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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玫瑰花园:前往大明帝国和撒马尔罕的旅行者

作者:吴芳思









  蒙古帝国的崩溃以及中国新王朝(明朝,1368—1644)的建立未能使中国在丝绸之路宣称拥有主权。敦煌已在很大程度上被遗弃,中国在中亚地区重新建立的要塞在明朝退缩到了长城以内、嘉峪关以东。至于贸易,现在大部分走海路,明朝的对外关系也以宦官将军郑和(1371—1433)领导的伟大的航海活动为主导,他率领庞大的舰队七下西洋,到访过从波斯湾到红海和非洲东海岸的37个国家。1
  “进贡”的使节从周边很多国家来到中国,波斯历史学家哈菲兹·I·阿布鲁在《世界史》中就记载了1419年的外交使团:510人陪伴6名使节从赫拉特出发,途径巴尔赫、撒马尔罕和塔什干向中国进发。当他们沿丝绸之路北线前进时,遇上了6月大雪。“冰冷的大雪下了两指厚”。2 1420年7月11日他们到达了繁忙的吐鲁番绿洲。阿布鲁跟马可·波罗一样使用简略的文字记载了这里的情景,他所说的“偶像崇拜者”都是佛教徒:“这个城市的大多数居民是异教徒而且崇拜偶像,他们有很大的偶像寺院,里面非常漂亮,摆放着很多偶像,一些是新制作的,另一些是旧的。”他们来到了高昌(Kharakhoja/Gaochang)。在路上,中国官员迎接了他们,“记下了使节及其随从的名字”。他们继续前行来到哈密绿洲,在这个地方伊斯兰教和佛教并存,“艾米尔法赫鲁·丁在这座城市中建造了一座宏伟的清真寺,而一座非常大、同这座清真寺相对而立的佛教寺院也被建立起来。佛教寺院中塑造了一个巨大的偶像……在这尊大偶像前面,站立着一个10岁大小的儿童铜像,铜像做得非常漂亮,非常精致。墙壁上画着壁画,着色精美,堪称达到了非常精湛的水平。在寺院的大门口有两尊守护神像,他们似乎要相互攻击一样。”
  外交使团穿越了戈壁滩(这片戈壁滩是用旅行者一直使用到20世纪的词汇描写的,“他们每两天能找到一次水”),直到到达了嘉峪关,即长城西端的一个要塞。“很多中国官员按照皇帝的命令出来迎接他们。那是一片令人赏心悦目的草地,就在那一天,他们在旷野之上用粗帆布遮篷树起了一个高台,在台子上摆放了桌椅。各种各样的美味菜肴包括鹅肉、禽肉、烤肉、干鲜水果等都盛在中国盘子中,摆放在桌子和托盘上。吃完之后,各种各样的酒被端了上来,他们都喝醉了。除了娱乐之外,他们每人都得到了羊、面粉、大麦等旅行必需品(原文如此),还根据身份不同而分得了不同的酒。”3对进贡使节的这种接待(以及后来的赠送礼品),不禁使人想起一千五百多年前汉朝为了同匈奴修好所支出的花费。由此可见,1792年清朝向第一批英国外交使节赠送成袋的胡椒和大米就不足为怪了。建立在这种慷慨大方基础之上的外交关系,是在抽空其经济实力。
