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2年8月，青海省文物考古所与海西州民族学博物馆联合考古队对德令哈市郭里木乡的两座古墓进行发掘，从中发现三具唐代彩绘木棺，上有四神图案和莺歌燕舞图等，十分精美，发掘者认为属于唐代吐蕃墓。〔1〕
　　在棺木外绘制彩色图案，是东汉以来河西走廊西部和罗布泊一带兴起的葬俗。例如，甘肃酒泉出土东汉魏晋时代的彩棺；新疆尉梨县营盘墓地出土东汉至魏晋彩棺以及新疆若羌县北境LE城附近魏晋壁画墓出土彩绘木棺。这个文化传统在塔里木盆地一直传承到晚唐五代时期。
　　在新疆和田发现了晚唐五代时期的彩绘木棺，上面绘有四神图案，与郭里木唐代彩绘木棺如出一辙。〔2〕
　　在郭里木吐蕃彩棺上绘制的狩猎图相当有趣，其中一幅是狩猎青海地方特产牦牛的场景。目前学术界对这两座古墓的族属存在争议，有吐谷浑、吐蕃和苏毗三说。我们主张苏毗说。
　　公元7世纪，雅鲁藏布江中游雅隆河谷的吐蕃人迅速崛起，建立了南至新疆塔里木盆地，西至中亚，东至甘肃、青海、四川、云南的庞大帝国。吐蕃军队主要由苏毗人组成，随着吐蕃帝国的扩张，苏毗人不断向东迁徙。据《新唐书·女国传》记载，一部分苏毗人从西藏昌都迁入四川西北，建立了“东女国”。另一部分苏毗人则在青海东部定居，与吐谷浑为邻。因此，唐朝陇右节度使哥舒翰在天宝十四年(755)写给唐玄宗的书信中说：“苏毗一蕃，最近河(指黄河上游)北吐泽(“吐浑”之误，指吐谷浑)部落，数倍居人。盖是吐蕃举国强援，军粮马匹，半出其中”(《册府元龟》卷九七七《外臣部降附》)。今天青海互助哈拉直沟乡有“苏毗村”，而贵德县东与黄南尖扎县交界有“苏毗峡”，皆为唐代东迁青海的苏毗人不甘磨灭的历史遗迹。〔3〕这些东迁青海的苏毗人主要由禄东赞所出噶尔家族统领，而新发现的吐蕃棺板画正是在噶尔家族所统苏毗人活动区域内发现的。
　　早在2001年下半年，出土棺板画的吐蕃墓地就被盗墓贼发现。2005年8月，青海考古工作者对其中两座墓进行抢救性发掘，结果发现了彩绘棺板画。关于这两座墓的年代，发掘者认为随葬丝织品中有盛唐时代流行的卷草宝花、印花、双连珠对龙等纹样，故将两墓年代定在盛唐，也就是公元700—750年之间。发掘者还披露：“出土木结构上书写有墨书古藏文，也证明墓葬属于吐蕃统治下的吐谷浑邦国贵族的墓葬。”
　　这两座墓在发掘前，业已遭到盗墓贼严重破坏；否则不知要出多少金银艺术品。就在两墓惨遭盗掘的同时，西宁文物市场上突然出现一批古代动物形银器。数量之多，造型之精美，令人震惊。据报道，“2001年下半年和2002年上半年，青海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在西宁征集到一批都兰吐蕃墓葬的盗掘文物，共35件。其中动物造型的银器有20件。这批动物造型的银器分容器和俑两类，有鸟、马、牛、鹿、狗、羊、虎等种属。”〔4〕就目前所知，这批银器中的卧鹿以前在新疆米兰发现过，但是误当作匈奴艺术品。看来，这类动物形银器的年代应在吐蕃统治青藏高原时期。这批银器中的立鹿，与土耳其考古队近年在蒙古高原发现的突厥毗伽可汗宝藏中的银立鹿如出一辙，属于国王一级的皇家艺术品。〔5〕青海考古工作者发掘郭里木吐蕃大墓的时间在2002年8月，而这批银器在西宁文物市场上出现的时间在“2001年下半年和2002年上半年”，显然不是偶然的巧合。因此，这批具有皇家艺术风格的动物形银器不一定出自都兰吐蕃大墓，更可能出自郭里木发现的吐蕃大墓。
