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01年1月下旬，在斯坦因到达尼雅(Niya)遗址之前，他的驮夫给了他两块带字的木板。斯坦因惊喜地认出了这些文字是佉卢文(Kharoshthi)，一种公元三四世纪用来书写梵语和其他印度语言的文字。1下页插图中的木板就是其中之一。包含这两件文书在内的历史遗存证明，丝绸之路在语言、文化和宗教的传播中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这也是本书要以尼雅这座失落的古代城市开篇的原因所在。
　　在尼雅及其附近发现的木质文书证实，在丝路南道曾存在过一个小小的绿洲王国，其疆域从尼雅遗址一直向东延伸到盐湖罗布泊(Lop Nor)，长800多公里。这个绿洲王国就是兴盛于公元200年到400年的楼兰王国。当地人的语言从未被写成文字，现在完全消失了，只有他们的名字曾被外人记录下来。
　　我们之所以能知道一些关于楼兰人的情况是因为有人翻山越岭迁徙至中国的西部。这些人有文字，即佉卢文。他们用这种文字写了地契、状纸、公文，并记录了成千上万件其他重要的事情。佉卢文是了解楼兰文明的关键，特别是尼雅和楼兰，前者是绝大多数文书的发现地，后者在沙漠的更深处，一度曾是楼兰王国的首都。汉朝时的中文古籍记载了这个王国与中国早期诸王朝的关系，可以与出土文献相互补充，很有价值。
　　这些移民来自位于今天阿富汗、巴基斯坦的健陀罗地区。写在木板文书上的字是公元二世纪晚期丝路上存在持久的文化交流的重要证据。这些移民给这个小王国取名楼兰，公元前77年后被改名为鄯善。公元200年前后，这些移民似乎已经以每批不到一百人的规模一批一批抵达这里。他们似乎从来没有试图征服过当地人或者推翻楼兰王，而是与当地人同化了。这些难民与当地人通婚，把自己的文字介绍给他们，作为书吏受雇，并且教当地官员制作木板文书。这些移民还从印度带来了佛教，但他们对佛教戒律的解释要灵活得多。这些早期佛教徒结婚生子并且和家人住在一起。
　　楼兰王国的所在地今天非常荒凉。因为这里曾经是中国的核试验基地，除了专业考古队，不向任何人开放。但这块偏远的地方早在公元前4000年就有人居住。汉朝时还产生了好几个绿洲国家。汉朝有时在此驻军，其统治时断时续。
　　斯坦因在尼雅的发现证实了他的观点，即中国新疆“是印度、中国和希腊化的西亚早期文明交流的孔道”2。1897年，当斯坦因第一次向英属印度政府申请拨款时，他许诺找出古代文化交往的实证。埋在尼雅沙漠下面的木板恰恰就是他想要的。
　　尽管楼兰跟今天的英国差不多大，但是斯坦因到达这里时却是荒无人烟。昆仑山的冰川融化形成河流向北流，只有河床周围才有耕地。关于楼兰我们所知的一切都来自两个重要的遗址——尼雅和楼兰。米兰和营盘这两个遗址保存下了艺术品和织物。它们都在沙漠深处，只有靠骆驼或者四轮驱动的吉普车才能到达。由于沙漠的扩张，这些遗址在今天塔克拉玛干南缘的现代高速公路以北80到160公里处。
　　楼兰王国肯定是世界上最难到达的地方之一，但是斯文·赫定和斯坦因在几个月的时间里先后到达了这里。1900年3月，赫定沿着清澈碧绿的孔雀河3前行，从罗布泊向西来到楼兰，只考察了一天就又上路了。
　　几个月以后，斯坦因从和田出发，1901年1月第一次抵达尼雅。他在1906年回到此处，之后又去了楼兰。在这些最初的探险中，赫定和斯坦因挖走了这一地区绝大部分艺术品和文书。后来的调查队，特别是20世纪90年代的中日联合探险队，也取得了重大发现。4
　　斯坦因提出了一个特别有意思的问题：成百上千在健陀罗地区(包括今天巴基斯坦和阿富汗的巴米扬、吉尔吉特、白沙瓦、塔克西拉以及喀布尔)的人是如何翻过世界最高的山峰，跋涉1600公里来到这里的?
　　斯坦因是从印度进入塔克拉玛干沙漠地区的，与近2000年前的移民走的是同一条路。他从克什米尔的斯利那加启程，翻越帕米尔高原。这里有30多座海拔7600米以上的山峰，其中包括险峻的南迦帕尔巴特峰(Nanga Parbat)。这座世界上生长最快的山峰，每年增高7毫米。5
　　这些高山形成于大约五千万年前，那时印度板块和欧亚板块撞击，形成了螺旋状向四面八方伸展开来的诸多山脉，按顺时针方向分别为喀喇昆仑山脉、兴都库什山脉、帕米尔高原、昆仑山脉和喜马拉雅山脉。
　　斯坦因那时走了一条英国人早他十年前开通的经吉尔吉特的路线。他计算好路程，在夏天无雪时翻过了特拉格巴尔山口(Tragbal Pass，海拔3642米)和布尔兹尔山口(Burzil Pass，海拔4161米)。斯坦因沿印度河前行，途经奇拉斯时他看到了高耸入云的南迦帕尔巴特峰，之后继续沿印度河而上到达吉尔吉特河，再沿吉尔吉特河进入罕萨河谷。
　　这一路一点也不轻松。斯坦因一行必须走在险峻的山间小径上，小径下面是几十米深的峡谷，谷底是结着冰的河。他们在峭壁上一寸一寸地挪动，走在一种叫做rafik的人工栈道上，这种栈道是把树枝、石板嵌入山缝里修出来的。斯坦因雇了挑夫，因为牲口走不了这么艰险的路。他们从明铁盖山口(海拔4629米)进入中国，继续前行到达喀什，再赴和田，最后到达尼雅。
　　在吉尔吉特附近的一些路段，人们可以看到古人在石墙上留下的画和字，那时人们通常必须停留数月才能继续前行。与斯坦因一样，他们必须等到夏天雪化了才能翻山，等到冬天气温下降才能取道沙漠。在等待期间，他们用锐器或石头在岩石表面刻下很短的句子，或者画下简单的画。6
　　斯坦因在路上看到了沿途石头上的涂鸦，可直到1979年连接中巴两国的喀喇昆仑公路修通时，很多人才亲眼看到这里到底留下了什么。那时一队学者沿路记录、拍摄，发现了5000条以上的题记和图画。7
　　在喀喇昆仑山口看到的第一组画约作于一到三世纪，画着一个被叫做窣堵坡的圆形坟堆，画下面还有梯子。窣堵坡起源于佛陀去世的公元前400年左右。佛陀去世之后，追随者绕着埋有佛陀遗骨的土堆顺时针行走以示尊敬。这些土堆的形状慢慢发生了变化，变得越来越高，像一根柱子，最终成为了中国和日本的佛塔。早期佛教艺术并不描绘佛像，但是七八世纪的画里描绘了佛陀生涯中的不同场景，以及其他的佛和菩萨。人们相信菩萨在涅槃时为了普度众生而回到了世间。祆教徒遵奉先知琐罗亚斯德的教诲，画了一些描绘火坛的画。
　　古人用两种印度字母留下了题记：1000条佉卢文题记，即尼雅使用的字母；4000条婆罗米文题记，这种文字在公元400年左右在西域全境取代了佉卢文。佉卢文表明有人来自健陀罗。8从公元前四世纪亚历山大大帝征服健陀罗开始，这一地区就是希腊、印度和东亚文明交汇之处。最近在阿富汗发现的一批佉卢文健陀罗语写本显示，公元一世纪初佛教法藏部活跃于此地。9
　　尽管题记有数千条之多，喀喇昆仑山口的大多千篇一律，很多只是“A的儿子B曾到过此处”，或者一种佛教变体“A的儿子B在此礼敬”。10有些记录了在位的王，但这些地方的小王无人知晓。因此，学者只能通过分析字母形状来给这些题记确定年代。这种方法只能得到一个大致的时间范围，即一到八世纪之间。11
　　此外在奇拉斯下游50公里左右的夏迪亚尔遗址有550条粟特语题记，这是一种通行于撒马尔罕的语言。其中一条题记是这样的：“我，纳里萨福之子娜娜盘陀于十日来到此处，向圣地K'rt的神灵祈福……愿我尽快到达塔什库尔干，见到我的兄弟健康快乐。”12这是吉尔吉特路上少数几条讲到目的地的题记。此人的目的地是塔什库尔干，即喀什西面山中的一个堡垒，人们可以从这里进入西域。还有一些其他语言的题记，包括汉语、藏语以及其他伊朗语，其中最晚的一条题记是希伯来语的，记录了两个人的名字，这表明犹太商人也走过这条路。13
　　斯坦因确信公元二三世纪楼兰的印度移民跟自己一样沿着印度河、吉尔吉特河、罕萨河一路翻山越岭。在罕萨河的尽头，有好几条通往新疆的路可供选择。14碑铭专家尼利斯(Jason Neelis)把这些路称做“毛细血管路”。整个路网中的大路就像是静脉和动脉，小路则像是毛细血管，穿越新疆的大山。在十九世纪末二十世纪初，一般人都和斯坦因一样选择走明铁盖山口，今天大多走喀喇昆仑公路，这条路从明铁盖山口东南的红其拉甫山口进入中国。
　　残留的石刻并未说明那些移民为什么离开健陀罗。当时贵霜王朝正在衰落。贵霜王朝在公元40年到260年间统治了包括巴基斯坦、阿富汗在内的北印度大部分地区，并于二世纪初在迦腻色伽(约120—146年在位)治下达到顶峰。15据成书于五世纪中期的《后汉书》记载，贵霜王朝曾几次派兵进入西域。16公元90年，贵霜王派七万军队开赴西域。尽管这个数目太大不能当真，但显然贵霜王朝那时强大得足以派兵进入西域。
　　中文史料很少提及来自印度的移民。印度裔僧人支谦的传记中提到：“支谦，大月支[即贵霜]人也。祖父法度，以汉灵帝世[公元169—189年在位]，率国人数百归化，拜率善中郎将。”17
　　关于在尼雅讲健陀罗语的人是来自巴基斯坦和阿富汗的这个结论，显然与中文正史的记载相抵触。因为正史中讲月氏人原本居住在甘肃敦煌附近，公元前175年因为匈奴兴起才不得不离开家园向西迁徙。按照正史的说法，大月氏是公元23年创立贵霜王朝的五个游牧部族之一。18有理由怀疑正史中月氏人从甘肃西迁的记载。因为该事件发生后过了好几代，正史才开始编纂。其编纂者记录了很多关于胡人的传说和故事，而且总是把中国某地说成是某种胡人的发源地。这些胡人包括匈奴人、日本人，甚至传说中世界最西端的大秦人。最后，也是最有说服力的理由是，没有任何考古材料证实这次迁徙。19
