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城镇是丝绸之路畅通的支撑节点，丝绸之路兴衰对城镇具多样作用
　　城镇是丝绸之路的重要节点和支撑，其稳定性关系国家安全和政局稳定，城镇兴衰与丝绸之路畅通具有多样作用关系。城镇建立与发展所引发的对外交通不仅加速城镇自身的扩张与繁荣，也将促进新城的兴起与发展，进而依托丝绸之路交通战略地位而发展壮大。随着丝绸之路的发展与变迁，在丝绸之路畅通兴盛时期，沿线城镇作为丝绸之路贸易中转补给和供养的枢纽，大多发展壮大，城镇数量和规模都会在不同程度上扩大，如盛唐时期丝绸之路主干线沿线分布的县城数量占到全国的15%，加上其他军事城镇和驿站，沿线城镇占全国的27.21%，周长大都在5000米左右，比历史上其他时期城镇规模都大，仅高昌地区就因贸易需求而建设16座城池。在丝绸之路衰落和萧条沉寂时期，沿线城镇发展表现为多样特征：城镇区域条件较好，区域经济活动规模足以保障城镇居民安居乐业的生活，这样的城镇因符合人类生存需求得以兴盛和持续发展，如关中平原泾、渭河两岸和孔雀河与塔里木河交汇的三角洲地区，无论政权和历史怎样发展，这些城镇发展一直比较稳定，没有太大的变化。而一些单纯靠丝绸之路贸易发展的商贸城镇或自然环境条件不具备建城条件，但在特定历史时期因某种单一因素促动下发展起来的城镇，则因丝绸之路的沉寂或某种有利因素的消失而逐渐衰败和废弃。如因丝绸之路贸易需求而兴盛一时的湟源、都兰、伊吾、交河等。此外，丝绸之路的萧条或者中断也可能导致地方政权城国的兴起。
　　2．区域自然环境基本稳定，沿线城镇数量相对恒定
　　数千年来，丝绸之路沿线的自然地理环境演变缓慢，地域生态环境总格局基本稳定，因而丝绸之路沿线城镇总量基本稳定。汉唐时期城镇基本保持在150座左右，魏晋时期由于沿线民族关系动荡，城镇数量有所减少；明清以后，随着生产力发展和人口增长，城镇数量有所增长，但与汉唐相比，变化不大。自然条件的地域组合是城镇立地的基础，丝绸之路沿线干旱缺水的自然地理特征限定了人类的活动空间，高山冰川河谷形成的绿洲是人类文明和城镇建设的可选地。虽然总量上沿线城镇分布变化不大，但是受沿线民族关系、文化特征、经贸能力等因素的影响，丝绸之路沿线小城镇在关中平原、黄土高原、河西走廊、沙漠绿洲、青藏高原的分布格局各有不同。关中—黄土高原地区，历史上民族关系简单，地域环境稳定，城镇数量、规模变化不大；河西—沙漠沿线，民族文化丰富，政权动荡频繁，城镇发展大起大落，极不稳定；青藏高原地区，地理条件复杂，城镇发展缓慢滞后。
　　3．商贸经济推进城镇兴盛，文化科技保持城镇稳定
　　城镇兴盛的规律表现为稳定的水、土、气组合条件与城镇的相对区位作用、城镇的区域功能、城镇的文化魅力等的综合作用，经济商贸是城镇兴盛的推进剂，文化影响力是沿线民族地区城镇稳定发展的灵魂。一般来讲，城镇发展的地域政治和自然环境越稳定，城镇的历史延续性越长，随着人口不断增长和聚集效应带来的经济总量、文化感染力越丰富，城镇规模越大。如位于黑河(额济纳河)流域中上游的张掖(古甘州)，地处河西走廊最大的绿洲之中，汉代实施徙民戍边政策，张掖成为河西四郡中人口最多的地区，素有“金张掖”的美称。由于绿洲相对稳定，农业保障充足，再加上“张国被掖，以通西域”的开放文化精神，成为丝绸之路商旅、文化必经之地，魏晋时期就成为国际贸易城市。活跃的民族贸易促使张掖发展成对外贸易和开放的窗口，两山夹一川的地理环境和良好的自然条件使张掖湖泊连片、水草丰美、地产丰富，自古就是我国西北的粮仓，成为历史上内地通西域的咽喉要道和商贾云集的重镇，也是古丝绸之路多民族交融和多种文化的交汇点。而位于塔里木河上游的喀什(疏勒)也因具有稳定的水源和强大的民族文化包容力而成为丝绸之路南、北、中三道的经济、文化交汇中心，承担了国际贸易中转和交流中心的职能，发展成区域大城市。
　　4．绿洲、文化城镇发展稳定，规模难以壮大
