追溯中外文化交流的早期发展，其源头处有一些可疑的史迹，需要经过进一步的研究才能做出更加明确的论断。事实上远古文化传播与交流的历史，有的内容可能永远都是谜了。
　　印度河流域发掘出来的古城哈拉巴(Harappa)和摩亨佐达鲁(Mo-henjodaro)中出土的古陶，与中国甘肃出土的史前的彩陶有一些相似之处。〔1〕季羡林先生认为，二者之间可能有某种渊源关系。那么是否存在互相传播和影响?如果存在，这种传播和影响又是怎样发生的?
　　古代埃及、波斯、阿拉伯、中国、印度天文学中都有“二十八宿”之说，中国和印度的二十八宿之说产生最早。印度和中国两国之二十八宿每一个都有具体的名字，据研究是同源的。那么二十八宿最早起源于何处?有人以为起源于印度，有人以为起源于中国，也有人以为起源于巴比伦。德国学者伊德那最早认为二十八宿是中国人为了追踪月球在恒星间的运行，以显著星象为目标而设立的二十八个标准点。1840年，俾俄明确主张二十八宿起源于中国。中国学者竺可桢在《二十八宿起源的时间和地点》一文中，认为印度的二十八宿是来自中国，又有所改进而形成的。日本学者新城新藏在《东洋天文学史》中亦持这种观点。1860年，韦柏在《中印两国历学的比较》一文中提出二十八宿起源于印度，其理由是印度二十八宿起源于昴，中国二十八宿起源于角，而昴为春分点的时代比秋分点的时代早1000多年。谌约翰根据对中国岁名、岁阳以及五帝等名称的研究，主张印度起源说。1891年，荷姆美尔提出二十八宿起源于巴比伦。这种说法得到金最尔、金史密、爱特金等历学家的赞同，甚至最早主张印度起源说的韦柏也赞同此说。夏鼐《从宣化辽墓的星图论二十八宿和黄道十二宫》一文，为二十八宿起源于中国说提供了新的证据。1978年在湖北随县曾侯乙墓中发现了一个书写着二十八宿的漆箱盖，为二十八宿起源于中国说提供了有力的佐证。〔2〕但日本学者饭岛忠夫根据冬至点在二十八宿中的牵牛初度，认为二十八宿制定于公元前396年到公元前382年之间，断定二十八宿是从西方传入的。因此，关于二十八宿的起源，目前仍是一个尚未破译之谜。
　　中国古代有十二岁之说，最早见于《吕氏春秋》，十二岁的名称很奇怪，如太岁在子称为“困敦”，在汉语中语义难解，有学者认为可能是从梵文音译成汉文的，也就是说十二岁的概念可能是从印度传来的，传入的时间不会晚于战国末年。印度和中国古代传说中都有月宫中有玉兔的说法，据季羡林先生研究，印度的月兔故事早于中国，至迟在屈原时代就已传入中国，时间上限则无法确说。〔3〕
　　中国古代的寓言和传说有与印度相似者，中外不少学者以为受印度影响。孔好古《中国所受印度的影响》(Indischer Einflussin China)以为，《战国策》所载若干动物寓言，完全源于印度，只是动物名称不同罢了。此外《吕氏春秋》中的“刻舟求剑”，《韩非子·说林》中的“有献不死之药于荆王者”，《战国策·楚策》四记载“郑袖谗楚王美人”，《左传》卷44记载“师旷讽晋侯”，《列子·汤问》中巨鳌负山的传说，《山海经》中“巴蛇吞象”，《庄子》中关于大鹏的寓言，邹衍所谓大九州说等，据研究都与印度的传说故事存在着某种联系。但正像有人指出的那样，关于这些“我们没有十分确凿可靠的证据，学者们的论断有很大的假设性，但也含有很大的可能性”〔4〕。
　　绿松石是深受古今中外人士喜爱的古老玉石之一，远在新石器时期就为人们所饰用。中国新石器晚期的遗址中不断发现绿松石。在河南郑州大河村仰韶文化(距今6500～4000年)遗址出土的文物中有两枚绿松石鱼形饰物。甘肃永靖大河庄出土有距今3800年的绿松石20枚。中国出产绿松石，湖北郧县、安徽马鞍山、陕西白河、河南淅川、新疆哈密、青海乌兰等地均出绿松石，湖北郧县、郧西、竹山一带的优质绿松石闻名世界，云盖山上的绿松石以山顶的云盖寺命名为云盖寺绿松石，是世界著名的中国松石雕刻艺术品原石产地。江苏、云南等地也发现有绿松石。国外最著名的绿松石产地是葱岭以西中亚的乌兹别克斯坦撒马尔罕附近、伊朗东北部和阿富汗，特别是伊朗北部产出的最优质的瓷松和铁线松非常著名，被称为“波斯绿松石”。在中国考古发现的绿松石以青海和甘肃的数量和单位最多，因其地近西域，因此有学者估计“甘肃新石器晚期和黄河流域商周时代遗迹中出土的高级绿松石制品，其原料可能是从葱岭西边辗转传过来的”〔5〕。但既然中国境内亦产优质绿松石，因此，就很难肯定这些绿松石来自境外。
