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经济活动在更大范围的融合与发展牵涉到不同区域、不同文化习惯、不同行为模式的人与人之间的互动、交往、冲突或合作，并通过群体聚散和行为演化表现为产业、空间等的变迁，这一切虽然分散于社会经济体系的各个层面，但属于同一复杂系统，并有着不可分割的内在联系。古往今来，各专业领域从不同的视角观察社会经济系统，已取得丰硕成果，将之交叉融合，则有助于展开复杂系统的分析。①
　　一、跨学科方法论体系
　　为探究人群、行为、产业、空间等的演化逻辑，从而作为丝绸之路经济带研究的理论支撑，本报告主要采用跨学科的方法论体系(如图2-1所示)。
　　从理论架构来说，首先，神经与脑科学、心理学、社会学等方法论基础上研究“群体—文化制度—行为”的基本特征，作为后续研究的行为学基础；其次，在行为学研究基础上，结合集聚理论和分工原理，解析其互动发展的内在关系；再次，基于集聚—分工原理，利用产业、区位等理论工具与方法，对分工的空间扩张与产业演进进行解析；最后，结合空间扩张与产业演进的历史逻辑，提出中心城市与分工网络共生演化的理论，以此来为丝绸之路经济带发展提供研究基础。
　　二、行为、文化、制度与组织
　　人的行为及相互关系构成社会空间存在和运动的主体，构成社会经济研究的起点。
　　1．行为
　　“经济人”假说一直是西方经济学的一个基本经济行为公设，虽然从经院学者那里已经发源，②但主要思想由亚当·斯密在《国富论》中系统阐述，在当时所处人摆脱神学束缚的时代，斯密的结论是：给予个人以选择经济活动和达到其目的的最大自由，不仅个人能够充分地为自己谋利，而且是保证全社会普遍丰裕的最有效途径。③到19世纪末期，杰文斯和帕累托等经济学家将经济人理性由厂商扩展到消费者，并构建起一般均衡分析框架，由此奠定经济人行为假设在西方经济学体系中的基石地位。此后，萨缪尔森的完备理性、卢卡斯的“合理预期”等进一步延伸和发展了经济人行为假设。
　　经济人概念包含两层含义：“实质理性”(即决策的内容)和“程序理性”(即制定决策的方法)。随着心理学与管理学等学科的发展，经济学面临“理性主义危机”④，沙克尔继承哈耶克的观点，批评经济人理性中完全信息基础上的“本质合理性”不可能；⑤西蒙(1997)提出“有限理性”和满意行为假说，倡导放弃“实质理性”，采取“过程理性”的立场。⑥
　　而现代脑和神经科学、认知心理学等学科的进一步发展表明，人的理性标准和理性行为随着环境而变化，人的行为方式是“情境理性”(Homans，1974)。⑦人类进化而来的基因决定，人通过身体和脑在感触场景的过程中构造自身的神经元回路，形成场景记忆或场景知识储存在大脑的痕迹表征中，通过提取痕迹表征进入心理表象进行思想，再与外部刺激而产生的表象一起作用产生行为(达马西奥，1994，1999，2003；葛詹尼加，2002；斯滕伯格，2003)⑧。每个人都在自己所经历的场景中通过符号或非符号的方式形成个人知识(波兰尼，1958)⑨，共同的情境、各自的生活体验，以及行为主体间的社会互动，使投射到人们心理表象中的符号(葛詹尼加，2002)被赋予共通意义，由此形成语言、编码知识、文化，继而可以彼此沟通和协调行为(萨丕尔，1921；索绪尔，1949；维特根斯坦，1953；米德，1962；Blumer，1986；乔姆斯基，2006)⑩；在个体间互动过程中，社会得以可能，个体得以塑型自我(西美尔，1908；埃利亚斯，1987)(11)。由此，语言和文化是有共同或类似情境体验的个体互动作用的结果，每个个体通过心身与场景的互动习得语言和文化，同时通过个体认知和行为参与语言和文化的演化。具体在经济生活中，“情境理性”的个人是知识、信息等的传播、承载与创造者，以及协同行动的主体，而非简单的劳动要素或消费函数。
　　2．文化与制度
　　除了马克思在历史唯物论中通过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的矛盾运动将文化与经济纳入统一分析框架，西方主流经济学长久未将文化作为分析对象，随着制度被纳入研究视野，经济学开始文化转向。