  在过嘉峪关之后的九站(他们在驿站中停留)中,他们都受到了“中国皇帝派驻到这些边远地区的官员”和五六千“编成方阵、就像用圆规和尺子画出来一样整齐”的骑兵的欢迎。另一个巨大的平台建了起来,“一个巨大的帐篷……中国样式……做成中国宫廷楼阁的样子,侧边垂耳向上翘起……使节们坐在左边,中国官员坐在右边,因为从他们的眼神中可以看出,左边比右边尊贵。因此,在每个使节和官员面前摆放着两只托盘,其中一只托盘中盛着各种各样的中国干果、鹅肉、家禽肉和烤肉,而在另一只托盘中则摆放着蛋糕、上好的面包、纸和丝绸做的花束,其精美程度无法形容。其余人的面前则只摆放一只盘子。在他们的旁边立着一只高高架起的皇家大鼓,鼓的一侧是成排的酒坛、中国酒和大大小小的瓷、银和金酒杯,在这些器物的左右两边站立着很多乐师,他们拿着风琴、小提琴、中国横笛和两种长笛……也有中国风笛、排箫和架在三角架上的双面鼓,他们都要参加合奏。在他们的身边,也摆放着铙钹、响板和小鼓。另外站着的还有杂技演员,他们都是相貌清秀的男孩子,脸涂成红白两色,头上戴着帽子,耳朵上坠着珍珠,匆忙一瞥之下不管是谁都会把他们误认成女孩子。他们所表演的是典型的中国杂技,这种杂技在世界其他地方是见不到的。”
  宴会的主人开始在花篮的簇拥下向所有在座的人依次劝酒,“顷刻之间把整个宴会厅变成了一个玫瑰花园”。杂技演员戴着逼真的动物面具开始了表演。同时,盛满“榛果、枣子、胡桃、腌栗子、柠檬、醋腌大蒜和洋葱……切片甜瓜和西瓜的盘子被端了上来,盛放这些美食的盘子被做成各种各样的分格,每一种食物分别放在不同的格子中”。4宴会结束时,一个小男孩打扮成鹳的样子,“他的服装是用棉布和丝绸做成的,头上面插着羽毛,喙和腿涂成红色,非常像活生生的鹳,只不过是个头大了点。”这个小男孩“把自己包裹得严严实实……打扮得很像鹳,伴着中国乐器的旋律跳舞,变着花样摆动脑袋来取悦在场的人”。
  这支尊贵的队伍继续朝着中国内地行进,每天晚上在驿站歇脚。“他们的动物和行李都被带进登记处,在此可以由可靠的仆人照管。此后,无论这些使节有什么需求,诸如马、食物、饮料和床上用品等都可从驿站得到。每天晚上,只要他们在此歇息,他们每个人都有自己的休息室、一套丝绸睡衣,另外还有一个仆人照顾他们以备不时之需。”
  使节们缓缓地走向中国腹地,在每个驿站都能穿上丝绸睡衣,吃蜂蜜、大蒜,羊肉和鹅肉。在北京他们见到了皇帝。皇帝赐给每位使节几袋银子、几卷缎子和“其他七十样东西,包括贴身内衣、红丝绸、锦缎、天鹅绒,还有五千张钱庄银票”。在关于这次外交活动的记载中,有一段对皇帝朱棣的描写令人罕见而又有些莫名其妙。朱棣以其统治年号“永乐”闻名,文中写道:“皇帝中等身材,他下巴上的胡须不是太长也不是太短,然而下巴胡须中央的约两三百根却很长。当他落座时,这些长胡须能够在椅子上弯成三四个卷。”6不巧的是,在这个使团留居北京期间,皇帝的“爱妃”去世,“更有甚者,皇帝刚刚建好的宫殿遭闪电击顶,随后按照自天而降的苍天旨意燃起了大火。皇帝从此频繁地前往寺院中,不断地祷告:‘苍天怒我,烧我宫殿;我没有做过坏事,我没有冒犯我父亲,没有冒犯我母亲,也没有实行暴政!’由于这次惊吓,皇帝病倒了。”使团很快就从来路回国了。
  在这一时期,穆斯林人比信仰其他宗教的人走丝绸之路要容易一些,因为当地的伊斯兰统治者不能容忍异教徒。1603年一位杰出的欧洲传教士就冒了一次被发现的危险。鄂本笃(Bento de Goes,1561或1562—1607),一位耶稣会传教士,他从欧洲出发去印度和远东传教。他以士兵的身份随葡萄牙舰队到达印度。虽然海路已经成了商人和传教士们首选的路线,但鄂本笃于1598年在拉合尔遇上的一位商人告诉他说,凭他在中国居住了13年的经验得知,陆路仍是可通行的,这条消息是在明朝最近放松了管制之后传出的。1583年,明朝地方官员根据这些放松的管制条例允许耶稣会会士在广州附近的肇庆市置地定居。