　　最合理也最简单的解释是：公元前二三世纪很多游牧民族进行了长途迁徙。不能指望三个世纪之后的人能精确记载这些迁徙。虽然史料给月氏人安排了一个中国故乡，我们能确定的只是月氏人在公元前138年活跃于巴克特利亚(阿姆河和兴都库什山之间的地区，其首府是巴尔赫)，因为张骞在此处见到了他们。任何关于他们之前迁徙的说法都只是推测。
　　斯坦因不辞艰险沿着古代移民走过的路线翻越群山，终于到达了新疆。他去了叶尔羌(今莎车)、和田、克里雅(今于田)、尼雅(今民丰)等塔克拉玛干沙漠南缘的绿洲城市，这些城市像项链上的珍珠一般连成一串。绿洲之间大多只有一天的路程。至于那些间距超过一天的旅程，旅行者要自备水和给养。在克里雅，一位名叫阿卜杜拉的“可敬的老农”告诉斯坦因自己曾在沙漠里见到过古代遗址。尼雅遗址在今天民丰县城以北120公里。县城就在今天和田到民丰的国道上。当斯坦因到达民丰时，他的驮夫遇到了一个“精力旺盛的年轻村民”名叫易卜拉欣，此人想要卖给他一块带佉卢文的木板，即本章开头插图中的那块。
　　斯坦因立即雇下易卜拉欣做向导，带着他的人马沿尼雅河北行直到最后一个有人居住的村庄。此地是一个圣祠，供奉着备受尊敬的伊斯兰教法学家，什叶派伊玛目贾法尔·萨迪克(Jafar Sadik)。尼雅河在此断流，斯坦因一行沿着干河床继续向北走了39公里抵达尼雅遗址。遗址中有许多被沙子掩埋的木制房屋，以及一座佛教砖塔，或称窣堵坡。(见彩图6)
　　斯坦因按照习惯非常详细地记下了他对这一遗址的第一印象：
　　在一片低矮的沙丘中，出现了古代果树枯萎的树干。继续往北走了不到两英里，我很快就看到了最先出现的两间“旧屋”，乍看起来似乎坐落在稍稍突起的小台地上，仔细观察之后发现，那全是原来地面未遭侵蚀的部分……
　　向北走约两英里，越过一些相当高的沙包，我来到一个用土坯修建的废墟上，这是阿卜杜拉在克里雅作为一座“炮台”早已介绍给我的。不出所料，这是一座小佛塔的遗迹，大部分都埋在一个高沙岗的斜坡下面……
　　当我第一次在这些古代民居默默无言的见证者中就寝时，一直在想易卜拉欣声称一年前“探访”遗迹时留下的那些珍贵的木板文书还有多少有待发现。
　　由于尼雅有文明交汇的直接证据，斯坦因一共来过四次，1901年待了15天，1906年待了11天，1916年待了5天，1931年待了一个星期。每次他都发掘出新的房屋、佛教遗存以及木板文书。
　　斯坦因的第四次考察没有前三次那么顺利。20到了三十年代，中国政府已颁布法律，规定只有中外联合的考察队才能把古物带离国境。斯坦因与英国官员合作紧密，他认为自己已经得到在新疆发掘的许可。可当他到达喀什时，当地官员却派保镖跟着他，以防他拿走任何东西。在尼雅，斯坦因在遗址里走来走去吸引看管者的注意力，他的助手阿卜杜勒·贾法尔悄悄地搜集文书。他们回到喀什时，斯坦因已经想方设法收集了159袋材料。
　　但他的考察还是失败了。中国官员不许斯坦因把任何材料寄出国去，而这些材料就此不见了踪影。这次考察留下的只有斯坦因巨细无遗的笔记和照片。斯坦因非常沮丧，他在喀什给好友阿伦(Percy Stafford Allen)的信中写道：“我最后一次跟我最爱的古代遗址道别了，在那里我能触及已亡的过去，只有这最能让我感到自己活着。”21
　　斯坦因第一次到达尼雅时，他就认识到自己必须找出这个遗址的古代名称，这样才能参考中文正史中大量的地理信息。《汉书》《后汉书》对每一个西北的小国都有简短的记载，包括至长安的距离、人口(总户数、总人数、“胜兵”数)及其历史概况。西域都护府是汉朝总管西域的机构，设于公元前60年，废于公元16年，其最高官员是西域都护。西域的信息都是由西域都护提供给中央政府的。22
　　一个世纪之后的史官利用这些信息写成《西域传》。23其中记载鄯善(楼兰的别称)距长安6100里(约2500公里)。24(楼兰到长安的实际距离是1793公里。)史书中给出的距离可能是用牲口一天走的距离乘以所走天数算出来的。虽然数字并不准确，但却表示出了不同绿洲王国之间的相对位置。
　　1901年，斯坦因发现一件木板文书上盖有一印，上书“鄯善国印”四字。此印是汉朝或者之后的朝代颁发给当地统治者的。25斯坦因认为尼雅还没大到可以当鄯善国的国都。他只在此发现了大约50座建筑物。(斯坦因发现的每一件物品都有详细编号，比如N.xiv.i.1指的是在尼雅发现的第十四座房子中第一间屋子里发现的第一件东西，有可能是物品，也有可能是文书。)之后考古学家在此又发掘出100座建筑，这比正史中提到的1570户14100人还是少得多。斯坦因在1921年出版的《西域考古图记》中把尼雅遗址比定为古代精绝国。正史中记载精绝国有480户3360人，这些数字也还是太大了。26有人说沙子下面还有房屋，但也有可能汉朝记录的西北偏远小国的人口数字并不准确。
　　斯坦因把尼雅比定为精绝得到了绝大多数学者的认可。斯坦因还认为楼兰遗址是鄯善国都，这一观点尚存争议。和尼雅一样，楼兰有砖塔、木结构房屋，以及一些健陀罗风格的木雕。汉语“楼兰”是佉卢文Kroraina一词的音译，该词既指楼兰国也指其都城。27
　　《汉书》记载，从公元前108年开始，汉朝几次派兵攻打楼兰，都没有打下来。几十年以来，楼兰王一直试图与相互为敌的汉、匈奴同时维持友好关系，并给双方都送去王子作人质。
　　公元前77年这一策略失败了。楼兰王的弟弟告诉汉朝官员国王倾向于匈奴，汉朝派去一名特使*1。此人先假装友好，然后把国王邀来自己帐中杀害。汉军随后入侵楼兰，并将其改名为鄯善。汉朝为鄯善在伊循(今新疆若羌县米兰遗址)建立新都，并将总领西域事务的官员驻扎在楼兰。28
　　据史书记载，从公元前77年起，楼兰被占领超过五个世纪，但从考古上却看不出如此长时间的被占领。最能直接证明汉朝占领的证据是新铸钱币，大概出自楼兰外的汉军戍堡。斯坦因发现了211枚圆形方孔铜币，平均分布于一个27米长、1米宽的区域内。29这些新铸钱币是五铢钱(铢是重量单位，五铢指钱币重五铢)，年代为公元前86年到公元前1年。30斯坦因写道：
　　这些钱币显然是一支商队遗落的。该商队正沿着我假定的古代道路行进。肯定是串钱的绳子松了，又没人注意到，钱便一枚一枚地从一个开着的包或者箱子里面掉了出来。载着这个包或箱子的骆驼或者牛车的摆动可以充分解释上文中散落钱币的轨迹之间的距离。31
　　离最后一枚钱币大概45米处，斯坦因的雇工发现了一堆没用过的箭簇，肯定和五铢钱属于同一批军事物资。钱币和箭簇同时出现表示汉朝付给兵卒的军饷是某一地区新币的重要来源。32
　　尼雅还有一小部分汉语文书，其时代可能与五铢钱同属早期。这些文书表明汉朝时这里还有非军事汉人存在。14号房有两室一厅，其中客厅长17米、宽12.5米。33
　　在客厅里，斯坦因的雇工挖开一个垃圾堆，发现十一枚两面有汉字的木简，其中八枚尚可识读。每一枚写有寄出者和接收者，包括国王、太后、王后、王子和一位大臣。34比如，有一枚正面写道：“臣承德叩头谨以玫瑰再拜致问”，反面则写着接收者“大王”。这些木简表明，在公元一世纪初，一位汉朝顾问曾经来过或者住在精绝王庭，让当地统治者学会了在礼物上附上木简。35 14号室出土的三根木简上使用了篡位者王莽(公元8—23年在位)的特殊语言。王莽建立的新朝夹在西汉东汉之间，只有短短十四年。36 14号室垃圾堆出土的其他汉语文书中提到了使节：“大宛王使坐次左大月氏”*2。37这些文献都表明公元前后汉朝在尼雅设有军事哨所。
　　根据汉朝法律，每次途经关卡时都要向当地官吏提交“过所”，即旅行许可证。官吏会检验过所与其持有人是否相符。在尼雅发现过一些三世纪的过所，上面写着持有人的身份(是否为自由人)及其体貌特征，并说明了目的地。其中一件描述了一位三十岁的人：“中人黑色大目有髭须”。过所中还列出行程，必须按照既定路线走。有两件木简讲到如果有人没有过所官吏该怎么处理，但没有说这种问题出现之后实际上是怎么处理的。边境官吏是颁发新过所还是惩罚这些行商?无论如何，尼雅的汉朝官吏明显知道有关过所的各项规定。38
　　如果像现存文书所示，那么这些小国的统治者是基本独立的，只是当地有中国军队驻扎，偶尔有顾问或者使者来访。
　　无论公元前后汉朝在此的统治情况如何，从尼雅14号室的木简中很难看出此地居民的生活状况。幸运的是还发现了实物证据，可以补充汉语文书的不足。尼雅的古代居民把几根木梁合起来做成地基，在上面垂直插上柱子作墙，包上茅草和席子以防风。屋顶也是用木梁做的。这些房屋大小不等，有的只有一个小房间，有的有好几个房间，墙有5米多长。斯坦因和赫定在楼兰、尼雅发现过精美的木雕，其图案与健陀罗地区的木制品类似，这就确认了这些木雕的制作者是从巴基斯坦、阿富汗地区迁徙至此的。
　　极端的干燥令尼雅、楼兰保存了大概一百具古代居民的干尸。在楼兰，斯坦因发现的一具尸体有“浅色头发”，而另一具则有“红胡子”。他和赫定都觉得这些干尸既不像汉人也不像印度人。后来发掘者在这一地区又发现了保存状况惊人完好的干尸。这些尸体有很多高加索人的体貌特征：白皮肤、黄头发、身高近一米八。和中亚其他地方一样，楼兰王国的原住民很有可能最初来自伊朗高原。39