　　20世纪七八十年代来，随着制度变迁成为越来越多国家的实践主题，制度研究蓬勃兴起，最先确立其重要地位的是建构于交易费用理论基础之上的新古典范式的新制度经济学。其经典作家诺思指出，制度是人类创造的约束条件，包括正式制度或规则和非正式规则，前者包括宪法、法律、财产权利等规制，后者包括禁忌、习俗、传统以及社会谴责和行为规范等。制度的目的是降低交换行为的不确定性，减少交易成本，由此为经济绩效提供激励；当制度所提供的经济激励结构不能带来经济绩效时，个人、组织和政府作为参与博弈方，在潜在制度收益和阻滞成本之间进行权衡较量，最后形成习惯等自发制度和人为设计的制度。(12)博弈理论还通过“囚徒困境多次博弈的合作解”来解释“制度”的发生。(13)总体来说，新古典范式的制度经济学一方面建构于经济人行为基础之上，另一方面遵循均衡思想，前者面临“理性危机”考验，后者与制度变迁并非均衡跳跃的事实相背离，理论发展陷入困境，制度的演化主义兴起(贾根良，2004)。
　　从制度演化主义的进展来看，主要包括：①以霍奇逊(1993)为代表的老制度主义学派，在“习惯、仿效、好奇心”等认知心理基础上，遵循“累积因果原理”，研究制度的形成、发展与演化(14)；②以门格尔(1883)、哈耶克(1949、1960)为代表的奥利地学派，解析了“个人知识到自发秩序”内在机制(15)；③以纳尔逊、温特(1982)等代表的“新熊彼特”学派，提出“技术与组织制度协同演化”(16)；④法国调节学派主张的“制度形式与经济运行互动演化”；⑤以肖特(1981)、扬(1998)等为代表的基于演化博弈论视角的研究(17)。从各流派的思想脉络来看，一方面，制度的内涵已大为扩展而与文化趋向融合，如鲁宾斯坦(2000)用演化博弈论方法研究语言这类习俗的形成，开始经济学的“语言转向”；(18)另一方面，门格尔、哈耶克的自发秩序理论揭示了制度发生的微观逻辑过程，而个体“知识过程”的循环反复，累积发展为老制度主义的各类制度；它们成为“新熊彼特”学派、调节学派和演化博弈论展开不同层面分析的思想来源和基础。哈耶克基于心理学、脑科学的原理提出“知识的命题”，(19)“知识”具有历史性、传统性、路径依赖性，是心灵与外界刺激交互作用的结果，知识是过程，知识过程与人生体悟纠缠在一起。(20)因而，知识是个人的、过程的。在劳动分工、个人及知识分立前提下，人们通过竞争过程、组织和文化活动等传播个人知识、发现个人知识，并导致“人之行动而非人之设计的结果”；如此循环往复，形成自发秩序及其历史演进。哈耶克论及的自发秩序包括道德、宗教和法律、语言和书写、货币和市场等。(21)情境理性正是哈耶克“知识命题”和自发秩序理论的行为基础。
　　哈耶克的理论表明，作为情境理性的个体，在个人体悟的场景知识基础上彼此互动，形成共通意义，同时习得可交流的知识、影响自身行为；个体互动的循环往复使共通意义累积为文化，在个体行为协调和冲突过程中形成规范个体行为的习俗、惯例、法律等正式与非正式制度，即群体—互动的个体集合—与文化制度共生演化；文化、制度的作用在于形成沟通，并协调、约束个体的行为，以提高相关个体的社会适应性。文化、制度是人类社会生存的必经过程和重要环节，而非仅仅节约交易成本的工具。
　　3．组织
　　经济学对于组织的研究也主要起源于制度主义，而且主要围绕企业这类经济组织。在经济人假设前提下，企业最初被主流经济学视为“黑箱”，简约为一定技术条件下的生产函数。奈特(1921)在《风险、不确定性和利润》中指出，组织是在不确定性条件下，通过专业化来分配和控制风险的工具。康芒斯(1934)从交易的视角提出组织是用来提高交易效率的治理结构(22)，随后巴纳德(Barnard，1938)从公司治理视角也提出类似观点。随着科斯交易成本理论的兴起，组织的契约理论成为主流，即组织用有意识的权力代替价格机制以节约交易成本，(23)如张五常、杨小凯(1993)认为，企业是一种合同，其作用就是“以用于生产某些中间产品的劳动的市场替代这些中间产品的市场”。(24)在经济人行为假设下，劳动者被生产、交易及契约等行为所取代，企业组织相应被极度简约。以“经济分析”研究“非经济问题”著称的贝克尔(2008)，更是将效用最大化的分析方法应用到家庭、政府等更广泛的社会机构和行为，使社会展现为大一统的市场交易体系，从而与丰富生动的现实社会更趋背离。