  鄂本笃随同一支由500人和驮载动物组成的商队在1603年2月从印度出发,在帕米尔高原因严寒而损失了马匹,11月他们到达了莎车。在莎车,为了避免因为他不是穆斯林人而招致生命威胁,他召集了一支由72人组成的新商队向北京跋涉。他们走的是丝绸之路北线,途经阿克苏、库车、吐鲁番和哈密。在去嘉峪关的路上,鄂本笃从商队马背上摔了下来,几乎死掉。幸运的是,一位名叫伊塞艾克的亚美尼亚人发现鄂本笃不见了,就从原路返回,在沙漠里找到了他。当他们到达肃州(酒泉)时,碰上了一支从北京来的穆斯林商队,并了解到其他耶稣会传教士已经到达了中国首都。鄂本笃几次尝试通过驿站同他们取得联系,最终取得了成功。利玛窦从北京派遣了一位年轻的中国牧师钟鸣礼来迎接鄂本笃。钟鸣礼到达肃州时,发现鄂本笃已奄奄一息,但至少他在死前知道了陆路仍可通行,而且耶稣会传教士在中华帝国的心脏也有了立足之地。7
  另一位经历这种旅行之险的欧洲人是一位非宗教人士(他被商队的领队机智救下),名叫安东尼·詹金森,他是第一位探险丝绸之路西端的英国商人。伦敦商人安东尼·詹金森于1558年到达布哈拉调查贸易前景,他这样描写纺织品占据主导地位并且很明显逊色于海上竞争的当地贸易:“每年都有大批商人来到布哈拉城,他们结成庞大的商队从邻国来到这里,如印度、波斯、巴尔赫、俄罗斯,过去有的还来自中国……印度人带来的优质白布被鞑靼人用来盘在头上,所有其他种类的做衣服用的白布都是用棉毛和粗亚麻做的,但他们没有带来金、银和宝石。我询问并了解到所有这些通向海洋的贸易通道以及获得所有这些东西的地方都在葡萄牙人的统治之下。印度人又从布哈拉城带走精心制作的丝绸、来自俄罗斯的红色皮革、奴隶和马……波斯人运来粗亚麻、毛衣、亚麻衣服、各种不同的精美……丝绸、土库曼马……俄罗斯人将红色皮革、羊皮、各种样式的毛衣、木制器皿、马勒、马鞍带到布哈拉城……又从布哈拉城带走各种棉毛制品和丝绸、亚麻制品……在中国和平时期当道路开放之后,还有从中国运来的麝香、大黄、缎子、锦缎,还有很多其他的东西。”8
  中原商队未能出现在这里可能是因为边境问题。蒙古统治者掩答汗(1507—1582)控制着山西边境以北的地区,在1571年达成和平协议之前,他不断袭击中原边境地区以“索取供给”,如食品、丝绸和衣服。9
  对安东尼·詹金森来说,虽然贸易前景并不令人鼓舞,但他的确记录了在布哈拉所见到的情景之一、在任何游记中都不可缺少的内容:抽取麦地那龙线虫。在描写流经布哈拉市的河流时,他写道:“这里的水非常不卫生,如果喝了这种水,寄生虫就会在人身上产卵……这种寄生虫长一厄尔(45英寸),一般情况下寄生在人的腿上,长在皮肤和肌肉之间,通常是在踝关节附近以非常熟练的技术取出。外科医生对此练习得非常纯熟,如果虫子在向外扯时被拉断,断在体内的部分就会死掉。每天可向外拉出约一英寸,边拉边把它卷起来,这样一直到麦地那龙线虫被全部拉出来。”10