　　尼雅、楼兰的墓葬中有死者生前最贵重的物品随葬，能向我们揭示很多死者在世时的情况。1959年，新疆博物馆的十位考古学家组成考察队，乘骆驼进入了沙漠(他们没有沙漠车辆)，走了七天才找到墓葬。他们发现一副巨大的棺材，并将其年代定在公元二到四世纪之间。这副棺材长两米，有四条木腿。40棺材里有一男一女以及两根木叉。男子有一张弓和一个箭袋，袋里面有四支箭。女子有一个化妆盒、几把梳子以及其他梳妆用品。死者二人的衣服凡是沾到皮肤的地方都已经腐坏，但考古学家还是成功复原了一部分，其中包括十种以上的织物，有丝制的也有棉制的。这两种织物同时存在表明尼雅是连接中国与西方的陆路中转站。
　　养蚕和缫丝的技术起源于中原并向西传播，棉花则从西亚向东传到了尼雅。这件以及另一件扎染的棉布是中国出土最早的棉织物。41《太平御览》记载，公元331年，大宛(费尔干纳盆地，在今乌兹别克斯坦东部)王曾向中国北方的统治者进贡棉布和玻璃，这证实了棉花西来的说法。42
　　尼雅遗址中还发现了蚕茧和桑树种子。桑叶是蚕的主要食物。当地人会纺丝，也会织平纹织物(一上一下的织法，跟编篮子一样)，但他们没有复杂的织布机，织不出棺材里那种精致的锦缎。1959年发现的锦缎包括男子的手套、袜子以及夫妻二人的枕头。这些锦缎都是从同一块丝绸上裁下来的，上面织有“延年益寿大宜子孙”八个汉字。长寿和多子是中国人自古以来的两大愿望。这些织物和帕尔米拉*3发现的一件锦缎很像。同时出土的还有一面铜镜，上有“君宜高官”四字铭文。锦缎和铜镜显然都产自中国。43虽然不知道死者夫妇是否识汉字，棺材里放有锦缎和铜镜说明这些是贵重物品。
　　1995年的尼雅考察队发掘了八座墓葬，三座是方形棺，五座是船形棺，均由烤过并掏空的杨木制成。棺材最大的那座墓葬(M3)中有保存特别完好的一男一女。(见彩图7)与1959年发现的墓葬一样，死者性别特征很明显。男子的随葬品有弓、箭、小匕首以及刀鞘。女子有一个化妆盒、一面中国产的铜镜、几把梳子、针，以及几小卷布。男子从耳朵到脖子有致命的刀伤。女子尸身无明显伤痕，因此很有可能是为了跟男子同时下葬被勒死的。
　　死者衣着完整，盖着一层蓝色的锦缎，图案是风格化的红、白、棕三色的舞者。
　　编号为M8的墓葬时代稍晚，墓主也是一对夫妇。其中出土了带汉字的织物和一个朴素的陶罐，陶罐上有个“王”字。44 M3和M8两座墓葬中出土的织物上有“王”、“侯”字样，表明这些是中原王朝给当地小王的赏赐。《后汉书》中记载，公元48年之后精绝为鄯善“所并”。45因此之前是精绝国都的尼雅遗址也就成了更大的鄯善国的一部分。
　　营盘(在楼兰西南)遗址一座同时代的墓葬跟尼雅形成了鲜明对比。死者用羊毛制品裹身，而不是棉布或者丝绸。46死者为男性，身着一件红色羊皮袄，上面的图案很精致，有成对的石榴树、动物和人像。还有赤裸的小胖孩儿们挥舞着宝剑和套索相互作战。这件织物有两层，制作非常复杂，肯定不是当地所产，有可能来自远在西方的大夏(Bactria)。公元前四世纪，古希腊的元素被亚历山大大帝的军队带到大夏，并被当地工匠吸收利用。47考古学家猜测过这具衣着华丽的死者的身份。新疆考古所前所长王炳华认为，此人可能是正史中提到过的另一个绿洲小国“山国”的国王，该国“东南与鄯善接”。48
　　无论尼雅M3墓和营盘墓的主人是不是当地国王(是的可能性非常大)，他们显然都属于当地最富裕的阶层，其墓葬生动展现了当地的经济。当地居民用粮食以及果园中的水果陪葬，包括小米、小麦、大麦、葡萄、梨、桃、石榴和海枣。对当地人来说，整条羊腿是最隆重的款待，也是来世享宴中的主菜。用进口布料做成的衣服则是最适合来世的服装。
　　很多人认为，尼雅、营盘和楼兰出土的实物材料年代为公元二到四世纪，但具体时间则无法确定。与之相对，楼兰出土的文字材料则明确得多。汉文和佉卢文文书都显示，三世纪末四世纪初楼兰驻有中国军队。
　　楼兰出土的汉文文书绝大多数都在263到272年之间。余下的几件则来自330年。49此时鄯善国统治了尼雅和楼兰，东汉之后中国北方的几个朝代，主要是曹魏(220—266年)和西晋(266—316年)，则在楼兰驻军。楼兰出土了大概50件佉卢文文书，但是有700件以上汉文文书，包括只写几个字(一般不超过十个)的汉简和小纸片。50一般民间交易都用纸做记录，戍堡的官吏则用木简。这表明民间比官方更早使用纸张。51
　　与汉朝一样，楼兰戍堡属于中国的军事殖民系统，即屯田。戍守的士兵除了要准备打仗以外，还要种地来养活自己。中国士兵用牛、马等牲口犁田种地，作物包括小麦、大麦和小米。种地的不只有中国人，中国军队也招募当地人。屯田的士兵同时还带来了农业技术，特别值得注意的是灌溉技术。他们尝试用牛拉犁，使用新型的铁铲和镰刀，这是铁器首次在这一地区使用。52
　　中国政府规定，每名士兵每天可以领一斗两升谷子(大约2.4公升)，但是当地官吏并不总能足量供应，有时发给士兵的军粮只有定额的一半。53现存文书显示，屯田收获的粮食不够时，中国官吏会用钱币和彩绢从当地人手里购买余粮。楼兰戍堡从东边的敦煌或者凉州(今甘肃武威)的上级军事单位那里获得军饷，既有钱也有绢。绢有好多种颜色，一长一短两种尺寸。1901年斯坦因在楼兰发现了一匹平纹素绢(见彩图5A)，这是那个时期以绢为钱的唯一证据。54
　　很多文书都写了钱、绢、粮这三种主要货币形式互相兑换的比率。官吏用绢给士兵买粮、马，士兵自己则用绢、粮换得衣服和鞋。价格经常在不同货币间兑换。55
　　楼兰文书也记载了大额贸易。有一根木简，年代为330年，记载粟特人付给当地官员一万石(一石大约合20升)某种物品(该词残损，最有可能是粮食)以及两百文钱。56粟特人是源自撒玛尔罕地区的商人。尽管水简背面有两方中国官吏的印，但这件文书并未解释粟特人为什么要付这些东西和钱。也许是税金，也许是为中国军队提供粮草的一系列交易中的一环。另一件残片记载有人付了319头牲畜，换得4326匹彩绢*4。57
　　这次交易似乎也是由粟特商人付给中国官员。我们从斯坦因发现的两件粟特语残片可知，当时有粟特人在楼兰活动。58几个世纪之后，粟特人成了中国军队给养供应的关键。他们很有可能早在四世纪初的楼兰就已经开始这样做了。
　　斯坦因和赫定在楼兰发现的汉文文书只来自少数几个地点。59但从中却可以得到一个很强烈的印象：楼兰的贸易无一例外是整体的驻军或个体的士兵用粮、钱、绢从当地人手中买粮、马、衣服和鞋。总之，当地的自然经济时不时为中国军队提供本地产的商品。在大阪教育大学任教的伊藤敏雄在充分研究的基础上得出结论，这些文书中从未提及旨在牟利的活动。60有关商人的文书只有一件且非常残破。该文书显示有粟特商人为军事将领服务。
　　尼雅、楼兰出土的佉卢文书比汉文文书内容要丰富得多，其中反映了社会各阶层，从最底层的农民到国王，提到了各种事情，甚至有些鸡毛蒜皮的小事。因此，通过这些文书我们可以一窥丝路上的生活，这可是汉字文书中所没有的。
　　有些佉卢文书中写了当时在位的王名、在位年，有时还有其前任者或继任者。1920年，拉普森(E.J.Rapson)与他的合作者用这些线索做了一份王表，五个王前后绵延大概九十年，但不知道这些国王具体于何时在位。1940年，布娄(Thomas Burrow)翻译了所有能被解读的佉卢文书，依旧没有定年。
　　1965年，布腊夫(John Brough)宣布发现了确定佉卢文书年代的关键：汉语官名“侍中”对应佉卢文的jitumgha。263年，楼兰王安归迦(Amgoka)第一次使用了这个新称号。他也许是从西晋取得该称号的，但那时离西晋建国还差两年。对统治者的称呼也有变化。在安归迦王十七年之前，书信中国王有一长串称号。在那之后，称号一下缩短，并且包含jitumgha一词。61
　　因此，263年就是安归迦王十七年。这一年确定之后，其他年代也就迎刃而解了。之后发现的佉卢文书中又出现了新的王名，因此布腊夫原来做的年代表又变长了一些。62也有人不同意布腊夫的定年，不过大家基本上都同意这些佉卢文书的年代为三世纪中叶到四世纪中叶，前后不超过二十年。楼兰出土的汉文文书年代为263至330年，与佉卢文书的年代吻合。因为佉卢文书中没有提及任何外部事件，因此很难更精确地定年。
　　尼雅本来没有文字，人们便用佉卢文记录当地人的名字，这些名字的发音实在很怪。佉卢文书中大约有1000个人名和150个来自尼雅当地语言的借词。当地语言与汉语、健陀罗语完全不一样。布娄1935年发表文章说，当地语言可能与丝路北道的语言，即印欧语系的吐火罗语有联系，但是他的说法未被广泛接受，也没有引起更深入的研究。63似乎在移民到来之前，当地居民有自己的语言，但是没有文字，因此才接纳了佉卢文。
　　统治者的名字大多来自当地语言，比如Ly'ipeya。书吏的名字来自梵语，比如佛陀斯那(Buddhasena)，意思是“佛军”。跟今天一样，光凭名字是看不出一个人的族属的。第一代移民总是依照新家所在地文化给自己的孩子起名。但在丝路上能够表现某人族属的也只有名字。
　　在重构拥有更发达技术的健陀罗人迁至尼雅的历史时，一般会认为新移民可能要推翻当地统治者并建立自己的国家。有趣的是，从统治者和书吏的名字可以看出，很多书吏是健陀罗人，而统治者一直是当地人。从这一点看，难民从北印度分批迁入且每批不到一百人的推测还是比较合理的。
　　佉卢文书并未记载印度移民刚到时发生了什么。后来某王命令地方官接收难民，“将其视如己出”。他还要求给难民分发土地、房屋和种子，“这样他们可以多种多收”。64但并非所有难民都过得好。有些被分配给当地人做奴隶。这些有关移民的文书虽然时代稍晚却很重要，因为它们能揭示健陀罗移民刚来时可能受到的待遇。