　　在“情境理性”个体组成的企业组织中，个体互动形成企业内的文化制度，个体习得知识与技能；在组织所确定的结构体系中，个体通过专业化而分布式地积累知识，并整合为企业“惯例”；(25)通过分享信息和协调行动，企业运行效率大为提高。正如西蒙指出，管理型组织是一个合作行为系统。(26)如果企业无法实现知识累积与分工协作，效率难以提升，企业则可能面临淘汰。
　　社会经济系统中，组织，作为投入集体行动以实现共同目标的社会群体(Aldrich and Marsden，1988)(27)，包括企业、教堂、俱乐部、学校、医院和政府机构等多种形式。组织的构建，是为进行某些单凭分散成员不容易实现的活动，而“情境理性”群体互动能走向分工协作的特征使实现这一目标成为可能。企业是以盈利为目标的组织结构，分工带来的市场需求是企业产生的直接原因，而像医院、学校、非政府组织、政府机构等各类正式和非正式组织，主要因各自功能并应相应需求而产生；作为“情境理性”个体的集合，各类组织都可以通过成员的互动和协作，实现效率的提升，从而达到凭分散个体无法完成的目标。从情境理性的行为模式出发，对组织的分析研究大为扩展，同时也突出了各类组织自身的特点和功能。
　　三、分工与产业
　　人的行为多种多样，其中，物质资料的生产和再生产是人类繁衍的基础与前提，因此，生产与再生产行为是社会经济复杂系统研究的主要对象，人类社会演进也主要体现为生产和再生产行为的变迁，即分工和产业的演进，其中，创新扮演着重要角色；在当前时代，服务业正大量从生产体系中游离独立出来。
　　1．分工
　　分工与专业化问题长期游离于西方主流经济学之外，经过斯密、杨格、杨小凯等人的发展，取得了一定成果。
　　斯密(1776)认为，劳动分工所产生的专业化、转换工作的时间节约以及从干中学推动的技术进步产生收益递增，促使企业提高生产率，增加利润；供给与需求的增加意味着市场容量的扩大；而市场容量的扩大将进一步促进专业化与分工。(28)这里，斯密提出“分工受市场范围的限制”的观点，斯蒂格勒称为“斯密定理”，他的解读是：只有当对某一产品或服务的需求随市场范围的扩大增长到一定程度时，专业化的生产者才可能实际出现和存在。
　　此后，斯密的劳动分工思想并未受到应有的重视，直到20世纪初，杨格将之扩展为迂回生产理论。杨格(1928)认为，最重要的分工形式是生产迂回程度的加强及新行业的出现(29)。产业间分工使得迂回生产链加长，专业化水平提升，由此降低价格，增强实际购买力，市场规模得以扩大，而扩大的市场会促使分工的进一步扩大，形成迂回生产、厂商专业化、收益递增和市场规模互动的自我加强过程，这就是杨格定理。其中，收益递增来源于：一是厂商内部专业化生产带来的生产费用的节约；二是社会分工的网络性使各产业供求交互作用，形成报酬互补与递增。斯密定理说劳动分工受到市场的限制，杨格定理与之有所不同，主张劳动分工又通过降低价格，提升市场潜力，使市场扩张。由此，专业化的静态过程进入一个经济成长的动态过程。
　　20世纪80年代以后，以杨小凯、黄有光(1993)等为代表的一批学者用非线性的“超边际分析方法”，构建消费者—生产者、专业化报酬递增以及交易费用的新兴古典经济学框架，对斯密和杨格的专业化与分工思想进行形式化表述。相对于斯密和杨格所指的专业化演进是一个历史累积与开放过程，杨小凯关于专业化选择的均衡思想一定程度上与现实相背离，阿罗指出，其超边际分析也“没被证出来”。(30)
　　虽然分工理论仍未被纳入主流经济学分析，但是不得回避的是，它是支配着经济系统变迁的基本原理。
　　2．创新
