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丝绸之路沿途进行勘测和探险常常被看作大角逐中可接受的一种行为。印度测绘局派出其“博学者”来勘测印度北部边境上的大山脉并绘制成地图，同时密切关注穿过山口的道路、贸易前景以及吞并领土或“势力范围”的可能性。俄国也派出了类似的远征队。另外还有半独立的探险者，如斯文·赫定和奥雷尔·斯坦因，他们漫长的探险活动包括测绘地图、收集文物和情报。19世纪和20世纪初在丝绸之路探险中出现的很多熟悉的名字如普尔热瓦尔斯基(Przhevalsky)、赫定和奈伊·艾列斯(Ney Elias)等都有独特的个性：意志坚强，胆量十足，富有智慧而又十分孤僻。他们远征的长度，他们自己跟牛津、圣彼得堡和奥斯陆会客厅之间保持的距离，可能造就了他们的孤立，但最清楚的一点就是，他们选择把自己孤立在了中亚的沙漠和群山之中。他们之中没有一个人结婚，一些人甚至认为普尔热瓦尔斯基是同性恋者，而他还是一个具有双重性格的人：“既具有冷酷的意志力，也有怕羞而温柔的一面；既鼓吹欧洲优越论，又厌恶欧洲社会；既热衷于在中国探险，又看不起当地人；既是规模空前的大角逐中的猎手，又为他的狗的死而悲伤；既是一位少将，又不喜欢军队……”1
　　对于单身的原因，赫定的回答含糊其词：“我曾多次坠入爱河，但亚洲一直是我的新娘，她把我俘虏在她冰冷的怀抱里。出于嫉妒，她永远不会让我爱上别人；我对她也非常忠诚，这是肯定的。”2奥雷尔·斯坦因一直给其家人和朋友写大量的信，他每天晚上都在沙漠中冰冷的帐篷里写信，他似乎也喜欢这种以书信保持联系的社交和情感生活。当奈伊·艾列斯在1897年去世时，E.H.帕克教授给《时报》写信，回忆了他和艾列斯于1872年在天津时的一段谈话，当时艾列斯还在上海一家进出口公司工作，而帕克则是驻华领事馆中的一名学习语言的学生：“我们一直谈到凌晨两点钟……在我们谈话的过程中，他说：‘我已经辞掉了经商的工作。我讨厌经商，因为我没有经商才能。但我觉得我有能力做值得做的事情，如果我在技术行业中找不到合适的工作，我就去蒙古寻找神秘的城市黑城。为了能像你那样面对社交，我愿意付出任何代价，我一点都不胆怯，我对我自己充满了信心。但可恶的是我有最不寻常的害羞感，当我走进别人的房间时，我一句话也不会说。我曾试过用各种方法克服这一缺点，可没有任何进步。我在社交中将一事无成，但我不会屈服，我要干出点儿事情来。’”3
　　在这些探险者中，最早穿越丝绸之路的是尼古拉·普尔热瓦尔斯基(1939—1888)。他的第一次远征(1870—1873)是由俄国国防部、俄国地理学会和圣彼得堡植物园资助的。他的志向就是要绘制鄂尔多斯高原地图，探索漠南蒙古，并且野心勃勃地要确立黄河的源头，还要去拉萨。虽然未能实现后两个目标，但他把阿古柏叛乱并在喀什噶尔建立汗国的情报报告给了俄国国防部，还为俄国地理学会勘测了7000英里的土地并绘制了地图，他的成就还以“5000种植物、1000只鸟、130张大小哺乳动物的毛皮、70个爬行动物、超过3000种昆虫的标本数量压倒了圣彼得堡科学院”。4
　　普尔热瓦尔斯基的第二次远征(1876—1878)更具有政治性，因为他要去喀什噶尔跟阿古柏谈判。此行他对阿古柏(死于1877)没有留下什么印象，却发现了罗布泊(此地将被斯文·赫定和奥雷尔·斯坦因进行更加广泛的探索)。他继续朝拉萨行进，随身带着70磅土耳其快乐糖作为贿赂。这一次就跟以前一样，供给用光了，他病倒了，没能到达拉萨，只能返回。他下决心要到达中国西藏首府拉萨，又第三次踏上了远征之路(1879)。