　　这些难民把自己的文字教给本地人，还教他们如何建立档案馆以保管文件。1906年，斯坦因和他的雇工鲁斯塔姆发现了第一座这样的档案馆。斯坦因说鲁斯塔姆是他“1901年那次探险中经验最丰富、最可信赖的发掘工人”。两个人回到了8号室，因为：
　　第一次清理时我就已经注意到在离木板文书群最近的墙边有一大块黏土或者石膏。虽然我让人不要动它，但那时我以为这一切只是偶然。鲁斯塔姆在石膏块和墙之间挖出了一件保存完好的楔形双木板。我看他在地上急切地用手刨土，这时我的猎狐犬“达什”正在挖鼠洞。还没等我问，我就看到鲁斯塔姆得意洋洋地从地下15厘米处拿出来一件完整的长方形文书，上面的黏土印鉴完好无损，封好的文书还未打开。把洞挖大之后我们看到在墙后奠基梁下面堆满了一层层紧密放置的类似文书。显然，我们挖开了一个隐藏的档案馆。65
　　斯坦因觉得这个遗址有大块黏土或石膏做的记号，表示房主当时被迫匆匆离开，但还想回来。
　　这一下发现了80件文书，其中26件是被封泥完好封住的“双层方木板”。66斯坦因用“双层方木板”专指一种文书：这种文书像一个浅抽屉，上层木板插到下层长方形木板中间的槽里，上下两块用绳子捆住，再用泥封上。
　　当地官员把这些文书存档，需要的时候再取用。有一次，有一名僧人以三匹马的价格把一块地卖给了一个名叫Ramshotsa的人。二十年之后，有人想侵占Ramshotsa的地，官员便翻出早前的方木板，看看这块地到底是不是属于Ramshotsa的。67在尼雅一共发现了两百多件这种木板文书。文书末尾都有一句话，讲试图更改协议内容的一方应得的惩罚，或者称此文书“终生有效，千年不变”。68
　　斯坦因怀疑不同形状的文书有不同的用途。他提出另一种文书，即“楔形木板”，是用来写王命或者政令的。他发现了差不多300件这类文书。这种楔形文书由两块相同大小的木板组成，18至38厘米长，3至6厘米宽，叠在一起用绳子捆好，用泥封好再盖印。印的图案是希腊众神，比如雅典娜、厄洛斯或者赫拉克勒斯。健陀罗移民对这些很熟悉，因为他们崇拜希腊众神已经有好几个世纪了。69木板的外侧写着听令人，里面则是王命的内容，开头一般都遵循同样的格式：
　　致cozbo Tamjaka。
　　国王陛下亲书，命令cozbo Tamjaka如下：70
　　这些命令都来自楼兰王，写给相当于刺史的当地最高长官cozbo。71 cozbo由一些基层官员协助，审理裁决地方案件。
　　这件楔形木板文书是发给Tamjaka的，他是Cadh'ota的cozbo。Cadh'ota即佉卢文书中尼雅的名字。国王让cozbo审理城中某人的一件案子，此人说隔壁的士兵偷了他两头牛，吃了一头还了一头。王命一般都跟这种本地纠纷有关。
　　国王如果有更紧急的命令就要写在皮革上。只有很少几件这样的文书保存了下来。尼雅还有其他文书类型，比如私人信件、清单等。在京都大学教授印度语言的日本学者赤松明彦认为，佉卢文书的不同类型源自北印度孔雀王朝(约公元前320—前185年)的行政系统，该系统在《政事论》(Arthashastra)中有所记载。72《政事论》一书基于更早的材料，最终成形于二到四世纪。73此书专讲统治术，相传是考底利耶(Kautilya)所作。书中以君王会通过文字向臣属下达命令为前提，列出了“好敕令的特点”和坏敕令的“缺点”。该书认为法律来自达摩(dharma，即“法”，这个梵语词一般指符合法律、习俗的正确行为，但有时特指佛法)、证据、习惯和敕令。因为敕令被认为与达摩相符，所以其地位优先于其他法律渊源。
　　《政事论》中列出了九类敕令，有些类型下面还分子类。这些类型虽然不能与尼雅文书一一对应起来，但可以看出二者的相似性。比如，很多尼雅佉卢文书似乎都属于“条件式命令”一类，即“如果怎样怎样，便要怎样怎样”的命令。74这种相似性并不奇怪，因为《政事论》和尼雅文书都是由熟悉南亚官僚运作的人在三四世纪写成的。
　　之前学者看到有这么多印度语言的文书出现，便认为贵霜王朝如正史所说在军事征服尼雅之后，还实际占领过尼雅。晚近的解释则认为，健陀罗移民完全可以把这套文书制作方法教给当地人，而尼雅从未受过贵霜直接统治。75当地统治者的名字基本都是本地名字，而不是印度名字，似乎也支持第二种说法。
　　移民和当地人都饲养牲畜。他们经常以动物、毯子和粮食换取马、骆驼、牛或者奴隶。等人收养的小孩处在奴隶和自由人之间的阶层。有时收养一方要付“奶钱”，通常是一匹马。如果付了奶钱，被收养的孩子就会成为新家庭的一员，与其他家庭成员平等。如果没付奶钱，被收养的孩子就会被当做奴隶对待。76
　　妇女们深度参与经济活动。她们可以发起交易、做见证人、打官司以及拥有土地，还可以收养孩子或把孩子送人。有个女人把儿子送给了别人并得到一头骆驼作奶钱。后来她发现自己儿子的养父把儿子当做奴隶对待，便把儿子带了回来，还把儿子的养父告上了法庭。法官判她胜诉却把儿子还给了养父，并要求他从此以后把这个孩子当做儿子而不是奴隶对待。77
　　尼雅人要向楼兰王纳税，但时常拖欠。一次，一群人上缴了石榴、布匹、粮食、牛、酸奶、袋子、篮子、羊、葡萄酒以抵税。所有这些东西证明当地军民用各种农产品和本地产的手工制品来付账。78人们用粮食记账，说明粮食也用做货币。79
　　楼兰王国流通的钱币不多，说明货币经济只是尼雅经济的一部分而已。楼兰王不铸币，使用邻国于阗和贵霜的钱币。贵霜发行过一种金币叫斯塔特(stater，亚历山大大帝的士兵在公元前四世纪把这种希腊货币引入了健陀罗地区)，尼雅以西240公里的和田绿洲曾出土过一些斯塔特铜币。此外，于阗(今和田)王曾经仿照斯塔特铸造过自己的铜币。这种铜币一面有汉字，一面有佉卢文，被称做汉佉二体钱。80在尼雅流通的不同货币表明，该绿洲的主要贸易伙伴是于阗和贵霜，而不是有些人认为的罗马。
　　从楼兰国都来到尼雅征税的人想征收斯塔特币，但并不是总能征到。一份报告描述了某地交来的各种税，报告中某官员举了一个例子：“又有一次，王后来到这里。她要一枚金斯塔特。这里没有金子，我们给了她一张十三手长的毯子(tavastaga)。”81尼雅人有时没有金币，直接用尚未打成硬币的金块。有一次，有人用一条金项链还了债。82还有一次，有个中国人用两枚斯塔特金币和两枚德拉赫马银币从苏毗人手里买来一名奴隶。苏毗人是生活在于阗以南的劫掠成性的民族。这是唯一一次用到银币的尼雅交易，表明银币比金币还少见。83
　　尼雅人更愿意用粮食或者牲口而不想冒险用钱币，因为这里政局总是不稳，他们一定害怕钱币会丧失价值。官吏经常提到战争失败，包括于阗骑兵的袭击，以及外来苏毗人的劫掠，这些苏毗人常被视做“危险”分子。劫掠经常发生以至于当地官吏一再拒绝受理关于被掠财产的案子。“法律规定”，楼兰王在一封命令里说道，“有关于阗侵略以前所得财产的纠纷不予立案。”84
　　佉卢文书提到了少数几个生活在尼雅及其周边的汉人，他们有土地，还分到了走失的牛。85有一条王命明确提到了汉人。国王签发了一件楔形木板文书，说道：
　　目前没有汉商，因此绢债没法计算。等汉商到了再算。有纠纷就在寡人王庭解决。86
　　显然政府官员把作为通货的绢跟汉人联系了起来，并且要寻求他们的专家意见，必须等汉商来了才能解决绢的纠纷。人们肯定不经常用绢付款。如果经常用，肯定会知道绢的价值的。
　　只有不住在当地的外来人才把绢当钱用。有一次，有个官吏带着几匹不同的绢从国都回来，其中一匹被称做“王绢”。87在国都起草的王法和僧律里都规定了犯法要罚多少绢。尼雅人则把绢换算成等价的粮食、毯子或者牲口。几种通货并行意味着在村里买东西必须决定是用钱币、金条或绢付款还是用其他东西以物换物。
　　即便政局不稳，于阗王和楼兰王也一直互派使节。这些使节都带着给当地国王的礼物。文书中没有讲明是什么礼物，但很有可能是M8、M3墓中出土的那种高级织物。尼雅是从于阗到楼兰路上的一站。使节一般骑骆驼随向导出行，并且带着食物、肉、葡萄酒等给养。有位使节在从Calmadana(今且末)到Saca(今安迪尔兰干)和从Saca到Nina(尼雅遗址)这两段路上都有向导。但在最后一段从尼雅到于阗的路上没给他配向导。88国王下令给这名使节支付路上的花费。
　　除了使节，还有其他人往返于楼兰和于阗之间。 佉卢文书中常见“逃户”(runaway)一词，指被劫掠和反劫掠弄得不得不出逃的人。89一些关于盗窃的文书中写着这些很少被提及的逃户身上所携带的物品，或者说什么物品在动荡年代最能保值。有个“逃户”说自己被抢了“四匹土布、三张呢绒、一件银饰、2500枚masha[可能是汉式钱币]、两件上衣、两件somstamni[很可能是种衣物]、两条腰带和三件汉式袍子”。90尽管是个“逃户”，他显然比那些身无分文的难民要富得多。那些难民只能仰仗于当地官员。
　　另一起抢劫中有“七串珍珠(mutilata)、一面铜镜、一件彩绢衣物(lastuga)以及一个耳饰(sudi)”被抢。大多数珍珠都来自斯里兰卡，那里的人潜海采珠。铜镜和彩绢都产自中国。此案中，盗贼认了罪，但却说他没有得到任何好处，这些赃物也不在他手里。尽管他不承认，但他肯定已经销赃了。这些东西都很轻便，很容易倒手。91
　　佉卢文书有一千多件，其中只提到一回“商人”，就是要等汉商给绢定价那一回。92那些被抢劫的人有可能是商人，也有可能不是。这是否意味着三、四世纪时丝路上的陆路贸易少之又少呢?