  安东尼·詹金森未能注意到的是寄生虫的繁殖。艾拉·克里斯蒂在20世纪20年代初前往布哈拉市场观察理发师①的工作时,详细描写了取虫过程:“取虫时,要把虫子缠绕在棍棒上,同时轻轻按摩患处。这是一个非常缓慢的过程,一天只能拉出几英寸长。如果寄生虫在手术过程中被扯断,留在体内的部分就会把毒释放到血液中,病人通常会死亡。”在他观察的这一病例中,取出的寄生虫被扔进了水容器中!“有必要补充一句,寄生虫的传染一般情况下都是肮脏的饮用水所致……我的反对意见丝毫不起作用,这位理发师说其他的虫子也早就被扔进了水罐。”11
  使旅行者印象最深的丝绸之路西端的城市是撒马尔罕,这座古粟特城在帖木儿(1336—1405)的统治之下已经发生了很大变化。虽然帖木儿与把蒙古人赶出中国、使一个突厥部落臣服的明朝皇帝们处于同一时代,但他还是梦想成为成吉思汗一样的人物,他以自己是察合台汗国的八剌族系的后裔而自豪。察合台汗国“统治过疆界不太明确的地域,包括伊犁河谷和川所西纳以及在部分时期包括今天阿富汗的部分地区”。12
  帖木儿出生于撒马尔罕附近,是一个残疾人。苏联考古学家米哈伊尔·杰拉希莫夫教授对这一点非常清楚,他在1941年打开了帖木儿的坟墓(他发现,帖木儿虽然跛足,但可能有6英尺高)。由于残疾,他被叫做Timur“leng”(意思是“跛足”)。正是这种姓名和特征词相混合的形式,形成了他在西方常用的名字“Tamerlane”。克里斯托弗·马洛在他1590年出版的剧本Tamburlaine the Great (《帖木儿大帝》)中把他的名字进一步弄乱了。乔治·弗里德里克·汉德尔在他于1724年写作的剧本的剧名中用意大利语把他的名字拼写为“Tamerlano”。马洛写作《帖木儿大帝》的来源是“上帝之灾难和世界之恐惧”,13在16世纪这是非常流行的传奇故事,反映了欧洲人对东方的极大兴趣。《马可·波罗游记》的最早版本之一、现存于牛津大学图书馆的精美插图版,跟亚历山大大帝(也以其东征而闻名)的故事和关于“婆罗门国王丁迪莫斯”的打油诗装订在一起,这是关于东方传奇故事的有价值的组合。14
  帖木儿建立大帝国的梦想始于他率军攻打呼罗珊和东波斯,然后向南于1399年攻克德里,这是一场血腥战役,留下了几千具尸体。1400年他攻占了阿勒颇和大马士革,1401年占领巴格达。虽然在西方他以代表其军事行动之残酷的骷髅金字塔而闻名,但他却是文学的伟大恩主,领导了“大批出色的文学家,其中哈菲兹仅仅是众多明星中最明亮的一颗而已”。15 13世纪在欧洲对蒙古的威胁作出有趣的重复反应之后,他跟法国的查理六世和卡斯提尔的亨利三世建立了外交联系。对奥斯曼扩张的恐惧感导致欧洲统治者们寻求同这位可怕的统治者结盟,他俘虏了奥斯曼苏丹、霹雳大王贝亚兹德一世,有效地把匈牙利从奥斯曼的征服中解救了出来。16
  对美丽的撒马尔罕的早期记载是由亨利三世的大使冈萨雷斯·德·克拉维约(Ruy Gonzalez de Clavijo)完成的,他担任大使的时间是从1403年持续到1406年。他发现这座城市处于持续不断的建设之中,因为帖木儿是一位伟大的建筑师,而且苛求完美。“帖木儿为了纪念他岳母而建造的清真寺……似乎是我们在撒马尔罕城中所见到过的所有建筑物中最宏伟的,但是刚一竣工他就发现大门有缺点,他说门框太低,必须立刻拆掉。”17尽管帖木儿已经年老,且身体虚弱,而且据克拉维约记载,他几乎睁不开眼,简直站不起来,只能坐着轿子被抬来抬去,但他仍然决心监督这座清真寺的重建工作。他每天都被抬到工地来,向正在挖掘新地基的工人撒下硬币和肉,“就像一个人向坑中的狗扔骨头一样”。
