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展城市群绝不等同于城市空间规划或物理设施建设，而是使集聚与分工扩张机制发挥作用，使中心地产业演进依托于分工系统的扩张，从空间形式上表现为中心城市与城市群的共生演化。丝绸之路经济带的国内重点发展地区在西部，属于相对落后的外围地区，充分发挥模块网络化的新型生产组织方式与发展机制，实现中心城市与城市群的协同转型，是外围地区寻求中心化继而丝绸之路经济带走向协同转型的可行路径。
　　一、中国领先城市与城市群的发展态势
　　通过对领先城市与城市群的测度，中国呈现东部地区中心城市与城市群发展迅猛，西部严重滞后的基本态势。
　　1．测度方法
　　为了对各城市在全国主要经济活动中的地位进行简要测度，在此引入“区域专业地位”(Regional Specialization Position)的计算方法，由此可以甄别各类经济活动的全国领先城市和城市群。
　　由于一地区专业化活动集聚的程度，一方面表现为该活动在这一地区所有经济活动中所占的地位，比重越高、专业化程度越高；另一方面表现为该活动在全国此类活动中所占地位，比重越高，这一地区该专业化活动的集聚对全国作用越大，因此，区域专业地位的程度就是两项比率的乘积。
　　式中，RSPij为j地区i活动的区域专业地位；Qij为j地区i活动规模；Qi为全国i活动规模；Qj为j地区所有活动规模。
　　在此，主要从CEIC中国经济数据库中提取全国287个地级市(包含直辖市、副省级城市等)1999—2012年的对外贸易额、第一产业、第二产业、第三产业和GDP数据，计算各城市的对外贸易、第一、第二、第三产业的RSP指数，并将排名前100位的城市作为领先城市，考察各主要经济活动的领先城市分布。在287个城市中，东部城市115个，中部城市110个，西部城市62个。
　　2．东中西部领先城市的数量有所分化
　　通过考察各主要经济活动前100位领先城市的地区分布，可以看到：
　　首先，东部地区在外贸活动、第三产业集聚方面占据绝对主导地位，且地位有所攀升。2007年，全国前100位外贸发展领先的城市，东部占到73个，2011年增加到74个；1999年，全国前100位第三产业发展领先的城市，东部占到64个，2012年进一步增加到70个，东部城市在第三产业演进方面引领作用不断强化。
　　其次，中部地区在第一产业和第二产业集聚方面进展显著。中部地区跻身外贸和第三产业前100位的领先城市都远远少于东部，并且数量还有所减少，外贸领先城市从2007年的19个减少到2011年的17个，第三产业领先城市从28个减少到2012年的21个。但是，中部地区的第一产业领先城市由1999年的37个增加到2012年的45个，超越东部成为第一产业的首要聚集地区；第二产业领先城市也从25个增加到2012年的31个，中部工业集聚程度有所攀升。
　　最后，西部地区在各类经济活动中产业集聚程度都相对落后。由于地处内陆，西部地区跻身外贸领先地位的城市2007年仅为8个，2011年增加到9个；从第一产业集聚来看，西部2012年有13个领先城市；第二产业的领先城市1999年和2012年均为11个。落后的产业基础使西部在第三产业演进方面也显著滞后，1999年有8个领先城市，2012年小幅增加到9个。
　　可见，东部在进一步融入国际市场的过程中，领先城市正由第一、第二产业集聚向第三产业集聚演进，中部日趋成为第一、第二产业领先城市聚集区域，而西部各类领先城市的聚集呈现相对下降趋势。
　　3．中心城市演进与城市群的支撑
　　在对各类领先城市展开进一步区域划分后可见，中心城市的产业演进与规模较为庞大的城市群发展紧密相连。