　　西藏同印度接壤，是丝绸之路贸易(用来自中国的茶砖和丝绸换金子和宝石)中漫长的一段，是探险者和玩“角逐游戏”的人可望而不可即的地方，其原因之一是由于山脉的保护使得外人极难接近，但在很大程度上是由于藏民阻止外国人进入这一地区的决心，从而挫败了早期探险者们抵达那里的努力。西藏人民意识到了来自俄国和英国扩张主义者的压力，决心要保护他们的宗教、文化(有谣言说普尔热瓦尔斯基是来绑架达赖喇嘛的)和金矿。由于藏民的宗教信仰，他们只开采了部分金矿，他们认为“天然金块有生命，是金粉的父母”。5西藏民兵把普尔热瓦尔斯基从其边境线赶了回去，普尔热瓦尔斯基一气之下在日记中写道：为了使对手英国的推进更加艰难，他给藏民看了一些地图和测绘数据，这些都是在几年前由印度测绘局的“博学者”们冒着生命危险秘密测绘出来并由伦敦皇家地理学会出版的。6
　　普尔热瓦尔斯基在第四次远征(1883—1885)中做了去拉萨的进一步努力，这也是他最后一次努力，但他再一次失败了。在最后一次远征中，他带上了一位年轻的酒厂职员皮奥特罗·科兹洛夫(Pyotr Kozlov，1863—1935)。科兹洛夫继普尔热瓦尔斯基之后成为俄国在中亚最前沿的探险家，他从敦煌收集了大量的文书，而且，最重要的是，他在1909和1923年探索了古代党项人的都城黑城。
　　虽然普尔热瓦尔斯基没能到达拉萨，但他的发现，特别是动植物标本(其中很多以他的名字命名)具有非常重要的价值。他发现了新种杜鹃花、飞燕草、龙胆、一种铁线蕨新品种、三种忍冬属植物新品种、一种罂粟属植物新品种、普尔热瓦尔斯基红蔷薇、一种稀有的林岩鹨(他以科兹洛夫的名字把这种鸟命名为普鲁涅拉·科兹洛夫鸟)。在第三次探险中，他发现了最后一种野马亚种：普尔热瓦尔斯基马。7这种个头小而毛色发黄的马长着“短而直立”的鬃毛，在漠西蒙古被发现，但现在仅存于动物园中。在19世纪80年代，一位马戏团业主卡尔·海艮贝克为探险家威廉·格雷格尔出资，要他去搜寻这种小马。它们并不容易被捕捉到，但格雷格尔研究出一种方法：他们追赶马群，直至小马驹赶不上马群而被捕获，然后将它们送到营地中正在哺乳的母马那里喂养。它们的死亡率非常高，送回的小马驹在启程时有52匹，但被格雷格尔成功地运到汉堡马戏团的，只有28匹。8
　　普尔热瓦尔斯基之后不久就是斯文·赫定(1865—1952)，起初他只是勘测和绘制地图，后来才逐渐在探险过程中开始收集古物。他个头不高，在斯德哥尔摩大学学习过地理学、物理学和动物学，在柏林大学学习过自然地理学，他那时候的导师就是伟大的巴龙·冯·李希霍芬(他为“丝绸之路”定名)。或许，赫定是最不注重身体健康的，好几次他几乎丧命，但最终活到了老年，虽然在其身后有很多人、马和骆驼都倒了下去。不管是人还是牲畜，只要被赫定雇佣，踏上他的一段征程后，几乎必然会死亡。但他在自传中只写探险活动，而对任何其他方面的情况只字不提。他的自传名为《我作为探险者的生活》(1926年出版)，是一个“男孩子”蔑视死亡的系列英雄事迹。他是用一段充满自信的记录开始的：“幸福属于在孩提时代就确定了终生奋斗方向的男孩子，那确实是我的幸运。在年仅12岁时，我的目标就已经很明确了。我最好的朋友是费尼莫·库珀、朱尔斯·弗恩、利文斯通、斯坦利、弗兰克林、佩鄂和诺登谢欧德，尤其是探索北极的那一长列英雄和烈士的名字。诺登谢欧德当时正勇敢地前往斯匹次卑尔根群岛、新地岛和叶尼塞河河口探险，当他返回到我的出生地斯德哥尔摩市时，我年仅15岁，而他已完成了东北方探险。”9