  帖木儿的军事行动有时好像是专为充实和美化撒马尔罕城而发动的。他不仅抢走财宝,也俘获手工艺工人,他从印度、波斯和叙利亚抓来制瓦工、建筑师、手工艺建筑工人、宝石雕琢手工艺人、玻璃制造工和画师。撒马尔罕这座伟大的城市被周长5英里的深沟和高墙(帖木儿所建)环绕,从城门有路通向市中心。市中心是一个巨大的圆顶市场,手工艺人被集中在不同的市场中。尽管撒马尔罕城在不停地施工,绿化仍然很好,每家每户都有一个花园,从扎拉夫尚河引渠浇灌,大树冠的悬铃木属树木形成浓密的树荫,另外还点缀着高高的杨树和果树。在市区,很多喷泉和水池为当地居民和旅客增添了凉爽和舒适的感觉。
  城墙之外,同样的绿色和灌溉区向外扩展,以容纳不断增长的人口。帖木儿本人亲自监督营建了两个大花园:“新花园”和“悦心花园”。他在这里招待了克拉维约等大使。克拉维约第一次受到帖木儿的接见是在“一个有宫殿的大果园中”进行的,“通过一个用金黄和蓝色瓷砖装饰得非常漂亮的宽敞高大的入口”进入里面。当这些外交人员进入大门向前走的时候,克拉维约注意到,“六只大象,每只大象背上驮着一个小型木制城堡,上面插着两面旗子。侍者就在城堡中操纵大象表演,在我们经过时逗我们取乐”。18
  当时欧洲人并不了解大象,所以克拉维约详细地对它们进行了描写。他看到大象被涂成了绿色和红色,可以表演一些小把戏,也看到了大象的争斗,受伤的大象像猪一样吼叫;当它们并肩向前冲时,大地仿佛都在颤动。为了使那些从未见过大象的人能更清楚地了解它们,他解释说,它们“非常黑,身上没有长毛,只有尾巴跟骆驼的尾巴一样多毛……它们身体笨重,体形一点都不优雅,就好像每头大象都是被塞满的袋子……大象的脖子丝毫不值得一提……它根本不能用嘴触地吃东西”。大象的鼻子“多少有些像袖子,中间有孔,它用鼻子根据需要喝水,它把鼻子的一端放入水中,把水吸进嘴里。可以这样说,通过鼻子……大象就是用鼻子满足所有的需要,因此,它的鼻子从来都没有安静过,一直在不断地活动,像蛇一样卷起来又舒展开”。19
  克拉维约不是驻撒马尔罕的唯一一位大使,至于其他的大使来自何地他不太清楚,但当他被安排在低于明朝使节的位置时,他在外交礼仪上态度坚决,决不让步。明朝大使肩负着讨贡的使命(根据明朝的贡赐贸易制度要求帖木儿帝国朝贡),每年都来这里。虽然明朝在丝绸之路的另一端被稳固地建立起来而且十分繁荣,但对明使的要求,帖木儿的反应是看上去很不愉快,他的一位官员“公开声明说,陛下派他来告诉明朝使节,帖木儿的好朋友、西班牙国王的大使……必须取代他而居尊位,因为他是不友好的使节……如果上帝愿意的话,他,帖木儿本人,会很快处理这件事,使任何人再也不敢跟这样的使节一起前来”。20
  帖木儿在“果园”中招待客人,果园中有很多小巧玲珑的帐篷为他们遮挡阳光。这些果园都是四周筑墙的封闭式建筑,大门样式单一而雄伟壮观。它们是优美的砖砌建筑,用金黄色和蓝色琉璃瓦装饰。围墙之内有果树遮荫,还有弯曲的小径和安装有喷泉的方形水池,水上面飘浮着美丽的红苹果,“很多帐篷挂着彩色挂毯遮荫,这些丝绸挂毯花样繁多,有一些绣花图案精美,另一些则简朴大方。”
