隋统一中国后，国力增强。大业初年(605—606)，隋炀帝派水师沿印度支那半岛东岸南下，大败林邑(越南岘港)国王梵志的巨象军；大业三年 (607)又派使臣常峻、王君政等人“自南海郡(今广州)乘舟，昼夜二旬，每值便风，至焦石山(今越南占婆岛)，东南泊陵伽钵多洲(越南归仁北燕子岬)，西与林邑相对，上有神祠焉。又南行，至师子石(今越南昆仑岛附近)，自是岛屿连接。又行二三日，西望见狼牙须国(泰国南部北大年)之山，于是南达鸡笼岛(马来西亚北部吉兰丹)，至于赤土之界。其王遣婆罗门鸠摩罗以舶三十艘来迎”。
　　公元7世纪中叶，唐高宗派使臣达奚弘通再访赤土国，并继续向西航行到“虔那”国。《中兴书目》列有《西南海诸蕃行记》一卷，“唐上元中(674—676)，唐州(治今河南泌阳)刺史达奚弘通撰。弘通以大理司直使海外，自赤土至虔那，几(凡)经三十六国，略载其事。”〔1〕达奚弘通此行的目的地在“虔那”，或认为在阿拉伯半岛南端卡纳(Kana)。〔2〕
　　印度洋与南海之间的航线是波斯人开辟的，阿拉伯帝国兴起之初，波斯人仍主宰着波斯湾至广州航线。咸亨二年(671)，义净从扬州“至广府(广州)，与波斯舶主期会南行”，经佛逝(印度尼西亚苏门答腊岛的巨港)、末罗瑜、羯荼三国，然后到东印度(《大唐西域求法高僧传》)。唐开元二年(714)，景教僧侣及烈乘海舶从波斯到广州。〔3〕唐开元年间，南印度金刚智法师从师子国(斯里兰卡)乘波斯舶，先至佛逝国，又至“广府(广州)，重遭暴雨。时节度使使二三千人，乘小船数百只，并以香花、音乐海口远迎。至开元八年(720)中，初到东都(洛阳)”。〔4〕
　　公元751年，高仙芝在怛罗斯(今哈萨克斯坦的塔拉斯河)兵败黑衣大食，唐军上万“士卒死亡略尽”。许多中国工匠被掠入阿拔斯王朝统治下的阿拉伯世界，中国造纸术、陶瓷技术随之传入两河流域。杜环在怛罗斯之役被掠入大食，在海外漂泊了十二年，宝应元年(762)乘波斯舶返回中国。〔5〕那么“虔那”可能来自波斯语kalam或kaulam，也即波斯人对南印度马拉巴尔(今印度奎隆)的别称。元明时代，这个地方仍是东西交通的重要枢纽，《马可波罗游记》作coilam，〔6〕元末汪大渊《岛夷志略》作“俱喃”，相当于南宋周去非《岭外代答》、南宋赵汝适《诸藩志》的“故临”以及《明史·外国列传》的“葛兰”。
　　天宝十四载(755)，安史之乱爆发后，丝绸之路战事连绵，于是中国与西方的海上交通重新受到重视。天宝年间，广州“江中有婆罗门、波斯、昆仑来船，不知其数。并载香药珍宝，积载如山。其船深六七丈”。〔7〕可见唐代前期中国与西方的海上交通仍以外国海舶为主。波斯和阿拉伯商人来华后，或在中国东南沿海广州、泉州、扬州、杭州，或在内地长安、开封，从事香料、象牙、珠宝、药材和犀角等物品的贩卖，并带回丝绸、茶叶、瓷器等中国特产。
　　据义净《大唐西域求法高僧传》记载，唐代前期(641—689)一共有60位西行求法的高僧，从海路到印度的人占了半数以上(38人)。唐人出海采用汉以来传统口岸，集中在交广一带，诸如南海(广州)、乌雷、合浦(广西合浦)、交州(越南岘港)、九真、匕(北)景(今越南)等地。敦煌323窟南壁唐初壁画绘有合浦城和交州城(今越南岘港)，生动反映了唐代高僧渡海求法的盛况。
　　义净西行求法，先在三佛齐(今印度尼西亚巨港)多年，后来才乘船去印度。当时三佛齐附近最著名的寺院是婆罗浮屠，一个以金字塔式曼荼罗形式建造的大乘佛教遗址，建于公元9世纪初，由夏连特王朝在爪哇中部建造，竣工后不久便废弃。塔底呈正方形，总面积将近1.5公顷。中央圆顶距塔底35米，1991年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列为世界文化遗产。