　　赫定在早期的一次前往波斯的探险中，“一位著名的医学和人类学教授”要求他从安放尸体使之被晒干的静塔中带回一些琐罗亚斯德教教徒的头骨。测量头盖骨是19世纪人类学家的主要活动之一，但收集这些头骨却不是什么好工作，赫定讲述说：
　　6月中旬，正是盛夏之时，温度计记录着阴凉中的温度是106度。我和希伯奈特博士出发朝静塔而去，这是拜火教教徒们的墓地，位于德黑兰东南方。我们选择在早晨进行盗窃……
　　我们带着一个软马褡裢，在褡裢的两个口袋中放入稻草、纸和两个西瓜，每个西瓜都有人头大小。
　　当他们到达哈什玛巴德时，赫定爬上了一架梯子，然后把希伯奈特博士拉到静塔顶上。
　　一股难闻的使人作呕的腐尸臭味扑面而来……有61个露天的浅坟墓，其中有10个墓摆放着骸骨和腐烂程度不等的尸体，变白和被风雨剥蚀了的骨头堆在墙根下。
　　深思熟虑之后，我挑选了三个成年男性的尸体。最新鲜的尸体刚在那里放了没几天，然而其肌肉和内脏早已被食肉鸟类啄食了，眼睛已经被挖出，但脸部的其余部分仍保留着，已经干得像羊皮纸一样硬。我剥离下死者的头骨，挖空里面的脑组织等。我以同样的方法处理了第二颗头颅。第三颗已在阳光下晒了很长时间，脑组织已被晒干。
　　我们把马褡裢和一罐水带到墙内，假装要在那里吃午饭。我用水洗了洗手，然后把褡裢掏空，用纸把头骨包起来。在用稻草填塞头骨之后，我把它们放入褡裢内原来装西瓜的地方，这样褡裢还是保持原来的形状。除了刺鼻的臭味之外，再也没有什么能引起马夫的怀疑……
　　我们先把头骨埋入地下一个月，然后用奶煮，直到把它们煮得跟牙齿一样干净、洁白。
　　很明显，所有这些都要秘密进行。如果那些迷信的波斯人和拜火教教徒得知我们进入内场和从他们的墓地偷窃头骨，他们会怎样对待我们呢?希伯奈特博士是伊朗国王长期的内科和牙科医生，人们或许会以为，我们打算把牙齿从头骨的下巴上取下来，用来安装在国王的嘴里，以使他更有魅力?或许也会导致骚乱和暴力事件的发生。10
　　赫定还探索了古老的汗国马里和布哈拉。马里出产深红色的地毯、巴克特里亚骆驼、“长着笨拙的脑袋和细长脖子的著名的土库曼马”。布哈拉是“希腊人的索格底亚那，罗马人的川所西纳”，在赫定引用的一首非常令人费解的两行诗中提到了布哈拉：
　　如果那个勇敢的设拉子人赢得了我们的心，
　　我愿意用撒马尔罕和布哈拉换取他的黑痣。
　　赫定谈到了布哈拉的历史，说这座城市曾惨遭成吉思汗洗劫，后又被帖木儿占领。他也细述了最近的恐怖事件，即在大角逐的早期，斯多达特上校和康诺利队长在1842年被捕，并被扔进“著名的毒虫坑”，还被砍了头。截止到赫定来到此地，这里的人种非常混杂，因为作为丝绸之路末端附近一个重要的贸易中心，布哈拉已有几个世纪的历史，这里有“塔吉克人，属于伊朗人血统……乌兹别克人和属于蒙古族的杰嘎泰土耳其人；萨特人，这是一个混血种族……波斯人、阿富汗人、吉尔吉斯人、塔塔尔人、高加索人和犹太人”。11
　　赫定在1894年第一次翻越帕米尔高原。这一次他不听劝告，选择在冬天启程，结果，他“患上了严重的风湿病，眼睛发炎……远征被迫中止”。“在被蒙住双眼之后，我跟随我的小队走过了卡拉库尔和布伦库尔，再向前顺着荒凉而狭窄的盖兹达里亚山谷行进。这个地方是强盗和流寇的乐园，它臭名远扬。”