  悬铃树公园的中心是一个十字形的中央大厅,入口处摆着一架镀着金银的屏风,屏风后面摆放着一个长沙发,上面辅着丝质软垫。墙壁上挂满了丝绸装饰品,“玫瑰红色的料子,上面装饰着亮晶晶的镀金银盘,每只银盘镶嵌着一颗绿宝石或珍珠或其他宝石。在这些丝绸挂件上面是一些起衬托作用的丝绸条幅,条幅有一掌宽,垂挂下来,跟下面的丝绸挂件叠合在一起……挂件的下面系着很多色彩缤纷的流苏。一阵风吹来,这些挂件像波浪一样随风飘荡,令人赏心悦目。”21院子中的一些帐篷用松鼠皮或貂皮做衬里以阻挡夏天的烈日,也可在冬天保暖。每一处给人留下的印象几乎都体现了处于鼎盛时期的东方世界的奢华。有好几桌金器皿,其中有“七只金瓶,其中两只外面装饰着大颗的珍珠、绿宝石和绿松石,它们都嵌入瓶体内,而在瓶口处,有一颗……红宝石。除这七只金瓶外,还有六只圆形金杯,其中一只的边缘处镶嵌着一颗闪着耀眼光泽、大而圆的珍珠,中心位置镶饰着一颗鲜艳的巴拉红宝石,其大小足有两指宽”。22
  这里的环境非常优美,但是未经许可进入此地者一旦发现就要被射死,他们的尸体散布在禁区边缘处。这里酒风甚盛而且饮酒者之间相互竞赛;这里有各种食品,从粗加工的到精细制作的,应有尽有;有大量的“羊肉,有烤的、煮的、炖的,也有烤马肉”堆积在“用皮革制作的特别大的圆盘子里供客人取食……这些盘子都有把手,侍者靠这些把手移动盘子。当帖木儿需要某种菜时,皮革盘子就在地上从别处拖到他面前,侍者们根本无力抬起这样的大盘子”。银盘中满满地盛着“拳头大小的球形马肚和一整只羊头”,这盘菜就着“叠成四层的薄面包片一起吃,他们在每一只盛得满满的盘子中放上一沓面包片”。在烤肉之后端上的是炖羊肉和附加菜。宴会的最后一道菜是“瓜、桃和葡萄”或“用金、银杯盛着的加了糖的甜马奶”或“其他甜食,如薄饼和加糖的面包”。23
  虽然当地的人民几乎不能想象,宫廷之内的生活是如此的奢华,但他们在当地的市场可以享受通过贸易得来的产品:来自布哈拉的祈祷跪毯,来自呼罗珊的缎子,来自花拉子模的黑貂皮、银鼠皮和狐狸皮,来自费尔干纳的葡萄干、杏仁、芝麻、“鱼牙”(海象獠牙?)、剑、铜和铁,另外还有瓜和榛子。24帖木儿的传奇的建筑主导这座城市达几个世纪,其建筑覆盖的金黄和亮蓝色琉璃瓦是由来自伊斯法罕、巴格达、设拉子(Shiraz)、大马士革和印度的工匠制造的。这些颜色给罗伯特·拜伦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帖木儿陵墓天蓝色的穹顶上,“拱形门……点缀着黑白两色玛瑙石”。25艾拉·克里斯蒂描述了黑暗、狭窄的城市街道和开阔的雷吉斯坦广场之间惊人的差别:“就像一个人从狭窄的街道中走出来,进入这个广阔的空间,乍一看就好像眼前的景象不是现实,它同一个人所见到过的或想象得到的都不一样。细瘦的尖塔和有凹槽的穹顶搭配比例十分协调,在美丽的色彩组合和令人眼花缭乱的外观衬托之下,形成了一种奇妙的力量。”对寇松勋爵来说,“雷吉斯坦广场是世界上最早的广场,即使已成废墟,也仍然是世界上最壮观的广场。当我走近它时,我不知道东方还有什么建筑能比它更简洁明快而又美丽壮观,在欧洲也没有……撒马尔罕在其鼎盛时期会是什么样子?当这些伟大的建筑物从泥瓦工手中建成之时,应该是十分完美的,五彩缤纷的色彩熠熠发光,学校中的学生满满当当,清真寺中的朝圣者摩肩接踵,还有一些由国王出资建设的机构,仍然可以进一步发挥想象力来描绘。”26