　　关于广州通海夷道，贾耽《皇华四达记》(785—805年成书)记载：“广州东南海行，二百里至屯门山(九龙西南)，乃帆风西行，二日至九州岛岛石(海口市东北)。又南二日至象石(西沙北礁岛)。又西南三日行，至占不劳山(越南占婆)，山在环王国(越南占城)东二百里海中。又南二日行至陵山(越南归仁燕子岬)。又一日行，至门毒国(越南Tuy Hoa)。又一日行，至古笪国(越南芽庄)。又半日行，至奔陀浪洲(越南藩朗)。又两日行，到军突弄山(越南昆仑岛)。又五日行至海硖(马六甲海峡)，蕃人谓之“质”，南北百里，北岸则罗越国(马来半岛南端)，南岸则佛逝国(印度尼西亚巨港)，佛逝国东水行四五日，至诃陵国(印度尼西亚爪哇)，南中洲之最大者。又西出硖(马六甲海峡)，三日至葛葛僧祇国(马六甲海峡南部不罗华尔群岛之一)，在佛逝西北隅之别岛，国人多钞暴，乘舶者畏惮之。其北岸则个罗国(泰国南部克拉地峡)。个罗西则哥谷罗国。又从葛葛僧祇四五日行，至胜邓洲(印度尼西亚亚齐)。又西五日行，至婆露国(亚齐西北巴洛斯)。又六日行，至婆国伽蓝洲(尼科巴群岛)。又北四日行，至师子国(斯里兰卡)，其北海岸距南天竺大岸百里。又西四日行，经没来国(南印度马拉巴尔)，南天竺之最南境。又西北经十余小国，至婆罗门(南印度)西境。又西北二日行，至拔*(左风右日)国(印度西海岸坎贝湾东面Broach)。
　　又十日行，经天竺西境小国五，至提*(左风右日)国(印度西北岸卡提阿瓦半岛南部Diudul)，其国有弥兰太河，一曰新头河(印度河)，自北渤昆(Bakkar)国来，西流至提*(左风右日)国北，入于海。又自提*(左风右日)国西二十日行，经小国二十余，至提罗卢和国(Shiraf Lar，“提”为“湜”之误)，一曰罗和异国(Larwi)，国人于海中立华表，夜则置炬其上，使舶人夜行不迷。又西一日行，至乌剌国(Obolla)，〔8〕乃大食国之弗利剌河(Furat)，〔9〕南入于海。小舟诉流，二日至末罗国(阿马拉)，大食重镇也。又西北陆行千里，至茂门王所都缚达城(巴格达)。”〔10〕研究者对广州与波斯湾之间的航线尚未达成一致，我们的建议如图11-3所示。〔11〕
　　关于波斯湾的海港，苏莱曼《中国印度见闻录》介绍说：“至于船舶的来处，他们提到货物从巴士拉、阿曼以及其他地方运到尸罗夫(Shiraf)，大部分中国船在此装货；〔12〕因为这里巨浪滔滔，在许多地方淡水稀少。巴士拉距尸罗夫水路一百二十法尔萨赫。货物装运上船以后，装上淡水，就‘抢路’——这是航海的人们常用的一句话，意思是‘扬帆开船’——去阿曼北部一个叫做马斯喀特的地方。”尸罗夫是波斯湾著名港口，宋岳珂《桯史》作“尸罗围”，也即贾耽的“提罗卢和国”。卢和，指伊朗法尔斯省西南的拉尔(Lar)地区。它的别称“罗和异国”，相当于阿拉伯语Larwi(拉尔围)。阿拉伯人根据地域给各个海域起名，例如，他们把大食国附近海域分为“西大食海”和“东大食海”，把阿曼附近海域称作“阿曼海”，把拉尔附近海域称作“拉尔海”。拉尔海即东大食海，指霍尔木兹海峡至尸罗夫之间的海域。霍尔木兹海峡有个“拉尔克岛”(Larak Island)，《郑和航海图》标作“剌尔可速”，来自拉尔海之名。