　　现有文书是由于不寻常的自然环境才得以保存下来的，但它们在当年全部文书中只占极小一部分。然而，尼雅、楼兰出土的文书中没有一件是被单独发现的，都是成组被发现的。有些是特意掩埋的，有些是随意丢弃的。这些文书清楚地证明有人从今天巴基斯坦、阿富汗的健陀罗地区迁徙到了新疆，还显示当地国王常向邻国派出使节。但是有关民间贸易的证据非常少。这些不同的文书组只提到商人一次，其中反映的钱币使用也很有限，表明三、四世纪的丝路贸易在这一地区确实少之又少。
　　将佉卢文书作为一个整体来分析解读，可以看清三四世纪尼雅社会中最重要的几个群体。当地人种地、放牧，他们在cozbo和其他官员见证下签署契约转让财产。国王住在楼兰国都，他经常给cozbo下令，指示他调查各项事务。其他人，苏毗匪徒、于阗难民、逃户、使节都来到这里，官员们试图解决在此发生的各种冲突。健陀罗难民带来了最主要的革新，即在木板上写字，这样当地官员可以记录下各种纠纷和财产转让。与远途的奢侈品贸易有关的文书却几乎一件也没有。
　　除文字之外，难民们还带来了佛教。这种新宗教随后在整个东亚产生了巨大影响。三四世纪抵达尼雅的健陀罗移民已经是佛教信徒了，他们中好多人都有佛教名字。文书中一般用标准佛教用语“沙门(shramana)”来称呼他们，这个词一般翻译成“僧人”。按照佛教戒律，所有沙门都要守色戒，但尼雅的沙门显然没守。他们娶妻生子，并且跟普通人一样，也卷入诸如奶钱、养子地位之类的纠纷之中。这些佛教徒中的很多人尽管被称为沙门，却跟家人生活在一起。
　　另一些佛教徒则单独生活。有一则王令记载了国都僧团给尼雅僧团制定的一套规定。为了贯彻这些规定还派了两名长老来“掌管寺院(viharavala)”。这些新规定事关布萨(posatha)，即每逢初一、十五寺院里集中讲戒的活动，不出席或者“着在家人装”出席就要被罚纳绢。这种规定表明僧团成员只在参加集体仪式时才穿僧袍。93其他文书证明僧团定期集会，并且有法人身份可以见证财产转让，还可以判案。
　　有关尼雅佛教的很多材料都出自鲁斯塔姆发现的24号房文书群。这是一栋大房子，有十间屋子，每间长8米、宽6米，显然是富人的居所。24号房出土了四件非犍陀语文书，其语言是一种混合梵语，即古典梵语文法词汇与其较通俗形式的混合。四件文书包括用来背教理的一个音节表、梵文大史诗《摩诃婆罗多》的一个片段、一份列出了僧人戒律的波罗提木叉(pratimoksha)文书，还有一个长木板，上面写着勤洗佛像的人会得到很多好处，既有实际的好处，比如“好脸色”、“气味香甜的身体”，也有佛教徒的终极愿望，“跳出生死轮回”。94显然，僧团成员会参加浴佛等仪式。24号房有一个大厅和九间房，可能是佛教徒集会的主要场所。有人长期住在这里。不住在这里的佛教徒在仪式结束后就换上便服回家了。
　　有一封佉卢文信札极为有趣，引起了许多研究者的关注，因为里面提到了“大乘”一词。大乘信徒相信在家人也能成佛，而之前认为只有出家人才能达到涅槃。大乘信徒给这种说法贴上了小乘的标签，以示贬损。佛教史家近来改变了之前对大乘小乘非黑即白非此即彼的看法。95不同部派间的戒律略有差别，僧人根据所持戒律不同而归属于不同部派。在三、四世纪的中亚，最活跃的佛教部派是说一切有部和法藏部。受戒之后，部派中一些人选择修习大乘教法，另一些人则不。其结果是大乘信徒与不接受大乘教法的人生活在一起。
　　提到“大乘”的这封信与其他许多信件一样，以颂扬收信人美德开头。此处收信人是一位名叫Shamasena的cozbo官：“大cozbo官Shamasena足下，您人神共爱、人神共尊、有美名保佑，您阐明大乘，您的外貌让人无穷欢喜，tasuca官……向您致敬，愿您玉体健康。”“阐明大乘”这个词组至少曾在另外两处碑铭中出现过。一处在安德悦，时代为三世纪中叶，内容是赞颂鄯善国王。另一处是阿富汗巴米扬的四世纪写本，内容是对迦腻色伽继承人胡维什卡(Huvishka)的赞颂。96使用这一短语并不能揭示大乘信仰如何影响尼雅当地的佛教活动。从现存材料也看不出尼雅佛教属于哪一部派。
　　佛塔崇拜显然是尼雅佛教活动的一个重点。健陀罗移民沿着喀喇昆仑公路留下了那么多佛塔像，佛塔肯定是礼佛的焦点。尼雅最大的遗迹便是一座佛塔，其基座为方形，上半部为碗形，由土坯砖和混有草秆的泥做成。(见彩图6)这座佛塔位于遗址中心，高7米，底座高5.6米。佛塔中心的房间本来放的是佛骨以及捐给僧团的贵重物品。在斯坦因的时代盗墓贼早已将其洗劫一空，因此佛塔有些微微下陷。
　　尼雅遗址还有一座佛塔，也是方形，其遗迹由中日考察队在5号房附近发现。类似的方形建筑也曾发现于克里雅等丝路南道遗址。97佛教信徒右绕佛塔以表达虔信之心。尼雅佛塔周围过道上的墙上画着一个个单独的佛像，没有故事场景，克里雅遗址也是如此。
　　米兰在尼雅以东，位于尼雅和楼兰的正中间。斯坦因在这里发现了更为精美的佛教建筑。98此处婆罗米字母、佉卢字母并行，表明其年代晚于尼雅，最有可能是公元400年之后不久。佛教徒在这里绕塔礼佛。佛塔为圆形，上有屋顶，中心柱中有佛陀遗骨，周围墙上有佛教壁画。这座圆形建筑的屋顶已经坍塌，因此斯坦因必须让人清走沙子才能把原来的过道暴露出来。过道里还有很早以前信徒们放在这里的供品。
　　在米兰三号遗址(M3)发现了一个可能是信徒做的布制风景画，背景上缝着用丝绸和棉花做的花。还发现了很多块布，上面有佉卢文，写着为供养人亲属健康祈福的话。斯坦因发现的壁画格外惊人，在墙的下半部、与腰线齐平的位置以下，有16幅有翼天使的画像，这些天使有着西方人的面部特征。(见彩图5B)天使上方的壁画只有部分保存了下来，从中斯坦因可以看出佛陀及弟子的画像。这些壁画描绘了佛陀一生中的不同场景。这种故事画比尼雅发现的单独佛像时代要晚一些。
　　60米外的另一座建筑与M3类似，也是有屋顶的圆形佛塔，周围有带壁画的走廊。M5残留的壁画比M3要多，斯坦因可以看出一个佛传故事的场景。画中佛陀是名年轻王子，正骑马离开父亲的宫殿。画师Tita用佉卢文签名并记下了得到的报酬。斯坦因总能很敏锐地看出来自西方的影响。他认为Tita是罗马画师，本名是Titus。即使画师只是有异国名字的西域人，但壁画中所用的形象，特别是下半部分的有翼天使和波浪形的花环，都借自罗马艺术，有可能是罗马帝国东部边境叙利亚地区的画师带来的，或者是从图册上临摹的。
　　楼兰人在条件恶劣的沙漠中一直居住到五世纪。现存文书并未解释楼兰、米兰和尼雅为什么被废弃。克里雅等丝路南道遗址被废弃时有明显环境恶化的痕迹，然而考古学家在尼雅曾发现石化了的健康树木，有些大得可以砍下作木材，其年代为三到四世纪。99
　　尼雅遗址的种种迹象都表明当地人本来准备再回来。好几处地方都存有不少小米。文书也被小心掩埋，为了之后能再找得到，还在洞口做了记号。当地居民在离开前有充足的时间收拾行李。斯坦因注意到，这里几乎没有留下任何有价值的东西。也许于阗人或者苏毗人来袭迫使他们离开，之后再也没能回来。
　　关于楼兰最后的情况只有著名求法僧法显留下的材料。公元401年，法显路过楼兰有如下记载：
　　其地崎岖薄瘠。俗人衣服粗与汉地同，但以毡褐为异。其国王奉法。可有四千余僧，悉小乘学。诸国俗人及沙门尽行天竺法，但有精粗。100
　　我们无法确定他到底到了哪个城市。由于以楼兰为都的政权被另外一个本地政权所取代，楼兰城在公元376年被废弃。中国正史中提到过五世纪前半叶的鄯善国。此时，鲜卑人建立的北魏正在逐步征服中国北方的各个小政权。公元450年，鄯善王臣服于北魏。二十年之后，漠北的中亚部落联盟柔然占领鄯善。
　　公元五世纪的西域动荡不断，穿越塔克拉玛干的交通停滞了。公元500年之后，中国史书不再把鄯善作为目的地提及，大多数人改走塔克拉玛干北道，而这正是我们下一章的主题。101
　　笔者之前发表过两篇关于尼雅的文章：“Religious Life in a Silk Road Community：Niya During the Third and Fourth Centuries，”in Religion and Chinese Society，ed.John Lagerwey(Hong Kong：Chinese University Press，2004)，1：279-315；“The Place of Coins and Their Alternatives in the Silk Road Trade”，上海博物馆编：《丝绸之路古国钱币及丝路文化国际学术讨论会文集》(上海：上海书画出版社，2011)，83—113页。
　　*1 傅介子(?—公元前65年)。
　　*2 木简图片在国际敦煌项目的网站上可以看到，http：//idp.bl.uk/，检索T.O.16，结果中第一件便是，读者朋友可以自己辨认一下。
　　*3 Palmyra，在今叙利亚境内。
　　*4 原文为：“……入三百一十九匹今为住人买綵四千三百廿六匹”(L.A.II.ii孔木46)。
　　1 本章关于斯坦因在尼雅发掘的讨论主要基于M.Aurel Stein，Ancient Khotan：Detailed Report of Archaeological Explorations in Chinese Turkestan(Oxford：Clarendon，1907)，1:310-315；2:316-385。
　　2 Aurel Stein，On Central-Asian Tracks：Brief Narrative of Three Expeditions in Innermost Asia and North-Western China(London：Macmillan，1933)，1-2；Valéria Escauriaza-Lopez，“Aurel Stein's Methods and Aims in Archaeology on the Silk Road，”in Sir Aurel Stein，Colleagues and Collections，ed.Helen Wang，British Museum Research Publication 184(London：British Museum，forthcoming).
　　3 该河又名Konche-daria或Qum-darya。