　　创新是分工的起点，从创新理论的发展来看，已由早期熊彼特式势单力薄的“企业家创新”，过渡到多重因素互动作用的观点。
　　卡曼和施瓦茨认为，决定技术创新的因素主要包括竞争程度、企业规模和垄断力量，垄断竞争的市场结构最有利于创新。(31)新产业区论的观点是(Bagnasco，1977)，在弹性生产方式下，企业间形成稳定的正式和非正式合作网络，以及企业扎根于本地文化的性质，为技术创新提供特殊的文化环境。(32)斯托普(1989)的研究则表明，在一个高度变动的市场环境下，本地化的生产协作网络存在降低社会交易成本和保护合作的因素，因此有利于提高企业的创新能力和灵活适应性。一个由法国、意大利、瑞士等国区域科学家组成的区域创新环境研究小组认为，将产业的空间集聚与创新活动联系在一起的社会文化环境，使得创新性的机构能够创新并能和其他创新机构相互协调，从而有助于创新活动。纳尔逊(Nelson，1993)等主张的国家创新系统论认为，技术创新和传播需要大量相关部门和制度的支持，在创新和学习中除了正式的机构和制度之外，各种非正式的文化、习惯等也在影响着知识的积累和传承过程，其中各种正式的机构和制度尤其重要(33)。以波特(2002)为代表的“产业集群”论认为，由要素条件、需求条件、相关支撑产业、厂商结构等构成的“菱形构架”，会因地理接近而相互增强，并有利于促进技术的创新与升级(34)。
　　个体思想就是将情境记忆以不同方式在心理表象重现或重构的过程，只有新情境与认知的互动才能促使新思想及新行为出现，(35)并在更多有相同或相似认知体验的个体互动过程中，通过文化、制度与个体行为的往复作用，产生相关个体、群体，继而更大范围群体的新行为。由此，情境稳定的环境不利于创新出现，但利于创新传播；而多元变化的情境则成为孕育创新的土壤。
　　3．产业
　　分工的绵延发展形成产业，克拉克1940年在《经济发展的条件》中提出三次产业分类和产业结构演进的一般趋势。20世纪六七十年代，一些学者根据产业对不同生产要素的相对依赖程度，将产业划分为资源密集型、劳动密集型、资金密集型和技术智力密集型等不同类型。
　　弗农(Vernon，1966)在考察美国产业的创新发明与国际贸易中的R&D要素时，提出产品生命周期理论，即产品在市场上将经历形成、成长、成熟和衰退的周期，从而影响产品国际贸易的流向。葛丁(Golding，1972)和弗里曼(Freeman，1982)将其进一步发展为产业生命周期论，即产业分为革新期、成熟期、大批量生产阶段和衰退期。(36)杜梅思、埃里森和格雷瑟(Dumais，Ellison and Glaeser，1997)提出工厂生命周期也分为四个阶段：诞生、扩张、收缩和关闭。结合产品、产业、厂商生命周期理论，梁琦(2004)提出产业区位生命轨迹，即产业先趋向于在创新国(地)集聚；随着创新产品由知识密集型转为技术和资本密集型，生产走向分散化；当产品由技术和资本密集型转向劳动密集型时，产业区位再集中于劳动力密集的发展中国家。
　　产业在分工深化过程中不断繁衍而成，它们是不同范围、不同方式群体行为协调的产物。根据群体行为协调方式的差异，区分为不同产业，如农业涉及以土地为主要生产资料的行为，制造业涉及以机器设备为主要生产资料的行为，服务业主要涉及以人自身为生产资料的行为。随着群体行为协调的范围不断扩大，分工协作产生的效率得以提升，产业相继呈现生命周期的变化，即由起初少量创新者行为互动产出小规模产品的创新期，逐步过渡到更多个体行为互动与分工协作，生产出更大规模产品的成长与成熟期，并随着产品自身被淘汰或被替代而陷入衰退。
　　4．服务业
　　服务业发展是分工深化的必然结果。库兹涅茨(1971)和钱纳里(1986)通过实证检验得出结论：随着人均收入水平的提高，服务业在国民经济中的比重呈上升趋势，并最终占据主导地位(37)。