　　绿洲的稳定性和历史的文化沉淀是沿线城镇稳定发展的依托，但受绿洲地域资源环境容量约束，城镇稳定而难以发展壮大。因地处西北内陆高山阻隔，气候干燥，高山融雪是区域水资源的基本来源，水源形成的绿洲分布及农业的发展规模和由此形成的人口承载量，直接制约着城镇发展的规模。但只要绿洲存在，即使因交通变迁或政权更替，原有的城镇失去发展的有利条件，依然会依托绿洲建设新城镇。对于战争损毁的旧城，也会在绿洲附近建设新的城镇。位于关中平原泾河中游的彬县(邠州)和位于汧水中部的千阳(汧阳)，青海的循化、同仁(隆务寺)、湟中鲁沙尔镇(塔尔寺)、都兰，河西的天水(上邽)、临洮(陇西)、渭源、永登(广武)、固原(安定)、永昌(番禾)、山丹以及新疆的库车(龟兹)、和田(于阗)等古城，都曾是历史上军事要塞或区域政治中心，因城镇区域环境稳定，或作为宗教文化中心具有顽强的生命力，发展稳定，不随丝绸之路兴衰而变迁。如古龟兹国延城，位于白马河与塔里木河交汇的三角洲地区，曾是西域龟兹国都和唐安西都护府驻地，因优越的地理位置而成为历史上各民族和政权争夺的中心，两宋以后陷入回鹘、突厥、吐蕃、黑汗等王国的争夺中，多年战乱导致民不聊生，终于在回鹘称汗后民众不堪战祸，弃城而去，但克孜尔石窟及龟兹佛教文化信仰仍存，不久后在这块绿洲上就再次出现新城，仅在该地区就发现废弃的古城18处之多。至今，库车县城仍然位于这块肥沃的绿洲上，而龟兹佛教文化仍然广为传播，影响着沿线区域城镇文化生活。
　　5．单功能城镇的支撑条件脆弱，城镇容易衰亡
　　政治、军事、绿洲水源等因素产生的城镇，发展动力比较单一，城镇支撑条件脆弱，城镇随着政治军事地位变迁、民族战争或生态环境恶化而逐渐衰亡。西汉时期，因边防需要在玉门至安西约110公里路段设置的30多座城障，唐朝建立的河陇(三角城)军城、驿站(汉交河、唐高昌)多随政治军事使命的完结而衰败，清代的伊犁九城也随战争和行政区划调整很快消亡。此外，丝绸之路沿线因生态环境变化而废弃的古城比比皆是，众多位于河流下游地段和沙漠腹地的古城遗址都是明显的例证，生态环境演变引起废城的原因更主要是人类活动对地域生态环境的影响。青藏高原地质活动带来自然环境的不稳定，丝绸之路沿线河流水文环境受气候影响，使得绿洲分布具有不稳定性，从而影响城镇的稳定发展。如公元4～5世纪，青藏高原拾升致使塔里木河变迁，导致尼雅、楼兰等文明古城消亡。此外，人类过多干扰沙漠环境是引起生态衰退和城镇废弃的主要原因，如河西走廊西端的寿昌城、瓜州城(安西锁阳城)原处于党河(唐甘泉水)、疏勒河(唐冥水)下游绿洲，古绿洲面积约50万亩左右，汉代即因边防和屯垦，大规模建设水利设施，引水灌溉减少了党河、疏勒河下游水量，其支流逐渐干涸消失，土地盐碱化。唐代中叶，人为地将贯穿绿洲的昌马河冲积扇西部的河流改道，天然绿洲断流干涸而成为风蚀地、沙堆和流动沙丘，河道中泥沙飞扬，沿线建设的烽燧亭障也因生活饮水问题而不得不废弃。因人工灌溉渠网没有考虑下游排水问题，作为干旱区内陆河流，流域矿物质以及沿途冲击而下的泥沙大量淤积至下游人工渠网系统和人工绿洲，土壤逐渐盐碱化而使得人工开垦出来的绿洲经过短暂的辉煌后很快被废弃撂荒，弃耕地地表浮土被损坏，深层沙土裸露，就地起沙，土壤沙漠化。汉玉门关、阳关、唐寿昌城、锁阳城以东的绿洲耕地灌区，变成了连绵不断的沙丘。农业开发越早的地方，沙漠化的后果也就越严重。到西夏时，寿昌城、锁阳城被迫废弃。
　　6．城镇循水溯源迁移，大区位稳定、小区位动荡
　　在自然地理和战争、交通条件的影响下，丝绸之路沿线城镇呈现出溯源迁移的游移性和大区位稳定、小区位动荡的区域性迁移规律。早期沿线城镇大多分布在河谷两岸地势平坦的冲洪积扇平原地区，随着人口和城镇规模不断扩大，开垦的农田规模也不断扩大，农业经济用水量越来越多，人工灌溉沟渠和自然环境变化(青藏高原不断隆升，区域降水量变化)均不断改变着区域水流的分布形态。在水资源约束下，城镇溯源而上，逐渐向着水源上游迁徙，位于河流末端的旧城逐渐被废弃，城址因生存条件变化而变迁。如黑河下游居延古城(黑城)沙漠化、石羊河下游汉代休屠、宣威、武威古城变迁，塔里木盆地南缘各流域且末、安迪儿、尼雅、喀拉墩、丹丹乌等众多古城位置向着山前移动以及唐北庭都护府(今吉木萨尔)向清代乌鲁木齐的迁移，均表现出城镇位置的溯源恶变特征。但从宏观区域环境来看，城镇的区位相对稳定，如不同时代的喀什古城、焉耆古城都位于局地盆地中心，但其不同时期的位址因建设条件、城镇结构和立地环境而有差异，表现出微观区位动态性迁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