　　4 中日联合探险队发表了两份报告，第一份是《中日日中共同尼雅遗迹学术调查报告书》(乌鲁木齐：维吾尔自治区文物局，1996)，其内容涵盖了1988年到1993年的发掘，1994—1997年的发掘工作写在三卷本的第二份报告中，书名相同，出版于1999年。感谢林梅村把这套书带到纽黑文来。
　　罗布泊地区的早期考察包括俄国人普尔热瓦尔斯基1876—1877年的考察、美国耶鲁大学地理学教授亨廷顿1906年的考察、日本大谷探险队1908—1911年的考察、斯坦因1914年的考察、黄文弼1930年和1934年的两次考察，新疆考古所1959年和1980—1981年的两次考察，以及中日联合考察队1988—1997年的发掘。关于这些考察的历史综述，见王炳华：《尼雅考古百年》，《西域考察与研究续编》(乌鲁木齐：新疆人民出版社，1998)，161—186页。
　　5 Jean Bowie Shor，After You，Marco Polo(New York： McGraw-Hill，1955)，172；John R.Shroder，Jr.，Rebecca A.Scheppy，and Michael P.Bishop，“Denudation of Sma11 Alpine Basins，Nanga Parbat Himalaya，Pakistan，”Arctic，Antarctic，and Alpine Research 31，no.2(1999)：121-127.
　　6 Jason Neelis，“La Vieille Route Reconsidered：Alternative Paths for Early Transmission of Buddhism Beyond the Borderlands of South Asia”，Bulletin of the Asia Institute 16(2002)：143-164.
　　7 Antiquities of Northern Pakistan：Reports and Studies，vol.1，Rock Inscriptions in the Indus Valley，ed.Karl Jettmar(Mainz，Germany：Verlag Philipp von Zabern，1989)．
　　8 Richard Salomon，Indian Epigraphy：A Guide to the Study of Inscriptions in Sanskrit，Prakrit，and the Other Indo-Aryan Languages(New York：Oxford University Press，1998)，42-56.
　　9 Richard Salomon，“New Manuscript Sources for the Study of Gandhāran Buddhism，”in Gandhāran Buddhism：Archaeology，Art，and Texts，ed.Pia Brancaccio and Kurt Behrendt (Vancouver：UBC Press，2006)，135-147．关于这一地区佛教部派早期历史的更多情况，见Charles Willemen，Bart Dessein，and Collett Cox，eds.，Sarvāstivāda Buddhist Scholasticism(Leiden，the Netherlands：Brill，1998)。
　　10 套语表格见Neelis，“Long-Distance Trade，”323-326。
　　11 Jettmar，Antiquities of Northern Pakistan，1:407.
　　12 Corpus Inscriptionum Iranicarum，part 2，Inscriptions of the Seleucid and Parthian Periods and of Eastern Iran and Central Asia，vol.3，Sogdian，section 2，Sogdian and Other Iranian Inscriptions of the Upper Indus，by Nicholas Sims-Williams(London：Corpus Inscriptionum Iranicarum and School of Oriental and African Studies，1989)，23，Shatial I inscription 254，这里为方便阅读省略了括号。根据吉田丰的修正对Nicholas Sims-Williams的译文做了改动，以体现文中提到了塔什库尔干。见Etienne de la Vaissière，Sogdian Traders：A History，trans.James Ward(Boston：Brill，2005)，81页注42。
　　13 Karl Jettmar，“Hebrew Inscriptions in the Western Himalayas，”in Orientalia：Iosephi Tucci Memoriae Dicata，ed.G.Gnoli and L.Lanciotti，vol.2(Rome：Istituto Italiano per il Medio ed Estremo Oriente，1987)，667-670，Plate 1.
　　14 C.P.Skrine生动地描绘了1922年翻越该山口的旅程，见氏著Chinese Central Asia(London：Methuen，1926)，4—6页。
　　15 根据在阿富汗发现的“罗巴塔克碑铭”，Joe Cribb和Nicholas Sims-Williams提出了一个新的贵霜王统世系，其中迦腻色伽的统治开始于公元100或120年，见氏著“A New Bactrian Inscription of Kanishka the Great，”Silk Road Art and Archaeology 4(1995—1996)：75-142。Harry Falk通过分析天文文献提出公元127年为迦腻色伽统治开始的年份，见氏著“The Yuga of Sphujiddhvaja and the Era of the Kusānas，”Silk Road Art and Archaeology 7(2001)：121-136。虽然Falk给出的年代还没有被普遍接受。但学界中很多人都认为迦腻色伽的统治可能开始于公元120到125年之间。Osmund Bopearachchi提出贵霜于公元40年左右开国，见氏著“New Numismatic Evidence on the Chronology of Late Indo-Greeks and Early Kushans”，见上海博物馆编：《丝绸之路古国钱币》，259—283页。
　　16 正史编纂者、编撰或出版时间的列表见Endymion Wilkinson，Chinese History：A Manual，rev.ed.(Cambridge，MA：Harvard University Asia Center，2000)，503-505。
　　17 Lin Meicun，“KharosthīBibliography：The Collections from China(1807-1993)，”Central Asiatic Journal 40(1996)：189.林教授翻译了《出三藏记集》的《支谦传》，《大正新修大藏经》(东京：大正新修大藏经刊行会，1962-1990)2145号，55:97b。
　　18 Erik Zürcher，“The Yüeh-chih and Kaniska in Chinese Sources，”in Papers on the Date of Kaniska，ed.A.L.Basham(Leiden：E.J.Brill，1968)，370；范晔《后汉书》卷47，1580页；余太山：《两汉魏晋南北朝正史西域传要注》(北京：中华书局，2005)，281页注221。余著对中华书局版正史是个很有价值的补充，因此本书注释中也会引用余著(以下简称《西域传》)。
　　19 中国正史记载，其中一部分所谓大月氏迁至了印度西北，人数较少的另一部分小月氏在新疆南部尼雅附近定居。学者对于这段描述的可靠性和准确性有极大的分歧。John Brough认为这些叙述必然有些事实基础，但没有其他独立证据能用来判断其中有多少事实成分。与之后的时代一样，中亚有很多民族，大部分是游牧民族。即使仅仅只隔一代人的时间，便很难再得到准确的信息。至少应该承认，传统叙述在试图解释为何帕米尔以东有月氏人(所谓“小月氏”)。见氏著“Comments on Third-Century Shan-shan and the History of Buddhism，”Bulletin of the School of Oriental and African Studies 28(1965)：585。
　　早先，日本历史学家白鸟库吉在他的粟特史中提到：“有人注意到中国传统史家对于把外族的起源追溯到中国某物或者汉语文献中的某个名字非常着迷。”白鸟库吉继而给出了几个很有说服力的例子：中国人为匈奴人、日本人，甚至世界最西端的大秦人(可能对应的是罗马人)都安上了中国故乡。见氏著“A Study on Su-t'ê，or Sogdiana，”Memoirs of the Research Department of the Toyo Bunko 2(1928)：103.然而其他人认为正史作者这样说一定有其事实基础。Francois Thierry，“Yuezhi et Kouchans：Pièges et dangers des sources chinoises，”in Afghanistan：Ancien carrefour entre l'est et l'ouest，ed.Osmund Bopearachchi and Marie-Francoise Boussac(Turnhout，Belgium：Brepols，2005)，421-539.