　　我们之所以认为这批棺板画大墓属于苏毗贵族墓，有以下几条证据：
　　其一，据《隋书·女国传》记载，苏毗“贵人死，剥其皮，以金屑和骨肉置于瓶内而埋之。经一年，又以其皮内(纳)于铁器埋之”。郭里木吐蕃墓中有一座属于迁葬墓。此墓先将人骨架装在小棺内，再将小棺置于大棺内。大棺用柏木封顶，柏木上放置殉牲羊骨架。墓内随葬木鞍、木鸟、箭囊等随葬品。由于受到盗墓贼破坏，无法了解这座迁葬墓的具体细节，但是二次迁葬则与苏毗人丧葬习俗完全吻合。
　　其二，发掘者注意到棺板画上的一个细节，“吐蕃墓棺板画中有两处出现树纹，这在中国传统狩猎图中是没有的，因此，很容易令人想起西亚、中亚艺术中的‘生命树’”。其实，这两处发现“生命树”的画面应该是苏毗人崇祀的神树的场景。据《隋书·女国传》记载，苏毗人“俗事阿修罗，又有树神。岁初以人祭，或用猕猴”。郭里木棺板画所绘神树上有绳索，也许是苏毗人举行人牲祭祀时使用的绳索。
　　其三，苏毗人保留了许多母系氏族社会的残余，重女轻男，实行一妻多夫制。《新唐书·东女国传》说：“其俗贵妇人，轻丈夫，而性不忌妒”，故称“女国”。更为不可思议的是，苏毗国实行一妻多夫制。《唐会要》记载：“其女子贵者，则多有侍男。男子贵不得有侍女。虽贱庶之女，尽为家长，尤有数夫焉，生子皆从母姓。”郭里木棺板画上有一幅男女合欢图，对苏毗人“一妻多夫”的习俗作了生动描述，并非时下所言藏传佛教密宗法术或吐谷浑巫师作法。
　　第一，这幅男女合欢图上的青衣女子居上位，而男子居下位，并且跪在地上，充分反映了苏毗人“女尊男卑”的意识形态。
　　第二，《旧唐书·东女国传》记载：苏毗女王夏季“服青毛绫裙，下领衫，上披青袍，其袖委地。冬则羔裘，饰以纹锦。为小鬟髻，饰之以金。耳垂榼，足履靴”。吐蕃棺板画中正在合欢的女子身穿青色长袍，正是史书描述的苏毗女王的形象。
　　第三，两唐书《东女国传》称，苏毗人“俗重妇人而轻丈夫”。《唐会要》、《通典》进一步描述说：苏毗“妇人为吏职，男子为军士。女子贵，则有多侍男。男子不得有侍女。虽贱庶之女，尽为家长，有数夫焉。生子该从母姓。”《隋书·女国传》又载：苏毗“女国，在葱岭之南，其国代以女为王。王姓苏毗，字末羯，在位二十年。女王之夫，号曰金聚，不知政事。国内丈夫，唯以征伐为务。”据英国藏学家托马斯(F.W．Thomas)考证，汉语“金聚”一词，来自藏语khyim-tsun，意为“家人”〔6〕。我们以为，金聚当即《唐会要》所谓苏毗女王的“侍男”。郭里木棺板画上与青衣女子合欢的男子以及正准备与青衣女子合欢的男子，表现的正是苏毗女王的“侍男”或“金聚”。
　　在棺木外绘制彩色图案，是东汉以来河西走廊西部和罗布泊一带流行的葬俗。例如，甘肃酒泉、新疆尉梨县营盘墓地以及楼兰LE城魏晋壁画墓皆发现过东汉至魏晋时代的彩绘木棺。这个文化传统在塔里木盆地绿洲王国一直传承到晚唐五代。在新疆和田发现了晚唐五代时期的彩绘木棺，上面绘有四神图案，与郭里木的彩绘木棺如出一辙，早在公元3世纪，苏毗人就开始和于阗、鄯善两个沙漠绿洲王国频繁发生接触。公元6—8世纪的于阗语文书屡次提到苏毗人，那么苏毗人采用彩绘木棺的习俗很可能来自塔里木盆地的绿洲文明。
