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末，军政大权落人各地藩镇手中，而朝廷大官与宦官之间又屡次发生夺权斗争，皇帝则完全成为傀儡。昭宗天复元年(公元901年)，宰相崔胤图谋诛杀宦官，密召掌握重兵的朱温(全忠)入长安。宦官韩全诲等劫持昭宗李晔去风翔(陕西省凤翔县)投奔割据一方的李茂贞。第二年，朱全忠率兵围困风翔达半年之久，城中粮尽，开始吃人肉和狗肉。李茂贞被迫杀了韩全诲等20多名宦官，向朱全忠求和。天复三年(公元903年)，朱全忠拥昭宗还长安，并大杀宦官。天佑元年(公元904年)，朱全忠又杀了宰相崔胤，胁迫昭宗迁都洛阳。临出发前，强迫城内居民一道东迁，命令拆毁全部公私建筑物，将木料编成木筏，顺渭水、黄河漂往洛阳。宏伟壮丽的长安城，一旦之间，变成了废墟。
　　公元907年，朱全忠废掉了唐哀宗李祝，自立为帝(梁太祖)，国号梁。他改汴州为开封府，作为首都所在地；废除西京，改京兆府为大安府，军为佑国军。从此，长安失去了首都的地位。
　　唐代之后的各个封建王朝都没有再把都城设在长安。其所以如此，除了朱全忠已将长安城破坏无遗这一点之外，还与洛阳一带处于全国比较适中的位置，江南各地经济的迅速发展，以及以长安为起点的丝绸之路的逐渐衰落等因素，有着密切的关系。
　　早在西周时期，就注意到了洛阳地方“此天下之中，四方入贡道里均”①的特点，因而在那里营建了洛邑。当时称丰、镐京为“宗周”，而称洛邑为“成周”，就表明了阎王朝对它的重视。到西汉、隋、唐时期，更进一步明确地把洛阳定为东都，以其作为长安的辅佐。对东都的建设，也大体按京城的标准。文献记载，隋、唐洛阳城周长达60里左右，也象长安一样，有宫城、皇城、夹城、百官衙署等等设施。隋炀帝、唐太宗、唐高宗、武则天等，都曾多次前往洛阳。特别是武则天，在洛阳居住的时间很长。从这里可以看出，后来一些王朝以洛阳为都城，不仅因为这里位置适中，也因为这里有很好的建筑基础。
　　在整个唐代，长安城中上百万居民所需要的粮食，以及皇家贵族所需要的大量物资，都要靠漕运江南的出产来维持或补充。唐人李肇写的《唐国史补》中便说：“凡东南郡邑无不通水，故天下货利，舟楫居多。转运使岁运米二百万石输关中，皆自通济渠入河西而至也。”“通济渠”即大运河，“河”指黄河。唐代中叶以后，江南在粮食生产猛增的同时，扬州、益州(四川省成都市)也都发展成为全国最大的手工业中心，有“扬一益二”之称。五代十国时期，长江以南的社会比较安定，大量北方人迁往南方，南方经济进一步发展。在这期间，除后梁、后唐、后晋、后汉、后周等王朝分别建都于今天河南省的开封或洛阳外，其余如吴和南唐建都于今江苏省的扬州市，前蜀和后蜀建都于今四川省的成都市，楚建都于今湖南省的长沙市，闽建都于今福建省的福州市，吴越建都于今浙江省的杭州市，南汉建都于今广东省的广州市，荆南建都于今湖北省的江陵县，都反映了政治和经济中心的变化。
　　政治中心的改变，还有一个原因。就是那条曾经对长安的繁荣起过巨大促进作用的丝绸之路，由于吐番、突厥等少数民族的时时干扰，也由于我国海上交通事业的发展，而逐渐衰落了下去。
　　唐代中叶以后，我国的造船和航海事业都有了很大的发展，当时浙江的明州(宁波)、福建的泉州、江苏的扬州、广东的广州等城市，已成为我国与亚、非、欧各地人民往来交通的重要口岸。唐德宗时的宰相贾耽，能在《皇华四达记》中详细记述由中国的广州乘船出海，绕过中南半岛，经马六甲海峡、斯里兰卡、印度半岛、巴基斯坦，一直到达波斯湾沿岸各地的里程，日数和沿途简要的地理、风物等情况②，这不能不说是当时海上交通发达的反映。主要生活于唐德宗、宪宗时的诗人韩愈，曾有《送郑尚书赴南海》——诗描绘当时广州海港的盛况说：“盖海旗幢出，连天观阁开。……货通狮子国，乐奏武王台。”“狮子国”即今斯里兰卡共和国。唐宪宗时的李肇在《唐国史补》中也说：“南海泊，外国船也。每岁至安南、广州；师子国舶最大，梯而亡下数丈，皆积宝货。”古代文献记载在广州停泊的有“南海舶”、“昆仑舶”、“狮子国舶”、“婆罗门舶”、“西域舶”、“波斯舶”等数十种名称，的确是一派繁荣昌盛的景象。正是从唐代开始，中国设置了“市舶使”(又名“押蕃舶使”)这一专门管理与海上外商贸易的官职。