　　贾耽还介绍了南印度到大食的另一条航线。他说：“自婆罗门(南印度)南境，从没来国(Malabar)至乌剌国，皆缘海东岸行；其西岸之西，皆大食国，其西最南谓之三兰国(波斯语Samran，亚丁别称)。〔13〕自三兰国正北二十日行，经小国十余，至设国(阿拉伯语Sihar，今阿曼萨拉拉)。又十日行，经小国六七，至萨伊瞿和竭国(萨拉拉与苏哈尔之间)，当海西岸。又西六七日行，经小国六七，至没巽国(Mezoen，今阿曼苏哈尔的别称)。又西北十日行，经小国十余，至拔离诃磨难国(Bahrain Manama，巴林的麦纳麦港)。又一日行，至乌剌国，与东岸路合。”所谓“拔离诃磨难国”，来自阿拉伯语Bahrain Manama，指波斯湾巴林岛麦纳麦港。尸罗夫到乌剌与巴林岛到乌剌的距离相同，只需一日。可见，提罗卢和国必指尸罗夫无疑。这个地名中的“提罗”似为“湜罗”之误，也即尸罗夫(Siraf)的简称，那么“提罗卢和国”意为“拉尔国的尸罗夫港”。
　　在以往的研究中，“末罗国”被认为是幼发拉底河畔的巴士拉城，但是按照贾耽的说法，从乌剌国到末罗国需要二日航程，比乌剌到尸罗夫还多一日。这个地方不可能指近在咫尺的巴士拉。所以末罗国当指巴士拉与巴格达之间的阿马拉城(Amarah)，那么从霍尔木兹海峡到巴格达航线当如图 11-6所示。
　　中国东南沿海有些海域比较浅，而且遍布暗礁，所以中国古代海船采用平底，模仿的是鸭子，史称“沙船”。印度洋海域都是深海，所以波斯、印度和阿拉伯海船采用尖底，模仿的是鱼。北宋以来，为了开发印度洋国际贸易，福建海商引进阿拉伯海船技术，大造尖底船，史称“福船”。所以唐代海船无疑为中国传统的平底沙船，如图11-7所示。
　　公元9世纪中叶，中国海舶开始取代波斯、大食、印度、昆仑等外国海舶，逐渐控制了印度洋的海上霸权。据阿拉伯旅行家苏莱曼《中国印度见闻录》记载，在印度洋航行的各国船舶中，中国的船舶最大，在南印度故临靠岸后，当地海关要征收一千枚银币关税，而其他国家的船却只需交十或二十枚银币的关税。〔14〕从这条记载不难想见唐代海舶之大。
　　注释
　　〔1〕《玉海》卷一六“异域图书”，第1册(南京：江苏古籍出版社/上海：上海书店影印本，1988年，页301)。《宋史》卷二〇四《艺文志·地理类》著录达奚弘通《西南海番行记》一卷，同卷著录达奚洪(一作“通”)《海外三十六国记》一卷。所谓“达奚洪”或“达奚通”实乃“达奚弘通”之讹误；西南海番，当作“西南海诸番”。
　　〔2〕苏继庼：《岛夷志略校释》，北京：中华书局，1981年，页5—6。
　　〔3〕《册府元龟》卷五四六。
　　〔4〕《贞元新定释教目录》卷十四，收入《大正藏》第五十五册，页876—877。
　　〔5〕杜佑《通典·边防典》引杜环《经行记》。
　　〔6〕这个阿拉伯地名本自波斯人对马拉巴尔的称谓，但是有学者以为kalam/kaulam系阿拉伯语，参见陈佳荣、谢方、陆峻岭编：《古代南海地名》，北京：中华书局，1986年(2002年第二版)，页1024。
　　〔7〕元开撰，汪向荣校注：《唐大和尚东征传》，北京：中华书局，1979年。
　　〔8〕汉代安息王国最西界，可从海道通大秦国(《后汉书·西域传》和《三国志》第三十卷裴注引《魏略》)，今伊拉克巴士拉附近。该城废弃后，始建巴士拉城。
　　〔9〕幼发拉底河与底格里斯河汇流后，形成furat河，然后入海。
　　〔10〕《新唐书·地理志》。
　　〔11〕桑原鸷藏著，杨栋译：《唐宋贸易港研究》(史地小丛书系列)，上海：商务印书馆发行，1935年；韩振华：《第八世纪印度波斯航海考》，《中外关系历史研究》，香港：香港大学亚洲研究中心，1999年。
　　〔12〕岳珂《桯史》卷十一作“尸罗围”；《诸蕃志》大食条译作“施那帏”。
　　〔13〕家岛彦一：《南阿拉伯之东方贸易港——贾耽道里记中的印度洋西岸航路》，《东方学》第31册，1956年。
　　〔14〕索瓦杰译注，汶江和穆根来译：《中国印度见闻录》，北京：中华书局，1983年，页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