　　既然郭里木棺板画墓是苏毗贵族大墓，那么它们的主人又是什么人呢?吐蕃大相禄东赞死后，其子钦陵、赞婆、悉多于、勃论兄弟四人，继续职掌吐蕃军政大权。然而，就在棺板画墓主人下葬前夕，吐蕃统治阶层爆发了一场血雨腥风的权力之争，不可一世的噶尔家族以失败告终，惨遭灭族之灾。
　　据《新唐书·吐蕃传上》记载，禄东赞死后，其子噶尔“钦陵专国久，常居中制事，诸弟皆领方面兵，而赞婆专东境几三十年，为边患。兄弟皆才略沉雄，众惮之。器弩悉弄既长，欲自得国，渐不平，乃与大臣论岩等图去之。钦陵方提兵居外，赞普托言猎，即勒兵执其亲党二千余人杀之。发使者召钦陵、赞婆，钦陵不受命，赞普自讨之。未战，钦陵兵溃，乃自杀，左右殉而死者百余人。赞婆以所部千余人及兄子莽布支等款塞……。”可知禄东赞之子噶尔钦陵因反叛吐蕃赞普而在吐蕃东境(今青海)自杀身亡。史书还提到吐蕃本土的噶尔家族被杀者达两千余人，钦陵自然无法归葬故土，只能在青海就地掩埋。
　　关于噶尔家族最后的命运，《新唐书·论弓仁传》又载：“论弓仁，本吐蕃族也。父钦陵，世相其国。圣历二年(699)，弓仁以所统吐浑七千帐自归。授左玉钤卫将军，封酒泉郡公。”论弓仁是钦陵的长子，既然他从吐谷浑率七千帐投奔唐朝，其父钦陵显然葬在了吐谷浑。发现吐蕃棺板画的郭里木之南，就是吐谷浑王的夏宫和王陵所在地。
　　1999年夏，在美国企业家罗杰伟(Roger E.Covey)唐研究基金会的资助下，我曾率领北京大学考古队到青藏高原工作了三个月，在青海都兰县热水乡发掘了四座吐蕃大墓，最近出版了《都兰吐蕃墓》(北京：科学出版社，2005年)一书，这也是青藏高原吐蕃考古第一个科学发掘报告。我们在都兰发掘的四座大墓皆为木椁墓，墓中随葬灰陶罐、灰陶杯、漆木碗、彩绘木鸡、木马鞍、各种动物和人物形小木俑、彩绘木器物、皮靴、金银饰件、铜铁饰件、珍珠、绿松石、藏文木简以及各类丝织品残片。从墓中出土吐蕃碑铭和木简看，一号墓(99DRNMI)为吐蕃尚论(宰相)思结桑墓。据中央民族大学王尧教授考证，此人就是《敦煌本吐蕃历史文书》提到的“论(思)结桑甲贡，任副大相多年”，死于鸡年(唐肃宗至德二年/757)。郭里木吐蕃大墓的规格相当高，绝不亚于我们在都兰发掘的吐蕃大论思结桑墓。因此，两墓之中必有一座是吐蕃大相噶尔钦陵之墓。钦陵自杀时，左右殉死者百余人，因此，郭里木吐蕃大墓中的合葬墓更可能是噶尔钦陵之墓，与他合葬的女性墓主人也许是为他殉死的一位苏毗王妃。〔7〕
　　注释
　　〔1〕许新国：《郭里木吐蕃墓葬棺板画研究》，《中国藏学》2005年第1期，页56—64。
　　〔2〕新疆文物局主编：《新疆文物古迹大观》，乌鲁木齐：新疆文物摄影出版社，1999年，页98—99。
　　〔3〕张云：《丝路文化——吐蕃卷》，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1995年，页66—67。
　　〔4〕许新国：《都兰吐蕃墓出土的动物形银器》，藏学研究网。
　　〔5〕林梅村：《毗伽可汗宝藏与中世纪草原艺术》，《上海文博》2005年第1期，页68—76。
　　〔6〕托马斯著，李有义、王青山译：《东北藏古代民间文学》，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1988年，页8。
　　〔7〕林梅村：《棺板彩画：苏毗人的风俗图卷》，《中国国家地理》2006年第3期，页96—9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