　　他过了一条河，仍然被蒙着眼睛。“河水猛烈地拍打着巨大的砾石，咆哮着，泛着泡沫。所有人都下马趟水过河，目的是要帮助马儿行进。如果不这样，马或许会被淹死。”12
　　赫定终于活着来到了喀什噶尔(这是他第二次来这里)，在这里他觉察出了大角逐中的火药味。他“再次结识”了俄国领事、“我的老朋友彼得洛夫斯基”、“好客的马嘎尔尼先生和诙谐的亨得里克斯老人”。亨得里克斯帮助英国代表马嘎尔尼用旧箱子改做了一件家具。
　　1895年，赫定建议从喀什噶尔东面的叶尔羌河城市麦盖提出发，穿过塔克拉玛干沙漠的西南角到达和田河，然后到达丝绸之路南线的绿洲。这一次他带上了4个人、8峰骆驼、两条护卫犬和一些活动的食物：羊、几只母鸡及一只小公鸡。“我希望用不到一个月的时间走过沙漠，然后在温暖的夏季去凉爽的藏北高原，因此我们带上了毛皮大衣、毯子和冬衣。我们的武器包括3支来复枪、6支左轮手枪和两箱沉重的弹药。我有3架照相机、1000张玻璃和赛璐珞感光板以及常用的天文学和气象学仪器，最后还有其他一些科学仪器和一部《圣经》。”
　　虽然有骆驼出人意料地走丢了，这次旅行还是愉快地开始了。他们穿过淡水池塘、杨树林和广阔的芦苇丛。赫定在芦苇丛中支起了帐篷，躺在帐篷中聆听牧民们为了度过夏季而“向储水池中泼水的声音”。他听着听着，就打起瞌睡来。一只狗又跑丢了。后来赫定想：当骆驼队走进“看不到一点野草和动物的痕迹，看不见一片风吹的叶子、一只蛾子”的沙漠中时，这只狗却留在了湖边，它可真是太聪明了。
　　在草木不生的沙漠中，赫定很快发现他的水箱当初并没有灌满水。在彻底断水之后的几天之内，两峰骆驼死掉了。过了几天，又死掉了两峰骆驼。赫定重点描写了这一段细节。一峰骆驼“‘老人’倒下了，它的脖子和四肢完全伸展开，侧躺在沙地上。而另一峰骆驼‘大黑’死的时候却直挺挺地站着，腿不住地颤抖，迈不开步子……它们血管中流动着的血液越来越黏稠。‘老人’可能会第一个死掉，这样‘大黑’就更孤独了，最后它也死掉了，死在了壮观而寂静的沙漠中，流动的沙丘会适时地把这两位殉难者的遗骸埋葬”。
　　一场猛烈的沙尘暴迫使探险队停了下来。另一峰骆驼又掉下了山脊而被遗弃，一起掉下去的还有它驮载的东西。到这时，赫定开始绝望地丢弃弹药、毛皮大衣和空水罐，以减轻还活着的骆驼的负担。
　　在“五·一”节，“当在瑞典的家人高高兴兴地享受春日宴会的时候”，赫定被迫饮用油炉燃料(这个油炉被留在他身边的那条狗打翻)。第二天早晨，第一个人“已经开始了垂死挣扎”，其余的人开始喝公鸡血，然后又喝羊血。“那些动物一直像狗一样忠诚地、毫无怨言地跟随着我们。”后来他们又喝骆驼尿，这让他们得了胃痉挛并呕吐不止。
　　他们把两个垂死的人丢在了后面，生存者(“只有几只母鸡还情绪高涨”)挣扎着向前走了一段时间，直到另外一个人也因虚脱而倒下，骆驼也都倒下了。这时候，赫定放弃了希望，但仍非常理智：“鉴于游戏结束了，我决定丢弃所有的东西，除我的生命以外。我甚至要牺牲掉日记和观察记录，只带上我平时装在口袋中的东西，也就是一个指南针、一只表、一盒火柴、一个手绢、一把小刀、一支铅笔、一张折叠的纸，另外还有香烟。”他抚摸着那只幸存的狗，“让它自己决定是留下来还是跟我们一起走。它留了下来，我从此就再也没能看见那条忠实的狗。”
　　他和仆人卡希姆一起沿着一行足迹前行，他们以为那是以前识路的旅行者留下的足迹。而当他们发现，他们跟普赫和皮格赖特一样是在循着他们自己的足迹走时，卡希姆也昏倒了。赫定挣扎着前进，把卡希姆安置在一片杨树林里。“就像有一只无形的手牵引着”，赫定终于来到了和田河的已干涸的河床上。一只水禽把他引到了一个水塘边，这是初夏时期冰雪融化形成的洪水所留下的非常稀少的一点水源。
