欧洲来客
　　马可·波罗的家乡意大利威尼斯是一个古老的商业城市。他家祖辈世代经商，父亲和叔父常奔走于地中海东部，进行商业活动。公元1260年，他的父亲和叔父经商到过伊斯坦布尔，后来又到中亚的布哈拉，在那里他们俩遇到了一个波斯使臣，并和使臣一起到了中国，见到了元世祖忽必烈。公元1269年，马可·波罗已经15岁，他的父亲和叔父从东方回到了威尼斯，他们从东方带回的动人见闻，使得马可·波罗既羡慕又向往，他也很想做一个商人漫游东方。
　　两年之后，马可·波罗的美好愿望实现了。公元1271年，他的父亲和叔父再次动身去中国，决定带马可·波罗同行，于是年轻的马可·波罗以意大利威尼斯商人的身份，怀着了解东方的愿望，踏上了东行之途。他们由威尼斯起程，渡过地中海，到达小亚细亚半岛，经由亚美尼亚折向南行，沿着美丽的底格里斯河谷，到达伊斯兰教古城巴格达。由此沿波斯湾南下，向当时商业繁盛的霍尔木兹前进，继而从霍尔木兹向北穿越荒无人烟的伊朗高原，折而向东。在到达阿富汗的东北端时，马可·波罗由于适应不了高原山地的生活，不幸病倒了，只好停下来疗养。1年之后，马可·波罗恢复了健康，继续前进。他们启行不久又面临翻越帕米尔高原的艰苦行程。久病初愈的马可·波罗，以坚强的毅力克服了困难。从帕米尔高原下来之后来到喀什，沿着塔克拉玛干沙漠的西部边缘行走，抵达叶尔羌绿洲，继而向东到达于阗和且末，再经敦煌、酒泉、张掖、宁夏等地，费时3年半，于公元1275年夏抵达元代上都(今内蒙古自治区多伦县两北)。
　　马可·波罗到达大都时已经21岁，风华正茂，由父亲和叔父带着觐见忽必烈大汗。忽必烈非常高兴，在宫内设宴欢迎，并留他们在朝中居住下来。马可·波罗善于学习，很快熟悉了朝廷礼仪，掌握了蒙古语等语言。忽必烈在和马可·波罗的接触中，发现他具有敏锐的观察力。为了考察他的能力，忽必烈派他到云南去办事。当时，从上都到云南要走6个月的路程。马可·波罗一路留心观察风土人情，回到上都后，向忽必烈详细报告。例如，他看到云南人从盐井中取水，放在小锅里制成盐饼，盐饼上凸下平，打上特殊标记后，可作为货币流通，80个盐饼兑换一个金萨吉(金币名称)。可是，当商人将盐饼运到偏远山区后，按山区土人的落后情况以及离城市的路程远近，只用60个、50个，甚至40个盐饼就可换到手一个金萨吉。又如，有很多云南百姓随身带有毒药，遇上有被捕或受苦刑的危险，他们就吞服毒药自杀，以免遭受折磨。当地的政府官员得准备好狗屎，一旦发现犯人吞服了毒药，就强迫他们吞食狗屎，以引起呕吐，解除毒性……对于这些情况，忽必烈都听得十分认真。他夸奖马可·波罗聪明能干。以后，忽必烈经常派马可·波罗执行重要任务。马可·波罗曾到过济南、南京、九江、镇江、常州、苏州、杭州、泉州等地视察，曾在扬州当过3年总管，还出使国外，到过南洋的印尼、菲律宾、缅甸等好几个国家。
　　从公元1275年始一直到1292年初，马可·波罗和他的父亲、叔父在元朝政府任职，一晃17年过去了。他们毕竟是客居异域，思乡心切，他们也曾几次向皇帝提出要回意大利的愿望，但皇帝恩宠他们，再三挽留，而且也找不到合适的机会可以长途跋涉，始终没被皇帝批准。
　　公元1292年夏天，波斯伊尔汗国国王的一个妃子去世了，特地派使者到大都求亲。元世祖为了安定边疆，与邻国友好，也就答应了，并选择了一位叫阔阔真的皇族少女，准备远嫁，赐给伊尔汗国国王做王妃。伊尔汗国的使者得知后，当然很高兴，并且希望早日起程，但他考虑到公主年轻，长期在皇家娇生惯养，经不起陆路的长时间劳顿，建议取道水路去波斯。这一计划，得到元世祖的认可。那么由谁来护送公主?使者事先与马可·波罗及其父亲、叔父接触交谈过，知道他们对航海很有经验，比较熟悉，于是请求皇帝派马可·波罗及其父亲、叔父护送归波斯，皇帝也就同意了。
　　大约在公元1292年，马可·波罗父子与马飞阿、波斯使者一起，浩浩荡荡600余人，分乘14艘四桅的大海船从福建泉州起航，沿着万里南疆海域扬帆前进，穿过马六甲海峡，横渡印度洋，经霍尔木兹海峡，登陆到达波斯。花去2年又2个月时间。不巧，当时伊尔汗国国王已去世，于是将公主交给其子合赞汗。