　　2011年，全国最为领先的外贸城市主要聚集在长三角、珠三角和环渤海地区①，分别聚集了22个、16个和27个全国前100位领先城市；其中，全国前40位领先城市中，有14个聚集在长三角、9个聚集在珠三角、7个聚集在环渤海，成为外贸活动最为聚集的城市群(如表6-2所示)。
　　外贸发展带动工业在长三角和珠三角聚集，在全国前100位第二产业领先城市中，有19个聚集在长三角，8个聚集在珠三角，27个聚集在环渤海；全国前40位第二产业领先城市中，11个聚集在长三角、4个聚集在珠三角、11个聚集在环渤海地区。西部的重庆和中部的大庆分别跻身前五大第二产业领先城市，但中部地区总体来说较多聚集排名在21～100位的领先城市，西部地区的领先城市则仅有11个，且分布较为分散(如表6-3所示)。
　　在庞大的城市群发展支撑下，长三角、珠三角和环渤海成为第三产业发展引领地区，其中，长三角聚集了全国前40位领先城市的11个，上海成为区域中心；环渤海聚集了8个，北京和天津成为区域中心，且北京作为全国政治经济文化中心，成为第三产业聚集程度最高的城市；珠三角则聚集了4个，广州和深圳成为区域中心。中部和西部主要聚集全国排名10～100位的领先城市，且总体数量较少(如表6-4所示)。
　　外向型经济、工业和服务业的聚集，使长三角和珠三角地区较少聚集农业发展最为领先的城市，环渤海和福建广西等东部地区还分别聚集了18个和13个全国农业发展排名20～100位的城市；中部成为第一产业最领先城市的聚集地，全国排名前5位的城市均聚集在中部(如表6-5所示)。
　　总体来说，中国城市聚集呈现的发展态势为：依托于国际分工体系，东部长三角、珠三角和环渤海聚集起外向性、工业化和服务化程度最高、规模最大的城市群，以及衍生出各自产业演进程度最高的中心城市；中部地区在东部的生活和生产消费拉动下，成为第一产业聚集区；而西部远离国际市场和消费能力相对较高的东部市场，无论从城市群扩张还是中心城市产业演进方面，都处于外围地区，发展程度相对滞后。
　　二、西部地区中心城市与城市群协同转型的总体思路
　　集聚与分工扩张机制的内在规律表明，先进产业的演进依托于分工体系的扩张，并在空间形态上呈现中心城市、城市群与分工网络的共生演化，因此，只有尊重并充分利用集聚与分工扩张机制，促使其在西部地区发挥作用，形成中心城市与城市群的协同转型，西部才有可能摆脱外围化，并成为引领丝绸之路经济带发展的示范区。
　　1．西部地区面临的挑战
　　作为深处内陆的西部来说，要想形成产业和城市的聚集，面临诸多困难与挑战。
　　第一，西部地域范围广阔、人口相对较少，难以形成大范围的产业与城市聚集。西部地区土地面积占全国的56%，而且多有高原、山川、沙漠、戈壁；从人口分布来看，2012年有2.9亿人口，约占全国的21.6%，相对于2001年比重下降0.7个百分点。在地广人稀、部分地区生存条件恶劣的形势下，西部难以在大范围中散布形成大量的人口聚集中心，有重点的促进产业、城市与人口聚集，成为西部发展的现实选择(如图6-1所示)。
　　第二，西部距离国际市场和国内主要消费市场相对偏远，提高市场潜力和促使要素流动的难度较大。在海权时代，东部沿海地区毗邻大洋，便于与国际市场对接，市场潜力和要素流动性较高，东部也由此加速集聚，成为中国经济增长中心和最主要的消费市场。而西部地区深陷内陆，在向东开放背景下，连接国际市场需跨越漫长的陆路途径，以及距离东部这一消费市场相对较远，这都使西部在产业集聚和城市发展等方面处于不利地位。
　　第三，西部软硬件基础设施和产业发展薄弱，参与市场竞争能力差。在渐进改革方式下，西部的市场化进程相对缓慢，再加上地理位置偏远、交通不便，这都使西部连接更广阔市场的软硬件基础设施供给不足，从而制约西部融入全球分工网络扩张以实现产业演进，这导致西部的经济发展水平与中东部之间的差距相对扩大。经济欠发达进一步制约软硬件基础设施的改善，如此陷入恶性循环，导致西部参与市场竞争的能力趋于下降。