　　赫定在6月回到了喀什噶尔：他和两个人及一峰骆驼幸存了下来，让人大吃一惊的是，这一峰骆驼竟是驮着他的日记、地图、钱和两只来复枪的那峰。尽管这次旅行使他们感到恐惧，还损失了很多人和牲畜，但赫定在1895年12月还是再一次踏上了征程，这次随行队伍中还有一位幸存者(喀什噶尔的工作机会一定很少)。这一次，赫定不仅仅着手于勘测和绘制地图，而且还积极地寻找财宝和古城废墟。在和田和莎车，他发现了陶制小塑像、佛像、基督教遗物、古币和写本。他还探索了克里雅河附近的一些废墟。
　　赫定在自传中记录了他在1896年返回欧洲之后是如何获得巨大的荣誉的：在柏林受到巴龙·冯·李希霍芬的欢迎；在伦敦，他跟“利文斯通博士”住在一起，并且见到了威尔士亲王和皇家地理学会的克莱门茨·马克海姆先生。马克海姆授予他一枚奠基者勋章，并吸收他为一名名誉会员；在巴黎，他受到了当时的共和国总统弗利克斯·佛拉的接见，还见到了法国地理学会的罗兰·波拿巴和米尔尼·爱德华；在瑞典，国王本人把赫定的名字同伟大的探险家南森相提并论：“在南森遇到生命危险的时候，他以不屈不挠的精神在北冰洋的冰天雪地之中寻找土地。斯文·赫定，瑞典的儿子，找到了水，他所寻找的水并不在沙漠中和亚洲内陆空旷的大草原上自由地流淌。国王的责任非常重大，但享有的权力非常宝贵，现在我要行使这样的一项权力：以瑞典国家的名义，对齐集到这里的政治和社会方面的代表们提出请求，请求你们跟我一起充当代表瑞典人民感情的发言人，一齐来高呼斯文·赫定的名字。”13
　　1899年，在国王奥斯卡和艾曼谬尔·诺贝尔的支持下，赫定再一次从喀什噶尔出发到叶尔羌河，此行的目的是要在河水结冰之前乘船越过塔克拉玛干沙漠。他顺河水漂流了三个月，其间有时升起风帆以加速航行。使过路的商队瞠目结舌的是，他又花了20天的时间徒步走过了沙漠，背着冰块到达了丝绸之路南线上的且末(Cherchen)绿洲。从且末，他向东北方向跋涉到了位于塔克拉玛干沙漠东端的罗布沙漠(Lop desert)，14在那里发现了房屋的废墟，捡到了几枚古币和几片雕刻木版的残片，然后返回(这一次他仍然打算去西藏)。随后发生了一系列复杂的事件：一个人把一把铁锹丢在了后面，当他回去取的时候，报告说发现了更多更好的木刻；在西藏又遇到了标准的“赫定型灾难”，损失了一个人、十匹马和三头骆驼，另有一个人因被霜害被冻伤了脚而离队。于是赫定又返回罗布沙漠去收集写在木牍和纸张上的佉卢文和汉文文书。这些文书最终显示，这个地方就是楼兰故址，它在我们的视野和认知之外消失了上千年。
　　赫定对这个地方做了详尽的描述，并用铅笔把发现物画了下来：“房屋、塔、墙、花园、路……墓群”，“雕着坐佛的横饰带，绘有站立佛像的垂直木柱……莲花和其他花饰……破旧的衣服、鱼骨(显示罗布泊沙化之前完全不同的生活方式)、一点小麦和米粒……”赫定还是一位出色的业余艺术家，出版了很多卷描绘中亚和西藏各地风土人情的绘画，这些画信息含量丰富，有的还相当有价值。
　　1901年，赫定第一次尝试到达拉萨。他知道当地人极有可能不让他通过。他模仿以前印度测绘局的“博学者”，扮作朝圣的布里亚特①佛教僧侣(Buriat Buddhist pilgrim)，在身份暴露后被赶了回来。用了五天的行程没能达到目的，据他后来描述(没能看到的景观)说，其实不值得付出这样的努力。15
