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穆宗长庆元年(821)，吐蕃使臣纳罗和唐使刘元鼎分别在长安同宰相崔植以及在逻些和赞普赤热巴巾会盟，重申“甥舅之好”并发展唐蕃“同为一家”的友好关系。长庆三年(823)又在逻些大昭寺前立碑，记述唐穆宗与吐蕃赞普可黎可足有舅甥之谊，“汉蕃商议社稷如一，结立大和盟约”，“患难相恤”等。故此碑被学界称为“唐蕃会盟碑”或“长庆舅甥会盟碑”。藏族同胞称其为“祖拉康多仁”，意为“大昭寺前之碑”。
　　唐蕃会盟碑一共有三块，一块立于拉萨大昭寺前。碑高4.78米，宽0.95米，厚0.50米，上有箓顶石盖。碑身四面刻字。正面刻汉藏文双语对照盟约。汉文在右，正书6行，现存464字；藏文在左，横书77行。盟约规定彼此不为敌仇，不兵戎相见。不相侵封疆，不相掠人口。碑两侧为唐朝和吐蕃参加此次会盟的官员的名单。唐官在碑左侧，共18人；蕃官17人，在碑右侧，亦汉藏双语对照。此碑背面刻藏文78行，内容叙述唐蕃舅甥二主结约会盟之始末。唐蕃会盟碑对研究汉藏古音、唐代中原于吐蕃关系提供了重要资料，故历来为中外学者所重视。英国藏学家黎吉生(H.E．Richard-son)、日本藏学家佐藤长、我国学者陈寅恪都对唐蕃会盟碑的研究作出巨大贡献。目前研究唐蕃会盟碑的力作首推美国学者柯布尔和美籍华裔学者李方桂合作于1987年在台北出版的《古代吐蕃碑铭研究》。
　　1990年，西藏文管会文物普查队在靠近尼泊尔边境的一个山口发现摩崖碑刻《大唐天竺使出铭》。此碑系唐显庆三年(658)所刻，碑文记载了唐代使节王玄策率随从刘嘉宾、贺守一等人历尽艰难险阻，出使天竺，经小杨童(同)等，路过吉隆，于此勒石纪功的情形。吉隆在吐蕃时代称Mang-yul (茫域)，清代文献作“济咙”。1994年，霍巍在日本《东方学报》和《中国藏学》发表了更为详细的研究报告。〔1〕碑刻所在位置北面为宗喀山口，系昔日进入吉隆盆地的古道入口，东西两侧为群山环抱，南面为通往县城的现代公路。
　　《大唐天竺使出铭》刻在山嘴一西北至东南走向的崖壁上，铭文上方有突出的崖檐可遮风挡雨，下方有一小溪，此地海拔4130米。碑铭宽81.5厘米，残高53厘米，其下端已损毁残缺。碑额篆刻阳文一行七字“大唐天竺使出铭”；碑文阴刻楷书24行，满行原来估计约30—40字。现残存共约222字。碑文相当一部分字迹漫涣，行、字之间阴刻4×3.5厘米细线方格。每字约2厘米见方。这通唐碑首次以考古实物补证了吐蕃——尼婆罗道南段走向、出山口位置、王玄策使团的组成等若干史实，是研究吐蕃王朝时期唐蕃交通的重要石刻文字材料。〔2〕
　　王玄策的目的地是印度佛教圣地那烂陀寺，玄奘西行印度就在这所寺院学习梵语和佛学。敦煌壁画中就有许多表现玄奘和王玄策在印度求法的壁画。王玄策还从西域带回一幅佛足迹图像。敦煌壁画中有些佛足迹壁画，就是模仿王玄策从印度带回的范本绘制的。王玄策不仅对印度和中亚诸国颇具影响，对日本佛学也产生影响。奈良药师寺至今藏有一块唐代佛足迹石。上面有太平胜宝五年(753)铭文，记载此佛迹是根据日本遣唐使从中国带回的王玄策摹本而造。
　　奈良佛足迹石东面铭文为：“释迦牟尼足迹图。案《西域记》云：今摩揭陀国者，阿育王方精舍中，有一大石，有佛足迹。今丘兹国城北四十里寺佛堂中至石之上，亦有佛足迹，斋日放光。道俗至时，同往庆修。”其旁还有太平胜宝五年(753)铭文记载此佛迹据日本遣唐使从中国带回的王玄策摹本而造。其铭曰：“大唐使人王玄策，向中天竺鹿野苑中转法轮处因见迹，得转写，搭是第一本。日本使人黄文本向大唐国于普光寺得转写，搭是第二本，此本在吾京四条一坊禅院，向禅院坛披见神迹，敬转写，搭是第三本”〔3〕等。
　　据此，王玄策从中天竺鹿野苑摹写回佛足迹。日本遣唐使黄文本根据王玄策摹本摹写回日本，再经智努王根据黄文本的摹本转写、刻画到奈良药师寺。这项工程最后在唐天宝五年(746)间，由药师寺的画师、书写者、石刻手多人完成。〔4〕
　　注释
　　〔1〕霍巍：《<大唐天竺使出铭>及其相关问题研究》，《东方学报》第66册，1994年，页253—270；霍巍：《从考古材料看吐蕃与中亚和西亚的古代交通》，《中国藏学》1995年第4期，页48—63。
　　〔2〕西藏自治区文管会文物普查队：《西藏吉隆发现唐显庆三年大唐天竺使出铭》，《考古》1994年第7期。
　　〔3〕柳诒征最先在国内引用此材料，见所著《王玄策事迹》，《学衡》1925年第39期。《全唐文·拾遗》卷72亦收入此碑铭录文，题为《佛迹石台刻字二首》，但录文多有错误。本文所用录文据孙修身先生新近从奈良抄回的录文(见孙修身：《唐朝杰出外交活动家王玄策史迹研究》，《敦煌研究》1994年第3期)。
　　〔4〕陆庆夫：《关于王玄策史迹研究的几点商榷》，《敦煌研究》1995年第4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