　　第四，西部能源矿产相对丰富，但也容易陷入资源陷阱，影响产业演进。从中国的主要能源、黑色金属矿产、有色金属、非金属矿产的基础储量分布来看，西部是石油、天然气、铬矿、钒矿、原生态铁矿、铅矿、锌矿、磷石等能源矿产品的主要产区。丰富的自然资源、落后的经济发展水平，以及来自中东部粗放式经济增长提供的强大动力，使西部地区容易在市场机制自发作用下，成为初级产品的供应基地，并形成依赖性。这从长久来看不利于西部培育高附加值产业，对西部的生态环境造成破坏，以及埋下资源枯竭时社会政治经济不稳定的隐患(如表6-6所示)。
　　第五，西部民族、宗教等社会问题较为复杂，开发开放存在不少障碍。中国的少数民族大量分布在新疆、宁夏、西藏、云南、贵州、青海、四川等西部省份，这些地区地域广阔、地形复杂、交通不便、发展水平低下，导致人口分布相对分散。中国实行民族平等团结的政策，在很大程度上缓和了民族矛盾。然而，地区分化的加剧给民族矛盾累积埋下隐患，新疆、西藏等地“三股势力”的渗透与西部边疆地区贫穷落后的经济发展状况存在一定联系；此外，少数民族聚居西部，分布较为分散，从而不利于人员交往互动，以及知识、科技、文化等的传播，这些都不利于西部地区通过开发开放带动产业、人口聚集和社会经济发展。
　　可见，正是在单方向开放格局下纯粹市场机制的自发作用，使基础薄弱、发展条件欠缺的西部不断被外围化，而难以实现转型升级。
　　2．西部地区促进中心城市与城市群协同转型的可能性
　　对于西部来说，扭转外围化趋势虽然存在诸多困难，但新兴生产组织方式的发展为西部实现中心化提供可能性。
　　首先，东部地区的发展经验给西部提供启示。珠三角等不少东部地区在计划体制下原属于体制外或体制边缘地带，经济发展水平也较为低下。在向东开放以及市场化改革措施下，东部地区的市场潜力和要素流动性大幅上升，从而促使产业集聚加速发展，并形成中心城市、城市群与分工网络扩张的共生演进效应，东部不断崛起为中国经济增长重心。东部地区的发展路径和经验为西部提供了重要启示，与更广阔的国内外市场形成有效联结，创造产业集聚的必要条件，西部亦有可能在中心城市与城市群协同转型中实现崛起。
　　其次，模块网络化机制的兴起使欠发达地区存在发展空间。模块网络化机制作为20世纪末以来新兴的生产组织方式，虽然发展的范围和程度还十分有限，但提供了不依赖于自然资源而通过人力资本开发促使分工深化的发展模式，而且多元化的分工方向为各经济体提供了广阔的选择与发展空间。西部地区虽然整体经济规模和实力相对有限，但通过选择特定的专业化方向，并通过市场与政府的高效联结促使模块网络化机制运转，西部同样有可能跻身全球分工网络的组成部分。
　　再次，为西部中心城市的初步发展打下一定基础。西部虽然只有少数城市属于外贸活动、工业和服务业的领先城市，但亦拥有重庆、成都、西安、乌鲁木齐、昆明、兰州等西部主要城市，其中，重庆、成都、西安、乌鲁木齐、兰州的外贸领先程度有所提高；重庆、乌鲁木齐的第二产业领先程度有所上升；西安的第三产业领先程度略有攀升，由此为西部驱动模块网络化和中心城市与城市群协同转型奠定基础。特别是同样深处内陆的重庆，在加强软硬件基础设施建设、提高对外开放水平、促进市场化改革等方面积极作为，其外向化和工业集聚程度已突飞猛进，树立起西部城市实现产业演进的初步示范(如表6-7所示)。
　　最后，向西开放战略带来的发展机遇。2008年金融危机后，中国经济增长存在的深层次矛盾有所激化，转变经济发展方式成为中国的必要选择。在总结发展经验和教训、研判国内外形势的基础上，中国提出以“丝绸之路经济带”和“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为主要内容的向西开放战略。虽然这一战略距离全面贯彻实施仍有漫长而艰难的探索过程，但向西开放导向的提出，对于平衡单方面向东开放政策具有重大的意义，也由此将西部地区更进一步的开发开放提上议事日程，这对西部来说成为重要的发展机遇。
