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初一方面很重视海外贸易，大力发展与海外各国的官方间的朝贡贸易；同时迫于当时沿海不利形势，对民间贸易严格实行“海禁”政策。
　　我国历来官方间交往都是以朝贡形式进行的，只是宋元以来，大有对民间贸易比官方朝贡贸易更为重视的趋势。明代却是除朝贡贸易外，不许有其他私人贸易存在。这样海外诸国欲与中国通商，必须在政治上先与明王朝建立藩属关系，接受明王朝的册封，然后才能来华朝贡交易。所以称这种贸易形式为“朝贡贸易”，又称之为“封贡贸易”或“贡舶贸易”；以后又以勘合形式来进行，故又称作“勘合贸易”。
　　早在明建国初、洪武元年(1368年)十二月就在太仓黄渡(今上海嘉定区黄渡镇)设立市舶司。只因新港难以发挥其作用，于是洪武三年(1370年)便停罢黄渡市舶司，改设广州、泉州、明州(1381年改名宁波府)三地。但到洪武七年(1374年)即予废止，直到永乐元年(1403年)才又恢复。明代市舶司的职责只限于接待外国前来“朝贡”的海船，不能批准中国商船出海。当时规定：宁波通日本，泉州通琉球，广州通占城、暹罗、西洋诸国。明朝政府虽也知道军需国库半取于市舶，但有明一代，基本上都对市舶进行种种限制。
　　明初洪武年间及永乐初，对前来朝贡的海舶均予以“优值”、“免税”的优惠，以示“怀柔”，以致日本和南洋地区一些商人以托贡附舶竞采贸易，使明政府难以应付，于是便实施“勘合”制度。即对各国的贡舶发给勘合，以资限制。这种勘合制度有很大局限，凡发给勘合的国家，首先要得到明朝政府的认可，双方建有正式外交关系，当时从日本到印度洋地区与明朝政府有关系的仅十几个国家；对于能来朝贡的国家严格规定了朝贡的期限、路线、停泊港口等，还规定“贡使”居住和停留的地点、贡船的数量、随从人数及贡物品类等。
　　“勘合”是一种证书，勘是核对，合是符合之意。一般是将前来勘合的国家名称拆开，如对日本，就先把日本二字分开，制成日字号勘合100道，本字号勘合100道，合计200道，以及日字号勘合底簿2扇，本字号勘合底簿2扇，共计4扇。其中日字号勘合100道，日字号勘合底簿1扇及奉字号勘合底簿1扇，存放在明朝北京礼部，另1扇本字号勘合底簿则放在福州布政司；另以本字号勘合100道及日字号勘合底簿1扇，发给日本。以后凡从日本来明贸易的船只，每船必须携带勘合1道，到港后将勘合交福州布政司核对底簿后，然后使节去北京，再与礼部存档的勘合及底簿进行核对，辨别真伪。上交勘合时必须在勘合上注明使臣以下的姓名、贸易货品、数量等。如明使赴日，则须携带明朝礼部保存的日字号勘合，与日本保管的勘合底簿进行核对后才能交易；回国时，必须把日方赠送的礼物记在勘合上带回。
　　勘合贸易是以进贡名义进行的，其贡物一般可分为进贡方物、使臣自进物和国王附搭品三类。进贡方物是专献明朝的贡品，明朝对此回赠相应的“赏赐”。使臣自进物是指正使、副使以至从僧、通事等进献明朝的物品，实际是卖给明朝的商品，明朝官方则按数给价。至于国王附搭品名义上是搭附于国王贡物上的贸易品，实际是公家的贸易品，以后主要成为私商的商品，这部分数量最大。上述物品先经过期贡，再由政府进行官买，所余部分经过抽分后，便可在使者住地开市三至五日自由交易。整个交易过程中都要在地方官员监督下进行，贡使等欲购回国物品，也要在地方官员监督下进行，实际上整个商业过程都要由政府加以控制。
　　明初张士诚、方国珍等残余势力逃到海上，仍在沿海地区进行骚扰。同时日本的一些失意武士和无业游民，常到我国沿海地区来抢掠，这就是“倭寇”。根据记载，洪武二年(1369年)，倭寇掠苏州、祟明岛；不久又寇温、台、明州及福建沿海；四年又寇温州，五年寇海盐、澉浦、福建，七年寇胶州。明朝政府为了对付倭寇，除了积极进行剿捕外，便实行消极的海禁政策，以此限制民间贸易，不许他们擅自出海与外国互市。严格规定：“军民人等擅造二桅以上违式大船，将带违禁货物下海，前往番国买卖，潜通海贼，同谋结聚及为向导却劫掠良民者，正犯……处斩……全家发边卫充军。”为彻底厉行海禁，甚至下令禁民间用番香、番货。
　　明代海禁时紧时松，大体说来，洪武建文年间(1368～1402年)，是海禁严格实施时期。到了永乐宣德年间(1403～1435年)，较为松弛，一方面派遣了声势浩大的郑和船队七下西洋，另一方面虽仍实行海禁政策，但已恢复了市舶司机构。从正统到正德年间(1436～1521年)，这86年中历经六朝，此后再也无力组织大型船队出洋，海外各国来华朝贡贸易的亦渐趋衰落。如弘治年间(1488～1505年)，番舶自广东入贡者，唯占城、暹罗各一次。从而民间私下的海上贸易活动与日俱增，当时有人指出：华夷同体，有无相通，实理势之所必然。中国与夷，各擅生产，故贸易难绝。利之所在，人必趋之。这时期虽历朝不断重申海禁的禁令，但仍不断有人违禁出海贸易，于是明代政府不得不予以宽容。正德四年(1509年)允许载运番香的外国船只入口，不论有无“勘合”，只要经过抽分，均可自行贸易。这样沿海许多海船便纷纷冒充番舶公开进行贸易，有些人甚至与外商勾结，危害地方安全，于是迫使政府重新实行海禁。但抽分收入直接影响地方财政开支，如粤中公私诸费，多资商税，番舶不至，则公私皆窘。于是，正德十二年(1517年)又取消了禁令，仍允许番舶抽分后自行贸易，实际默认了沿海船只可以出海贸易。其后嘉靖年间(1522～1566年)，由于葡萄牙人不断骚扰沿海地区，嘉靖二年(1523年)宁波又发生了日本争贡事件，加上倭寇活动猖獗，所以这一时期是海禁最严厉的时期。政府连连发出禁令，将一切违禁大船，尽数拆毁。凡有违禁，私与贼市，不仅本人服法，还要连坐邻里。直到隆庆元年(1567年)以后才废除海禁。整个明代不足300年，实行海禁时间长达近200年，因此明代海上丝绸之路由盛转衰了。