　　Craig G.R.Benjamin考察了所有论据(该作者不通汉语，但对于数量庞大的俄文考古文献却很熟悉)，认为没有考古证据显示有移民曾迁出新疆又返回。见氏著The Yuezhi：Origin，Migration and the Conquest of Northern Bactria(Turnhout，Belgium：Brepols，2007)。对这一问题有兴趣的读者应该先读Thierry的文章和Benjamin的书，二者都考察了大量探讨这一问题的二手文献。
　　20 对斯坦因第四次考察的简述见Mirsky，Sir Aurel Stein，466-469。兰州大学授王冀青充分研究了斯坦因所拍相片、他关于被没收文物的信件，以及这些文物的重要性。他有一篇英文文章“Photographs in the British Library of Documents and Manuscripts from Sir Aurel Stein's Fourth Central Asian Expedition，”British Library Journal 24，no.1(Spring 1998)：23-74，是他著作的缩略版。见《斯坦因第四次中国考古日记考释：英国牛津大学藏斯坦因第四次中亚考察旅行日记手稿整理研究报告》(兰州：甘肃教育出版社，2004)。
　　21 Mirsky，Sir Aurel Stein，469页所引斯坦因1931年2月3日致包德利图书馆阿伦信件。
　　22 Enoki Kazuo，“Location of the Capital of Lou-lan and the Date of the Kharosthī Inscriptions，”Memoirs of the Research Department of the Toyo Bunko 22(1963)：129n12；Hulsewé，China in Central Asia，10-11.
　　23 《汉书》卷96上，3875—3881页；余太山：《西域传》，79—93页；译文见Hulsewé，China in Central Asia，7-94。
　　24 一里的长度随时间地点有所变化。汉朝时一里大约为400米。Cambridge History of China，vol.1，The Ch'in and Han Empires，221 B.C.-A.D.220，ed.Denis Twitchett and Michael Loewe(Cambridge，UK：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86)，xxxviii页中给出一里的长度为0.415公里并注释道：“在某些语境下，里是虚指，小表示精确的距离。”
　　25 Hulsewé，China in Central Asia，29.从斯坦因报告的照片中读不出这些字。中国学者将印文读作“诏鄯善王”。孟凡人：《楼兰鄯善简牍年代学研究》(乌鲁木齐：新疆人民出版社，1995)，261页，625号，N.xv.345。斯坦因还发现了一枚印章，印文作“鄯善郡印”，Ancient Khotan，N.xxiv.iii.74。
　　26 Aurel Stein，Serindia：Detailed Report of Explorations in Central Asia and Westernmost China(Oxford：Clarendon，1921)，1：219；1：415(Rapson认为楼兰就是Kroraina)；1：217-281，3：彩图9(House 14)；1：227(鲁斯塔姆的发现)；1：226(24号房的大小)；1：530(M5遗址的壁画)。
　　27 Brough，“Comments on Third-Century Shan-shan，”591-592.
　　28 《汉书》卷96上，3878—3879页；余太山：《西域传》，84—86页；Hulsewé，China in Central Asia，89-91；Brough，“Comments on Third-Century Shan-shan，”601。
　　29 Helen Wang，Money on the Silk Road，25—26页提醒笔者注意这个发现；Aurel Stein，Innermost Asia：Detailed Report of Explorations in Central Asia，Kansu and Eastern Irān(Oxford：Clarendon，1928)，287—292页详细讨论了这一发现。
　　30 211枚钱币中有50枚现藏于伦敦，年代为公元前86年到公元前1年。这些发现将新疆发现的最古五铢钱的年代推到了公元前。Helen Wang，Money on the Silk Road，295-296.
　　31 Stein，Innermost Asia，290.
　　32 居延(内蒙古额济纳旗，甘肃金塔县东北90公里)和疏勒(敦煌、酒泉附近)发现的文书证实了汉朝曾在此处大量驻军。文书记载了公元前140年至公元前32年超过十万文的大笔支出。官府向士兵发放钱币，士兵用发给他们的钱币购买衣服等物品。Helen Wang，Money on the Silk Road，47—56页中对这些材料进行了详细的剖析。
　　33 Mariner Ezra Padwa分析了尼雅的每座房屋，见氏著“An Archaic Fabric：Culture and Landscape in an Early Inner Asian Oasis(3rd-4th century C.E.Niya)”(Ph.D.diss.，Harvard University，2007)。
　　34 玉被称做“琅玕”和“玫瑰”。简无纪年，但其隶书水平非常高，据此国学大师王国维认为其年代必晚于公元75年、早于汉朝灭亡的公元220年。见氏著《观堂集林》(北京：中华书局，1959)，第833—834页。
　　沙畹认为这些文书与遗址出土的其他材料同时代，年代为三四世纪。见氏著Les documents chinois découverts par Aurel Stein dans les sables de Turkestan oriental(Oxford：Oxford University Press，1913)，199-200。最新的录文来自孟凡人：《楼兰鄯善简牍年代学研究》，269—271页。
　　35 N.xiv.iii；孟凡人：《楼兰鄯善简牍年代学研究》，269页，668号。
　　36 N.xiv.ii.6，N.xiv.ii.19，N.xiv.ii.12.8；具体讨论见王冀青：《斯坦因第四次中亚考察所获汉文文书》，《敦煌吐鲁番研究》第3卷(1998)，286页。
　　37 N.xiv.ii.1；具体讨论见王冀青上引文，264页。
　　38 孟凡人：《楼兰鄯善简牍年代学研究》，262页，627号(N.xv.109)，628号(N.xv.353)，629号(N.xv.314)；264页，639号(N.xv.152)；具体讨论见程喜霖：《唐代过所研究》(北京：中华书局，2000)，39—44页；王炳华：《精绝春秋：尼雅考古大发现》(上海：浙江文艺出版社，2003)，101页。
　　39 Stein，Innermost Asia，288，743.J.P.Mallory and Victor H.Mair's Tarim Mummies是英文中对这些发现最好的概述。
　　40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博物馆考古队：《新疆民丰大沙漠中的古代遗址》，《考古》1961年第3期，119—122页，126页，彩图1-3。当时新疆博物馆和新疆考古所联合组成了新疆博物馆考古队。
　　41 照片见马承源、岳峰：《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丝路考古珍品》(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1998)，273页，图62。
　　42 Eric Trombert，“Une trajectoire d'ouest en est sur la route de la soie：La diffusion du cotton dans l'Asie centrale sinisée，”in La Persia e l' Asia Centrale：Da Alessandro al X secolo(Rome：Accademia Nazionale dei Lincei，1996)，212页注25和注27；李昉：《太平御览》(北京：中华书局，1960)卷820，3652—3653页，“白叠条”(棉布)。
　　43 见《1960年新疆民丰县北大沙漠中古遗址墓葬区东汉合葬墓清理简报》，《文物》1960年第6期，9—12页，插图5-6。
　　44 文字为“王侯合昏千秋万岁宜子孙”，《新疆文物古迹大观》(乌鲁木齐：新疆人民出版社，1999)，图0118。M3和M8墓葬中织物的进一步分析见王炳华：《精绝春秋》，11—20页。
　　45 《后汉书》卷88，2909页；余太山：《西域传》，233页。
　　46 斯坦因在第三次考察期间发掘营盘遗址时发现了一些佉卢文书，这表示这里在三、四世纪时还有人居住(Innermost Asia，749—761页)。最近发现的佉卢文材料见林梅村：《新疆营盘古墓出土的一封佉卢文书信》，《西域研究》2001年第3期，44—45页。
　　47 周学军、宋伟民编：《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丝路考古珍品》(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1998)，63—74页，图132(死者照片)，图133(面罩细部)，图134(红色织物细部)。
　　48 王炳华，私下交流，2005年秋；《汉书》卷96下，3912页；余太山：《西域传》，201页。
　　49 胡平生：《胡平生简牍文物论集》(台北：兰台出版社，2000)，190—192页。
　　50 侯灿、杨代欣：《楼兰汉文简纸文书集成》(成都：天地出版社，1999)。
　　51 伊藤敏雄：《魏晋期楼籣屯戍における交易活動をめぐつて》，《小田義久博士還曆記念东洋史论集》(京都：龙谷大学东洋史学研究会，1995)，4页，7页。
　　52 Yü Ying-shih，“Han Foreign Relations，”in Twichett and Loewe，Cambridge History of China，1：405-442；孟池：《从新疆历史文物看汉代在西域的政治措施和经济建设》，《文物》1975年第5期，27—34页。
　　53 伊藤敏雄：《魏晋期楼蘭屯戍における水利開発と农业活动——魏晋期楼蘭の基础的整理(3)》(以下简称《魏晋期楼蘭屯戍》)，《歴史研究》28(1991)，20页。
　　54 Stein，Serindia，373-374，432，701页图版XXXVII。
　　55 伊藤敏雄在《魏晋期楼蘭屯戍》中对这些文书进行了仔细的录文和研究。
　　56 “粟特胡楼兰”字面意思为“楼兰的粟特人”，见Chavannes，Documents chinois，886页；侯灿、杨代欣：《楼兰汉文简纸文书集成》，61—62页。
　　57 简上没写哪种牲畜，但量词“匹”显示交易物是马。简上也没写支付者是谁。支付接收者(“住人”)的身份亦不明。孟凡人和段晴认为该词指商人，伊藤敏雄认为“住人”是在戍堡中长住的汉人，见氏著《魏晋期楼蘭屯戍》，4—5页。该文书最先发表于August Conrady，Die chinesischen Handschriften und sonstigen Kleinfunde Sven Hedins in Lou-lan(Stockholm：Generalstabens Litografiska Anstalt，1920)，46号，124—125页；最近发表于侯灿、杨代欣：《楼兰汉文简纸文书集成》，107页。
　　58 Vaissière，Sogdian Traders，58；关于安德悦骆驼买卖的解说见58页。
　　59 表格见孟凡人：《楼兰简牍的年代》，《新疆文物》1986年第1期，33页。
　　60 伊藤敏雄：《魏晋期楼蘭屯戍》，22—23页。
　　61 Brough，“Comments on Third-Century Shan-shan，”596-602.
　　62 中日联合考察队发现了在已知五王之前在位的童格罗伽王(Tomgraka)，以及五王之后于336—359年在位的疏梨阇(Sulica)王的证据。林梅村：《尼雅新发现的鄯善王童格罗伽纪年文书考》，《西域考察与研究续编》(乌鲁木齐：新疆人民出版社，1998)，39页。有些学者对于布腊夫提出的年代持不同意见。有人提出了受封“侍中”年代的新说。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新疆考古专家孟凡人列出了四位学者(布腊夫、榎一雄、长泽和俊、马雍)提出的五王年代。这些说法中五王在位的起始年份最早为203年，最晚为256年，结束年份最早为290年，最晚为343年。孟凡人支持242—332年说，见氏著《新疆考古史地论集》(北京：科学出版社，2000)，115页，117页。
　　63 Thomas Burrow，“Tokharian Elements in Kharosthī Documents from Chinese Turkestan，”Journal of the Royal Asiatic Society，1935：666-675.