　　中国古历以十九年之章及七十六年之部为骨干，而这种周期亦见于西域，其始用时间亦与中国战国时代相当。巴比伦于公元前383年始用十九年章法；雅典的使用在公元前432年。此为由中国西传，亦或自西域传入，还是不谋而合者?中国古代天文学中以365天又四分之一天为一年之说，是中国人之发明，抑或由西域传入?立木于地，以悬垂线确定其正直位置。其应用则有用上下午等长日影测定南北线或东西线，用正午日晷最短之日以定冬至，为一切历法之基础，周礼已测表高八尺，夏至影一尺五寸，冬至影一丈三尺。水星每十二年一周期之运行，及由此发现而发展为占星术之周期观念；战国时楚人甘公、魏人石申著《星经》中之许多恒星位置及其名称；火星、金星之运行；以春分为首之新历法；以闰月订正与际历不合之差误；四季中分配春分、秋分、夏至、冬至等；天分九分野或十二分野，与地上分野相等，人事反映天象，天上分野支配地上相应分野等，有学者以为皆由西方传入，但似乎并未为大家所接受。
　　日晷制造法，有人认为传自西方。据高鲁《日晷通论》：“创用日晷，为历史记载中可考知者，惟有鲁达国王，在西历纪元前七百四十年。希腊最古之日晷，建在雅典，建设者曰默冬，时为纪元前四百三十三年。意大利之最古日晷，建在罗马，建设者曰古梭，时为纪元前三百零六年。古有天文家曰埃罗多，谓希腊人以一日之长分为十二时，用巴比伦之旧法，创为有极之日晷，自是而制度定。……亚里斯多德，希腊之哲学名家也，生于纪元前276年，制一日晷，有特殊点，不用平面，采用球体而空其内部，设置圭表于球之中心，投其景于球之内面，并于此凹面之上刻有圆周，分划度数，可以直接测定光线与圆周所成之角度。”〔6〕鲁达国王是犹太分裂时之犹太王，《以赛亚书》第38章提及日晷与日影下降度数，时为公元前700年左右。加提天文学家佩劳苏斯(Berosus)于公元前340年发明半球形而中空之日晷，为后人所沿用，阿拉伯人至第10世纪仍在仿制。中国古书中不见有日晷。中国古代有日影测验，但目的在于定方向与节气，而非定时刻。《诗经·定之方中》云：“揆之以日。”传云：“度日出日入以知东西，视定北准极以正南北。”又《公刘》诗云：“既景乃冈”，笺曰：“既以日景定其疆界于山之脊。”《周礼》中之《大司徒》《大宗伯·典瑞》《考工记》中之《玉人》《匠人》所记“玉圭”“臬”，《周髀算经》《淮南子·天文训》《后汉志·律历志》所记“表”或“仪表”，《史记·天官书》所记“土炭”法，皆无测验时刻之作用。据刘复《西汉时代的日晷》记载，他所知当时所存中国古代之测时日晷有三，但皆为西汉物，远在西方之后。因此他认为中国之测时日晷必传自西方。至于传入时间，方豪以其制作之精，“推其传入中国必已久，或在西汉之前，几经改良而后成也”。但这并不是定论，有人指出，关于中国天文学之起源，“有两说相对，未能一致。一为自发的开展说，一为西方影响说”。主西方影响说者以为“春秋以前，巴比伦天文学已传入中国，战国时希腊及印度历法又渐至东方，为秦汉历法所取用”。日本学者新城新藏著《东洋天文学史大纲》，则主“自发的开展说”，而饭岛忠夫《支那古代史论》的观点正相反。〔7〕
　　中国西汉之前测验时刻之工具为水漏，有人认为漏刻制造法亦传自西方。方豪《中西交通史》云：“汉简中所见‘夜漏上水’等字句，足证汉简时代，即西汉下半期，塞上用漏定时，则漏壶之制，当亦从中亚经西域传入。盖日晷与滴漏同为巴比伦人所发明也。”埃及的玻璃器何时传入中国?早在公元前1600年，埃及的工匠们就掌握了制作玻璃的初步技术。公元前12世纪就发明了制造玻璃的办法。河南省出土了一个公元前2世纪的亚历山大里亚的玻璃瓶，上有雅典女神头像。那么这种玻璃器是通过什么途径传入中国的?湖南长沙战国楚墓出土的一件玻璃珠，经测定属于钾玻璃，是舶来品，还是本土所产，尚有争议。有人推测钾玻璃可能来自东南亚地区，也有人认为来自印度，有人认为是中国制造。中国上古纪功，多用铜器，至秦乃有石刻。而埃及则在公元前4世纪至公元前3世纪既已流行石刻；波斯、巴比伦亦早于中国。还有秦以白马祭天。这些方豪也认为“似皆受有西方之影响”〔8〕。