  撒马尔罕市场出售同样的甜食,仍然像克拉维约所见到的那样繁忙。艾拉·克里斯蒂发现这儿“贸易兴旺”:“早晨生意就已开张,理发师在清真寺墙角下理发,诱人的食品如用铜盘盛的煎肉饼和用碗盛的具有民族风味的肉饭等也被端出来,小把草和细枝不断地被加进小火盆中使之不停地燃烧以用来烤肉块,这叫做烤羊肉串,是串在烤肉扦上烧烤的。”
  “不太富裕的顾客可以买用调味香菜做的煎蛋卷,这是用直径约一英尺半的铜锅做的。这种蛋卷切成片出售……也卖煮老的鸡蛋,都被染成红色和蓝色……
  “糖果受到老年人和年轻人的普遍欢迎(即使肥羊肉也没有这么诱人)。糖果通常是用水果做的软糖加上杏仁和阿月浑子果仁,再在外面包上颜色鲜艳的糖衣做成的。面包师傅也很精明,他们也用面粉、蜂蜜和阿月浑子果仁做蛋糕……
  “在春天,未经煮过的大黄杆可就着春天的洋葱一起咀嚼。新收获的洋葱成捆地出售,通常是由孩子们来兜售,他们喜欢把洋葱像帽子一样顶在头上,洋葱的球茎像流苏一样从他们头上垂下来。”27
  在春天头上顶洋葱的孩子的形象在富于想象力的诗中很常见,但在撒马尔罕却几乎找不到。从中世纪的未知作者姓名的关于帖木儿和亚历山大的传奇故事(这些故事曾经激励过克里斯托弗·马洛和约翰·基茨写“丝绸”撒马尔罕28)到曾经在19世纪后期流行的波斯史诗(在帖木儿的鼓励下完成的),体现了东方宫廷生活的奢华和游牧民族的原始落后之间的巨大差别。
  马修·阿诺德(Matthew Arno1d)写了一首《生病的布哈拉国王》,这位国王注定要进入“一座砖砌的坟墓,在位于去撒马尔罕的路上靠近一座杏园的地方”,并且描写了这座城市及其环境:
  ……可怜的人,
  在高高堆起的货摊旁游荡,
  他的脚下,就是雷吉斯坦广场。
  他说:“他很高兴,他住在那里!
  穿着丝衣,贮存大米、各种水果和葡萄汁,
  还有彩色冰块,为了渡过旱季。”
  “就像樱桃掉进雪里”。
  国王空有建筑房屋、走廊、彩色清真寺
  和种满果园的权力。
  有从远方移来的奇异果树,
  还有贮存冬天雨水的水池,
  在沙漠中,在宽敞的客栈里,
  在各种各样的地方……29
  马修·阿诺德的一些诗歌的灵感来源于波斯诗歌和一些游记如亚历山大·伯恩斯的《去布哈拉》,该书出版于1834年。阿诺德的《索拉伯与路斯图姆》②中的段落就跟伯恩斯相和,特别是下面一段:
  他经过阿姆河低平的河滩上像蜂窝一样的黑色鞑靼帐篷。
  每当夏天的太阳融化了高高的帕米尔高原上的雪,
  阿姆河就会洪水泛滥。30
  阿诺德对索拉伯军队的描写同样受到伯恩斯的启发,而且听起来确实就像对在撒马尔罕和布哈拉市场中遇到的形形色色的人的记录,或者就像C.P.斯克林和他的妻子在喀什噶尔所列的单子那样,虽然这些人是为了战争而不是为了做生意而聚集在这里的:
  阿姆河岸的鞑靼人啊,上帝的侍卫,
  头戴黑羊皮帽,手持长矛。
  魁梧的人啊,高大的马,来自布哈拉和希瓦。
  马奶已把酵发,
  南方的吐库曼人温和有加,
  手持塞洛长矛的人名图卡,