　　1906年他又第二次尝试进入中国西藏。这次他避开了拉萨，“在西藏南部进行系统的科学探索”，16但已落在了英国之后。在1904年，一支英军远征队在弗兰西斯·扬哈斯本的率领下最终突破了藏民的抵抗，骑马进入了拉萨。扬哈斯本的远征队是由印度总督寇松勋爵派出的，当初有谣传说，俄国和中国就西藏问题达成了协议，结果伦敦、德里和西藏之间相互矛盾的电报飞来飞去，英国远征就是在此情况下进行的。虽然藏民抵抗了扬哈斯本的进攻，但这场冲突还是令人绝望地让英方占了上风，因为藏民的装备低劣，根本无法同英国的机枪相抗衡。结果，在古鲁，西藏方面628人阵亡，222人负伤，而英方仅有12名士兵受伤。17寇松勋爵对远征产生了越来越强烈的矛盾心理，就在扬哈斯本进入拉萨之前，他总结出三个相互冲突的流派：
　　1．极端派——扬哈斯本。
　　2．不太极端的流派，就像我自己一样。这一派认为应该缔结条约了，应该派出代表了，我们在签约前不应该离开中国西藏和拉萨，我们将来需要在西藏施加某种程度的影响。
　　3．那些认为任何条约，即使我们能签，也将是滑稽可笑的东西的人……他们仅仅希望这次远征能够有所回报。”
　　中国和英国在1904年9月7日签订的条约规定：承认锡金边界线，开放印度和西藏之间的贸易路线，拆除沿线的防御工事，设江孜为商埠并由英国派驻官员，而且此官员在必要时还有权进入拉萨。条约还规定：“西藏在没有英国的同意下，不得和其他国家达成任何交易。”19英国官员进入拉萨的自由和对春丕谷地75年的占领，很明显是为了保护印度商人，这些都是“极端派——扬哈斯本”提出的附加的条件。
　　寇松勋爵很佩服斯文·赫定，鼓励他为前往西藏的第二次远征做准备，他甚至下令，让“博学者”们在印度台拉登地区进行专门训练以帮助赫定进行勘测。寇松勋爵在1905年辞职后，他的继任者敏托勋爵也支持赫定，他相信赫定的勘测会对英国有所帮助，但新任印度国务大臣莫利勋爵拒绝赫定进入西藏。赫定写道：“天哪，我是多么憎恨莫利呀。”20
　　当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之时，斯文·赫定身在瑞典，他这时已经成为反英人士，产生了“控制不住的、在战火之下考察战争的愿望。在战场上研究现代战争是非常有价值的体验”。由于他刚刚从九死一生的探险活动中归来，还没有作战经验，因此他虔诚地表示，自己或许会因此学会“憎恶这样的战争和国家领导人的不负责任”。他非常钦佩作战中的德国军队，因为“只有德国皇帝才允许外国人访问德国前线”，他也确实得到了批准。赫定跟鲁登道夫、兴登堡和冯·布劳相处了一段时间，他也到达了意大利前线。但因为其亲德立场，赫定处处受到批评和谴责。21
　　1937年，赫定再一次到达中国，为德国汉萨航空公司勘察一条从柏林到乌鲁木齐然后再到北京的航空线。他带着航空专家、气象学家、考古学家进行了一次全面而彻底的科学考察。在北京，这支远征队并不受欢迎，他们被告知，中国不需要外国人来进行考察。当时有传言说，德国开辟航空路线仅仅是为了把丝绸之路上的宝藏更方便地偷运出中国。赫定为此与中方争论了六个月之久，最终他不得不同意再带上十名中国科学家，还把这次探险重新定名为“中瑞探险”，而且答应不把任何东西带出中国。但后来他的远征队却想方设法把一些发现的丝织品和手写文书带回了瑞典，虽然那是在非常困难的条件下进行的。由于当地的骚乱，他们还不得不装备上来复枪和左轮枪。一如既往，赫定的这支远征队又有八人因不同的原因而死亡。