　　美国学者斯塔夫里阿诺斯曾经研究文明之前的人类农业的传播，他认为，中东、中美洲和中国北部都是农业文明的中心。现代的小麦、燕麦、裸麦以及现代的山羊、绵羊、牛、猪均起源于中东。由于适宜的植物生长环境，中美洲能成功地栽培植物达几十种之多，其中最重要的是玉米、苋、蚕豆和南瓜之类。在中国北部的黄土平原上，早在公元前5000年时，黍、高粱、稻、大豆、大麻和桑树已作为旱地作物得到种植。他认为中国的小麦和大麦是公元前1300年前后从中东引进的。由于中国北部旱地种植作物，所以在中国的作物中最后出现的小麦和大麦也被当作旱地作物进行栽培，而不像在它们的发源地中东，种植在水田里。我们都知道，中国的稻早就传播域外，而小麦和大麦又是从域外传入的，其具体的传播时间、途径和方式却是疑案。斯塔夫里阿诺斯说，那时农业在诸地区间传播的详细情况，现在了解得还很不够，只有从中东传播到欧洲的情况知道得最清楚。由于考古发掘所提供的证据不足，其他方面的情形只能凭推测了。〔9〕
　　中国历史上还有一桩悬案，即春秋时思想家老子是否去了西域。《史记·老子韩非列传》记载：“老子修道德，其学以自隐无名为务。居周久之，见周之衰，乃遂去。至关，关令伊喜曰：‘子将隐矣，强为我著书。’于是老子乃著书上下篇，言道德之意五千余言而去，莫知其所终。”〔10〕后来道教徒编撰《老子化胡经》，以为西渡流沙，教化胡王，固属不经，然而老子究往何处，《史记》存疑。李尤《函谷关铭》云“尹喜要老子留作二篇”〔11〕，显然以为所谓“关”乃函谷关。又引崔浩语以尹喜为散关令。葛洪《抱朴子》云：“老子西游，过关令尹喜于散关，为喜著《道德经》一卷，谓之《老子》。”〔12〕《列仙传》云：“关令尹喜者，周大夫也。善内学星宿，服精华，隐德行仁，时人莫知。老子西游，喜先见其气，知真人当过，候物色而迹之，果得老子。老子亦知其奇，为著书。与老子俱之流沙之西，服巨胜实，莫知其所终。亦著书九篇，名《关令子》。”〔13〕段成式《酉阳杂俎》卷2云：“老君西越流沙，历八十一国，乌弋、身毒为浮屠，化被三千国，有九万品戒经。”〔14〕此说出于道教神仙之说，亦难凭信。作为一位学者，到了西域当有所作为。然则老子之归宿，乃为谜团。
　　探讨早期中外文化交流史，此类谜团甚多，此略举数例而已。人类远古时期的迁徙流动和文化传播，应该有大量生动的内容，由于没有文字的记载而湮灭于渺茫的历史风烟中。考古发现的一点点遗迹，只透露出一鳞半爪，但云里雾中，扑朔迷离，难以征信。
　　〔1〕季羡林：《中印智慧的汇流》，见周一良主编：《中外文化交流史》，河南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第138页。
　　〔2〕夏鼐：《从宣化辽墓的星图论二十八宿和黄道十二宫》，原载《考古学报》1976年第2期，收于氏著《考古学论文集》，河北教育出版社2000年版，第378-419页。
　　〔3〕季羡林：《中印智慧的汇流》，见《中外文化交流史》，第139页。
　　〔4〕季羡林：《中印智慧的汇流》，见《中外文化交流史》，第139页。
　　〔5〕宿白：《考古发现与中西文化交流》，文物出版社2012年版，第14页。
　　〔6〕高鲁：《日晷通论》，载《观象丛报》1920年第5卷第2册。
　　〔7〕以上参方豪：《中西交通史》，岳麓书社1987年版，第59-60页。
　　〔8〕方豪：《中西交通史》，第60页。
　　〔9〕〔美〕斯塔夫里阿诺斯：《全球通史——1500年以前的世界》，吴象樱等译，上海社会科学出版社1996年版，第85-88页。
　　〔10〕《史记》卷63《老子韩非列传》，第2141页。
　　〔11〕《史记索隐》引，见《史记》卷63《老子韩非列传》，第2141页。
　　〔12〕《史记正义》引，见《史记》卷63《老子韩非列传》，第2141页。
　　〔13〕《史记集解》引，见《史记》卷63《老子韩非列传》，第2141页。
　　〔14〕〔唐〕段成式：《酉阳杂俎》前集卷2，中华书局，1981年版，第14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