　　3．西部地区促进中心城市与城市群协同转型的总体思路
　　面对艰巨的战略使命、困难、挑战与发展机遇，西部需要以创新理念与思路，寻求中心城市与城市群的协同转型，以切实推进向西开放和丝绸之路经济带建设。
　　首先，创新公共治理模式，以驱动基于模块网络化的自主转型系统。基于地理位置、地形地貌、基础设施、民族文化等方面的特殊性，西部的外围化归根结底是纯粹的市场机制作用的结果，因而，改变市场机制的传统作用方式，是扭转西部外围化趋势的重中之重。模块网络化机制的发展特征表明，在分工日益细化和深化的发展过程中，围绕培育人力资源的公共服务供给亦成为延伸产业链的重要组成部分，政府与市场不再是互相对立的关系，而需要相互联结、共同应对分工系统复杂化、快速变化带来的挑战，在开放环境下，延伸产业链还涉及国际公共服务的供给。西部地区发展基础薄弱、竞争力不足，更需要通过开发人力资源、深化分工系统，实现内源驱动式发展。也就是说，面对更艰巨的市场挑战，西部需要寻求公共治理与市场机制更高效的联结，以驱动模块网络化机制兴起，促使工业化、信息化、农业现代化、城镇化趋于同步，使西部走上分工深化的转型发展道路(如图6-2所示)。
　　其次，西部地区精而差异化的选择中心城市及其专业化方向。由于环境承载能力差、人口规模相对较小，西部地区并不适宜大面积的散布中心城市与城市群，而需要少而精的着重开发重点区域，特别是已经具备一定基础的西部中心城市，由此可以发挥传统纽带的积极作用，减少初始投入成本。在选择专业化方向时，需要实现差异化的错位发展，以扩大每个西部中心城市与城市群的成长空间，强化彼此间的互动与联动效应，提高协同转型的成功率。
　　再次，构建起西部与中东部以及西向国际市场的软硬件联通设施，使西部的中心城市与城市群演进嫁接并依托于地区外的分工扩张系统。在东向开放和领先城市在东部聚集的发展背景下，从中国国内的分工网络分布来看，基本形成以东部为服务和工业中心，中部提供第一产业和第二产业支撑，西部提供初级产品供应的格局，西部中心城市的产业演进缺乏自身的分工系统支撑。受资源、人口、环境等条件制约，西部建立起独立的服务自身中心城市演进的庞大分工网络并不现实，因此，将中心城市发展嫁接并依托于地区外的分工系统，成为西部实现中心化的现实选择。具体来说，主要包括：一是构建起西部中心城市与东中部产业聚集中心之间的骨干联通网络，使东中部分工网络能够支撑西部中心城市转型；二是构建起西部中心城市与西向国际市场之间的骨干联通网络，使西向国际分工网络亦能够支撑西部中心城市转型；三是强化硬件和软件联结设施的建设，提高西部中心城市的市场潜力和要素流动性，以利于集聚机制发挥作用。
　　最后，在西部设立协同转型先行示范区，以创新思路培育新型发展模式，从而为西向开放探索经验、奠定基础。外围地区的中心化在一定程度上违背了纯粹的市场机制的作用逻辑，因此，通过政府与市场的有效联结，优化市场机制作用，是适应、利用市场又规避其不利影响的创新尝试。在西部创新新兴发展模式，本身受到欠发达、民众知识储备欠缺与认识不足等严峻挑战，然而这对于发展西部、维护国家安全、未来扩大西向合作又至关重要，因此，有必要在西部重点城市设立协同转型先行示范区，扩大先行先试的范围，特别是放宽公共治理领域创新的权限，以支持西部的转型发展。
　　①长三角覆盖上海、江苏、浙江三省市；珠三角主要指广东省；环渤海主要覆盖北京、天津、河北、山东、辽宁五省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