　　赫定能够受雇于德国汉萨航空公司并不令人吃惊，他从来都不是一位中立的瑞典人，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他支持德国，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他受到纳粹的盛宴款待(当时他确实一直想为芬兰做点事)。
　　1935年他受邀去德国做巡回演讲。当他拜访戈林时，戈林突然掏出表，大声说：“先生，现在是6点差5分，6点钟您要跟希特勒会面!”赫定认为希特勒和蔼可亲：“他在德国总理府接见了我，我们就像是老朋友一样。他个子高，很有男子汉气概，身体强壮而又匀称。他总是高昂着头，挺胸走路，显得很自信而且有自制力。”
　　希特勒向70岁的赫定要“‘打开你的秘密的钥匙……告诉我，你在你这个年龄是怎样保持现在的健康和活力的?’‘非常简单，我一生的大部分时间都是在亚洲的高山和它们的新鲜空气及广阔无垠的沙漠中度过的，在那样的地方根本没有细菌。我在帐篷里生活了很多年，无论是冬天还是夏天。我跋涉了几千英里，这就是最好的运动。如果我感到累就会休息一天，而我从来没有——除非关系到生与死——过度劳累。在亚洲的那些日子里，我从来没有喝过酒，只是在一些社交场合会有节制地喝一点。我很快就厌倦了罐头食品，而更喜欢吃当地的食物和当地乡村的土特产。在低地我喜欢喝牛奶，吃鸡蛋和米饭，在西藏我总是带足够的面粉和大米，每天早晨都吃刚刚烤出来的面包。我的猎手总是能为探险队提供野味：羚羊、瞪羚和鸟类，主要是野鹅、野鸭和斑鸡。但我在西藏的主食总是稠而黄的酸奶，也有奶牦牛的美味甜奶。’希特勒说：‘是的，酸牛奶和酸乳酪是所有食品中最好的，有益于健康，味道也非常美。任何把酸奶当作主食吃了20年的人都跟熊一样壮，也比其他人更长寿。’”
　　希特勒这位素食主义者询问了远征队的组织和地图绘制情况，但最后“再一次把话题转回到了饮食上。很明显，他对这个话题很感兴趣。他问：‘一个人生活在海拔如此高的地方，在如此严酷、寒冷的条件下是不是一定要吃大量的肉和脂肪?’”
　　“是的，拥有大量羊群的富裕牧民吃很多的肉，但他们把饭跟牛奶以各种各样的方式混合起来吃。还有大米，那是他们用盐从喜马拉雅人那里换来的。在西藏中部，有小规模的狩猎部落，他们猎捕野牦牛，设陷阱抓捕羚羊，他们几乎完全靠吃肉生存。在没有牧场的地方，连马都要用肉喂养。’
　　“‘这些部落会不会因为经常吃肉而易患某种疾病?’
　　“‘不，这些猎人非常强壮，非常能吃苦，他们能轻松地承受严寒和暴风雪。当然我在西藏也吃肉，虽然我更喜欢酸牦牛奶和面包。但在柏林这里，我有一种特别的偏爱，那就是没有肉吃的日子。’
　　“他听到这番话后笑了起来。现在我开始担心，他如此紧紧地抓住饮食这个话题不放，是想将我的注意力转移以避开芬兰问题。”22
　　虽然赫定拥有一半犹太人血统，但他一直同纳粹领袖保持着公开的友谊。23半个世纪前爆发的反英情绪使他因开拓性的勘测和地图绘制工作而赢得的那些荣誉都丧失了：他丢失了骑士头衔，牛津和剑桥大学授予的名誉博士学位和伦敦皇家地理学会授予的两枚金质奖章。他死于1952年。但他的地图和勘测记录仍然受到重视，因为他的发现填补了研究中亚地区大量的空白，对于理解丝绸之路所跨越的地域和文化作出了坚实的科学贡献。
　　①居住在前苏联东南部的蒙古人。——译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