　　当他们三人完成护送阔阔真公主的任务以后，便告别波斯伊尔汗国王，继续西行，取道两河流域、高加素，由黑海乘船到君士坦丁堡，再乘船渡过地中海，于1295年冬天回到阔别25年的故乡威尼斯。
　　这时候，他们离开威尼斯已经20多年。当地人长久没听到他们的消息，都以为他们死在国外了。现在看到他们穿着东方的服装回来，又听说他们到过中国，带回许多珍珠宝石，都轰动了。人们给马可·波罗起个外号，叫做“百万家产的马可”。
　　没有多久，威尼斯和另一个城邦热那亚发生冲突，双方的舰队在地中海打起仗来。马可·波罗自己花钱买了一条战船，亲自驾驶，参加威尼斯的舰队。结果，威尼斯打了败仗，马可·波罗被俘，关在热那亚的监牢里。
　　在当时，意大利人都知道马可·波罗长期旅居中国，经历很不平凡，广闻博见，才能出众。热那亚当局并不想处死他，反倒想劝说他投降，将来可为热那亚出力，所以暂时不把他和战俘关在一起。在难友们中间，相互交谈还比较自由。难友们从马可·波罗的口中知悉很多闻所未闻的故事，他们对他格外敬重。正好有一位来自比萨的作家鲁思梯谦，与他同牢，这位作家通晓法文，对马可·波罗的讲述也深感兴趣，于是就用法文作了详细的记录。后来出狱了，鲁思梯谦就把狱中的记录整理成书出版，这就是著名的《马可·波罗行记》，或称《东方见闻录》。公元1299年，马可·波罗获释，回到威尼斯，重操旧业，经商为生。公元1324年，马可·波罗因病去世。这位享年70岁的旅行家在临终仍然坚持他有关东方的所有叙述都是“童叟无欺”，完全属实的。一名见到马可·波罗最后一面的教士说，老波罗气息奄奄地表明他没有欺骗这个城邦的人。“他说，他只是没把另一半所见所闻讲出来而已。”
　　《马可·波罗行记》讲述的是真相还是谎言
　　《马可·波罗行记》共分4卷，第一卷记载了马可·波罗诸人东游沿途见闻，直至上都止。第二卷记载了蒙古大汗忽必烈及其宫殿、都城、朝廷、政府、节庆、游猎等事；自大都南行至杭州、福州、泉州及东地沿岸及诸海诸洲等事。第三卷记载日本、越南、东印度、南印度、印度洋沿岸及诸岛屿，非洲东部。第四卷记载了君临亚洲之成吉思汗后裔诸鞑靼宗王的战争和亚洲北部。
　　每卷分章，每章叙述一地的情况或一件史事，共有229章。书中记述的国家和城市的地名达100多个，而这些地方的情况，综合起来，有山川地形、物产、气候、商贾贸易、居民、宗教信仰、风俗习惯等，乃至国家的琐闻轶事、朝章国故也时时夹杂其中。
　　但是，从《马可·波罗行记》一书问世以来，700年来关于他的争议就没有停止过，一直不断有人怀疑他是否到过中国，《行记》是否伪作。
　　其实，早在马可·波罗活着的时候，由于书中充满了人所未知的奇闻逸闻，《行记》遭到人们的怀疑和讽刺。关心他的朋友甚至在他临终前劝他把书中背离事实的叙述删掉。之后，随着地理大发现，欧洲人对东方的知识越来越丰富，《行记》中讲的许多事物逐渐被证实，不再被目为荒诞不经的神话了。但还有人对《行记》的真实性发生怀疑。
　　直到19世纪初，学术界开始有人站在学者的角度批判此书，并质疑马可·波罗。德国学者徐而曼最早提出马可·波罗根本没有到过中国的论证，认为所谓他在元朝17年的历史完全是荒诞的捏造，《行记》编排拙劣的教会传奇故事，是为了传教士和商人的利益，借以激发感化蒙古人的热情以便到中国通商而创作的。并且说，波罗一家最远不过到达大布哈里亚境内，关于蒙古帝国的情况是从曾到过该地的商人们口中听来的；关于印度、波斯、阿拉伯及埃塞俄比亚的叙述则抄自阿拉伯著作。1965年，德国汉史学家福赫伯则列举了许多疑点，如扬州做官、襄阳献炮等疑点，加以印证。与此同时，中国国内学者也有不少人质疑《行记》的真实性。1995年，英国学者吴芳思博士经过多年研究，把所有的疑问写成了一本书《马可·波罗到过中国吗》，从而成为“怀疑论者”的代表。
