之路。
　　作为中国古代农业中一个重要组成部分的养蚕织绸业，在汉代也有了长足的发展。我国是世界上最早发明养蚕、缫丝、织绸的国家。1926年，在山西夏县发现过新石器时代一个用刀切割过的蚕茧。1963年，在江苏吴县发现过有蚕形纹饰的黑陶器，在浙江吴兴县钱山漾新石器遗址中，发现了绢片、丝带等。这些都表明，中国人民早在四五千年之前，便已有了蚕桑业。古代有关黄帝之妻嫘祖发明养蚕、抽丝的传说，也反映了这一事业由来的久远。
　　陕西关中是古代重要的养蚕、织绸地区之一。1975年，从宝鸡市茹家庄一座西周墓葬中，就出土了许多从1厘米到4厘米不等的玉蚕，并发现了石黄、朱红、棕色等丝绸织物的印痕③。《诗经·豳风》中的《七月》一诗，也生动地反映了当地妇女辛勤从事农桑事业的情景。诗歌说：“春日载阳，有鸣仓庚。女执懿筐，遵彼微行，爰求柔桑。……蚕月条桑，取彼斧斨(qiang羌)，以伐远扬，猗彼女桑。七月鸣鵙(jue决)，八月载绩。载玄载黄，我采孔阳，为公子裳。”“豳”，地名，在今陕西省旬邑县西南，周人在迁至周原之前，便居住在豳地。诗歌不仅描写了采桑养蚕的情况，而且反映了纺织时间和丝织物的颜色。《诗经·秦风》中也有“阪有桑，隰有杨”④和“交交黄鸟，止于桑”⑤等句子。1976年，从秦都咸阳宫殿遗址中，又曾发现过锦、绮、绢等质地精美的丝织物⑥。这些都表明了古代长安附近蚕桑事业发展之早和水平之高。
　　汉代的桑蚕丝绸业也是农业中一个突出发展部分。当时以黄河中下游，特别是今山东等地出产的丝织物最为著名。汉王朝专门在齐郡临淄(山东淄博市东北旧临淄)设立了负责织绸的“三服官”，它与设在陈留郡襄邑(河南睢县)的“三服官”，都各有织工数千人。秦代皇室所用丝绸是东阿(山东东阿县)出产的“阿缟”；汉代皇家所用之齐地丝织物，据《后汉书·章帝纪》知，有冰纨、方孔毂、吹纶絮等许多珍品。冰纨是一种白色鲜洁如冰的绸子，方孔毂是一种质地轻薄，有方形小孔的丝织物。汉代长江流域巴蜀地方(四川省)成都的丝织业也很发达，西汉杨雄曾在《蜀都赋》中称颂灵巧的成都人民“自选奇锦”，“阿丽纤靡”，说他们所生产的丝织物柔软而且华丽。
　　长安一带植桑、养蚕的风气也很浓厚，如上林苑中，便种有很多桑树，有专门养蚕缫丝的工人，并在这里修筑了蚕室和茧馆。《三辅黄图》引《汉宫阙疏》说：‘上林苑有茧馆。’盖蚕茧之所也。”《汉书·元后传》有春幸茧馆的记载。《汉旧仪》也说：“皇后春桑皆衣青，手采桑以缫三瓮茧⑦，群臣妾从。春桑生，而皇后亲桑于苑中蚕室，养蚕千薄。……群臣妾从桑，还献于茧观。”茧观和蚕室附近无疑即有大片的桑林，而帝王后妃每年去这里作一些象征性的采桑喂蚕活动，则是为了表示这一事业的重要和皇家对它的重视。《三辅黄图》记载，在未央宫中设有东、西织室，专门负责织作皇家服用的丝绸衣物。东、西织室设有令、丞职掌其事，汉城遗址区曾出土“织室令印”铜质印章一颗，便是当时的遗物。又有暴室，主管宫中织物染色曝晒之职。
　　发明家和织绸能手也往往来长安传授新技术。《西京杂记》记载，钜鹿(河北平乡县)人陈宝光的妻子，使用有120个牵线镊子的织机，60天可织成一匹式样新颖的葡萄锦或散花绫。大将军霍光的妻子便把她召至长安家中为自己织作。
　　西安附近至今尚无西汉丝绸织物出土，但从前述周、秦时代有关遗物，以及从其它地区发现的西汉丝绸实物，都可以看出当时丝绸业所达到的高度水平。如1972年，长沙马王堆曾出土西汉初年的200余件丝绸衣物及残片，表明当时已有了绢、纱、罗、绮、锦等众多的品类。从图案看，有对鸟纹、杯纹、绮、花卉、夔龙纹、水波纹、游豹纹锦，方孔纱等；从结构看，有平纹、提花、起绒锦，经锦等。起绒锦花纹由绒圈组成，有立体感，是提花技术的重要发展。方孔纱中的一件素纱禅衣，重不到一市两，轻薄透明。由这些珍贵文物，即可想见西汉时长安丝织物缤纷多采的景况。
　　在农业大发展的基础上，当时的冶铁、炼钢、竹器、玉器、漆器等手工业都欣欣向荣，蓬勃发展。以冶铁、煮盐为例，《盐铁论》中说豪强大家“采铁石鼓铸煮盐”，一家竟有工人千余人以上。再如曹邴氏“以铁冶起，富至巨万”⑧。这些都反映了冶炼规模的巨大。汉代的炼钢水平已相当高，《史记·礼书》中说，用宛(河南省南阳市)地方所产之“钜铁”制成矛刃、矢镞，轻便锋利，钻刺快若疾风。“钜铁”便是钢。
　　纸张是记录人们的精神财富和发明创造最重要的工具。它在延续人类文明，促进文化发展等事业中，的确发挥了巨大的作用。我国是最早发明纸的国家。过去一般认为，东汉和帝时的宦官蔡伦是发明造纸的人，相传与他同时的左伯，制纸“尤得其妙”。但1933年，在新疆罗布泊汉烽燧遗址曾发现过公元前一世纪时的麻纸。1957年，又在西安东郊灞桥砖瓦厂发现了西汉初期的麻纸残片。可知至少在蔡伦之前二三百年，中国人民就已经发明了纸张。东汉的蔡伦，可能只是主持其事，作了某些改进罢了。
　　正是上述农业和手工业的迅速发展，为汉代巩固国防和发展与邻国的友好交往，打下了雄厚的物质基础。
　　①见《汉书·沟洫志》。
　　②恩格斯：《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
　　③宝鸡茹家庄西周墓发掘队：《陕西省宝鸡市茹家庄西周墓发掘简报》和李也贞等所写《有关西周丝绸和刺绣的重要发现》，《文物》1976年第四期。
　　④《秦风·车邻》。
　　⑤《秦风·黄鸟》。
　　⑥秦都咸阳考古工作站：《秦都咸阳第一号宫殿建筑遗址简报》，《文物》1976年第十一期。
　　⑦《艺文类聚》卷十五引此段文字作“三盆茧”，是。
　　⑧见《史记·货殖列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