　　服务业具有无形、消费与供给同时完成、产品多样化等鲜明特征，主要包括生产性服务、流通性服务、社会性服务和个人服务等(Browning and Singleman，1975)。(38)巴格瓦蒂(Bhagwati，1984)指出，许多以前内化在其他产业部门的服务功能，由于竞争的压力，通过外包或外部化等方式被独立出来即成为服务产业(39)。弗兰克斯(Fran-cois．1990)在专业化导致报酬递增以及垄断竞争市场假设前提下，用数学模型推导出随市场扩张，厂商个数和生产规模扩大，进而生产分工细化与服务专业化的演化机制(40)。从知识生产角度，集体学习过程对于促进服务业集聚有着重要作用(Keeble and Nachum，2002)(41)。
　　泰勒尔(1988)指出，服务产品主要属于“信任品”范畴，由此决定服务业的生产和交易将涉及更为密集和复杂的契约安排(42)。相关研究验证政府规模与服务业发展的负相关关系(Ram，1986；Barro，1991)(43)；汪德华等(2007)通过114个国家的样本分析，认为以一国法治水平来衡量的契约维护制度的质量与其服务业比重显著正相关，政府规模与其服务业比重显著负相关(44)。
　　可见，服务业是分工深化、产业演进到一定阶段的产物，特别是生产性服务业，是从生产制造领域演化出来的中间品产业，它的特点包括，第一，它的发展壮大依赖于生产制造规模扩张和继而产生的对中间品生产的需求；第二，个体行为本身就是服务产品，通过群体行为协调，服务生产也可以实现效率提升，产品生产规模扩张；第三，相对于农业、制造业，服务业主要涉及个体行为，也就是更依赖于群体行为协调，文化、制度在服务业发展中更为重要；第四，个体行为即服务，由此，服务主要取决于人及其心智，从服务于生产制造转变到服务于人、人的心智，成为分工进一步深化、服务业进一步演进的必然方向。
　　四、区域与空间
　　以冯·杜能(1826)农业区位论为发端，区域、空间等问题被纳入经济学分析，理论研究先后向区域经济学、城市经济学、空间经济学等方向发展，空间成为社会经济复杂系统研究中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
　　1．区位与区域
　　区域经济学的核心是区位研究，主要包括冯·杜能的农业区位论(1826)、韦伯的工业区位论(1909)和以克里斯塔勒(Christaller，1933)及勒施(Losch，1939)为代表的新古典区位理论三条支流，最后由艾萨德(1956)将上述模型统一于运输成本—生产成本权衡的区域科学框架内(45)。
　　其中，中心地理论主要对服务区位的选择进行分析。中心地理论指出，基于长周期农业市场服务中心的演化，一个地区会形成一套中心地的等级体系，同一等级的中心地有同样大小的服务范围，也称市场区或附属区，市场区的范围是六边形的。整个中心地及其市场区是由一级套一级的网络相互嵌套而成。所谓嵌套原理，就是低级中心地和市场区被高一级的市场区所包括，高一级的中心地和市场区又被更高一级的市场区所包括，整个体系都是如此。高级中心地既有低级中心地的全部职能，也有自己特有的职能，其有较高的门槛和较大的服务范围。低级中心地及其市场区范围内的人口也需要高级中心地所提供的专门商品和服务，这时，他们必须到最近的高级中心地寻求服务。但是相同级别的中心地和市场区是彼此独立和排斥的。由此形成空间等级体系。
　　在经济活动的极化和扩散效应下，区域空间结构演变总是遵循由“点”到“轴”、由“轴”到“面”的进化过程。在极化效应作用下，首先开始“点”的聚集，随着聚集程度的不断加强，一些节点逐步成长为区域经济中心。经济中心进一步聚集到一定规模后，扩散效应逐步强大起来；经济中心开始通过扩散效应影响和带动周围地区发展。这一过程首先发生在交通沿线附近，形成沿交通线的经济重心区，即“轴”。轴的交叉与点的组合，形成更大的扩散效应，从而产生向“面”的扩展效应，形成一个区域内的城镇化和交通运输网络的高度密集和现代化。(46)
　　区位与区域经济学为解析生产主体的区位选择及由此产生的空间分布变化提供方法论支持。
　　2．城市
　　城市经济学在冯·杜能(1826)开创的土地利用模型基础上，探讨了城市集中的根源、城市的产业与空间布局、规模、城市体系等问题。(47)