　　“怀疑论者”的质疑主要有4点：1．自称深受大汗信任，还担任过官职。但没有任何东方史籍有哪怕一条关于马可·波罗的记载。2．有些具有中国特色的事物在书中只字未提，如长城、筷子、茶叶、中医(如针灸)、汉字、印刷术、妇女缠足、用鸬鹚捕鱼等等。3．襄阳献炮是明显有违史实的捏造。除此之外，蒙古王室谱系混乱不清等。4．《行记》中的许多中国地名用的都是波斯叫法，有可能是从波斯文的《导游手册》中抄来的。
　　面对“怀疑论者”的多方质疑，以杨志玖先生为代表的“肯定论者”从20世纪40年代起就不断地同国内外的“怀疑论者”进行论战，许多问题都已经有了合理的解释和说法。杨志玖先生在《永乐大典》第19418卷“站”字韵中所引元朝的《经世大典·站赤门》中发现一段元朝至元二十七年八月二十七日(公元1290年9月21日)的政府公文，这段公文后来便成为“肯定论者”的确凿证据。这段公文虽然一个字都没有提到马可·波罗，但至少能够说明《马可·波罗行记》所记载的关于他们随从波斯使臣离华回国的内容有着一致的地方。杨志玖先生几乎在他的所有批驳性论文中都提到这条“确凿证据”，用它来作为批驳“怀疑论者”的致命武器。学者们根据这条材料后来还推断出马可·波罗他们由中国泉州从海道回国的具体时间在公元1291年初。对于这一条材料，学术界一致认为这是迄今为止在汉文文献中发现的唯一的有关马可·波罗的间接记录。这也是国内外“肯定论”学者唯一感到欣慰的地方，至少可以用这条材料来抵挡一下“怀疑论”学者的穷追猛打了。
　　另外，“肯定论者”认为《马可·波罗行记》所记载的某些内容若非亲身经历是不可能知道得那样详细具体的。比如，《马可·波罗行记》对江苏镇江基督教礼拜堂的记载，已在当时元朝人俞希鲁编写的《至顺镇江志》中找到了证明。马可·波罗在《行记》中提到马薛里吉思曾治理镇江城3年，修建了两座基督教礼拜堂，并注明了修建的时间是公元1278年。这与《至顺镇江志》是相吻合的。《马可·波罗行记》关于杭州的记载说，杭州当时称“行在”，是世界上最美的城市，商业兴隆，有12种行业，每种行业有12000户。杭州城中有一个大湖(即西湖)，周围达48千米，风景优美。这些记载在《乾道临安志》和《梦粱录》等古籍中得到了印证。其他的如苏州的桥很多，杭州的人多，还有卢沟桥等。《马可·波罗行记》的记载都相当地详细、具体，这些材料在当时的历史背景下是不可能从道听途说中得到的，同时也不可能从所谓的《导游手册》中得到。
　　实际上，国外许多学者也认为或承认马可·波罗曾到过中国以及《马可·波罗行记》的真实性。其代表性人物是德国的傅海波、英国的亨利·玉尔和法国的伯希和。在19世纪90年代，英国的马可·波罗研究专家亨利·玉尔在他的《<马可·波罗行记>导言》中一一列举了《马可·波罗行记》中存在的缺陷和失误。他认为《马可·波罗行记》中对中国的记载有多处缺陷，如根本没有记载任何关于长城、茶叶、妇女缠足、用鸬鹚捕鱼、人工孵卵、印刷书籍、中国汉字及其他奇技巧术和怪异风俗等等，还有许多不确定的地方，如中国的地名多用鞑靼语或波斯语、记载成吉思汗死事及其子孙世系关系失误、攻陷襄阳城等。但是他没有怀疑过马可·波罗到过中国这一事实。德国的马可·波罗研究专家傅海波曾经说过：“不管怎样，在没有举出确凿证据证明马可·波罗的书只是一部世界地理志，其中有关中国的几章是取自其他的、也许是波斯的资料(他用了一些波斯词语)之前，我只好做善意的解释，假定(姑且认为)他还是到过中国。”
　　无论马可·波罗是否到过中国，无论他的《行记》是否是胡扯或者抄袭，有一点可以肯定，马可·波罗直接或间接地改变了世界。他的东方见闻，带给欧洲人一片全新的知识天地。《行记》打破了很多猜疑和宗教谬论，激起欧洲人对东方的向往，自此两大洲的距离才真正开始拉近。许多中世纪很有价值的地图，是参考《行记》制作的。欧洲后世不少伟大航海家，都受到过马可·波罗的鼓舞和启发。事实上，美洲大陆的发现是一个意外，因为《行记》的忠实读者哥伦布原本的目的地是富庶的中国。当时欧洲人相信，中国东面是一片广阔的大洋，而大洋彼岸，便是欧洲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