　　《唐国史补》中还有一条关于当时我国船只规模的记载，其中说：“江湖语云：‘水不载万。’言大船不过八九千石。然则大历、贞元间，有俞大娘航船最大，居者养生、送死、嫁娶悉在其间。开巷为圃，操驾之工数百。南至江西，北至淮南，岁一往来，其利甚博，此则不啻载万也。”“大历”是唐代宗的年号，“贞元”是唐德宗的年号。这尚且是一艘内陆河湖中的航船，规模犹如此之大。海船的规模，就可想而知了。有了比较平稳安全的大船，有了比较丰富的航海经验，旅途的辛苦较小，费时也较当时的陆路交通少，丝绸之路上的货运大量为海运所代替，便成为很自然的事。
　　中国造船、航海业发展的势头一直持续到15世纪，如从明成祖永乐三年(公元1405年)到宣宗宣德八年(公元1433年)的20余年间，著名的三保太监郑和7次奉命率领庞大的船队出使西域，到达亚、非各地的30多个国家。这支船队有大船五六十艘，每船可容纳四五百人，最大的船长40余丈，宽18丈，有12面帆、8个大橹，由二三百名水手驾驶。船队共有水手、工匠，军卒、翻译、医生、官员等两万多人，载运大量的金银、丝绸、瓷器、铁器等货物，去换取各地的珍珠、宝石、胡椒、乳香，以及狮子等珍禽异兽。途中靠星座、航海图、水罗盘等确定位置和方向。这是当时世界上最大、最先进的海船。郑和最后一次出海，比西方著名的哥伦布等航海家发现新航路，还早出了半个世纪。这一事实也生动地表明，在当时的条件下，海运要比陆运有利。
　　这一时期长安第一个显著的变化，就是城区大幅度地缩小。唐昭宗天佑元年(公元904年)，驻守长安的佑国军节度使韩建在已被朱全忠彻底破坏了的京城废墟上，仅将原来官署所在的皇城加以整修作为新的长安，而放弃了外郭城和宫城。这也就是从唐末、五代，直到宋、元时期的长安城。它的位置就在今西安市旧城区除东部和北部一部分之外的地方。
　　元代把这座缩小后的长安城称为“奉元城’。当时在这座城东北约3公里处还另修了一座新城，作为安西王、也就是元世祖忽必烈第三个儿子忙哥刺的王府。安西王府修成后不久，意大利古代著名旅行家马可·波罗曾于公元1275年来这里游览，他在游记中介绍说：“城外有王宫，即上述大汗子国王忙哥刺之居也。宫甚壮丽，在一大平原中，周围有山川湖泉不少，高大墙垣环之，周围约五哩。墙内即此王宫所在，其壮丽之甚，布置之佳，罕有与比。宫内有美丽殿室不少，皆以金绘饰。此忙哥剌善治其国，颇受人民爱戴。军队驻扎宫之四周，游猎为乐。”③安西王府城遗址夯土堆和城基至今尚存，当地农民将其称为“鞑王殿”。
　　解放后，曾在元安西王府城建筑遗址中发现五块同样大小并铸有古代阿拉伯数字的方形铁块。据数学家研究，这是用阿拉伯数字组成的“幻方”。幻方又名“魔方”或“纵横图”，即将数字排列成纵横行数相同的正方形，并使纵横各行和对角线上的数字总和都相等。这一幻方纵横各六行，各行数字总和都是一一一。这是我们所见中国古代刻有阿拉伯数目字的最早的一件文物。古代阿拉伯数字传入欧洲后，才演变成了今天各国所通用的数目字。安西王府遗址区出土的这些文物，对于研究阿拉伯数字的演变过程和古代中西文化交流的情况，都提供了非常珍贵的实物资料。
　　五代至明的几百年间，长安城治的名称曾多次变化，如后梁改唐时之京兆府为大安府；后唐复为京兆府；后晋罢京兆府置晋昌军；后汉改为永兴军；后周时不变；宋代又设京兆府，改永兴军节度使为陕西路治；金代改为京兆府路；元代初年仍为京兆府，并为陕西四川行省治所所在地，后又改为安西路和陕西行省。元皇庆元年(公元1312年)改为奉元路；明代初年，改奉元路为西安府，并为陕西布政使司治所。这是历史上最早出现的“西安”名称。清代相沿不改。