　　冯·杜能模型指出，在考虑到生产与运输成本之后，城乡会形成蔬菜、小麦、牛等农产品呈同心圆分布的生产布局。阿朗索(1964)在用通勤者代替农民、用中央商务区代替孤立的城市之后，提出竞标地租理论与城市土地区位理论。他以竞标地租斜率来说明土地利用的竞争过程，竞价曲线斜率最大的使用者因其竞争力强而获得市中心的土地，斜率大的获得中心区外围的土地，依次类推，直到城市边缘为止，城市空间呈现单中心结构(48)。实际上由于地形阻碍，以及多核心城市空间结构的不同和土地利用规划政策的干预，城市土地利用空间结构往往发生变形，地价曲线则不再是由市中心向郊外渐降的一条平滑曲线，而变成一个起伏的曲线或不连续的折线。
　　在对城市空间集聚的根源探究上，城市经济学吸收马歇尔的外部经济(规模经济)产生生产商聚集的理论。在解释城市规模和新城市出现时，亨德森(1974，1980，1988)构建了一个城市规模与典型居民效用模型，因为促使居民向城市集中的外部经济和往返费用等外部不经济存在一股合力，这样城市规模与居民效用间呈现倒U形关系；当城市规模过大，“城市公司”就有动力开发新的城市；基于城市的规模限制，各城市都应专攻一个或几个可以产生外部性的行业，减少非相关产业因占用空间妨碍外部经济并徒增外部不经济问题，由此城市的最佳规模取决于其着力发展的行业，即城市的功能；各城市着力于发展不同行业，城市功能的差异化产生城市专业化。在假设外部性随距离增加而减少的前提下，藤田和小川(Fujita and Ogawa，1982)进一步发现，外部经济形成的向心力，往返费用和地租等形成的离心力，使城市结构出现多中心布局，这相比单中心模型更准确地描述了现代大城市的空间格局。(49)
　　城市经济学通过竞租理论指出城市空间利用成本的变迁，这成为生产主体改变区位选择的原因，由此为区域经济学的极化与扩散机制提供方法论支撑。
　　3．集聚与空间
　　在区域经济学和城市经济学对空间区位的探讨基础上，克鲁格曼认为，两大体系虽然涉及丰富的现实课题，但都未能成功地将空间纳入经济学主流，根源在于主流经济学家掌握的建模技术无法同时处理收益递增、不完全竞争、运输成本、要素流动等问题，而迪克歇特—斯蒂格利茨(Dixit-Stiglitz)垄断竞争模型趋于成熟而提供崭新工具，为空间经济学的诞生扫除技术障碍。
　　空间经济学在D-S模型基础上，将运输成本理解为“冰山成本”——即运输过程中的损耗，构建基本的区域模型——中心外围模型，中心集聚取决于三个要素：运输成本、收益递增和可自由流动要素比重，运输成本越小、收益递增越大、可自由流动要素比重越大，产业就越趋向于中心集聚，克鲁格曼认为集聚的力量主要来自于前后向关联。
　　在此基本模型基础上，该理论认为，城市人口增加到一定程度将向周围扩散，导致新城市出现，并在城市间向心力和离心力作用下，因行业规模、经济程度和运输成本各异而形成城市层级结构。城市结构的未来趋势取决于“市场潜力”参数，一旦中心形成，会通过自我强化不断扩大规模，并打破起初的区位优势和原有集聚的自我维持优势，开始新的空间自组织。
　　在国际范围内，要素禀赋对国际分工虽有一定作用，但集聚会产生新的分工基础。由于国界存在，中心外围模型的产业关联效应受到影响，但在关联效应、贸易成本等因素作用下，同样会产生不同范围和程度的专业化过程，即特定产业向若干国家集聚，形成国际分工。
　　建立在集聚基础上的空间经济理论，将行为及其互动产生的收益递增效应、产业发展与分工深化、空间布局及其变迁等构建于统一的分析框架，为系统地研究空间与分工网络间的内在联系提供重要工具与方法。
　　①本章部分内容发表于马莉莉．世界城市：全球分工视角的发展与中国香港的选择[M]．北京：商务印书馆，20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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