　　64 T.Burrow，A Translation of the kharosthī Documents from Chinese Turkestan(London：The Royal Asiatic Society，1940)，no.292，no.358(难民成为奴隶)。Burrow翻译了他能读通的文书并略去了残片。包括未译文书在内的所有文书转写见A.M.Boyer，E.J.Rapson，and E.Senart，Kharosthī Inscriptions Discovered by Sir Aurel Stein in Chinese Turkestan，3 vols.(Oxford：Clarendon，1920-1929)。书中给出了斯坦因的原始编号以及Burrow使用的新编号(1-764)，以及斯坦因考古报告中的相关页码，还包括亨廷顿发现的六件文书。中日联合考察队又发现了二十三件，由莲池利隆转写并译成日语，见《尼雅遗迹学术调查》1：281—338页，2：161—176页。这些文书很多尚未被译成英语。
　　65 Stein，Central Asian Tracks，103-104.
　　66 斯坦因对这次发现的描述见Serindia，1：225—235页。这组文书的Burrow编号为516-592号。
　　67 Burrow 582号。赤松明彦：《楼蘭·ニャ出土カロシュテイー文书について》，富谷至编著：《流沙出土の文字资料：楼蘭·尼雅(ニャ)文书を中心に》(京都：京都大学学術出版会，2001)，369—425页，特别是391—393页。
　　68 Burrow 581号。
　　69 图片见Susan Whitfield and Ursula Sims-Williams，eds.，Silk Road：Trade，Travel，War，and Faith(Chicago：Serindia，2004)，150页。
　　70 Burrow 1号。
　　71 cozbo也拼做cojhbo。因为佉卢文中没有表示/z/的字母，但伊朗语中有这个音，楼兰人便用佉卢字母j加上标来表示/z/。这个字母被Boyer等人转写做jh。cozbo几乎肯定是个伊朗语词汇，是尼雅文书中最常出现的头衔，约四十个人带有这个头衔。见T.Burrow，The Language of the KharosthīDocuments from Chinese Turkestan(Cambridge，UK：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37)，90-91。Christopher Atwood，“Life in Third-Fourth Century Cadh'ota：A Survey of Information Gathered from the Prakrit Documents Found North of Minfeng(Niya)，”Central Asiatic Journal 35(1991)：195-196.文中有cozbo官姓名及其所出现文书编号的表格，非常有用。Atwood指出cozbo这一头衔有三种不同含义：“一州之长”、“某种副官”、“泛指官员”。
　　72 赤松明彦描述了五类文书(楔形木板[W]，长方形木板[R]、takhti形木板[T]、椭圆形木板[O]、皮制文书[L]及其他)，给出了每一类的照片，并作出很有说服力的分析。他把文书中指称不同命令类型的术语与现存文书联系了起来。文中还有一个非常清晰易懂的表格，列出尼雅、楼兰发现的每件佉卢文书的发现地及其类型。见氏著《楼蘭·ニヤ出土カロシユテイー文书について》，410—412页。
　　73 Thomas R.Trautmann，Kautilya and the Arthasāstra：A Statistical Investigation of the Authorship and Evolution of the Text(Leiden，the Netherlands：Brill，1971).
　　74 Kautilya，The Arthashastra，ed.and trans.L.N.Rangarajan(New Delhi：Penguin Books India，1992)，213-214，380.
　　75 Hansen，“Religious Life in Silk Road Community，”290-291.
　　76 Burrow 39号、45号、331号、415号、434号、592号。
　　77 Burrow 569号，另见19号、54号、415号及其他许多文书。
　　78 Burrow 207号；Atwood，“Life in Third-Fourth Century Cadh'ota，”167-169。
　　79 Helen Wang认为muli的意思是“价格”，来自梵语mūlya，原意为“价格”或“价值”。一muli等于一milima，即一粒谷。对于在尼雅使用的不同类型的钱币，详细讨论见氏著Money on the Silk Road，65—74页。
　　80 Helen wang，Money on the Silk Road，37—38页所引蒋其祥的文章载于《舟山钱币》1990年第1期，6—11页，1990年第2期，3—10页、1990年第3期，8—13页、1990年第4期，3—11页。文中称目前共发现汉佉二体钱352枚，其中256枚藏于大英博物馆。Francois Thierry，“Entre Iran et Chine，la circulation monétaire en Sérinde de ler au IXe siècle，”in La Serinde，terre d'échanges：Art，religion commerce du Ier au Xe siècle，ed.Jean-Pierre Drège(Paris：Documentation Francaise，2000)，122-125。文中概述了和田与尼雅发现的文书和钱币，非常有用。
　　81 Burrow 431-432号。
　　82 Burrow 133号。其他涉及金子但非金币的交易见177号和494号。
　　83 Burrow 324号。伯希和接受F.W.Thomas的意见，认为佉卢文书中提到的Supiye和Supiya人就是七、八世纪吐蕃文书中的孙波(Sumpa)人，见氏著Notes on Marco Polo，vol.2(Paris：Imprimerie National，1963)，712-718; Thomas，trans.，Tibetan Literary Texts and Documents Concerning Chinese(London：Royal Asiatic Society，1935)，9-10，42，156-159。
　　84 Burrow 494号。
　　85 Burrow 255号：说话者“从这个汉人口中”听到有地可用。文书686A和B记载了汉人开具的走失母牛的收据。
　　86 Burrow 35号。
　　87 Burrow 660号。
　　88 Burrow 14号。这些地名吸引和困扰了历史地理学者超过一个世纪之久，关于Nina的位置无法达成共识。见Heinrich Lüders，“Zu und aus den Kharosthī-Urkunden，”Acta Orientalia 18(1940)：15-49，地名讨论见36页。中日联合考察队的第一次报告的作者认为Nina是乌宗塔提，《尼雅遗迹学术调查》第一卷，235—236页。吉田丰提出Nina是尼雅遗址的古名，见《コ一タン出土8-9世纪のコ一タン語世俗文书に関する觉ぇ书き》(神戸：神戸市外国语大学外国学研究所，2006)，20页。
　　89 见Burrow 136号、355号、358号、403号、471号、629号、632号、674号。译文经耶鲁大学梵语与比较语文学Edward E.Salisbury荣休教授Stanley Insler修订。私下交流，2006年11月14日：“该词是‘palayamna-’，是动词palāyati的分词。动词的意思是‘跑走、逃亡、逃跑’……我认为Burrow将其译做‘逃犯’没有问题，但也许译做‘逃跑者’或者‘逃户’更好。”
　　90 Burrow 149号。Heinrich Lüders，“Textilien im alten Turkistan”，Abhandlungen des Preussischen Akademie des Wissenschaften，Philosophisch-Historische Klasse 3(1936)：1-38.其中讨论了佉卢文书中很多织物术语的词源。遗憾的是，21—24页中的讨论并未给定somstamni的意思。māsa一词的含义难住了很多分析者。大英博物馆馆员Helen Wang提出了一个很有意思的解释。她认为这个词可能指五铢钱，是这名逃户路上用的，见Money on the Silk Road，68页。
　　91 Burrow 566号。另见318号，这是另一次抢劫的报告，其中列出了被劫后又被找回来的各种织物。
　　92 文书中商人一词为vaniye(来自梵语vanij)。2008年8月17日，Stefan Baums非常友善地帮笔者检索了“早期佛教手稿项目”的数据库，发现该词没有在其他地方出现过。
　　93 Burrow 489号。
　　94 Burrow 510号、511号、512号、523号。讨论见Hansen，“Religious Life in a Silk Road Community，”296-300。
　　95 Jonathan A.Silk，“What，if Anything，is Mahāyāna Buddhism? Problems of Definitions and Classifications，”Numen 49，no.4(2002)：355-405.
　　96 Richard Salomon，“A Stone Inscription in Central Asian Gandhārī from Endere，Xinjiang”，Bulletin of the Asia Institute 13(1999)：1-13．
　　97 Corinne Debaine-Francfort and Abduressul Idriss，eds.，Kériya，mémoire d'un fleuve：Archéologie et civilisation des oasis du Taklamakan(Suilly-la-Tour，France：Findakly，2001)．
　　98 Stein，Serindia，1：485-547.
　　99 王炳华：《精绝春秋》，121页。
　　100 法显：《高僧法显传》，《大正新修大藏经》51卷，2085号，857a。比较Samuel Beal，trans.，si-yu-ki Buddhist Records of the Western World translated from the Chinese of Hiuen Tsiang(A.D.629)(1884；repr.，Delhi：Motilal Banarsidass，1981)，xxiv。关于法显路线的讨论见Marylin Martin Rhie，Early Buddhist Art of China and Central vol.1，Later Han，Three Kingdoms，and Western chin in China and Bactria to Shan-shan in Central Asia (Leiden，The Netherlands：Brill，1999)，354。
　　101日本学者桑山正进对印度、中国间道路的变迁做了大量的研究。见Kuwayama Shōshin，Across the Hindukush of the First Millennium：A Collection of the Papers(Kyoto：Institute for Research in Humanities， Kyoto University 2002)；Enoki Kazuo，“Location of the Capital of Lou-lan，”125-17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