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代伊朗(包括波斯、安息等王朝)对于早期东西方文明的交流和发展至关重要。波斯、安息时代，伊朗一带的地理环境及气候条件与现今相近，大部分地区是干燥少雨的高原，如著名的卡维尔盐滩，又称中央荒漠盆地，占据了伊朗国土面积的一半。这样的地理环境，决定了古伊朗文明主要是绿洲文明，绿洲是最初的农耕文明中心。绿洲地区由于耕地少、人口多，因而古代伊朗人有经商的传统，绿洲之间沟通往来的商路向东、向西扩展，成为日后丝绸之路的一部分。成群的商队穿过帝国境内来往于中国、印度和美索不达米亚的商业中心之间，商船载着金属、染料、食品和玻璃等在波斯湾和地中海沿岸航行。波斯商人的精明能干也渐渐为世人所知。
　　古代世界文明的发祥地主要分布在欧亚大陆北纬20°-50°之间。东面是中华文明，北面是草原文明，中间是伊朗文明，南部是印度文明，西部有古希腊和埃及文明。伊朗正处于古代世界文明地区分布的中间位置，古代东西方文明交汇、传播的中心。公元前2世纪末，即中国西汉、伊朗安息和古罗马时期，古代丝绸之路全线贯通。通过丝绸之路，古代波斯人不但接触到其他文明，而且从控制丝绸之路贸易中得以积聚财富，发展起瑰丽的波斯文化和艺术。
　　中国和伊朗两个文明古国，从中国秦朝时期就有了往来。秦汉时代中国和伊朗的联系，是通过立国于里海东南的安息帝国实现的。公元前119年，汉武帝第二次派遣张骞出使西域，到达乌孙的张骞向中亚、西亚、南亚分别派遣使节和骆驼商队。副使的队伍开赴安息，由于塞伽人正大批动迁，安息王为确保汉使的顺利抵达，特派2万骑兵在东部边界木鹿(今马里)迎候，经数千里护送，将汉使送抵国都番兜城，番兜城在今沙赫鲁德附近。汉使返国，安息王也派使节随团东去，到达长安。安息使者的礼物最引起汉代宫廷注意的是大鸟(鸵鸟)卵和眩人(魔术师)。鸵鸟卵在汉代宫廷中被当做来自西方仙国的一种象征。眩人，极可能是琐罗亚斯德教擅长巫术的祭司。东汉末年，安息王的太子、佛教高僧安世高也曾来汉访问，并在中国停留3年。
　　随着双方友好往来，汉文化传至西域，西域文化传来中国，中国、伊朗等国的丝绸之路也全面畅通，为两国的经济及文化交流开辟了新纪元。中国的丝绸、瓷器以及打井、炼铁、制漆、缫丝等工艺源源传入伊朗等西亚诸国，伊朗的物产，如蚕豆、苜蓿、葡萄、胡桃、石榴等，也源源传入中国。另外，安息文化中的石雕艺术、魔术与杂技、安息的乐器、纹饰尤其是龙纹大大丰富了中国汉代的文化。
　　波斯在萨珊王朝时期与中国的关系更为密切。7世纪中，波斯为大食所灭。波斯末代王伊嗣俟在贞观十三年(639年)派使者没似半来到中国。贞观二十一年(647年)，波斯使者又献活褥蛇。翌年，波斯使者频频抵达长安，旨在取得唐朝的支援，以对抗阿拉伯人。不久，伊嗣俟在战争中死去。公元662年，唐朝册封伊嗣俟的儿子卑路斯于锡斯坦的疾陵城，为波斯都督府的所在地，此后波斯使者不断到达长安。唐高宗咸亨四年(673年)，波斯王卑路斯兵败流亡长安，后于674年客死于长安。唐朝曾企图帮其子泥涅斯复国，但以失败告终，泥涅斯也于公元708年客死于长安，萨珊王朝至此绝嗣。波斯虽亡，但其西部部众犹存，仍与唐朝保持着密切关系，多次来唐通好。当时有许多波斯人流亡到中国，在中国落户。波斯商人的足迹遍于各地。在长安、洛阳、扬州、广州等城市中开设的波斯胡店，以经营宝石、珊瑚、玛瑙、香料、药品而驰名。著名的花间派词人李珣，就是留居在四川的波斯商人的后裔，他编著的《海药本草》中介绍了不少波斯药材。在吐鲁番、西宁、西安、太原以及广东的英德市都曾发现过波斯萨珊朝的银币，有的数量还很多，这证明唐朝和波斯的商业贸易是很繁盛的。波斯输入中国的东西很多，其中有菠菜和波斯枣。在吐鲁番阿斯塔那出土的唐联珠对鸟、猪头等纹锦的图案风格与波斯萨珊王朝的相似，猪头纹锦在织法上也受波斯织法的影响。波斯的马球运动在唐代流行。景教和摩尼教(又称拜火教、祆教)也由波斯传入中国。
　　在宋朝，战乱致使陆上的丝绸之路几度中断。这时，造船业开始发达，罗盘针相继使用，许多伊朗人经由海路来到中国广州、扬州和泉州等地经商，有的还在那里安家落户。这就是后人称之为海上的“陶瓷之路”。据记载，中国发行钞票的方法在元朝传到了波斯，后来，波斯钞票上的图案还保留了中国文字。当时，两国的史学家还合编史书《史集》。波斯等国的西域乐舞也盛行于长安。
　　元代是中伊文化交流的又一高潮，1253年秋，旭烈兀奉蒙哥汗的命令西征，进军伊朗，随军率有一批占星术士、医生和大批熟谙火炮、火器的军事技术人员。1256年，旭烈兀平定了伊朗境内的木剌夷人；1258年，攻陷巴格达，使国祚已逾600年的哈里发帝国就此灭亡。忽必烈继位后，旭烈兀在伊尔汗的名义下和大都北京保持着宗藩关系，使用汉文的印玺。蒙古境内的驿政制、分封制度和军事制度以及法律条款，都在伊朗和美索不达米亚得到移植。伊尔汗统治集团推行了蒙古百户、千户、万户制度的军事统治方式，实行贵族子弟宿卫的“怯薛”制，并将蒙古军事统制的分配制度“莎余儿合勒”建立在波斯流行的赋税制度“伊克塔”之上，以保障军队的给养；照样定期举行各地京王和贵族共商国是的庆典“库里尔台”，颁赐名为“质孙”的袍服等蒙古国俗，使伊朗社会的蒙古风大为流行。与此同时，中国和伊尔汗国的关系得到了加强，在忽必烈统治的中国和蒙古本部推行波斯语和波斯生活方式，使双方的交流进入又一个高峰。
　　在明代，明成祖和波斯的沙哈鲁王子曾先后互派300人和500人的大型代表团互访。郑和七次航海访问亚非各国，其中三次访问了波斯湾的忽鲁谟斯(即今霍尔木兹)。当时，随同郑和访问的费信曾写纪行诗句描写当地的风俗及特产。公元1516年，伊朗旅行家阿里·阿克巴尔撰写的《中国纪行》一书，后来成为中国与伊朗珍贵的史料和重要见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