  还有人来自阿特拉克和里海黄沙。
  轻骑兵骑轻马,
  他们只喝自己的骆驼奶和水,
  味道辛辣。
  远方漫步走来一支情况不明的军队。
  费尔干纳的鞑靼人啊,
  来自锡尔河畔。
  男人胡须稀疏,无檐帽也紧巴巴。
  更原始的游牧部落,
  游荡在基普查克和北方荒原。
  卡尔梅克人和库萨克人,邋邋遢遢,
  是最靠近北极的部落。
  游牧的吉尔吉斯人,
  骑着毛篷篷的小马,
  从帕米尔高原而下。31
  《索拉伯与路斯图姆》出版后不久,爱德华·菲茨杰拉德(Edward Fitzgerald)就写了一首12世纪的自由体四行诗(波斯诗人奥玛开阳所创立的四行诗),使人回忆起了沙漠商队、帝国战争和外国花卉:
  想一想,这家破旧的商旅客店,
  昼夜在它的门口更替。
  一代又一代苏丹怎样随心所欲,
  维持他命定的浮华……
  我有时想玫瑰永远不会开得那么红,
  就像恺撒埋葬时流的血。
  花园中的每一朵风信子,
  从曾经可爱的穗上掉落在她的衣裙中。32
  另一位没有离开乡土而东方化了的诗人奥斯卡·王尔德(Oscar Wilde)也使用了类似的形象和外国地理学,他在诗歌《祝福你,女王》中提到了“大角逐”:
  铜号已吹响,
  号声响彻帕提亚沼泽芦苇荡。
  印度白雪覆盖的峭壁悬崖,
  颤抖在士兵沉重的步伐下。
  阿富汗首领躺在凉爽的石榴树下,
  看到了从山坡奔来的如飞探马,
  猜测到了不祥,
  紧紧握住了剑把。
  探马告诉他,
  他听到了远方的英国人,
  敲响了有韵律的鼓声,
  已经来到了坎大哈。
  在撒马尔罕和布哈拉,
  生长着杏树林和盛开的红百合花,
  阿姆河啊,
  戴浅白头巾的商人涉过你的黄沙。
  从那里继续前行直到伊斯帕罕,
  这是个撒满阳光的金色花园,
  满是征尘的长长商队,
  带来了杉木和朱砂。33
  提到撒马尔罕的最著名的诗是詹姆斯·艾尔罗伊·弗莱克的《通向撒马尔罕的金色旅程》:
  我们旅行并不仅仅为了经商,
  热风吹拂着我们烦躁的心,
  为了探求未知的渴望,
  我们踏上了通向撒马尔罕的金色旅程。34
  这首诗被收编入诗剧《哈森》(这是一部复杂的诗剧,剧中插入了商人、朝圣者、商队头领和犹太人添加的一些内容)中,诗中所列举的物品如地毯、纺织品、甜食、甘松油和金银珠宝等集中体现了这座丝绸之路上的城市诗情画意般的景象,并传播给了其后的游记书籍。弗莱克(1884—1915)曾经在康斯坦丁堡、伊兹密尔和贝鲁特做过领事工作,对近东有一些了解,在工作中也显示出了东方化的气质。35如果早期的读者对贴木儿的骷髅堆和成吉思汗的嗜血骑兵队感到恐惧的话,那这种恐惧感很快就会被享用甜食、斜倚在用毡毯覆盖和用丝绸包裹的软垫上、鼻子嗅到了浓郁的花香、耳边响起经久不绝的驼铃声的美妙感觉所掩盖。
  ①原文barbers是理发师的意思,为barber-surgeon之简略形式,是指旧时兼作外科医生和牙医的理发师。——译注
  ②“Sohrab and Rustum”,一译《父子仇杀记》。——译注
  

中西丝路文化史/吴芳思 著.-济南: 山东画报出版社, 200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