　　明代曾对唐末以来的旧长安城作了较大规模的扩建和整修。主要是从明太祖洪武(公元1368——1398年)初年，将长安东、北两面的旧城拆除，各向外扩大了一段距离。而将西城和南城，分别向北和向东延长了一段，以与新的东、北城相接。明西安城周长约11.9公里。其中南城3.4公里，北城3.3公里，东、西各约2.6公里，大致是一个长方形。它的面积，比唐代皇城扩大了1/3左右。
　　明西安城墙是用黄土分层夯筑而成，最底层用土和石灰加糯米混合夯实。以上各层土中加碎麦草，土层厚度都在10至12厘米之间。这座城最初还是土墙，到明穆宗隆庆年间(公元1567——1572年)，才在城外包了一层青砖。清代乾隆年间(公元1736——1795年)，毕沅任陕西巡抚时，又加厚了墙基，加砌了一层青砖，使其更加坚固。
　　重修后的西安城墙高12米，顶宽12至14米，底宽15至18米。城墙顶外沿修有带垛口的矮墙。这些矮墙又名雉堞或女墙，各垛口之间下部开有用以嘹望和射击敌人的小方孔。城每隔120米修一座突出墙外长12米、宽20米的敌台(又名墩台或马面)，两座敌台之间距离的一半，恰好在弓箭的有效射程之内，因而这是射杀偷袭爬墙之敌最有利的地方。4城98座敌台上，都建有驻兵的敌楼(又名墩楼)。
　　城门是唯一的出入通道，因而也是整座城墙的要害部位。明代扩建、清代沿用的西安城的东、西、南、北四座城门，各有正楼、箭楼和闸楼(又名谯楼)三座城楼。城楼下的小城又名瓮城或月城，是驻兵的重地。
　　城四角都修有突出的角台，除了西南角的角台为圆形，可能是保持唐皇城转角原状外，其它都是方形。角台位置突出，视野宽阔，便于观察和射击敌人，但也更容易受到攻击，因而上边修有较敌台更加高大的角楼。
　　城四周环绕着深而宽的城河，在正对城门的位置设有可以随时起落的吊桥。升起吊桥，也就切断了出入城的通路，这是进城的第一道关口。
　　可以看出，明、清以来的西安城，曾经是一个庞大而且严密的防御整体。它的主要部分，至今仍大致完好地屹立在西安市区，成为我国珍贵的古代大型城堡建筑实物例证之一。
　　明代初年，在修西安外郭城的同时，又在城中修了秦王府城。秦王府城又名秦藩府城或王城，它的遗址就是今天西安市内人们所说的“新城”。可惜此城的城墙、城门大部分已被破坏。
　　已如前述，唐代之后我国的海上交通事业迅速发展；元、明等时代，又往往从今河北、内蒙等地直接西行进入甘肃和新疆境内，转往西方各国，而不再以西安为起点。但西安仍不失为西北的重镇，是一个重要的贸易中心，与昔日丝绸之路上的甘肃、青海、宁夏、新疆等地，保持着密切的联系。
　　西安人民非常珍视古代与西方人民友好交往的历史，而且一代代地保存下来许多有关丝绸之路的佳话和文物。我们也看到许多西方国家的朋友，以有机会考察这条古道和探寻它的遗迹为快事。
　　经过几十年来西安人民的艰苦努力，与古代丝绸之路起点相关的大量文物古迹都得到了妥善保护。那辉映于朝霞中的唐代大、小雁塔和暮霭云烟中的秦、汉建筑遗迹，都可以向你倾诉无数动人的故事。而以明代所修城垣为中心的西安市区，更是欣欣向荣，一派朝气。登上这座古代城楼环顾四周，远远近近的新旧建筑物，互为衬托，相得益彰，恰好构成一幅美妙的图画。正是：
　　层城迢递壮三秦，遥对终南俯渭滨。
　　万朵女墙明晓日，百寻楼阁出风尘。
　　汉唐陈迹晴云影，街市人家杨柳春。
　　身近烟霞诗兴远，关河不老意常新。
　　相信随着我国四个现代化的逐步实现，以及进一步扩大与各国人民间的友好往来，这条古老的道路必将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大放异彩。而古城西安也必将迎来更多的国内外游人。
　　①《史记·周本纪》。
　　②见《新唐书·地理志》。
　　③冯承均译：《马可波罗行记·京兆府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